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Logit回归模型检验了收入不确定、阶层流动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收入不确定显著抑制了二孩生育意愿；与高收入阶层相比，低收入家庭脆弱性更大，收入不确定显著抑制其生育意愿；暂时性收入波动对男性二孩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但并未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失业率显著降低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却并未降低男性二孩生育意愿；社会阶层流动增加了二孩生育意愿，并显著降低了收入不确定对二孩生育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收入不确定 阶层流动 生育意愿 高收入家庭 低收入家庭 失业率
一、问题提出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世界人口生育率均呈下降趋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生育率越低[1]。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其人口红利已然越过最丰裕的收获期,开始迅速衰减[2]。尽管中国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调整生育政策，但收效甚微，自2011—2016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仅增长了0.1%。究竟何种因素阻碍了居民的生育行为？政府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唤醒国民的生育意愿？
自从贝克尔将成本效用分析纳入家庭生育决策，学者从家庭收入、女性劳动收入、房价波动、代际支持等角度分析了当前收入效应和预算约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但是生育意愿及决策并不仅仅受当前收入水平约束，由于养育子女涉及未来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故未来的收入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为重要。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儿童质量的需求增加显著高于对儿童数量需求的增长，父母不仅要选择孩子的数量，他们还要选择为每个孩子投入多少时间和金钱以确保儿童质量[3]。因此，负责任的父母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能够支持子女成长，而且在将来也能够支持他们。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不仅是当前的收入状况，还包括对未来家庭收入的预期。 因此，国外文献多从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变化，例如较高的失业率或较低的工作保障的角度研究收入的不确定性与生育率的关系，而中国目前还没有研究收入不确定与生育关系的相关文献，且中国与外国无论是在劳动力市场还是在生育政策、生育观念方面都存在显著不同，因而探讨中国收入不确定性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具有学术上和现实的重要意义。
二、相关文献及评述
(一)收入不确定与生育
生育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由于家庭形成及儿童生养的根本在于稳定的经济基础，因此对经济收入不确定与生育的关系在西方有广泛研究。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收入不确定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影响生育：
首先，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会改变个体储蓄行为，影响投资组合决策，而生育儿童既意味着消费支出决策，也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因而经济不确定会改变家庭生育决策。洪德罗亚尼斯(Hondroyiannis，2010)认为，宏观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可能对生育造成不利影响，由于儿童是长期承诺，不仅当前的经济状况对生育至关重要，而且对未来的期待也影响着生育决策[4]。负责任的父母如果未来面临高失业率或低收入风险，就不会再生育一个孩子。
其次，收入不确定推迟了家庭组建和育龄延迟，进而导致生育率下降。克勒(Kohler et al.，2002)认为，宏观层面的经济不稳定导致个人层面的金融不确定性，为应对不确定带来的风险，个体往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工作时间投入，推迟了成年期的家庭组建和生育[5]。这种不确定性条件预计被视为导致当代欧洲生育率低下的主要因素[6]。
最后，经济不确定加剧了时间及资源在家庭和工作两者间分配的矛盾，从而影响生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作不安全已成为成年人生活的固有特征。而成年阶段正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管理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阶段，就业不确定和周期性经济波动使得这一阶段变得异常复杂[7]。由于在经济波动期间个人的时间和资源着重被用于维持或重建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生育孩子则会遭受激烈的竞争,将父母和雇员的角色结合起来的困难因而被视为生育下降的重要原因。由于妇女在儿童照料中往往承担较男性更多的责任，因此妇女参与教育和就业的增加是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本文对商用冷柜使用R134a冷媒和R600a/R290混合冷媒时的冷媒特性、制冷循环过程及性能特性进行了分析，所得结论可为后期新冷媒的研发提供依据。
