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载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宋明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关学的创始人。其哲学思想体系不仅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之上，继承与发展了传统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而且以关注民生和社会现实为终极目标，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中，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和重要的经世价值。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伦理向度，具体体现在二元论的人性观点、“民胞物与”的博爱思想、心怀天下国家的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等方面；同时也承载着中国传统儒家关于国家社会治理方面的天下情怀，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的人文关怀，充分体现出古人对发展和谐生态、和谐社会的诉求以及对未来美好大同社会的向往，具有积极的普适价值和当代意义。
关键词：张载；“天人合一”；传统儒家；伦理向度
一、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儒家传统理论资源
张载生活于北宋年间，其“天人合一”思想有其丰富的传统理论资源，是对儒家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传统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孔子曾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为。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把尧的人格上升到了天的高度，从天和人对比和互映的角度，对天人的关系进行了一次阐述。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将天和人的关系统一于具有道德属性的“心”“性”，即天和人的本质属性皆在于心性良知，人实现了对道德良知的体悟和实践，就达到了对天道的认知。《易传》曾记载：“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易传·序卦》)，将天和人归结为一种具有先后顺序的派生关系，这种天人关系生成和演进的逻辑即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仪，而由天地到万物，由万物到男女，再到夫妇、父子、君臣等，最终所要遵循的是人伦礼仪。《易传》对天人关系的这种阐述赋予了天人之间一种直接的和间接的内在关联：从其直接关联来看，天和人之间具有一种派生演进的关系；从其间接关联来看，天、地、万物、人以及由其所共同组成的人类社会，皆存在、运行于礼的秩序世界之中。与《易传》从自然论中万物生成的角度探讨说明天人关系不同，《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则从德性的角度阐释了天人关系，即天人关系之本在于“天命”之“(德)性”，而恢复和修养德性则为“道”和“教”。《中庸》又说：“故至诚如神”。可以说，《中庸》对天人关系的阐述，是以德性为最主要中介的，天具有道德意义，“诚”作为人的道德品质，是道德化的天在人身上的一种映射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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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时期，经历了“文景之治”和汉初思想文化领域中统治者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后，到了汉武帝时期，统治者需要建构一种能够有效维护大一统政权的思想文化学说体系，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把儒学作为当时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主流和正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传统儒家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阐述也更具政治色彩、更加复杂化，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多家思想交融，阴阳五行之说贯穿其中，“天”被渲染了具有人格化的神秘色彩。在这种意义上，“天”既是与人相对应的一种观念，也是一种具有先验色彩能够主宰万物的客观存在。关于天与人的相互对应，董仲舒提出了“人副天数”之说，即：“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分，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岁，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也就是说，人是天的一个部分，人的身体结构和行为可以在天那里找到存在的依据。董仲舒还说道：“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即天与人之间具有相似性，其原因并不在于人去人为刻意地效仿天，而在于“人本于天”，天和人之间具有内在相互统一的逻辑性。
2.从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角度来看待继续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性。我们国家在学校教育方面的建设成效显著，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目标。以成人教育为载体的继续教育形成了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并举的发展局面，构建了遍布全国城乡的继续教育办学体系，实现了线上线下互动的学习通道。但通过对2017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分析，我们的继续教育覆盖面仍不足，大量的在职人员在职业能力提升和自我学习需求方面的诉求仍缺乏有效的获取渠道。这些学校后教育的各类学习需求仍需继续教育来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类学习资源。
