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于1906年写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这部著作成为“美国例外论”的主要代表；［1］也因为它标题鲜明，一定程度上使得“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成为经久不衰的问题意识，尽管真实的历史并不是像“没有”那么简单。而且，历史的发展也不那么容易捉摸。谁能够想到，在桑巴特的著作出版10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一词开始在美国青年一代中受到欢迎（这里以及本文以下提到的都是西方谈论的 “社会主义”），甚至开始进入主流政治。2018年的盖勒普民意测验显示，在美国19岁到29岁的青年人当中，有5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比较之下，该年龄群中有45%的人对资本主义持正面看法（50岁以上的人当中，两者相比是1∶2）。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人数，由2016年的不到7000人，迅速增长到2018年的46000人。［2］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在竞选联邦众议员的人中，有12人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注册党员，其中5人当选。想象一下，直到2016年大选之前，“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中还只是一个用来污蔑对手的咒语。
指标层:C1(0.10),C2(0.12),C3(0.08),C4(0.13),C5(0.05),C6(0.04),C7(0.06),C8(0.17),C9(0.08),C13(0.11),C14(0.05)
是什么导致“社会主义”的旋风刮到美国？“美国例外论”要结束吗？美国青年人理解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
其实，仔细看一下就能明白，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派的主要纲领，包括全民健康保险、缩小贫富差距、加强对大金融公司的监管，等等，都属于资本主义体制内的财富再分配性质，是教科书上所说的“社会民主”范畴，而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差很远。为什么“社会民主”和“社会主义”会被混淆在一起？美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又是怎样来的？
今天我们有一个考察历史的制高点，能够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桑巴特是在历史巨变——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前夕做考察和分析的，而从那时起，在世界舞台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又经历了难以预料的曲折发展。纵观20世纪历史，从大线索上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普遍的，因此，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也普遍出现，这一点，全世界只有趋同，没有例外。从细节上看，各个国家的阶级斗争和政治现代化路径大异其趣（这也恰是托克维尔、桑巴特和巴林顿·摩尔的各自传世名著的主题［3］）；全球资本扩张及其带来的“双重运动”，在各个地区和国家导致的结果都不尽相同。最概括地讲，在发达国家出现社会民主，在不发达国家出现苏联模式，而东西方冷战造就了发达国家的新左翼和 “民主社会主义”。无论在哪里，资本扩张所引发的反向运动，都重塑了劳动过程和资本积累的方式，但都是以各国的政治传统、市民社会作为条件和中介。来看看美国是怎样经历这个过程吧。
一、社会主义在美国1．0：被边缘化的草根运动（1900—1931）
在桑巴特着手研究“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20世纪初，是社会主义在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产生巨大影响的年代。社会主义党派在法、德、英等国家通过选举或者进入政府内阁，或者取得议会席位。［4］更不用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费边协会的影响等，使得同时期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相形见绌。
然而，这期间在美国作为反对资本体制的思潮和运动的社会主义，并非乏善可陈。在20世纪初，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经验的尤金·戴布斯创建了美国社会党，并和其他工会领导人创建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和戴布斯类似，早期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如德·里昂、比尔·黑伍德、玛丽·哈里斯·琼斯（“琼斯母亲”）和露西·帕森斯等，都把组织工人和直接行动作为主要任务。和这种做法形成对比的是，以社会主义者维克多·伯格和诺尔曼·托马斯为代表的 “体制内路线”，即参加地方选举、以进入议会和政府为短期目标。在伯格的推动下，社会主义党派人士在1910年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市政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密尔沃基市从1910年到1940年间的前后两位市长都是社会党人士。伯格本人也前后两次当选联邦众议院议员，成功引入了退休金、失业保险和公共住房方面的提案。社会主义者在密尔沃基市的实践偏重资本主义体制内改良，被另一位美国社会党人不无讽刺地称作“下水道社会主义”，因为对公众健康的关注以及对市政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当地社会党人引以为豪的。这里，欧洲大陆的工联主义和改良主义两条路线的对立，也反映在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实践中。然而，工会和罢工受到取缔和镇压，两党体制强烈排斥激进党派，因此，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在美国被严重边缘化，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大萧条和新政的到来。
二、社会主义在美国2．0：罗斯福新政（1933—1936）