(二)收入不确定的度量
洪德罗亚尼斯(Hondroyiannis，2010)采用经济波动和失业率指标来度量27个欧洲国家的经济不确定性，并将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用于捕捉波动率[4]。维格奥利等(Vignoli et al.,2012)研究了固定期限合同对当代欧洲生育意图的影响[8]。阿纳波等(Hanappi et al.，2017)将主观感知的不确定引入收入不确定的范畴，通过问卷“你的工作非常安全，有点不安全，还是非常不安全？”及“你认为自己未来12个月的失业风险有多大？”来度量主观收入不确定[9]。克雷耶费尔德(Kreyenfeld，2005)则将客观的不确定性衡量标准(失业，固定期限合同，低收入)以及主观感知的不确定结合起来，实证结果均证实不确定性负向影响生育率[10]。
1.被解释变量：二孩生育意愿
中国目前虽未查到收入不确定与生育关系的研究，但对收入不确定与消费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罗楚亮(2004)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及支出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负效应，并将收入的对数方差、暂时性收入的平方及就业不确定性作为衡量收入不确定的指标[11]。郭志仪和毛慧晓(2009)采用1990—2006年的收入差距指标衡量收入不确定性，实证发现，城镇消费对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收入不确定负向影响城镇居民消费[12]。王芳(2006)通过条件异方差来刻画收入不确定性，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非收入,而是利率和不确定性因素，且1996年后不确定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占主导[13]。王永中(2009)利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差作为收入不确定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中国居民实际货币需求与收入不确定性正相关[14]。周京奎(2012)将失业不确定性作为收入不确定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对居民基本住宅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5]。陈冲(2014)按照不确定性的定义，将未预期到的经济波动视为不确定，选择预期收入离差率这一指标来衡量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对于“劣于预期”的负向不确定性表现得更加敏感[16]。收入的标准差和方差这一类指标反映的是群体间的差异程度，无法反映个体面临的独特的不确定性，而条件异方差及预期收入离差率则更适用于时间序列。由于本研究数据为3个不连续年度的截面数据组成，本文采用暂时性收入波动及失业率作为衡量收入不确定的指标。
其中，Yit表示 i地区在 t年的产业集聚水平，利用区位商来衡量我国水利产业集聚水平。 X1it、X2it、X3it、X4it、X5it分别表示i地区在t年律师、会计师等市场中介组织服务条件，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帮助程度，对生产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X6it为可能影响水利产业集聚水平的控制变量的向量，其中包括经济规模、城市化水平、政府干预、收入差距、FDI、交通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与市场化程度；εit为误差项。
(三)阶层流动和生育
本文将通过三个步骤分析不确定性、社会阶层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首先利用收入模型采用OLS回归计算出暂时性收入波动(lnsqe)，然后利用失业模型采用logit回归计算出个体失业概率(unemrate)，最后采用logit回归检验收入不确定、社会阶层流动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设计
(一)样本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2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对数据进行了筛选，剔除了回答为“不知道、无所谓、不适用”及数据缺失的样本，并将样本年龄限定在18～60岁，为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本研究删除了个体年收入大于1 000 000以上的样本及生育意愿超过两位数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1 120个。对年龄进行限定出于两种考虑：第一是年龄超过60岁的个体不太可能产生生育行为；第二是后文计算失业率时只考虑了60岁以内的劳动力。在最终的样本中，男性比例约占49.5%，城市户口约占39.5%，样本分布较为均衡。
现代社会发展后,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的变化让乳腺癌造成了女性非常大的威胁,该疾病的发病机制当前还不清楚,雌激素、酗酒、肥胖等均会引起患者发病,还有遗传的影响[1]。乳头分泌不明液体是主要症状,淋巴结肿胀[2]。目前我国治疗乳腺癌的手术方案不完善,存在差异性,此次就传统手术和改良乳腺癌手术的治疗情况进行研究,有以下报道。
