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雷蒙德·威廉斯；霸权；总体
[摘要]通过重新解读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思想发展后期致力于实现研究范式的“西马化”。这种解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霸权概念既涵盖又超越传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概念，它旨在表明一种意义和价值的生产总是同社会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第二，任何一种实际存在的霸权总是一种“具体”的总体，是多方力量构成的现实复合体，又因矛盾双方的不同链接而呈现总体化趋势。
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英国，随着政府广泛推行丰裕社会政策，消费领域的不断扩大、民主的缺席和社会分层取代阶级区分等现象的应运而生，使得阶级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然而，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反思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时，并不是如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将这种现象还原为社会经济状况，从而使革命的阶级认同属于他们的必然宿命，而是质问某一社会的思想体系如何赋予人们思想、某一阶级如何在这种“被赋予”的过程中开始意识到自己真实的历史境况。他们一致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一体化和微观化的社会背景下，文化必须被置于政治背景之下进行研究，而政治也必须借助文化才能发挥作用。这其中蕴含着一种分析模式的转变，即从传统的政治分析模式到“文化—政治”分析模式。基于此种分析模式，马克思主义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转向，就不能仅仅定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欧洲革命运动失败和法西斯主义兴起时所经历的一种挫败感的理论表达”。[注]张秀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美国的理解及其传播——道格拉斯·凯尔纳教授访谈录》，《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也就是说，文化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威廉斯认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由于很好地把握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与政治的链接机制，因此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注]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一、霸权、文化与意识形态
霸权这一概念(又译作“领导权”)并不是葛兰西的原创，它最初是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或力量，而运用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上，它通常是指在社会阶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统治力量。葛兰西在写作《狱中札记》时保留了霸权概念的上述意蕴，同时结合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又将霸权与作为直接政治方式的统治区别开来。威廉斯认为，在葛兰西笔下，霸权在更为通常的情况下或是指由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组成的复杂关联体，或不包含政治力量仅仅是指那些更为能动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无论如何，霸权这一概念对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复杂性的强调使得它在运用到文化研究时能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注]
所谓霸权超越了作为“整体的社会过程”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是指它更加注重强调社会过程和生活同权力结构的相生关系。因为只有在非常抽象的意义上才能说人们创造并能决定自己的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尤其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决定着每一个个体不能像他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主导阶级所决定。简而言之，霸权相比文化能更有效地分析出存在于一个整体过程中的主导方面和从属方面。而说霸权超越意识形态则是指，它并不是如意识形态那样将思想意识仅等同于“那些清晰表述出来的、可以作为并且通常被抽象为‘意识形态’的正规体系”，这些正规体系作为较高的思想意识体系被统治阶级“天然”地占有，至于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也被强行占有，除了用统治阶级包装的意识形态充当自己的思想意识外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所赖以被制造出的生产资料与生产过程一直被统治阶级所控制和掌握。