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建飞:海南社会“女劳男逸”现象原因探究论文

雷建飞:海南社会“女劳男逸”现象原因探究论文

【辨风正俗】

摘要海南社会存在一种“女劳男逸”现象,即在一些传统的海南家庭中,妇女承担着一个家庭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事务,而男人却相对过得悠闲。“女劳男逸”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研究其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海南独特的历史文化、全面把握海南社会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海南;女劳男逸;原因

内地人来到海南,往往会被海南妇女无处不在的忙碌身影所吸引。与内地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家庭组织形式不同,在一些传统的尤其是乡下的海南家庭中,妇女几乎无所不能,他们居家可以料理家务、耕田种地,出外能够做工挣钱、经商贸易,相对来看,部分海南男人的日子更显悠闲。这是一种“女劳男逸”的社会现象,其形成既与海南独特的历史文化有关,也受海南岛特殊自然环境的影响,还和新的经济时代发展有密切联系。

一、独特文化催生“女劳男逸”现象

海南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历史时期海南岛内各民族、岛内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黎族是海南岛的原住民,他们生活在岛上已有一万年左右[1]。早期的黎族先民还处在氏族社会阶段,他们穴居群处,以采集、渔猎为生,在长期劳动的过程中,黎族先民创造了原始的黎族文化。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西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在海南岛东北和西北部设置珠崖、澹耳二郡,揭开了汉族人民进入和开发海南岛的序幕,也标志着中原汉族文化与原始的黎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开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汉族的势力由海南岛的东北部和西北部沿海地区扩展到整个海南岛的沿海地区,“黎岐中盘,州县滨海环于外”[2],汉族与黎族的接触面随之扩大,交流不断增多,部分居住地与汉族人居住地接近的黎族人受汉族文化影响,一定程度上被汉化,成为“熟黎”;另一方面,汉族人在与黎族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受到黎族文化的影响,在生活习俗上烙下了一些黎族生活习俗的印记。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海南岛的黎族人和汉族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力创造了海南独特的汉-黎混合型文化。

黎族地处偏远,历史上受外界影响相对较小,所以千百年来仍保持、延续着自己特有的文化[3]。也正因为此,黎族文化受到汉族强势文化的持续冲击,仍能保持其固有特质不变,并将其特质深植于汉-黎混合型文化中。黎族文化特质的一个常见表征就是“女劳男逸”现象,这种现象古已有之,清代张庆长的《黎岐纪闻》就有记载 :“黎妇多在外耕作,男夫看婴儿、养牲畜而已。遇有事,妇人主之,男不敢预也。”[4]可见,黎族妇女承担着主要的家庭事务,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也要高于男人。女性在黎族家庭和社会中的这种地位带有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特征[5]。母系氏族,是说全体氏族成员有一个共同的女性始祖,而作为母亲的女性在氏族部落中享有最受崇敬的地位。母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不断发展起来,逐渐替代采集和渔猎成为主要的生产业。女性地位逐渐降低,男性地位随之上升,母系氏族社会逐渐演化为父系氏族社会,但在黎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某些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却被保存了下来,成为黎族文化的一种固有特质,被融入汉-黎混合型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族人的生活。于是,受黎族家庭“女劳男逸”现象影响,部分汉族妇女也走出家门,用柔弱的肩膀挑起家庭的重担,“至女子在东部城市者,间入学校读书,乡间则事纺织或帮农。西部女子则以纺棉织布者为多。沿海妇女则于水滨拾螺壳,转售于人为烧灰原料”[6]。时至今日,海南的汉族妇女依然从事着务农、打零工、经商等多种职业,而部分汉族男性则仍旧惰于四肢。由此可见,海南社会“女劳男逸”现象广泛存在,本质上是由海南独特的汉-黎混合型文化催生的。

第二,完善国家绿色金融支持体系。政府需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政策实施,加速建设并完善金融支持体系,加强对绿色金融市场的管理控制,优化市场准入机制,从而最大限度的提高绿色金融对生态产业以及整个绿色产业的正效应。

二、自然环境造就“女劳男逸”现象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海岛,濒临南海,属热带季风气候,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7],这样的自然环境给海南岛的黎族先民采集、渔猎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早期的黎族部落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女性通过采集、男性则通过捕鱼或狩猎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源,男女共同承担着供养部落的责任。由于山林川泽中的兽类和鱼类游荡不定,因此往往不容易捕获,加上海南岛气候炎热,捕获的猎物不容易储存,黎族男性靠捕猎获取生存资料没有稳定的保障。相反,海南岛长夏无冬,森林茂密,森林里无法移动的植物果实、根茎常年不辍,海滩上亦有丰富的移动缓慢的贝类、螺类,这些生存资料更容易被女性采集获得。为了给部落的族人提供稳定的食物保障,女性比男性要操劳更多,女性在维系部落生存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超越男性,并最终演变成“女劳男逸”的常态。这样,女性便通过劳动在部落或氏族中取得独立的支配性的地位,相对而言,男性在部落或氏族中就没有获取绝对的权威和地位,反而逐渐有了惰性。