第三，张载提出了心怀天下国家的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传统儒家向来倡导积极入世的精神，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认为人学习与提升道德修养的目的，是为了以天下为己任、更好地贡献于国家和社会。《礼记·大学》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所提倡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道德修养功夫与“家、国、天下”为一体的整体情怀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是道德修养的步骤和过程，后者是目的。孔子则一生周游列国，广收门徒，立身行道，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目的是实现理想中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提出了“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强调了以提升和完善内在道德修养为主要途径、进而惠及他人和天下百姓的主张。孟子则提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强调了君子修养心性、完善道德人格的最终指向在于兼济天下，又说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指出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心)，君主应以其固有的仁心施以仁政，使仁义成为社会所有成员都自觉遵守的道德准则，以达到理想的治国效果，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提倡“仁道”反对“霸道”。张载一生非常重视国计民生问题，其专研于兵法和井田制度，反对空学，提倡学以致用，其伦理思想以整体性、宏大性的“天人观”为导向，最终指向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进而提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深刻体现出其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担当情怀和神圣的道德使命感。其中，就“为天地立心”一句来看，张载曾说道：“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横渠易说·上经·复》)，在张载那里，“天地之心”即天地所具有的“生物”之“大德”的“仁心”，而人“为天地立心”，就是要求人们通过不懈的道德修养，实现“人心”与“天地之心”的贯通，最终以道德实践的途径达到“成己成物”；“为生民立命”一句则体现出张载“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正蒙·诚蒙》)的“万物一体”的思想，即上文所记述的“民胞物与”思想，就是要求人们要有天下国家社会的整体观念，把自我存在与他人存在紧密联系起来，以“天地之心”的博爱情怀去对待一切人；“为往圣继绝学”一句则主张学者对传统儒家孔孟圣贤之学进行延续和传承，以任道为己任，使真理和美德世代相传；“为万世开太平”一句强调了儒家学者永恒的政治理想，即将仁爱万物的精神转化为实践，行动于现实，实现万世万代的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张载的“横渠四句”是其“天人合一”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和终极指向，如果说在张载那里，人性论中“天地之心”和“民胞物与”思想论证描述了人的道德来源、属性及“应然”，那么“横渠四句”则展示了人的道德活动的“必然”，指出了儒家学者应该具有的对于家、国、社会、天下的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强调了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等实用精神在实现“天人合一”政治理想中的重要作用。
2.张载“天人合一”思想伦理向度的现实意义
二、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基础和内涵
虽然传统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早已存在并有其丰富的内涵，但是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四个字的则是北宋时期的张载。张载在《正蒙·乾称》中说道：“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张载通过探讨如何提升人的道德进而提出了“天人合一”四个字，从这段话的具体内容也可以看出，张载“天人合一”思想包含了对《中庸》和《易》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伦理道德体系建构
张载还提出，构成万物的气具有运动的属性，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气“上升下降，迅速运动，高飞远扬，没有停止”(《正蒙·太和》)，而气之所以永恒运动的原因，在于其内部具有阴阳正反两个方面，阴阳统一的气叫作“太和”。张载说道：“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即“太和”中的阴阳二气互为正反两个方面，两者相互作用，阳气浮、升、动，阴气沉、降、静，彼此之间发生着相互渗透、推荡，此胜彼负、此屈彼伸的变化。对于气的运动变化之属性，张载称其为“屈伸动静终始之能”，认为气的这种变化能力，从其作为万物变化的动力来说叫作“神”，从其贯通万物变化始终来说叫作“道”，从气的运动变化的属性作为万物的本质来说则叫作“性”。
第二，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博爱思想。对于这一思想，他在《正蒙·西铭》中说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在这段表述中，张载提出了“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的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张载又将这一“思想延伸到“民胞物与”博爱一切的伦理观中。其中，“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蕴含了人以天地阴阳二气为本体、以天地万物之理为本性的与物为同类、泛爱自然的生态伦理思想；而张载所提出的君主是天地父母的长子，君主的大臣是君主的管家；尊重老年人就是尊重我的兄长；慈爱孤弱者，就是慈爱我的幼弟；圣人能合于天地之德，贤能之人是天地优秀的子女；天下鳏寡孤独和孱弱者，皆是我可怜的兄弟姐妹；适时保护父母的子女，是对父母的协助，乐于保护他们且不为己忧，则是纯粹的孝顺父母之人；违背乾坤父母的叫作“悖德”，损害仁德的叫作“贼”；助长凶恶的人是乾坤父母的不成材之子，能将天性践行于形色之中的人则似乾坤父母的孝子，则蕴含了以仁德之心泛爱一切人的社会伦理思想。在张载看来，天地犹如父母，天地之间的一切人和物皆由天地所生，人与人之间互为兄弟姐妹，人与物之间互为朋友，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爱一切人、一切物，而这种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人对其所应持的态度，就是“民胞物与”。因此，张载还说道：“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顺吾理者，则亦末如之何矣。”(《正蒙·诚明》)在张载看来，天地万物的本性一致、出于一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万物共享的“本性”，在不同人那里所发挥和呈现的却不同，只有道德完善的“大人”的一切言行能完全符合“天道人性”，而这种“天道人性”即“俱立”“周知”“兼爱”。这里，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与《礼记·礼运》中的“以天下为一家，与中国为一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论语·颜渊》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及《孟子·告子上》中的“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具有一脉相承之处，强调了一种爱一切人、一切物的博爱主张，体现了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哲学基础的生态伦理和社会伦理观念，以及张载作为北宋时期一位重要的理学创始人的天下情怀。
