·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开辟了党报纪念传统、形成了党报宣传特色，累计刊登以人物、事件、日期为对象的纪念文本115篇。纪念文本立足时代要求、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对纪念对象进行内涵解读、对社会现实予以密切关注、对广大群众开展思想教育，在树立时代标杆、塑造政党形象、凝聚革命力量方面发挥了独特功能。
[关键词]《向导》周报；纪念文本；宣传方式；宣传功能
《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1927年7月18日在武汉停刊，共出版201期，发行量最多时达数万份。《向导》周报将争取“统一、和平、自由、独立”作为创办宗旨，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理论、推动国民革命的有力武器，在中共党报发展史、宣传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向导》周报在近五年的办报实践中，不断丰富宣传内容、拓展宣传载体，着重把握纪念契机、开辟纪念专栏，将纪念的形式从活动领域延伸至文本领域，累计刊登各类纪念文本115篇，实现了党报的政治宣传诉求与纪念的社会动员功能的融合。
一、《向导》周报纪念文本分析
纪念文本是以纪念为叙事主题、以文字为表达依托、以纸媒为传播要素而形成的文本集合体，通常题目有“悼”“告”“感”“周年”“纪念”等字词标识，或在文中阐明为纪念而作，表现为悼文、檄文、决议、宣言、声明、评论等文体形式。《向导》周报是纪念文本的媒体平台，纪念文本是《向导》周报的特色内容，数量从少到多、主题从单一到多元，在文本要素、风格、主旨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1. 文本要素： 精英式创作主体与多元化纪念对象
《向导》周报纪念文本的创作主体具有精英化的特点，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等集体作者，也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彭述之、郑超麟等个体作者。上述时代精英构成了文本创作的骨干力量，发文总数超过全部纪念文本的1/2，陈独秀的个人贡献尤为突出，公开署名文本多达17篇。相关数据如图1所示。
图1 《向导》周报纪念文本部分作者发文统计
纪念文本的作者构成是建党初期全员参与的宣传理念在办报实践上的生动体现，扩充了宣传队伍的力量，有效传播了党的声音。文本作者的身份地位、个人能力提升了纪念文本的感染力，与其他作者相比，党的领导人、革命家、理论家往往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坚定的革命立场和较强的写作能力，他们对中国国情有相对清醒的认识，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更为透彻的理解，既能敏锐洞察社会的矛盾、变革、走向，又善于把握纪念的契机、主题、内容。纪念文本因而能够全面反映宣传工作的重点、方向、要求，分析深刻有见地、论述严谨有力量，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价值取向等渗透其中。
1.1 研究对象 2016年10月至2018年3月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门诊诊断为视野损害前青光眼（开角型）的患者。
201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必须大力加强水利建设，加快推进西南等工程性缺水地区重点水源工程建设，加大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加强对水利建设的金融支持，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投资水利。当年召开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后10年全社会对水利的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
图2 《向导》周报纪念文本纪念对象统计
在早期宣传工作中，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要利用一切资源、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群众的引导。随着《向导》周报的初步创办和有序运行，创作主体以广大群众迫切需要了解的历史事实为主题，以纪念为形式，以党报为载体，发表了以人物、事件、节日等为对象的诸多文本，将形势研判、时局评论、群众动员、前景展望等内容寓于其中。每一类别的纪念对象各有不同的价值承载与意义指向，创作者的着力点也不尽相同，既有注重还原人物的生平、陈述事件的经过、说明节日的由来的文本，也有侧重展现人物的崇高精神、揭示事件的深刻内涵、阐发节日的象征意义的文本。纪念文本从不同的视角切入，不断挖掘纪念对象的内在意蕴，充分发挥纪念文本的独特作用，力求实现历史资源的时代转化。
2. 文本风格： 感性的语言鼓动与理性的逻辑分析