(二)变量
大部分互联网汽车金融公司规模较小，业务范围难以全面铺开，所以更多地是针对汽车金融的细分市场，如二手车买卖中涉及的贷款。专注细分市场可以有效地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提高客户体验感，有助于深层次地挖掘客户。
控制变量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关系如下：在控制了收入波动后，收入对二孩生育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收入的平方项对二孩生育的影响显著为正，收入与二孩生育呈现U型关系，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二孩生育意愿较强，而中产阶级二孩生育意愿较弱。这是由于低收入阶层生育的价格效应居于主导地位，生育二孩的机会成本较低，高收入阶层收入效应占主导地位，而中产阶级在两种效应中均不占优势。其他控制变量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关系如下：年龄与二孩生育呈正向关系，年纪越大资源积累越多，越有能力生育二胎；性别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男性更偏好于生二孩；汉族二孩生育意愿较低，少数民族可能出于其民族文化对于二孩的需求较强；城市户口与二孩生育呈现负向关系，城市居民出于住房、工作压力和开放的生育观念对二孩的需求减弱，同时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异导致生育惯性存在。教育水平越高，越不可能生育二孩，这与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教育通过“收入—成本”和“文化—认知”途径减弱了二孩生育意愿；和无工作相比，从事农业工作和非农业工作都有助于提高二孩生育意愿；住房数量与二孩生育意愿呈现正相关，住房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为生养二孩提供了经济支持；家庭规模越大，可以提供的人力和财力支持越多，越有能力生育二孩，如王晶和杨小科(2017)利用 2015 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候鸟型” 照料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青年夫妇生育二孩的意愿，但其强度和稳定性低于 “长期共居型”的照料[23]；已婚人士生育意愿更加强烈。健康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健康有可能通过影响个体收入水平和收入风险影响二孩生育。
GSM短信模块工作原理(单片机与 SIM900A 的通信设计)：当按下布放按键，单片机进入布放状态时。它会晚一些检测网络信号，同时会结束接口与相关信息的初始化。当传感器的感应模块向MCU的P2口发送信号时，单片机执行程序，单片机P3口发送发短信指令到GSM模块SIM900A读引脚RX引脚，SIM900A模块启动设置好的短信，发送短信给指定的手机号，其模块原理如图7所示。
2.核心解释变量：收入不确定
生育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收入不确定采用暂时性收入平方的对数(lnsqe)来度量。 由于个体收入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函数，故将个体收入对年龄、健康状况、户口、民族、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婚姻状况、农业工作及非农业工作回归，不能被解释的残差即为暂时性收入。由于Var(ε) =E(ε2)-[E(ε) ]2=E(ε2),残差的平方是其方差的无偏估计，故取残差的平方即暂时性收入的平方，然后对其进行对数标准化处理作为收入不确定的代理变量，简称为暂时性收入波动。罗楚亮(2004)认为收入不确定的波动具有方向性，故当残差小于0时，对暂时性收入波动取负号[11]。
选取2017年7月—2017年12月在我院建卡的200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孕16周；②孕期定期产前检查；③有意向在本院分娩；④愿意参与此项研究；⑤认知功能正常；⑥有语言表达能力；⑦单胎头位初孕妇。排除标准：①有骨盆手术史或骨科手术史；②肥胖，有妊娠并发症；③有早产、习惯性流产史；④有精神病史及性格障碍。纳入的200例孕妇年龄20岁～35岁，均为初中以上文化，孕前体质指数18.5 kg/m2～24.9 kg/m2。将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101例，试验组99例。两组孕妇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生育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户口、民族、教育、工作经验、是否从事非农工作、是否从事农业工作、健康状况、婚姻状态、个体收入水平及其平方项、家庭规模和房产数量。其中男性、城市户口、汉族、已婚赋值为1。教育按照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中专和职高11年、大专及成人教育15年、本科16年、研究生及以上19年取值。工作经验根据个体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确定。健康状况从非常不健康到非常健康赋值1～5。样本的描述统计详见表1。
其中，变量X代表个体特征，F代表家庭特征。
由于地位加强理论为主要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故本研究利用社会地位变动来度量阶层流动。社会地位变动包括已经实现的和预期未来的社会地位流动。根据问卷“您当前的社会地位、您十年前的社会地位及您预测十年后的社会地位”得分，将现在的社会地位得分与过去的社会地位得分的差值作为已经实现的阶层流动的代理变量，记为mobility1,是一个取值为-9～9的连续变量。同时将十年后的社会地位得分与现在的社会地位得分差值作为预期阶层流动变量，记为mobility2，是一个取值-6～9的连续变量。阶层流动变量分值越高，阶层流动性越高。