即便有观点认为被统治阶级由于自身特有的生活状况能够生产出与统治阶级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但他们势弱的“意识形态”必须与主导阶级的强大意识形态进行持久的抗衡，结果是经常被收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被动局面，在威廉斯看来，皆是由于我们将思想意识等同于意识形态，按照建筑比喻和同构模式，观念体系既可以从当下的社会过程中抽象出来形成某种主导结构进而对非主导的结构进行形式上的干预，也可以通过那些职业意识形态家的筛选并通过典型化的过程而被表征为在内容上具有统治地位，如此一来，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社会中那些“相对复杂的、混合的、不完整的或未得到清晰表述的思想意识”[注]就总会被那种蛰伏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力量所遮蔽和选择性地排斥到边缘地位。但如果我们将思想意识扩大化，即并不仅仅等同于意识形态时情况则会完全不同。威廉斯认为，霸权概念相比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注意到了思想意识实际上涵盖在当下生活的全部过程中，霸权本质上是“一种实际体验到的意义、价值体系(既具有构成设定性又处在构成设定中)”，[注]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16、117、118页。不仅渗透在社会有机体的每一构成部分中(如经济活动、政治活动)，而且还渗透在社会各因素所构成的总体中。在此意义上，霸权又可等同于文化，通过这种总体的文化过程，人们在自己生存的社会中自觉建构起关于自身阶级地位的现实感，而不是像意识形态那样通过被操纵和被灌输的方式才得以形成。
主动，就是学生实现成长目标的过程中，制订目标的主体表现出来的主动性。主动面对目标，主动分解目标，主动实现目标，主动反思解决问题，主动总结经验。这个过程中的主动性，是目标实现的动力，更是推动目标实现的核心，它表现出我们实现目标的内心需要，是人成长内驱力的表现。
威廉斯在此处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界定非常类似于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注]意识形态概念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有不同的含义，当威廉斯说霸权超越意识形态时乃是指作为某一统治阶级投射过程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在自己的成名作《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曾对意识形态概念有过非常清晰的分析，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存在的，但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中包含着两类关系：一类是人们与自身生存条件的关系，另一类是他们对自身所处关系的体验关系；前者是某一阶级或人群真实的存在关系，而后者则是人们通过体验的方式而获得的关系，因而是一种想象性的关系，意识形态则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0页。而在威廉斯这里，霸权则是指一种由实践和期望所构成的整体，实践对应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中的真实关系，而人们对自身及周围世界的知觉体察(即期望)则对应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概念中的想象性关系。[注]在此，我们看到了二者在表述上惊人的相似，这点也无可厚非，因为威廉斯在后来加入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时已经深受阿尔都塞理论的影响，但他做的工作更多的还是通过融合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峙来重释人本主义者葛兰西的理论，相比那些完全倒向结构主义立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威廉斯早期对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的深入研究使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人本主义的理论立场。同时，二者对待想象性关系/期望的态度也非常一致。阿尔都塞认为，虽然想象性关系必然包含真实关系的部分，但它却是能动的关系，能在表象体系中改变人们对其生存条件的真实看法和依附关系，且它首先是作为一种不为人知的结构而强加于大多数人，人们在这个无意识的客观结构中感知、接受和改变自己真实的生存境遇。同样，威廉斯认为霸权概念更适合用来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和控制过程的原因就在于，它也拥有如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概念中的想象性关系，这个想象性关系即为取代性霸权。葛兰西非常注重该取代性霸权的创造力，虽然它目前只是作为一种想象的可能性而存在，但如果社会中现有主导形式的压力和限制能在这种想象性的关系中“被人们体验到并且在实践中被人们主观内化了”，[注]那么，任何旨在消解无产阶级反抗潜能的观点便不攻自破。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事实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被遮蔽了，它首先需要的是具体之人能够通过某种机制对这一事实加以感知，进而个体才能成为具体的主体。在阿尔都塞那里，扮演这一机制的是意识形态尤其是想象性关系对主体的召唤，而在威廉斯这里，他看到的是取代性霸权对主体的构建及其蕴涵的能动的革命观。在这种能动的革命过程中，霸权不是作为一种主导形式的附属物而消极地存在着，它虽然具有主导性但却不具备总体性和排他性，它在自身中生产着并限制着其自身的取代性霸权。威廉斯认为这点也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不同之处。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意识形态虽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体系而存在，但其基本特征和表现却是预设一种无意识的客观结构先在于社会历史生活之前，这种结构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先验存在(威廉斯称之为抽象、静止的总体)。