纪念文本兼具一定的理性色彩，这主要通过审慎的思考、客观的判断、冷静的分析来实现。一些作者通过对比、列举等论证方式增强立论基础，摒弃夸张的修辞、华丽的辞藻。如《十月革命第七周年之苏俄与资本主义世界》通过苏俄自身的纵向对比、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横向对比，以画图表、列数字的方式将苏俄七年来的发展变化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苏俄之巩固与发展是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已到了穷途”[5]等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使得污蔑苏俄的谣言不攻自破。一些作者以高屋建瓴的视野、深邃缜密的思维阐明国际形势、分析社会现实。例如，当世界大战休战日到来之际，资本家大举庆祝，“悬灯结彩，游街示威，纪念他们的‘纪念日’，高呼他们的‘胜利’！”[4]763田诚却冷眼观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休战纪念》中指出了压迫并未就此终结的事实：“我们只看见亚洲和非洲加重了压迫”“还把万万数德奥人民，沦为被压迫民族”[6]69。彭述之则不囿于成见，在《帝国主义战争的“休战纪念”到了！》中揭示了世界战争的工具论实质，指责资产阶级“把全世界的金子都吸收到自己的腰包里去了”[4]763。这些都展现了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分析重大事件时的深刻洞察力，有利于提升中国思想界对世界大战及其危害的理性认知。
语言鼓动属于感性的宣传方式，主要表现为纪念文本中大量使用充满感染力的文字和口号，以期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和行动热情。党的领导人、革命家、理论家构成了《向导》周报纪念文本的主要作者群体，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担当意识，对国家忧患痛心疾首，对劳苦大众怀有深厚的阶级情感，对百姓苦难感同身受，这体现为饱满有力、锋芒毕露的文本语言。一些纪念文本的语言表达中贯穿着深沉的爱国情怀。《国耻纪念日檄告中国同胞》控诉了英美法日等国在中国耀武扬威、肆意打杀的种种恶行，表达了对列强的极大愤慨，“他们欺凌我们中国是何等肆无忌惮”“已合起伙来压迫我们侮辱我们令我们不能再忍了”[1]510，具有强烈的情感倾向性、鲜明的行为导向性。一些纪念文本运用简短的斗争口号，如“打倒国贼曹锟！抵制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2]“工农兵士小资产阶级的民权大联盟万岁！”[3]“起来！决死战！”[4]764来升华主题、警醒群众。文字的冲击力增强了宣传的鼓动性，借助语言的力量，让读者不仅体会到帝国主义压迫之沉重，而且感受到革命斗争之迫切。
3. 文本主旨： 个体的情感抒发与广泛的群众动员
2. 对社会现实予以密切关注，回应宣传工作的当下需要
企业为了适应当今复杂多变的环境，必须先于竞争对手生产出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智力资本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智力资本不再在是一种静态的无形资产，而是动态的思维过程。智力资本存在于企业员工思维之中，是后天学习的结果，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知识和经验的总结。智力资本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纪念文本的深层目标是实现广泛的群众动员，体现了纪念文本的宣传价值。纪念文本并不单纯地缅怀过去，也不止于个体的情感表达，而是通过历史叙事启示现在，以文字化的纪念形式对广大群众进行思想启蒙、革命动员。如《悼蒋先云同志》提出“我们不但要追悼死，而且要继续他的精神”[9]2167，号召群众继承烈士遗愿，沿着先辈足迹前赴后继，以奋斗在当下作为对历史最好的纪念。这一纪念主旨在众多文本中得到鲜明体现。如《悼列宁》呼吁全世界被压迫的同胞奋勉努力，“继续列宁的事业以达到最后的解放的成功”[10]；《悼赵醒侬同志！》告诫人们克服畏难情绪：“我们的出路，只继续醒侬同志的精神努力奋斗。”[11]1811综观《向导》周报115篇纪念文本，作者十分注重引导群众辨别理论真伪、认清反动势力、坚定革命道路，激励群众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将满腔的革命热忱转化为切实的革命行动，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个人自由而努力奋斗，力争实现追忆历史与服务现实的统一。
二、《向导》周报纪念文本的宣传方式
第二，批驳各种错误思潮，抵御消极影响。国家危乱之际，各种学说粉墨登场，多种思潮相互激荡，围绕着国内矛盾、社会走向、革命道路等事关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改良主义、机会主义、保守主义、醒狮派、研究系等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治世良方”，彼此之间展开激烈论争，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视听、动摇了民心，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消极影响，不利于革命道路的确立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树立。《向导》周报纪念文本回应外界质疑、批判错误思潮，普及马列主义理论、坚守革命道路。如《世界战争第十周年》批判了鼓吹不战而胜的论调，指出“要攻击那些宣传‘社会调和’的‘教士’”[21]623，旗帜鲜明地反对阶级调和；《二七斗争之意义与教训》批评机会主义者“只凭主观的见解，按照自己的畏缩心理去推测”[13]843，指出工人斗争是时代潮流所趋。在与各方论战的过程中，纪念文本不仅深刻剖析各个学说的荒谬之处，着力消除广大群众思想上的迷茫困惑，而且对党的阶级属性、革命立场、价值取向等进行正面阐释，努力将广大群众的思想、行为逐渐统一到党的斗争纲领和奋斗目标上来。