随着黎族部落人口数量增加,生产力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时,单纯靠采集和渔猎获取生存资料已经不能满足部落成员的需要,于是,在采集、渔猎的生产方式之外,黎族人民开始进行刀耕火种的生产。黎族妇女在长期采集过程中,发现了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个过程。这样,简单的农业产生了。农业产生后,经过长期发展与演变,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随之产生。刀耕火种即简单粗耕,是艰苦的耕作方式,就是把山地林木砍下,晒干,放一把火烧掉,然后用木棒凿洞播下种子,任其自然生长,到成熟时才去收割[8]。刀耕火种是游耕农业的一种生产方式,起初,黎族人民在采用了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之后并没有放弃先前采集、渔猎的生产方式,而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游耕-采集、渔猎混合型生产方式。因为,采取“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在一个地方耕作几年以后,地利就会耗尽,这个时候就得迁往别处,另寻新的土地进行耕种,在迁移的过程中,人们依然要依靠采集、渔猎获取生存资料。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黎族人四处迁移的游耕-采集、渔猎生活逐渐转变为定居的农耕生活,社会形态也慢慢从母权社会转变为男权社会。然而,在从游耕-采集、渔猎生活向农耕生活过渡的过程中,黎族妇女的角色没发生大的变化,她们的劳动内容只是从采集野生的植物根茎、果实变为采集自己耕种的植物根茎、果实,黎族男性却不一样,他们很难从原先的猎人角色中跳出来,因而坚守着猎人的阵地,不愿过多地从事农业劳动。在这种情况下,黎族女性不得不继续承担着大部分农业生产劳动,进而扩展到为家庭谋取经济来源的贸易等领域,使得“女劳男逸”现象演变成一种社会传统被固定下来。

要多渠道吸引优秀人才投身于贫困地区职业农民教育事业;积极加强“双师型”培训师资队伍建设,选择兼具农业专业知识与农业生产技术技能的“土专家”“土秀才”,成立“讲师团”,对贫困农民能够进行田间地头式的指导,面对面讲授诸如作物病虫害防治、田间管理、科学施肥等农业知识,传授农业生产技术,答疑解惑,交流经验。

黄侃先生在《音略》[8]中将庄、初、崇、生归入精、清、从、心。清人钱大昕已论及照系三等字和端组关系密切。传世以及出土文献中都有不少章组与端组相通的例证。据此,则不能将照二归精、照三归端确定为楚方言的声母特点。郭点楚简中的通假字反映出的声母使用情况直接印证了上古音中“照二归精”“照三归端”的两大重要结论。

三、新经济时代的发展促使“女劳男逸”现象继续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全国各地兴起了城镇化的浪潮,海南也不例外。然而,“海南相对单一的农业产业结构,造成了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农业的市场化、商品化的程度极低,也就给农民增收形成了很多困难”[9]。可见,城镇化的推进,并不能使海南农村地区的老百姓很快富裕起来,在农民增收依旧困难的情况下,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在不断完善、推进,包括海南乡村地区老百姓在内的广大人民被卷入经济时代的洪流中。随着农民参与经济活动的面不断扩展,需要用钱的地方也随之增多,原本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生活方式在海南广大农村地区已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因此,几乎每个家庭都在想尽一切可行的办法增加收入,以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在这个过程中,妇女们依旧承担着为家庭开拓新财路的主要责任,这种状况在海南的乡村地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表现尤为明显,众多坚毅的女性一方面要继续耕种田地、料理家务、照顾家中老小,另一方面还活跃在普通农村妇女力所能及的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他们甚至把本该由男人做的活计也做了。于是,在海南暴晒的阳光下,我们可以看到路边摆摊贩卖土特产品的大多是妇女,城市清洁工大多是妇女,开着各种摩托车、电动车在大街小巷跑出租的大多是妇女,甚至在建筑工地上也能看到很多妇女的身影。由于来自海南的农村地区,这些妇女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素质有限,因此她们只能靠做一些苦活、累活赚钱创收,然而,她们任劳任怨,一往无前,令人敬佩。

进入现代社会的海南妇女们依旧为家庭奔波操劳,而男人们却仍然过得悠闲。部分海南男人平日里通常待在阴凉处研究彩票、喝老爸茶——“说到海南人的‘懒’,最容易联想的是老爸茶现象。”[10]如前所述,由于文化和自然气候的原因,加上海南社会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部分海南男人“懒”成了习惯,“懒”成了传统,即使进入了新的经济时代,他们也把维持家庭的重担扔给妻子。生活的压力迫使海南的妇女们不得不继续操劳下去,这就使得海南社会的“女劳男逸”现象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继续存在下去。

四、结语

“女劳男逸”社会现象的存在是海南独特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新的经济时代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女劳男逸”现象已经成为海南社会心照不宣的一种生活传统,特别是在广大乡村地区,表现尤为明显,而传统往往不容易改变;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女劳男逸”现象在海南的一些乡村地区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女劳男逸”现象生动地向世人证明了海南女性是一个勤劳、善良、智慧、坚毅、果敢的群体。毫无疑问,海南女性对海南社会的发展进步功不可没,历史上的冼夫人、宋氏三姐妹、红色娘子军等就是海南女性的杰出代表,在海南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女性也必将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5]赵全鹏.海南社会结构问题研究[M].海口 :南方出版社,2008.44.311.

[2]萨维呐.海南岛志[M].桂林 :漓江出版社,2012.114.

[3]陈晓兰.海南黎族文化的变迁及其原因[J].新东方,2008,(7) :52-55.

[4]张庆长.黎岐纪闻[M].丛书集成续编第236册.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368.

[6]陈铭枢.海南岛志[M].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4.135.

[7]杨小波,吴自强,刘强.海南岛的动植物资源[J].生物学教学,1989,(4) :39-40.

[8]陈睿.论黎族文身与刀耕火种文化[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5) :50-54.

[9]徐文彬.海南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问题研究[D].长沙 :湖南农业大学,2012.

[10]彭伟芳.从气候看海南人[J].椰城,2011,(3) :7-9.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25(2019)03-0047-03

基金项目本文系三亚学院专项科学研究课题“清代海南食盐产销研究”(项目编号 :USY18YSK012)的立项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雷建飞(1987-),男,湖南嘉禾人,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周丹】

标签:;  ;  ;  ;  ;  ;  ;  ;  ;  ;  ;  ;  

雷建飞:海南社会“女劳男逸”现象原因探究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