葛兰西的霸权虽然借助主导地位也有总体化的趋势，但却由于需要不断控制自身之内的对立面而无法形成总体性，并且有可能被对立面取而代之。威廉斯写道：“实际存在的霸权总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系统或结构(除非是在分析的时候才能这样看)”。[注]霸权在不断被辩护、修饰和更新的同时也不断受到自身内部反霸权力量的挑战和威胁，它一方面需要对某种主导形式进行无修改的传播，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要留意那些对抗性的取代性霸权并对它们或控制、或同化。与之对应，取代性的霸权就需要不断反霸权并保持独立以超越某种主导霸权，虽然在跳出特定霸权术语的过程中这些革命因素经常被虚假地化约，但它们“积极能动的现时在场则是决定性的”。[注]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19、121、121页。威廉斯认为强调取代性的政治和文化及多种形式的抗争不仅是因为它们本身就重要，而且为应对它们的不安定和爆发性致使某种霸权必须构建金城汤池般的防卫也亦为重要。因此，在威廉斯看来，文化分析最有趣但又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试图在构成性的过程中把握霸权本身。
二、传统、习俗机构与构形
上述两个过程在现代社会中都存在，但在威廉斯看来，如果从比重和影响力两方面来权衡，过程一中以教化为目的习俗机构和过程二中霸权的自我确认对如今的文化分析更为重要，因为这两部分都与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构形过程相联系。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运动和趋势，一些人总是旁征博引地否认这类构形及其现实形式同社会过程特别是物质性过程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是一种类似于心理模式、精神原型或文学传统的观念结构。威廉斯也承认这些观念结构的确能够阐释构形，而且在实践中的意义也大大超越了上层建筑论。但这种模式却使得构形及其现实形式不再被视为“能动的社会实体和文化实体”，而事实上它们“一直是这样的实体”。[注]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28、129页。将构形过程看作实体性的物质性过程究竟有何意义？我认为，威廉斯的分析方式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厘清习俗机构、霸权和构形关系的切入点。一旦构形呈现出物质性形式，它便有可能转变成新的习俗机构与旧习俗机构相对立，便有可能与主导性霸权的化约过程相对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相关理论对威廉斯的影响，如果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威廉斯的研究提供了“文化”视野，那么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则为其赋予了物质性内涵(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通过对比东西方社会各自的构成特点发现，在东方专制国家里政治领导权比文化领导权更为重要，“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而在西方国家里情况则大为不同，“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注]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4页。在它后面矗立着的市民社会则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堡垒和土木工程系统。因此无产阶级在西方国家要想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必须采取阵地战的形式，逐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建立自己的文化机构以抵御并战胜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蚕食。相比葛兰西更进一步的是，威廉斯不仅看到了在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中社会机构所扮演的霸权与反霸权角色(以教化为目的的习俗机构和以变革为目的的新型社会机构)，而且更注意到了霸权在现代社会中的理性化程度，它能够通过链接入真实的生存状况来自我确认，即任何一种霸权都不是外在于阶级的工具，统治阶级肯定比被统治阶级早一步相信自己构造的神话，他们不单单使自己相信霸权过程与自身真实生活条件的同源关系和混合关系，而且还让被统治阶级也相信。如阿尔都塞所描述的那样，统治阶级需要像被统治阶级“体验自由那样去体验自己的阶级统治”，[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31页。既要链接入“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自由经济的权利”这一事实，又要链接入“人人都是自由的，包括自由劳动者在内”这一依赖真实关系的美丽谎言。在威廉斯看来，这不是主导阶级玩的文字游戏，而是与实践过程相关的物质性存在，因此要对抗霸权的这一自我确认过程，任何旨在取代“霸权”的构形过程也必须渗透在具有物质属性的经济过程之中。但由于霸权过程的极力阻挠，构形过程目前还不能呈现出一种总体趋势，各种构形运动要么各自发展，要么彼此对立，故而当今文化分析的重点依旧是探讨文化过程的三方面与霸权的关系，进而在对抗的过程中把握未来新趋势可能的样子。为此，威廉斯又进一步分析了每一个发展阶段中主导、残余与新兴三因素间的动态关系。