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席卷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但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反应是不同的。不仅在英、法、北欧国家内各不相同，在法西斯政党早已执政的意大利和萧条中才开始执政的德国，也表现不同。而最突出的，则是发生在美国的历史性转变：1933年到1936年的罗斯福新政，在短暂的历史时段内，构建了美国的社会安全网，将放任资本主义经济转轨到凯恩斯主义经济。以社会民主的纲领建立福利国家体系，在各个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都是如此，虽然日程表各不相同。在北欧国家，20世纪20年代社会民主党派通过赢得大选执政，逐步开始实施混合经济、社会安全网等社会民主内容。［5］在美国，借大萧条之机，社会民主的实施方式更迅速、更宏大：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的100天内，迅速建立了联邦紧急救助局、农业调整局、田纳西河谷管理局，通过了国家工业复苏法案，从而开始了以救助、复苏和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政。1936年通过的《国家劳动关系法案（“瓦格纳法案”）》，正式确立对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的保障，并建立国家劳动关系署，负责执行劳动法。新政的结果是：增加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特别是对金融和劳资争议的调控，以所谓“大政府＋大工会”的模式实现了对劳工和工会的整合，大量财政开支用于公共服务。
罗斯福在1941年对国会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提出了四大基本自由的概念，即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点，这是罗斯福有意超越美国宪法传统和权利法案的框架，将经济安全纳入基本权利之内。这是在话语层面上对社会民主理念的最明确表达。［6］
罗斯福之所以能够打破很多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先例，使得社会民主内容的新政得以实施，是归因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所领导的民主党将多个不同派别和利益群体团结在“新政联盟”之内，这包括天主教群体、犹太人、黑人、劳工、大城市的民主党“机器”、进步人士等。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罗斯福“发动了群众”。
福利国家模式，最初起源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派的纲领和实践，其性质存在长期的争议：其一，它是否是资本主义为度过危机而实施的自保措施？其二，它是否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对于罗斯福新政是为资本长期利益而做的自保措施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斯考切波认为，这是目的论和功能论性质的偷懒说法；她论证：罗斯福新政并非资本主义的自救（很多资本家及其代言人自始至终反对）；也没有能够实现自救（经济危机直到实施战时经济后才得到缓解）。斯考切波强调在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下，政党政治、阶级和种族文化群体联盟的建立、市民社会的活跃，在特定的契机之下，导致强势者和弱势者之间的新的力量平衡，这是新政的实质。总之，社会民主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实施，不是资本主义的自救措施，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社会条件下的对抗妥协的结果。［7］
［5］Francis Sejersted．2011．Adams，Madeleine B．，ed．The Age of Social Democracy：Norway and Swed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ranslated by Daly，Richa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考察罗斯福新政期间，各种党派、政策和话语的互动，能够给人以启发。罗斯福新政对工会和一部分社会主义党派人士起到了收编的作用。在新政前，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通常被迫害、起诉和判刑，而新政期间，工会组织者杜宾斯基、希尔曼和社会主义者兰道尔夫等，其工会活动比较成功，不再和政府有对抗关系。而社会主义领导人物托马斯感叹道：“罗斯福抢走了我们的地盘。”［8］另一方面，保守派人士，如共和党参议员塔夫特，以及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熊彼得则批评罗斯福的大政府新政，认为这是在美国搞“社会主义”。［9］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为什么“社会主义”旋风会突然降临美国？恐怕这都不是最好的问题意识。好的问题意识是：反体制的思潮和运动会怎样借着多次历史契机，在不同层次上介入体制，对体制进行变革。其实作为思潮和运动的“社会主义”，自始至终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偶尔通过阶级斗争和政党斗争介入其劳动过程和资本积累，只不过这种互动和斗争过程不像教科书和政治宣言中描述的那样直截了当、黑白分明、名实相符。教科书和政治宣言是教条的、没有幽默感的，而历史是狡黠的和反讽的。
三、社会主义在美国3．0：新左翼和后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年代）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从内蒙古出差回来，钟扬会抽点时间指导一下孩子的科创作业。“科创的事我回来跟你谈，周末愉快！”这是他留给小儿子的最后一句话。
如果说，大萧条和二战所引起的美国体制调整产生了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罗斯福新政，那么，二战后的美苏冷战，导致了美国新左翼的出现。这个过程有其国内和国际的历史背景。战后美国社会的繁荣和福利国家的确立，导致劳资矛盾缓和，民权、反战和女权等运动和思潮，取代劳工和工会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在国际上，东西方阵营的对立和苏联模式的僵化，促使社会主义者从历史到当代寻找另类的反体制的思想和运动资源。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的组织“美国学生民主促进会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在其著名的1962年休伦港宣言中，提出要以“参与式民主”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占有和特权。二战后的美国社会主义活动家，如沙克特曼、哈灵顿等，和二战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不同之处是，都和所谓“斯大林主义”拉开距离，更强调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结合，并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平台参与选举政治；在伯克利校园的学生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理论家哈尔·德雷帕尔在1966年发表《社会主义的两种灵魂》小册子，认为社会主义传统（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模式）自从在欧洲诞生以来，都是“从上至下的社会主义”，即忽视群众的主动性，而只有在马克思那里是将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对于马克思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德雷帕尔都持批评态度，唯独对罗莎·卢森堡的遗产情有独钟。［10］