在张载看来，不仅人和天地万物皆由气构成，就连人的道德也是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他说：“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其在人也，智义利用，则神化之事备矣。德盛者穷神则智不足道，知化则义不足云。天之化也运诸气，人之化也顺夫时；非气非时，则化之名何有？化之实何施？中庸曰‘至诚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阴阳，与天地同流而无不通也。所谓气也者，非待其蒸、郁、凝、聚，接于目而后知之；苟健、顺、动、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尔。然则象若非气，指何为象？时若非象，指何为时？”(《正蒙·神化论》)张载认为，阴阳二气在推行渐化之中生成天地万物，气的交感变化过程被称作“不测”或“神”，气的这种变化在人那里，也生成了人性道德，所谓的气，并非只有经过“蒸”“郁”“凝”“聚”等运动变化才能够被人的感官所感知，人的“智”“义”“德”等道德理性，也是气运动变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在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人的伦理道德，这样，张载在其以“气本论”为基础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展开了他对人的伦理道德学说体系的构建，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三、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伦理向度及现实意义
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其“天人合一”的基本命题是以朴素辩证的唯物主义思想为哲学基础的。在张载看来，气充实于天地之间，人与天地万物皆由气构成。由此他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又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张载认为，一切存在的东西和现象都是由气构成的，即使是人们看不见的“太虚”也是由气构成的，“太虚”是气存在的本然状态，气聚而为万物，散而为“太虚”。
张载既肯定了物质世界不断运动变化的属性，同时也提出了物质世界之所以运动变化的内因。在张载看来，物质世界之所以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原因在于其内部具有相互对立的正反两方面，他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正蒙·参两》)，又说：“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正蒙·乾称》)，“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纟因缊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正蒙·参两》)，“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正蒙·太和》)。张载认为，宇宙间的物质都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阳为乾，阴为坤，阴阳二气时刻处于循环迭至的变化之中，既对立又统一，是虚实、动静、聚散、清浊的关系，两者或聚或散、或升或降，在相互渗透揉合之中，既彼此兼容又彼此制约，由此促成了瞬息万变运动不止的宇宙世界。在张载看来，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有两种形式，他说：“变言其著，化言其渐”(《易说》)，“变则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正蒙·神化》)。即天地人和万物的变化形式有显著式和渐进式之分，显著的变化为“著”，微妙渐进的变化为“化”，这两种变化的形式之间是相互转化的：事物在经过显著巨大变化之后必然进入渐进微妙的变化阶段；在经过渐进微妙的变化之后，又必将进入显著巨大的变化。同时，张载也肯定事物之间具有相互对立的联系性，认为事物在彼此联系之中成为一个整体，他说道：“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异、有无相感，则不见其成。不见其成，则虽物非物。”(《正蒙·动物》)在张载看来，宇宙间的人和万物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联系彼此之间互为同异、屈伸、终始的关系，任何事情皆要经历开始和结束、相同和差异、有和无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些联系和过程，就不成为事物了。他又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即对立的事物处于相互斗争的状态，而斗争的结果又归于合同，即使是作为空若无物的“太虚”也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融合状态。
第一，张载以“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为逻辑起点，提出了二元论的人性观点。他认为，人和天地万物都是由气凝聚而成的，人的本性就是气的本性，即“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正蒙·太和》)，气的本性“太虚”和阴阳二气相结合，便生成了人性。人性包含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善的根源，“气质之性”是恶的根源。那么，“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张载指出，人性中“太虚”的本性即“天地之性”，而由于禀受不同阴阳二气并具有不同的身体条件而形成的人性即“气质之性”，而对于两种不同的人性，人们只要善于反省，就可以认识到“天地之性”了。他说道：“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而已”(《正蒙·诚明》)，又说：“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经学理窟》)，也就是说，人具有“天地之性”，“天地之性”是至善的，虽然人的“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但只要人们能够善于反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就能克制私欲，找回“天地之性”，就能合乎道德标准。
依据社会福利政策的功能，可以分为社会福利方向和路线指引型政策、环境和条件整备型政策、问题解决和任务完成型政策。后两类政策具有明显的时限性，主要是为了较快地针对现实情况而制定的，现实情况一旦发生较大改变，这些政策就或者失去了作用对象或者失去了指向目标，也就没有执行价值。如果没有明确的时限规定，这些政策将继续作为有效政策存在。大量这样政策的存在，就会导致“政策丛林”现象发生，设定政策时限，保障过时的政策及时退出政策空间,是维持政策生态的一个必要手段③。
