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以40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共情和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网络欺负行为处于较低水平；道德推脱与共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道德推脱与网络欺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共情中的共情性关心与网络欺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道德推脱在共情性关心和网络欺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共情；道德推脱；网络欺负
一、研究背景
网络带来高效与便利的同时，也会给网民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如网络世界中广泛存在的辱骂和骚扰等网络欺负行为。网络欺负是指个人或团体经常通过电子或数字媒体传播旨在伤害他人的敌对或侵略性信息的行为［1］。对被欺负者来说，网络欺负会导致其产生很多心理、生理问题；对欺负者来说，可能触犯法律。因此，大学生的网络欺负行为值得研究人员进行考察，以此为网络欺负的预防和控制提供理论依据。
共情是识别和理解他人的感受，从他人的角度思考和理解问题的能力［2］。根据以往研究，共情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从共情的角度研究网络欺负是目前的发展趋势。学界在讨论共情对网络欺负是否有影响这一点上存在争议。本研究推测，共情给大学生网络欺负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道德推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认知倾向，会使内部道德标准失效，将个人的某些不道德行为（如网络欺凌）转变为道德行为，最大限度降低个体的责任感和内疚感，减少对受害者痛苦的认知［3］。已有研究已经证实了道德推脱对个体现实生活中攻击行为具有正向影响［4］。据此，本研究推测，道德推脱会对大学生的网络欺负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究证明，共情对网络欺负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5］。也有研究显示，道德推脱会对网络欺负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6］。同时，共情会对道德推脱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7］。据此，本研究推测，道德推脱会在共情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即个人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和国家的基本细胞，而婚恋则是个体发展、家庭延续乃至国家生生不息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但在现实中，许多贫困农村的男青年遥望着“围城”内的生活，却因种种现实和自身的原因而无法走进婚姻的殿堂。
二、研究过程
（一）研究对象
选取重庆师范大学的400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400份，收回问卷395份，回收率为98.8%；有效问卷363份，有效率为91.9%。其中，男生116人，女生247人；大一204人，大二61人，大三53人，大四45人；理工类166人，文史类178人，艺术12人，其他专业类型7人。所有被试均有上网经验。
（二）研究工具
采用许秀利编制的网络欺负量表（Cyberbullying Scale）。共12个项目，5点计分，包括直接网络欺负与间接网络欺负两个维度。得分越高，被试的网络欺负行为就越严重。该量表信效度良好，重测信度0.82，内部一致性系数0.86。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通过对国内一些省市创客园区及高校双创工坊的研究，调研分析目前我省高职院校基于创客空间的现状及不足，针对问题进行分析解决，整合高职院校专业、师资及周边中小企业资源，构建以专业资源整合为背景，贯穿案例教学、问题探讨、项目拓展三步融合的适应我省高职院校的创客工坊，以创客教育为人才培养模式，整合高职院校专业、师资资源，在“设立多专业多校共享资源”“提供教师培训”“鼓励器材研发生产”“创建创客社区”“创建良好奖励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促进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间交流合作、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思想。
1.网络欺负量表
2.道德推脱量表
姜祈，真的是他。雷染君捂住嘴，眼里刹那间蓄满了眼泪。都怪她，如果她能提醒他一句，就不会害他受伤。双手肌腱断裂，对一个将满十七岁、正处在意气风发年纪的男孩来说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他一定恨死她了。
使用统计软件SPSS19.0软件处理研究中得出的相关数据。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道德推脱与网络欺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共情中的共情性关心与网络欺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道德推脱与共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采用Bandura等人编制、王兴超与杨继平修订的道德推脱量表（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共26个项目，5点计分，包括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扭曲结果、非人性化和责备归因八个维度。得分越高，被试的道德推脱就越严重。该量表信效度良好，分半信度0.8，内部一致性系数0.87。
（三）统计处理
3.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中文版
三、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网络欺负、道德推脱与共情的描述性分析
文献[11]中，提出了一种通过搜索配置树并结合图论的配置延迟缓冲器算法.算法将电路的时序构建为树形结构.算法寻找需要优化的时序路径，插入延迟缓冲器以提高良率，平均良率提高23%.