1. 对纪念对象进行内涵解读，建构宣传工作的话语体系
政党宣传具有一定的价值预设和主观意图，旨在传递符合政党需要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情感态度，这可以通过建构宣传话语体系得到实现。话语体系是承载文字内容、把握舆论方向的主要依托，也是发挥宣传功能、实现宣传目标的基本方式。《向导》周报纪念文本通过对纪念对象的内涵解读建构宣传工作的话语体系、掌握宣传工作的话语权力，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纪念文本深刻阐释纪念对象的象征意义，挖掘其本身具有的丰富内涵。文本作者从特定的阶级立场和当前的革命需要出发回顾历史，不断探索新的宣传话语体系，对纪念对象的象征意义进行深刻阐释，激活蕴藏在历史人物、事件、节日背后的价值，在新的时空境遇中获得肯定性存在。例如，在纪念人物方面，从工人首领刘华的遇害中“愈加看出中国资产阶级的卑鄙行为”[12]；从赵醒侬的遇害中“应该了解害怕绝对不是我们的出路”[11]1811。在纪念事件方面，“二七”运动是“最进步的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在中国阶级斗争史上之第一次的表现”[13]842，义和团运动“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14]645。在纪念节日方面，“五一”是“对世界资产阶级示威的日期”[15]1428，“五四”是“中国革命的学生运动发难的纪念日”[15]1426。在文本中，历史不是人物、事件、节日的简单堆砌，而是意义的集合体。纪念对象的丰富内涵与党的价值理念高度契合，这使得文本诠释既不背离纪念对象本身的象征意义，又与党的中心任务相适应，由此形成的宣传话语体系不仅传递了关于过往的客观信息，而且基于现实对广大群众进行了思想引导。
第二，纪念文本重新定位纪念对象的精神价值，赋予其不同以往的崭新内涵。由于抱持的政治立场和采取的观察视角不同，不同党派纪念文本的切入点大相径庭。《向导》周报纪念文本重新定位纪念对象的精神价值，通过补充遗漏事实、纠正偏颇评论等方式赋予纪念对象不同以往的崭新内涵，扭转公众的认知、态度、情感，建构符合革命需要的话语体系。以义和团为例，时人“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14]645，将其污蔑为“拳匪”“恶徒”。《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赞扬其反帝精神，呼吁“替义和团宣雪其廿三年来被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所加之恶名”[16]646，从革命的视角解读义和团运动，肯定了群众的反抗行动及其历史意义。又如，《五卅的赤血与中国的赤化》揭露了帝国主义高喊赤化的真实企图，即“意欲藉此以消灭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17]1497，将赤化运动解释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救国的运动”[17]1497，重新定义赤化的词语内涵，高扬其革命精神。从贬抑到褒扬，宣传话语情感色彩的转变不仅有助于澄清关于纪念对象的错误认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抗衡反动势力的恶意宣传。
纪念文本具有其他纪念方式的一般特征，基本功能之一是实现个体的情感抒发。文本作者通过对历史人物、事件、日期的纪念，将自己对先烈的由衷敬佩、对敌人的极大愤恨、对现实的忧虑不满以及对革命的美好憧憬等倾注笔尖，多篇纪念文本始终贯穿着悲痛、赞美、乐观等感情格调。如《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中之悲愤》首段指出：“我们横览时局，复回忆中山先生的生平，因此我们现在的悲伤，沉痛的悲伤，比中山先生逝世时尤甚。”[7]文本不仅深切怀念革命领袖孙中山，而且抒发了作者对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反俄反共的愤恨之情。《悼李大钊同志》开篇描述了对李大钊同志逝世难以接受的心情：“如青天霹雳一般，使我们感觉异常的悲痛。”[8]2118文末表达了对李大钊同志的崇敬：“他是最勇敢的战士。”[8]2118尽管文本的纪念对象、表达风格不尽相同，作者寄托的情感不一而足，但文本提供了释放情感的空间，不仅表达了作者深藏的情感和内心的期待，亦能够使读者受到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触动，实现了情感的分享、沟通。
妇幼保健档案管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一方面,增强档案管理人员技术水平,重视对新技术、新手段的应用;另一方面,加大在妇幼保健档案管理硬件方面投入力度,做好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先进档案管理技术应用有效性,使档案管理数字化和信息化水平得到有效提高。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一大创举。这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