电网调度工作是以各级变电站的监督控制为基础展开的。因此，实现电力系统安全高效运行，就要保证变电站的监控工作落到实处，使整体系统内部各种设备的调控遵循行业规律，贴近实际需求，收集到全面具体准确的工况信息，在出现异常时能够及时发出告警，引导操作人员发出正确的控制指令。
4.控制变量
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还将个体失业概率(unemrate)作为收入不确定的代理变量。失业概率的获取过程如下：首先将个体超过12个月未工作定义为失业(unemploy)，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其次以失业为被解释变量对年龄、健康状况、性别、户口、民族、教育水平、教育水平的平方、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婚姻状况及家庭规模进行回归，估计的被解释变量则表示为失业概率。
表1 描述统计
变量分类变量名观测值变量定义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因变量kidwill221 120二孩意愿0.759 20.427 60.000 01.000 0p_income21 120个体年收入 27 983.2147 350.650.000 01 000 000.000 0unemploy21 120失业0.172 80.378 10.000 01.000 0核心自变量lnsqe21 120暂时性收入波动25.525 27.493 6-26.910 030.157 5unemrate21 120失业概率0.172 80.222 60.000 00.984 0mobility121 120阶层流动0.843 81.535 9-9.000 09.000 0mobility221 120阶层流动1.213 11.416 3-6.000 09.000 0控制变量age21 120年龄40.740 511.260 217.000 059.000 0gender21 120性别0.494 60.500 00.000 01.000 0hukou21 120户口0.395 30.488 90.000 01.000 0minzu21 120民族0.914 60.279 50.000 01.000 0education21 120教育9.821 64.115 70.000 019.000 0experience21 120工作经验7.720 410.389 8-1.000 051.000 0agri21 120农业工作0.219 60.414 00.000 01.000 0nagri21 120非农业工作0.529 60.499 10.000 01.000 0
表1(续)
变量分类变量名观测值变量定义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health21 120健康3.854 11.002 01.000 05.000 0marriage21 120婚姻0.844 30.362 60.000 01.000 0familysize21 120家庭规模3.209 81.386 81.000 010.000 0house21 120家庭房产1.092 90.631 50.000 014.000 0
(三)模型
基于父母的地位，避免占据低于父母的地位而产生个人阶层流动愿望[17]。社会流动是一种普遍现象，其根源于人口和经济背景，并可能产生人口结果。阶层流动影响生育的机制主要为毛细血管理论或地位加强理论。根据社会毛细血管理论，具有强烈职业追求的个体会将其资源更多地用于地位提升[18]，因而会牺牲生育机会寻求职业发展。除了毛细血管机制之外，阶层流动还通过影响个体心理情绪影响生育。 一方面，阶层流动带来的心理压力抑制了生育意愿，另一方面，阶层流动通过促进生育来应对进入新阶层后的社会孤立[19]。在实证中，阶层流动与生育的关系也未取得一致结论，比林斯利(Billingsley，2011)指出，未完成中学教育的妇女比更高教育水平的妇女具有更高的生育水平,处于最低层次的男性和女性展现出更高的生育率[20]。伊斯特林(Easterlin，1976)指出经济地位的向下流动引发了生育下降，而经济地位向上流动引发了生育上升，并指出年轻劳动力的低收入、事业和低职业向上流动性导致婚姻犹豫和低生育率[21]。何明帅和于淼(2017)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论证代际流动与中国的生育意愿呈现正相关关系，但研究结果并未明确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阶层流动在收入不确定与生育意愿中扮演的角色如何[22]。
所用到的计量模型如下：
p_incomeit=β0+β1∑Xit+β2∑Fit+ζit
(1)
P(nojob=1|.)=β0+β1∑Xit+β2∑Fit+ζit
(2)
P(kidwill2i=1|.)=β0+β1Uncertinit+β2Mobilityit+β3∑Xit+β4∑Fit+ζit
(3)
3.调节变量：阶层流动
自平安西江建设以来，肇庆海事局与肇庆市政府各部门共建“平安西江”达成共识，大家沟通愈发顺畅，肇庆海事局定期与水务、公安部门开展联合调查摸底，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以现场巡查为强力抓手，通过各海事处内部联动+相邻海事局联动+海事、水务、公安三方联动，以及各自重点围剿的方式，充分调动水上执法资源；通过开展突击执法、弹性执法、执法联动等方式，打造现场高压包围圈，破解不法分子打时间差、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伎俩，在此过程中，肇庆海事局摸索出了严守、严打、严管的“三严”工作法，持续有效地整治西江河道非法采砂乱象，打击违章零容忍。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收入不确定影响生育意愿的基准回归结果