自2015年起，江西省国土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委托江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积极开展江西省地下水监测网建设工作。目前，通过“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江西省)”、“江西省主要城市地下水动态监测点修复工程”、“赣西、赣北重点采煤沉陷及岩溶塌陷地质灾害调查”项目，已建设完成423个地下水动态监测点，见图2 。随着上述工作的完成，建成涵盖江西省主要城市的地下水监测网，以及鄱阳湖平原区、山地丘陵区两个一级水文地质单元的网络及骨干断面。
母亲有点兴奋，跑前跑后买菜做饭，一刻闲不下来。我心中一丝丝懊悔、一阵阵痛。平时来得少、冷落了母亲，对她来讲，儿孙绕膝才是真正的幸福。
霸权作为一种现实性的流动过程，虽然很难从整体上加以把握，但由于它“或多或少总是由各种彼此分离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意义、价值和实践适当组合而成”。[注]因此，威廉斯认为我们也可以依赖这些性质不同的文化过程对霸权的组构过程进行先分类后总体的理解，因为这些意义、价值和实践本身就体现了某种源于特定经济现实的意志尤其是政治意志。鉴于此，威廉斯将文化过程区分为三个方面，即传统(traditions)、习俗机构(institutions)和构形(formations)。
在威廉斯看来，传统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中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视为第二性的上层建筑构成因素(只对更具决定作用的经济过程有所影响而已)。同时，由于传统常常与变革相对立，所以一般总被理解为是社会结构中那些较为惰性的、已经历史化的衰颓部分。但是，威廉斯认为传统实际上应该被视为一种能动的塑造力，对被统治阶级而言，传统在社会实践中极其明显地表现出对某种主导霸权的限制和压力；而对统治阶级而言，传统所含的霸权意义始终在于传统不是被全盘接受，而是要首先对其进行有意的选择，并进而将某一被选择的传统同现实社会状况相联结以证明选择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经由霸权的筛选而重新被赋予时代感，成为“有意义的过去”。威廉斯分析道，霸权的选择过程在当代社会秩序中是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过程。传统关系着许多在历史上有连续性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如语言、家族、身份等人们也确实可以在自己的生存境遇中体验到，霸权的选择性强调了某些意义和领域，排斥和否定了另外一些意义和领域，但那些被排除的意义和领域在被排除之前社会中的人们也都曾体验到，霸权过程如果平白让其消失似乎要遭受诸多非难。霸权为应对这一局面，通常选择的做法是要么重新解释或淡化这些意义，使它们在人们的生活领域中处于边缘地位，要么使这些意义保持不变但在立场上支持当前霸权及其选择出来的传统。恰恰在此，反对霸权的实践也可以通过重新恢复那些被霸权过程抛弃的意义领域来指认某一阶级基于利益而做出的“选择”。但这一过程却举步维艰，因为霸权非常擅长建立某一被选择传统与现实的“真实”联系，之所以如此，威廉斯发现是由于进行选择的过程本质上也是基于现实生活物质性而做出的，而非如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理念性的。而且，霸权还善于排除异己，不合需要的那些意义领域被冠以“过时”的帽子而加以抛弃、不愿被收编的意义领域则被说成是无关紧要的而加以孤立，并且采取措施让人们在现实的活动中也体验为是“无关紧要”的。即便如此，威廉斯也依然相信反对霸权的实践能够成功，前提是它们能在被选择的传统的“实际过程中把那些同现在相联系的线索清晰生动地寻觅出来”；[注]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23、125页。虽然这条线索是复杂且隐秘的，但它一直存在，因为有意选择和有意联系实际上就是对它自身的确证。
三、主导、残余与新兴
在威廉斯看来，主导、残余与新兴这三个文化因素与上文所述的文化过程的三个方面(传统、习俗机构与构形)共同组构了文化实践的复杂性。但二者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后者更多地关注文化过程的三个方面与霸权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而前者则将关注点放在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每一阶段中。也就是说，文化过程不仅在整体上体现着与霸权的关系，就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每一个阶段而言，那些业已发生的或将会发生的诸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也通过意义领域体现着当代社会中的霸权活动，这种霸权形式威廉斯称之为“收编”(incorporated)。
(1)残余(residual)。威廉斯所说的残余因素并不是指那些已经过时(archaic)的事物，虽然二者都是来自于过去的社会，但确切地说残余因素是指一直活跃在当代文化过程中的过去事物。“它们不仅是过去的某种因素，同时也是现在的有效因素”，③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29、130页。其主要载体是形成于过去社会并一直留存至今的习俗机构和某种构形运动。威廉斯进一步分析道，这些无法用主导因素的术语加以表达和确认的经验、意义和价值之所以现如今还存留于实践领域的原因就在于残余因素的位置与它能动表现的不一致。残余因素的特有位置使其与主导因素“处在相互取代甚至彼此对立的关系中”；而它的能动表现却使其本身早已被主导因素的收编程序或重新解释、或冲淡减弱、或辨别取舍，从而隶属于主导因素并与之呈现出同一性。为证明这一点，威廉斯具体地列举了几种残余因素以说明主导因素的收编机制。例如乡村社会的理念，作为残余因素最主要的代表，乡土观念明显地与资本主义大都市文化相悖甚至冲突，但主导因素通过收编程序使其或成为都市生活的理想和想象，或成为主导文化秩序中的休闲领域(“居住或消遣”)。[注]再如宗教因素，被官方收编的某些宗教理念往往成为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主导道德，而那些不合时宜未被收编的价值和观念则顶住重重压力藏于角落，只要不危及主导道德，它们便可以保留与主导对立的意义。换言之，主导文化不可能把所有的残余因素都进行收编，但它也不允许自身之外存在着“太多的残余的经验和实践”。[注]即便如此，威廉斯也看到了这些未被收编的残余因素的革命性，它们作为与主导因素彼此对立的意义总是与先前的社会构形相关联，虽然为数不多，但它们代表着人类的渴望和成就，一旦时机成熟，它们也有可能唤醒人们内心的浪漫冲动。