（二）网络欺负、道德推脱与共情及其各因子的相关分析结果
采用Davis编制、吴静吉与詹志禹修订的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中文版（IRI-C）来测量个体的共情能力。共22个项目，5点计分，包括观点采择、幻想、共情性关心、个人痛苦四个维度。得分越高，被试的共情能力就越强。该量表信效度良好，重测信度介于0.56～0.82，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0.53～0.78。
描述性分析统计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网络欺负均值为1.32、标准差为0.29，均值低于中值3，说明大学生的网络欺负现象处于较低水平。大学生的道德推脱均值为1.98、标准差为0.47，均值低于中值3，说明大学生的道德推脱水平处于较低水平。大学生的共情均值为3.19、标准差为0.43，均值略高于中值3，说明大学生的共情水平较高。
（三）道德推脱在共情性关心和网络欺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从相关分析来看，道德推脱、共情性关心与网络欺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可以满足检验中介作用的前提条件。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共情性关心对网络欺负和道德推脱的回归系数显著；道德推脱对网络欺负的回归系数显著，共情性关心对网络欺负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道德推脱在共情性关心和网络欺负之间起完全的中介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得出两个结论：大学生的网络欺负行为处于较低水平；道德推脱在共情性关心和网络欺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描述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的网络欺负行为处于较低水平。说明目前大学生网络欺负行为的总体现状比较乐观，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从个人层面来看，目前当代大学生的受教育水平和素质相对较高，并且懂法守法，在网络世界中能够克制自身的不道德行为；从环境层面来看，大学生所处环境相对于社会人士而言更单纯，所受到的压力也较小，因此，使大学生的网络欺负水平较低。
道德推脱与网络欺负存在显著正相关。共情中的共情性关心与网络欺负存在显著负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8］。但是，共情与网络欺负不存在显著相关，这一点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8］。共情与道德推脱存在显著负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7］。
有一天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一位中国同胞前来找我帮忙填写申请社会保险的表格。他到法国20年了，竟然连姓名性别这样最简单的法文字词都看不懂！他说自己就像瞎子或聋子一样，很不方便。这些远赴异国他乡谋生的华裔们，在生活上遇到多大的困难啊！
中介效应检验显示，道德推脱在共情性关心维度与网络欺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共情性关心无法直接影响网络欺负，而是通过影响道德推脱影响网络欺负。个体的共情性关心水平越高，就越倾向于给予他人同情和关心，越低则给他人带来伤害和不适行为。也就是说，这样的个体在对待他人方面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更加遵循道德规则，也就更少地使用道德推脱来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开脱，也就是他们的道德推脱水平较低。低道德推脱水平的个体在应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时会更多地采取自我批评的方式，而不是为自己找理由和借口，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减少自己的各类不道德行为和攻击性行为，如网络欺负。所以，正是通过道德推脱这一中介变量，共情性关心才会对网络欺负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 黎亚军，陈福美，卢富荣，等.青少年网络受欺负对偏差行为的影响及自我控制的调节效应［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5）：896-900.
［2］ 杨继平，杨力，王兴超.移情、道德推脱对初中生网络过激行为的影响［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22-128.
［3］ 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86（1）：169.
［4］ 杨继平，王兴超.道德推脱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J］.心理学报，2012（8）：1075-1085.
［5］ Schultze-Krumbholz A，Scheithauer H. Measuring Cyberbullying and Cybervictimisation by Using Behavioral Categories-The Berlin Cyberbullying Cybervictimisation Questionnaire（BCyQ）［J］.Post Conference Workshop “cost Action Is0801:Cyberbullying:Coping with Negative and Enhancing Positive Uses of New Technologies，in Relationships in Educational Settings”，2009（8）：22-23.
［6］ 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等.青少年网络不道德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道德脱离、责任心、道德同一性的中介作用［J］.心理科学，2013（2）：372-377.
［7］ DetertJ R，Treviño L K，Sweitzer V L. Moral Disengagement in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A Study of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8（2）：374.
［8］ Casas J A，Del Rey R，Ortegaruiz R.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Predictor Variables［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3（3）：580-587.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19）07-0160-02
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9.07.071
收稿日期：2019-07-07
作者简介：黄蕾（1995—），女，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格与心理测评。
（责任编辑：王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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