首先通过对收入方程的OLS回归获取暂时性收入波动lnsqe,收入方程的回归结果见表2列(1)，由于收入方程不是本文考虑的重点，故不对回归结果做详细解释。表2列(2)为暂时性收入波动对二孩生育意愿的logit回归结果，暂时性收入波动对二孩生育的影响系数为-0.00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然后我们通过对失业模型的logit回归获取收入不确定的另一个指标失业概率unemrate，回归结果见表2列(3)。表2列(4)为失业概率对二孩生育意愿的logit回归结果，失业概率对生育二孩的影响系数为-0.347，并在1%的水平显著。收入波动和失业所代表的收入不确定风险均显著抑制了二孩生育意愿，这证实了稳定的收入是家庭成立的先决条件。面对不确定，家庭可能会重新评估其生育偏好并作出推迟生育或不生育的决策。而且失业率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明显高于暂时性收入波动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暂时性收入波动绝大多数都是正向的，因而减弱了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不利影响，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对就业所带来的心理安全感更加敏感，失业率通过影响个体对未来的信心影响了生育决策。
表2 收入不确定与生育意愿基准回归结果
(1)个体收入(2)二孩生育意愿(3)失业(4)二孩生育意愿lnsqe-0.008***(-2.90)unemrate-0.347***(-2.58)lnp_income-0.043***-0.043***(-3.64)(-3.64)
表2(续)
(1)个体收入(2)二孩生育意愿(3)失业(4)二孩生育意愿lnp_income20.003***0.003***(3.63)(3.63)age-26 108.9***0.015***0.017***0.018***(-11.96)(7.31)(6.83)(9.03)gender-43 705.30.065**-1.146***0.041**(-1.19)(2.10)(-22.68)(1.23)hukou4 304.6-0.494***1.768***-0.453***(0.10)(-13.80)(30.13)(-11.20)minzu168 561.4***-0.256***0.557***-0.254***(2.69)(-4.35)(6.80)(-4.30)education-50 587.1***-0.010 6**0.166***-0.010*(-3.60)(-1.97)(10.00)(-1.89)education22 979.2***-0.008***(4.00)(-7.72)experience32 218.4***-0.012***-0.881***-0.017***(3.87)(-4.63)(-26.75)(-6.18)experience2-438.4*0.020***(-1.95)(23.91)health14 827.4-0.020-0.146***-0.023(0.80)(-1.09)(-6.54)(-1.24)marriage-3164 81.9***0.120**0.231***0.125**(-5.32)(2.30)(2.86)(2.39)familysize64 131.7***0.164***0.063***0.162***(4.89)(11.68)(3.75)(11.60)agri-526 981.0***0.411***0.360***(-9.51)(6.84)(5.65)nagri-1 179 930.1***0.273***0.227***(-16.17)(4.29)(2.97)house0.096***0.095***(3.71)(3.70)常数项2 396 916.5***0.606***-2.58 0***0.373**(15.06)(3.28)(-13.91)(2.37)year控制控制R20.0370.0420.3790.042N21 12021 12021 12021 120
注：*、**、***分别代表10%、5%、1%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后同。
生育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二孩生育意愿(kidwill2)根据问卷“在没有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希望拥有几个孩子”整理获得，将希望生育2个及以上孩子定义为有二孩生育意愿，kidwill2取值为1，将生育1个及不生育定义为无二孩生育意愿，kidwill2取值为0。
(二)收入不确定影响生育意愿的贫富差异
优素福和伯拉夫斯通(Yesuf & Bluffstone，2009)发现穷人比富人更厌恶风险，因而面对不确定事件穷人、富人具有不同的应对态度[24]。本文根据个体收入的中位数将收入大于中位数界定为高收入，将收入小于或等于中位数界定为低收入，利用logit回归分别考察这两个收入群体在面临不确定收入时的生育反应。
表3列(1)为高收入阶层暂时性收入波动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暂时性收入波动对二孩生育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表3列(2)为低收入阶层暂时性收入波动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低收入阶层暂时性收入波动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011，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3列(3)为高收入阶层失业概率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高收入阶层失业概率对二孩生育的影响系数虽然高达-0.208，但是并不显著；表3列(4)为低收入阶层失业概率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低收入阶层失业概率对二孩生育的影响系数为-0.436，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低收入阶层以暂时性收入波动和失业概率度量的收入不确定显著抑制了其二孩生育意愿，而对高收入阶层来说，收入不确定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这是由于高收入阶层具有更多的资本积累和社会网络资源，面对不确定性有更充足的应对方式，因而生育意愿受收入不确定影响不明显，而低收入阶层具有更大的脆弱性。一般说来,脆弱性程度高的家庭越注重通过抑制消费积累财富而提高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和生存条件的改善[25],而二孩生育作为家庭一项重大消费支出因而受到抑制。