第一，关注当前形势，立足时局阐明革命道路。纪念文本通过历史观照把握当前形势，借助历史记忆针砭时弊，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残暴行径和可憎面貌，引导广大群众认清社会现实、放弃和平幻想，以此增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接受度、认同感。如《资本主义世界的休战纪念》指出了国际局势的不利变化：“莫说自由正义，全世界更现出了恐怖色彩。”[6]69《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道出了中国的真实处境：“已完全变成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栏内牛马’，‘锅内鱼肉’，宰割烹煮，都任其所为，而莫可如何。”[16]646文本以纪念为纽带连接历史与现实，立足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特殊国情，批判了以妥协换和平的愿望：“这种非革命性(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精神与期望，现在已证明其完全错误与无效。”[18]653一针见血地指出放弃革命的严重后果，即“倘若我们再不奋斗，我们就要会被人统统地杀死”[17]1496，进一步论证了走革命道路的必然性、紧迫性。纪念文本对问题的分析、对读者的引导始终围绕着社会的矛盾、革命的走向和党的任务等展开，不仅具有历史纵深感，而且具有现实针对性。
文本的纪念对象具有多元化特点，包括对人物、事件、日期[注]人物、事件、日期三者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内在关联性，难以截然分开。因此，部分纪念文本的对象并不唯一。如列宁逝世周年纪念，其对象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日期；再如“双十节”纪念，其对象可以是事件，也可以是日期。对于此类交叉情况，本文依据社会的普遍认知、对象的主要特点、纪念的侧重内容以及纪念的命名方式等因素择一对之进行归类。的纪念，如列宁、孙中山、李大钊等中外政党领袖，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等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二七”“五一”“五卅”等具有特定内涵的节日、纪念日。相关的纪念文本篇数如图2所示。
第二，追踪社会热点，根据变化调整宣传策略。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军阀混战、政权更迭的动荡之中，国共两党的关系经历了从达成合作到走向破裂的曲折过程，党的工作重心不断发生变化。纪念文本善于捕捉社会形势，以之为风向标，及时调整宣传策略。如《向导》周报纪念文本内容反映了国共关系的演变，对事态的发展、斗争的形势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国共关系缓和时，文本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将两党相提并论，重点突出国民党革命的一面，夸赞改组后的国民党“为国民奋斗之前驱的色彩更加浓厚而鲜明”[19]541，表达了对国民党的信任和期待；国共关系紧张时，《向导》周报开辟纪念孙中山专栏表明态度，将两党截然对立，集中批判国民党反动的一面，痛斥蒋介石“不特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同时戴了封建军阀的狰狞的面孔”[20]，流露出对国民党的失望和痛恨，激起了各界群众的愤慨。通过追踪社会热点，纪念文本实现了宣传策略的及时转变，对宣传材料的选择、对宣传内容的解读体现了敏锐的时代感和问题意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与时俱进的特征。
3. 对广大群众开展思想教育，突出宣传工作的政治属性
《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喉舌，党报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纪念文本作为党报纪念主题的文字表达形态必然具有政治指向，这表现在《向导》周报纪念文本通过正面引导和反面批判对广大群众开展思想教育，突出了宣传工作的政治属性。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小学德育及心理健康教育均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两者的整合却处于起步阶段，在实际发展中存在一定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小学教育的全面发展。因此，为了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促进学生素质水平的提升，促进小学德育及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结合非常重要。