美国“新左翼”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深入理论建构和辩护，则是由激进经济学家鲍尔斯和金蒂斯在其《民主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完成的。［11］鲍尔斯和金蒂斯采用了和《美国的民主》的作者、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类似的视角来考察美国社会，发现：美国社会的个人权利与基层共同体的团结相辅相成，构成美国民主的基石。然而，鲍尔斯和金蒂斯也认为，个人权利的扩大和资本主义的扩张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同时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互补性：“在自由主义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变革，是通过马克思的反压迫的集体斗争的逻辑，同时也采纳自由主义的语言，包括权利和民主赋权的目标。”这样，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提供实质，自由主义提供形式，实现了新左翼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结合。鲍尔斯和金蒂斯在该著作中，还主张文化和话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经济之外的团结基础，比如种族、性别等，而不再强调经济首要性。这样，60年代的社会运动和激进思潮，孵化出了美国的新左翼，它走出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同时将美国民主传统和民权运动的遗产放在“民主社会主义”的范式之中。
结语：社会主义在美国4．0：伯尼和AOC（2016至今）
二战之后，开启了所谓 “美利坚帝国和平”（Pax Americana）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匀质的历史时段；在这期间，战后的繁荣被后来的低速增长所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逐渐下滑；里根和撒切尔的上台、冷战结束、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大衰退是几个重要分水岭。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经历了工会的瓦解、贫富差距的增大、身份政治的兴起、文化战争的加剧，政治两极分化；以特朗普当选为标志，美国体制进入了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那些信，是徐东和他前女友的。一封封，从高中到大学。从青涩到热恋。从热恋到分开。不是因为不喜欢了，只是各有各自要走的路，前任接受不了异地恋。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他被对手指责为“社会主义者”，那时“社会主义”还是一个用来诋毁政敌的杀伤力强大的咒语。但自2016年以来，“社会主义”的概念在美国变得越来越正面，影响大大提高，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其实，自称或被称作“社会主义”的那些政策纲领，包括社会化健康保险、免费大学教育、提高最低工资，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内容，在战后工业化国家普遍实行，只不过是属于罗斯福新政未能完成的那部分罢了。［12］
美国是战后西方头号发达国家，但其社会安全网有重大缺失；然而，美国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不允许完成罗斯福新政，其策略就是给它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从而轻而易举将其挫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奥巴马当选之后出现的 “茶党运动”，该运动极力反对奥巴马推出的政府赞助的医疗保险体制，其口号就是不要“社会主义”。然而，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保障不断退缩、年轻人的生活已经赶不上父母一代的美国，很多普通民众越来越感到“茶党”们所反对的“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恰恰能够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这对那些没有冷战意识形态包袱的年轻人更是如此。这样，“社会主义”从保守派的咒语，变成了年轻人的“生活在别处”。
注释
如果我们接纳斯考切波的观点，罗斯福新政并非资本主义自身的功能，而是来自资本利益之外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无疑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改造的思潮、运动和方案，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曲折的、间接的，甚至是反讽的、意图外的，并且和教科书的预测迥然不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形式，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形塑。
因为民意的戏剧性变化，“民主社会主义”才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政治主流。如果说，罗斯福新政没有刻意标榜其 “社会民主”的谱系，那么，21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则综合了罗斯福新政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内容，和“新左翼”的对种族平等、民主参与的强调。2016年将“民主社会主义”引入美国主流政治的主要人物是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桑德斯，他被媒体昵称为伯尼，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曾参加1963年华盛顿游行，聆听了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说。这是他承接新左翼的遗产的资本。不过最能揭示出他的政治理念的，是他说的这句话：“当我说民主社会主义，我没有在看委内瑞拉，也没有在看古巴，而是在看像丹麦和瑞典这样的国家。”［13］年青一代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家也涌现出来。在2018年中期大选中当选为国会议员的29岁的奥卡西奥-考特斯，因为她的少数民族、女性青年和草根经历的背景，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连名字都被媒体简写为AOC（相当于名人待遇）。AOC牵头起草了“绿色新政”提案，系统陈述了美国激进左派在环境、就业、税收、医疗和教育等问题上的改革纲领。
［7］Theda Skocpol：“Political Response to Capitalist Crisis：Neo-Marxist Theories of the State and the Case of the New Deal”，Politics＆ Society，March 1980，Vol．10（2），pp．155—201．