表3 收入不平等影响生育意愿的贫富差异
(1)高收入(2)低收入(3)高收入(4)低收入kidwill2kidwill2kidwill2kidwill2lnsqe-0.006-0.011***(-1.29)(-3.23)unemrate-0.208-0.436**(-0.86)(-2.00)lnp_income0.044***-0.013*0.043***-0.014**(3.66)(-1.94)(3.64)(-2.18)age0.016***0.014***0.020***0.018***(5.00)(5.33)(6.01)(6.81)
表3(续)
(1)高收入(2)低收入(3)高收入(4)低收入kidwill2kidwill2kidwill2kidwill2gender0.182***-0.0470.162***-0.073(4.16)(-1.06)(3.55)(-1.46)hukou-0.515***-0.474***-0.485***-0.422***(-10.12)(-9.32)(-8.93)(-6.59)minzu-0.322***-0.212***-0.320***-0.215***(-3.31)(-2.85)(-3.30)(-2.87)education-0.009-0.017**-0.009-0.014*(-1.03)(-2.26)(-1.11)(-1.80)experience-0.014***-0.009**-0.017***-0.016***(-3.62)(-2.23)(-4.22)(-3.82)agri0.245**0.394***0.1630.366***(2.43)(6.16)(1.47)(5.53)nagri0.397***0.1040.296***0.122(4.55)(1.32)(2.63)(1.36)health-0.0380.003-0.039-0.001(-1.32)(0.14)(-1.35)(-0.06)marriage0.0930.0990.0950.119(1.27)(1.28)(1.30)(1.54)familysize0.191***0.151***0.188***0.150***(9.04)(7.99)(8.95)(7.89)house0.055*0.139***0.055*0.142***(1.68)(3.15)(1.67)(3.22)常数项-5.187***0.634***-5.265***0.283(-2.78)(2.59)(-2.82)(1.36)year控制控制控制控制R20.0320.0500.0320.050N9 61111 5099 61111 509
(三)收入不确定影响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
在传统家庭文化中，男性承担主要的养家糊口责任，因此收入波动对男性造成更强烈的心理不安全感[10]。表4列(1)表明，对于男性样本，暂时性收入波动对二孩生育的影响系数为-0.010，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4列(2)表明，暂时性收入波动对女性影响不显著。失业概率则显现出相反的结果，表4列(3)显示虽然男性失业概率对二孩生育的影响系数为-0.196，但却并不显著，而表4列(4)中女性失业概率对二孩生育的负向影响却高达1.043，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是因为在小孩的生育、抚养阶段，母亲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女性生养小孩所特有的“职业空窗期”造成了职业中断，并导致女性的人力资本贬值、职业上升通道受阻以及经济地位下降等，最终形成女性就业歧视[26]，因此失业对于女性的威胁更大，更有可能抑制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表4 收入不确定影响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
(1)男性(2)女性(3)男性(4)女性kidwill2kidwill2kidwill2kidwill2lnsqe-0.010***-0.005(-2.87)(-1.24)unemrate-0.196-1.043***(-0.73)(-5.36)lnp_income-0.012-0.045***-0.015*-0.043***(-0.56)(-3.02)(-0.73)(-2.92)lnp_income20.0020.003**0.002*0.002**(1.57)(2.39)(1.69)(2.29)age0.018***0.012***0.021***0.019***(5.65)(4.40)(7.00)(6.55)hukou-0.615***-0.368***-0.607***-0.171***(-12.11)(-7.24)(-10.70)(-2.71)minzu-0.266***-0.237***-0.290***-0.166**(-3.13)(-2.89)(-3.41)(-2.00)education0.019***-0.024***0.018**-0.019***(2.69)(-3.64)(2.54)(-2.78)experience-0.017***-0.006-0.021***-0.019***(-4.64)(-1.49)(-5.71)(-4.17)agri0.317***0.480***0.286***0.376***(3.83)(6.73)(3.18)(5.07)nagri0.388***0.1000.426***-0.229**(4.50)(1.29)(4.13)(-2.32)health0.016-0.0370.017-0.051**(0.71)(-1.63)(0.72)(-2.23)marriage0.062-0.0960.063-0.107(0.91)(-1.44)(0.92)(-1.58)familysize0.166***0.160***0.161***0.167***(9.27)(9.13)(9.06)(9.51)house0.078**0.104***0.078**0.100***(2.44)(3.08)(2.44)(2.98)常数项0.1590.940***-0.1910.895***(0.58)(3.57)(-0.80)(4.09)year控制控制控制控制R20.0440.0440.0440.046N10 44710 67310 44710 673