第一，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凝聚思想共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共产党与同时期其他党派的本质区别所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群众、以先进的思想引领群众是党报的宣传使命，纪念文本承载着党报理论推广和思想教育的职责。《向导》周报以“九七”“双十”等节日的到来为契机，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剖析中国问题。例如，《世界战争第十周年》指明了革命的道路：“只有革命能够阻止战争；如果战争已经爆发了，亦惟有用军事行动去和他(战争)对抗。”[21]623《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说明了革命的原因：“在物的方面，是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人的方面是新阶级与旧阶级的冲突。”[22]《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分析了革命的性质：“为普通一般殖民地之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非单纯对内的民主革命。”[18]653这些论述不仅揭示了党的性质、宗旨、任务、目标，阐明了党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信仰，而且增强了广大群众对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了解、熟悉、接受，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凝聚群众思想共识。
今年6月，总面积11.6万平方米、设计年旅客吞吐量1300万人次的龙湾国际机场T2航站楼正式启用；市域铁路S1线将在今年国庆正式迎客……眼下，温州正按照《浙江省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实施方案（2016～2018年）》的要求，全力打造“长江经济带东南门户枢纽城市”。为加强对温州市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温州市还特别成立了温州市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认识到了纪念活动之于宣传工作的独特价值。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报积极探索文字化的纪念模式，深刻挖掘历史资源的时代价值，对纪念对象进行内涵解读、对社会现实予以密切关注、对广大群众开展思想教育，旨在建构宣传工作的话语体系、回应宣传工作的当下需要、突出宣传工作的政治属性，以此实现纪念文本的宣传功能。
三、《向导》周报纪念文本的宣传功能
《向导》周报是早期共产党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主阵地，纪念文本是《向导》周报的宣传特色，它立足党的宣传需要、结合党报自身特点，以纪念为主题，汇聚文字力量，在树立时代标杆、塑造政党形象、凝聚革命力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增强了党报的宣传功能。
《向导》周报纪念文本不仅缅怀过去，而且立足现实，纪念主题的选择、内容的阐述等无不体现了现实关切的特征。纪念文本中的历史不是与当下无关的、遥远而孤立的存在，而是与现实诉求发生关联、与时代呼声产生共鸣，因而较好地回应了宣传工作的当下需要。
1.建构历史记忆，树立时代标杆
《向导》周报纪念文本通过对人物的追思、对事件的回顾再现历史场景，为广大读者创设回忆、怀念的空间，建构了历史记忆，使群众深刻体会到外部环境之凶险以及革命斗争之顽强。例如，《资本主义世界的休战纪念》首段即指出：“这个日子即刻就要到了，也令我们想起历史上空前屠杀事业的始末，和英德两系资产阶级政客们怎样哄骗全世界人民去上屠杀场。”[6]69借助文字的阐释，被遮蔽的事实走向澄明，被遗忘的记忆逐渐清晰，文本带领读者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无情、资产阶级的贪婪狡猾以及群众的弱小无助。纪念文本对历史的阐释并不停留在事实层面，更着重在评论中渗透党的价值观念，引导读者在是非曲直的判断中感受社会主流导向，在建构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确立时代标杆、明确学习榜样。
纪念文本树立了两类时代标杆。一是国家学习的榜样：苏俄。苏俄通过革命斗争步入了人民自由、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的轨道，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其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文本表达了对苏俄的推崇之情、追随之意。例如，《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的苏俄之经济政治的进步》全面展现了十月革命之后苏俄经济进步、政治稳固以及列宁主义发展的事实，如“苏俄的经济不但一天天地稳固，而且是突飞猛进的发展”[23]，将苏俄的革命道路、发展模式视为时代的潮流、未来的趋向。《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进一步指出了学习苏俄的现实依据，认为“中国的所 谓‘国情’，简直是俄国第二”，着意引导群众对十月革命道路坚信不疑，树立以俄为榜样建立新中国的信念。《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学习苏俄的现实依据。