宋初时期，佛家与道家学说融入儒家思想，儒学以理学的范式出现，“天人合一”的思想也随之更加成熟与完善。被朱熹推崇为道学开创者的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通过对宇宙生成过程的描述，对“天人合一”思想作了具体的阐释。《太极图说》提出了“无极而太极”，认为“无形无象”的太极是宇宙的最高实体，“太极”则是宇宙最大的统一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则生“阴”，动静结合，分化生成了阴阳二气。阴阳相互作用生成五行，五行依照内在的逻辑顺序形成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无极”和五行相互作用结合而生成万物和男女。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则生成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万物。这样，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那里，人和天地万物皆产生于“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最高统一体。周敦颐还进一步从人性道德层面发挥了其“天人合一”思想。在他看来，《中庸》中所提出的“诚”是人先验的本性，“诚”来源于阴阳二气中的“阳气”，是人的道德本源，是仁义礼智信的基础，其表现形式是至善。也就是说，在周敦颐那里，作为人的道德本源的“诚”与由“太极”动静而生出的阴阳二气相统一，人的以至善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品性源自于构成宇宙万物的具有物质属性的“气”，由此，人的道德属性与“天”实现了合而为一。对此，明代理学家薛瑄评价周敦颐《太极图说》为“不过反复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健顺五常之性，盖天人合一之道也。”(《薛瑄全集·读书录》)
图3为电剖面曲线，曲线形态大致为中间低两端高的“凹”形曲线，中间260-300号区域电阻率相对较低，呈“V”形低阻异常，其中280号点的电阻率变化较大，推断这个区域极可能是破碎带或者岩性变化强烈区域。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伦理向度及其丰富内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首先，张载的伦理思想以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观念，论证了人和天地万物之间互为整体、有机统一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为当代辩证地认识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传统的理论参照。“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50。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50的前提保障，只有充分认识到人和自然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通过“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1]50-53等途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才会提供给人们更加宁静、和谐、美丽的环境，人的各项事业和生活才能更加有效地运行，地球才会成为人类永久的家园。
其次，张载的伦理思想强调了人的道德主观能动性，凸显了“博爱”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丰富了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传统理论资源。在张载的伦理思想中，人的道德具有与生俱来的先验性，充分发挥人的道德品质是人的本质使然，他通过对“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理论的演绎，指出了人与人之间互爱的重要意义，由对“民胞物与”思想的提出，发挥了传统儒家“仁民爱物”理念，进而描绘出一幅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理想画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谐”的执着向往。“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也是人类共同的美好理想和奋斗目标。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是平等、包容、友爱，而友爱的情怀和博爱的胸怀等道德因素在营造和谐氛围的环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不仅凸显了传统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从道德层面彰显了人们平等互爱的内在诉求，而且还为当代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传统理论资源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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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载的伦理思想还对我们提高个人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应具有的责任担当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强调了个人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了人们振兴国家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乃至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积极进取精神，进而从宏观和历史发展的层面，赋予其伦理思想以积极的普适意义。张载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中，将“立德”的价值目标延伸至民生、传播真理，以及实现国家天下太平等现实领域，强调道德建设不是单纯的修养身心，更不是“一纸空谈”，而是要付诸实践，要以学习和传播知识真理为主要途径对他人、国家和社会有所作为，实现构建理想社会的目标。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爱好和平、“兼济天下”“和而不同”的情怀和价值理念，这种情怀和价值理念不仅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以张载等为代表的许多中国古代先进的思想家以人的道德建设为起点，强调人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以理想中和谐的家、国、天下为终极指向，这些对于我们坚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实现人类共同理想将产生积极的激励作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9)04-0048-06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张载 ‘天人合一’思想的伦理向度和当代价值研究”
作者简介：张圆圆，1983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习与探索杂志社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陈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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