(四)阶层流动对收入意愿的调节作用
何明帅和于淼(2017)指出，随着阶层向上流动，家庭会将富余资源用于追求“多子多福”的理想[22]。本文认为阶层向上流动除了为生育二孩提供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更加体现为一种积极的心理预期和对未来的信心，从而减弱收入不确定对二孩生育的不利影响。表5检验了这一机制。
表5的结果表明，暂时性收入波动和个体失业概率均显著抑制了二孩生育，已经实现的社会流动和预期社会流动均显著促进了二孩生育。暂时性收入波动与已经实现的社会流动的交互项系数为0.002，与预期社会流动的交互项系数为0.003，个体失业概率与已经实现的社会流动的交互项系数为0.068，与预期社会流动交互项系数为0.069，均在5%的水平显著。这表明社会阶层流动显著降低了收入不确定对二孩生育的负面影响，这一机制部分解释了低收入群体二孩生育意愿较高的原因。从经济学角度看，子女是家庭生产的结果，因此生育意愿一定程度上受投入产出的影响。加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及“母凭子贵、光宗耀祖”的传统思想，社会流动性越高，低收入群体对子女将来有较好的未来或前途的希望就越高，越有可能通过生育子女、投资子女教育以期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若社会阶层流动性较低，则通过子女改善家庭现状的可能性降低，因而抑制生育意愿。
中小外贸企业转型跨境电商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学者们认为企业选择跨境电商转型有内部导引和外部动因，既有企业自身的需要也有市场环境的迫使。席波(2015)认为广交会等传统展会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已日渐式微，参展成本高、成效差。从而促使不少中小外贸企业把关注点转向跨境电商，尝试拓展发展新路径。李英禹和乌义汗(2016)提出传统外贸企业选择了转型跨境电商，目的是规避外贸行业的衰退风险，获得竞争新优势。
表5 阶层流动对收入意愿的调节作用
(1)kidwill2(2)kidwill2(3)kidwill2(4)kidwill2lnsqe-0.010***-0.011***(-3.45)(-3.50)unemrate-0.450***-0.507***(-3.53)(-3.82)mobility10.041***0.068***(3.03)(5.62)mobility20.030***0.046***(3.58)(3.41)lnsqe×mobility10.002**(1.78)lnsqe×mobility20.003**(1.74)unemrate×mobility10.068**(1.77)unemrate×mobility20.069**(1.54)lnp_income-0.042***-0.043***-0.044***-0.044***(-3.56)(-3.61)(-3.76)(-3.72)lnp_income20.003***0.003***0.003***0.003***(3.86)(4.03)(4.01)(4.10)
表5(续)
(1)kidwill2(2)kidwill2(3)kidwill2(4)kidwill2age0.017***0.018***0.021***0.023***(8.42)(8.95)(10.57)(11.05)hukou-0.482***-0.489***-0.432***-0.437***(-13.44)(-13.66)(-10.72)(-10.85)minzu-0.264***-0.264***-0.261***-0.255***(-4.47)(-4.47)(-4.42)(-4.33)education-0.008*-0.009*-0.008*-0.009*(-1.73)(-1.92)(-1.67)(-1.86)experience-0.010***-0.011***-0.015***-0.016***(-4.09)(-4.47)(-6.20)(-6.57)agri0.418***0.442***0.351***0.369***(7.87)(8.34)(6.19)(6.54)nagri0.241***0.270***0.181***0.195***(4.25)(4.76)(2.70)(2.91)health-0.014-0.007-0.017-0.010(-0.89)(-0.43)(-1.07)(-0.61)marriage0.077*0.106**0.087*0.113**(1.65)(2.30)(1.87)(2.43)familysize0.178***0.176***0.177***0.175***(14.28)(14.14)(14.24)(14.10)house0.089***0.10***0.090***0.099***(3.85)(4.32)(3.85)(4.30)year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常数项0.457***0.365**0.2060.084(2.75)(2.11)(1.47)(0.59)R20.0460.0440.0460.044N21 12021 12021 12021 120
五、结论