苏俄是弱小国家在反帝反封建过程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代表，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文本较少关注两国国情的差异性，而是突出强调了两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备受压迫、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等诸多相似之处，指出：“中国的所谓‘国情’，简直是俄国第二”[24]1950，着意增强群众对列宁主义、对十月革命道路、对社会主义前途的认同，树立以苏联为师的信念。二是群众学习的榜样：革命先驱。纪念文本哀悼了革命先驱群体以及刘华、王中秀、赵醒侬、蒋先云、施洋等烈士个体，诠释了他们对外驱逐列强、对内推翻军阀的英勇事迹，将他们塑造为时代楷模。如《二七斗争之意义与教训》指出工人阶级在“二七”斗争中展示了“最勇猛的奋斗精神和伟大的牺牲精神”[13]843；《悼蒋先云同志》赞美蒋先云“临阵时负伤三仆三起，仍追敌不稍退”[9]2167，号召群众学习他们无所畏惧的精神和勇敢忠诚的品质。总之，纪念文本注重发挥苏俄的榜样示范作用以增强中国以苏联为师的自信和决心，发挥先驱的榜样带动力量以激发群众为革命献身的动力和勇气，通过设立两类不同的时代标杆，不仅确立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而且明确了个体的努力方向。
2.扭转舆论导向，塑造政党形象
舆论是社会的风向标，代表着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知与评价。大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国民党等敌对势力操纵媒体、封锁信息，通过虚假宣传控制舆论导向，刻意散布反动言论、营造恐怖氛围，将国内的革命斗争定性为“赤化”、将十月革命诋毁为“洪水猛兽”、将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污蔑为“赤化帝国主义”，这些宣传歪曲党的理论、丑化党的领袖，打击群众的革命热情、误导群众的价值判断，对国民革命造成了严重后果。纪念文本对此予以坚决回击，引导广大群众认同共产党及其革命道路、奋斗目标，不断扭转舆论导向。
政党形象决定着政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制约着群众对政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纪念文本注重在不同群体、党派的差异对照中树立政党威信、提升政党形象，使群众对党的认知更为直观、全面，以此扭转舆论导向。一是在党员与他者的对比中塑造不畏强敌、顽强抗争的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是由无数个党员组成的，党的外在形象借由每个党员的言行直接展现。大革命时期，为挽救民族、国家于危难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众多党员身先士卒、壮烈牺牲。纪念文本赞美了以李大钊、蒋先云、刘华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同时对他者的妥协、懦弱、沉默提出了批评。例如，批评国民党右派“或是卵翼于外国帝国主义之下”“或是久居租界受惯外人之保护”[18]653；鞭笞所谓的“士大夫”之流“甘作帝国主义者之奴隶走狗”[16]646；痛斥军阀官僚“眼见帝国主义者向国民进攻而一声不响”[19]。相比之下，共产党员的勇敢、坚毅、奉献、团结等品质弥足珍贵，既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也是共产党良好形象的展现。
二是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比中塑造大公无私、坚持革命的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外在形象借由工人阶级的言行间接展现。以“二七”“五卅”等日期为主题的纪念文本不仅赞美了工人阶级在对敌斗争中勇于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而且立足革命形势的变化，表达了对资产阶级脱离联合战线、背弃国民革命的强烈不满。例如，《五卅二周纪念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痛斥资产阶级“卖国卖民，将三民主义抛弃到一民也不剩”[25]2137，尤其指出“蒋介石等豪绅资产阶级，显然是实行反革命，他们的本性不能不和帝国主义军阀妥协，而且已经见诸实行”[25]2137。通过强烈的对比，纪念文本引导广大群众认识到，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是孙中山先生的可靠继承者，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的忠实践行者以及国民革命的努力推动者，树立了大公无私、坚持革命的政党形象，有助于增强工人阶级的内在凝聚力、提升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力。
(4)若患者在进行腹部CT检查前,曾进行过钡剂灌肠等其他造影检查且有造影剂残留的,不能进行CT检查,防止造影剂残留于肠内形成伪影,导致图像质量欠佳。