逊克片区一农户张先生，爱人领着孩子在县里上学，父母长期住在县里，平时只有一人在家务农。一天在抢收大豆的时候，大型收割机的轴承坏了，没办法给逊克片区齐克加油站打电话救助，齐克加油站经理第一时间带领一名修理工以最快的速度把轴承换上，让收割机正常作业。
［2］分 别 见：https：／／news．gallup．com／poll／240725／democrats-positive-socialism-capitalism．aspx；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cratic＿Socialists＿of＿America．
在上期的文章中，笔者与大家分享了在学校中教师是如何有效运用布鲁姆的六层思考模式去提升学与教的层次的。培养布鲁姆的高层次思考（分析、综合、评鉴，即高阶思维），是当代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目标。要想有效地培养这些目标，教师要为学生提供适当的学习经历（Learning Experiences）。本期将介绍一个有用的学习经历模式，供教师参考，有助提高培养学生发展高层次思考的效果。
［3］分别是：［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现代社会形成中的地主与农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帝国议会中上升为第一大党，尽管没有组阁的权力。在法国，社会党人和其他激进派别组成左派联盟，赢得了1902年的大选。在英国，由一系列工会组织组成的劳动代表委员会，即工党的前身，在1906年的国会大选中，赢得29个席位；到了1910年大选，赢得了42席下院席位。
至于福利国家所实行的社会民主是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斯考切波的“政治相对自主论”思路同样给我们以启示：也许，更有意义的问题，不是“两种体制能否混合”，而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这种斗争一定有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参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触及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积累方式，从而影响该体制的各个方面。
［6］Harvey J．Kaye：The Fight for the Four Freedoms What Made FDR and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Truly Great．Simon＆Schuster，2014．
［1］［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年轻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青少年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可以从古人先进的思想文化中汲取先进的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系统。当代社会，青少年的学业压力过大，忽略了对自身思想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建设。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不仅可以开拓视野，增加知识面，在丰富青少年精神内涵的同时也提高了思想境界。
3.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主义全面改革新时期与党的群众史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打破了教条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心的拨乱反正，使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重新回到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建设上来，并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至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新时期。
［8］Mario Di Nunzio：Franklin D．Roosevelt and the third American revolution．Praeger，2011．
［9］［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5章、第28章．
［10］［美］哈尔·德雷柏．社会主义的两种灵魂［OL］．1966．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hal-draper-1966．htm．
［11］［美］塞缪尔·鲍尔斯，［美］赫伯特·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两位作者在20世纪60年代曾和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合作。
［12］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罗斯福新政虽然具有革命性，但是由于各种阻力，只完成了一半。如：William E．Leuchtenburg：Franklin D．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1932—1940．Harper and Row，1963．
2.农村民房管理制度改革。探索试行允许珊瑚石民居或院落改造为高端度假民宿，建设度假民宿配套设施，满足中高端旅游需求。探索在涠洲岛试行民房建筑总量控制和建筑高度限定制度。打破涠洲岛先行的“一户一宅”农村建房模式，将涠洲岛视作城区，严格控制民房建设总量，达到一定数量后将不再审批民房建设。严格控制民房高度（如限高12米），以免影响海岛整体风貌。
［13］见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2016-election／transcript-msnbc-telemundo-clinton-sanders-townhall-n520781．
关于语言中形式与意义之间关系的界定，索绪尔提出的“任意性”学说在语言学界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所谓任意性是指语言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没有内在的、可论证的联系。索绪尔之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对待语言符号任意性这一问题上都犯了绝对化的错误，两者都认为不论在词汇层面还是在句法层面语言形式和意义的结合都是任意的、无理可据的。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发展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责任编辑 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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