本文基于CGSS2012，CGSS 2013及CGSS 2015数据，采用OLS回归检验了收入不确定、阶层流动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第一，收入不确定显著抑制了二孩生育意愿。第二，高收入阶层面对不确定性有更充足的应对方式，因而生育意愿受收入不确定影响不明显，而低收入阶层，脆弱性程度高，因而其二孩生育意愿显著受到收入波动的负面影响。第三，暂时性收入与失业率所代表的收入不确定性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差异性：暂时性收入波动对男性二孩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却并未显著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失业率显著降低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却并未降低男性二孩生育意愿，这一结论验证了劳动力市场“生育税”的存在。第四，社会阶层流动显著增加了二孩生育意愿，并且阶层流动能显著降低收入不确定对二孩生育的不利影响。
本文研究结论对当前放开二胎政策下如何切实促进人口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一是通过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降低收入不确定因素；二是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尤其是完善劳动市场保护，降低女性生育风险的同时实现风险分担；三是继续推行金融深化和金融普惠，为国民提供充足的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服务，增强其跨期平滑功能，减少家庭脆弱性；四是通过教育公平，增强个体的社会阶层流动能力，同时通过公共政策配套，创造促进社会阶层良性流动的外部环境，阻断社会阶层流动的路径依赖。降低收入不确定，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分散不确定带来的负面冲击，提高社会流动性是在中国无法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促进生育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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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UncertaintyandFertilityWillingness—BasedontheModeratingEffectofSocialMobility
XU Qiaoling1,2
(1.Taiyu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008；2.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
Abstract：Based on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data,this paper uses Logit regression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uncertainty,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willingness.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ome uncertainty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fertility willingness of two children；compared with the high-income class,low-income families are more vulnerable,and income uncertainty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ir fertility willingness；temporary income fluctuations inhibit male fertility willingness more obviously,but i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 that of women；unemployment rate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willingness of women to have two children,but it does not reduce that of men；social mobility increases fertility willingness,and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income uncertainty on fertility.
Keywords：income uncertainty;social mobility;fertility willingness;high-income family;low-income family;unemployment rate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9)05-0061-13
DOI：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19.05.005
收稿日期：2018-09-20
作者简介：徐巧玲 太原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系讲师，太原，030008；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4。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责任编辑：魏小奋
标签：收入论文; 意愿论文; 不确定论文; 阶层论文; 暂时性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第5期论文; 太原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系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