3.鼓舞社会士气，凝聚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中国内忧外患交织、社会动荡不安。年轻的共产党人筚路蓝缕，领导工人阶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然而，在反动派的严厉打击下，流血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工农运动不时陷入低潮。例如，“二七”运动之后，社会士气较为低沉、革命力量大为减弱。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之后，此种现象更甚，国内的斗争形势日趋严峻、革命道路至为艰险。纪念文本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不断提升群众的革命热情、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一些文本以情感激励为手段，激励群众奋起，如“我们抬起头来罢！或者是死！”[1]510号召群众将家仇国恨转化为持久稳定的革命动力，以涤荡奇耻大辱。一些文本以奋斗目标为指引，描绘美好蓝图，如“如果社会主义的社会成功了，什么种族不平等，少数剥削群众的事，贫困与战争等等都是会消灭的”[26]，激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投身革命的主动性。
这一时期，工人力量的有限性与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单一阶级不足以支撑革命走向成功，党十分重视整合涣散的力量以形成革命的大联合。与此相应，纪念文本发出了团结起来的号召。一是凝聚国内力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多阶级长期并存是必然现象。党将工人阶级视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民族革命之唯一先锋军、领导者”[13]843，肯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同时，反复论证阶级团结的重要性，积极争取广大农民、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等群体的有力支持，呼吁“凡不愿跪在敌人脚下做顺民的人，一齐联合为民族民权民生奋斗的国民党向列强及直系军阀反抗”[19]，旨在强化国内各阶级的参与意识，最大限度地充实革命队伍，形成联合斗争的有利局面。二是呼吁国际联合。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策略，倡导世界范围内劳苦大众的联合。纪念文本不仅注重扩大国内革命阵营，而且以恢宏的气势、开阔的视野呼吁国际联合。例如，《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指出，“应使中国的革命与世界革命势力——领导世界革命的苏俄和其他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亲密地永久地合作”[24]1951，并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打破局促的地域界限团结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力量之源，以此推动全人类彻底解放的远大目标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创立与大革命时期，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的历史使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向导》周报积极探索新的宣传形式，开创中共中央党报纪念文本先例，初步确立了纪念文本的作者群体、对象范围、作用方式以及功能指向，推动了党报纪念传统的形成和纪念文化的发展。《向导》周报的发行量从最初的千余份增长至数万份，其受众群体不断扩大，纪念文本的社会影响随之逐步提升，良好的宣传效果使纪念文本在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宣传实践中得以延续，党的领导人、理论家在某些重要历史时刻撰写纪念文章并在党报上公开发表的做法沿用至今。尽管宣传方式及其功能因时代主题、社会需要的不同有所变化，但总体而言，纪念文本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广大群众获取知识信息、形成价值判断和转变行为方式始终发挥着独特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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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二杰，法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树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百年历程与经验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005)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李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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