威廉斯认为，在传统的划时代文化分析中，往往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即人们总可以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抽象出某一过程并将其视为是“某种具有决定性的主导特质的文化体系”。[注]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29、130页。例如，与封建社会相对应的主导文化就是封建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相对应的主导文化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即便在过渡时期人们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抽象概括出一种适合前后两种社会形态的过渡文化。这种分析模式固然重要和有效，但在威廉斯看来，抽象的主导文化如资本主义文化，不过是在与封建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一番对比之后得出的“概括表述和理论假说”，真正可信的历史分析法是在某种抽象的文化体系之内或之外寻找到各种运动、各种倾向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此一来，社会结构中那些横跨多个世纪的文化过程就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是主导模式的阶段和变体，当然更不能将它们当作边缘的和不必要的社会现象而加以排斥。虽然我们不得不说到主导文化及其霸权统治，但威廉斯发现，在任何现实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上，我们的确还必须谈及残余因素和新兴因素，[注]在这里也涉及了威廉斯的一个理论假设，他认为主导性的文化体系只能通过收编程序使反主导的文化现象与自己和谐共处，却不能将其彻底消灭，一旦主导文化实力消减或收编程序被反主导的文化实践所意识到，它便有可能失去主导特权。并对二者所显露出的与主导因素之间的制衡关系进行比较区分。
除此之外，习俗机构(institutions)[注]习俗机构在威廉斯这里并不特指那些统治阶级在思想领域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教化的组织和机构，而是指一系列与个体社会化密切相关的习俗制度和组织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习俗机构包括国家机器但不仅限于国家机器。也在这一维护与反对相抗衡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习俗机构是有选择的传统得以被确立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他与霸权有着同一性关系；同时，由于习俗机构不是一种总体化的社会过程而是一种具体的执掌霸权的过程，所以它在实践中并不能被简单地化约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内部充满各种矛盾和难以解决的冲突，各个因素间(如文化机构、政治机构与经济机构)的相互关联在威廉斯看来也是一个与构形(formations)[注]所谓构形是指“那些体现在精神生活和艺术生活中的富有成效的运动和趋势”，它既无形又有形地关联着现实的社会结构且与明显可见的习俗机构有着复杂的关系(或认同或与之截然相反)。相关的问题。这些构形运动虽然扑朔迷离，但随着它们物质性产品和生产过程的出现，人们很快就能把这些构形辨识出来并且通常会意识到它们相比习俗机构是一种更为广泛和富有成效的组合形式。因此，威廉斯进一步分析道，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关联性，真正的霸权过程本质上包括两个过程：其一，霸权的外部确认过程。这部分又包括两个分支部分，即部分Ⅰ习俗机构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名义强制施加外部作用力，此时受施对象别无选择；部分Ⅱ习俗机构以教化的名义推行非强制性的外部作用力，此时受众有选择权但却是在习俗机构的教化下最终必须选择特定的意义、价值和活动，如教会、学校和传媒系统。其二，霸权有效的自我确认过程。威廉斯认为对霸权的该步确认需要依赖“人们对那些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事物的承认”。[注]也就是说，通过与那些必要过程的双重链接，既链接入具体的内涵和意图，又链接入真实的社会活动，从而霸权得以存在的最强有力的现实基础就构建出来了。
(2)新兴(emergent)。威廉斯认为，相比残余因素，新兴因素的情况则更为复杂。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新的意义和价值、新的关系、新的实践“总是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注]但要真正地把这些新兴因素从那些实质上只是取代或对立于主导体系的因素中筛选出来，实际上非常困难。残余因素的社会位置相对比较好把握的原因是由于绝大部分残余因素总是与先前社会的文化过程相联系，意义和价值正是基于这些客观的社会基础才被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有据可考。而新兴因素的兴起则是与孕育在旧社会胚胎中的新生力量相关，这种新的趋势和运动往往指向未来社会和未来的文化实践，故而我们只有将之放到与现存社会主导文化的“关系”之中才能对其进行考察并发现其雏形。威廉斯写道：“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在任何一种现实的社会结构中总是存在着某种适应于文化过程中那些要取代主导的或与主导对立的因素的社会基础”，[注]新兴因素也不例外。阶级和被排斥的社会领域作为新兴因素的两大客观社会来源，在威廉斯看来，其浮现和发展总是关涉到主导因素的收编过程，如果说阶级是作为新兴因素兴起时反抗主导因素的生力军的话，那么被排斥的社会领域则是其反收编的主要活动舞台。
经过技术鉴定，那两页纸与匿名信的用纸，网纹、纸浆都是一样的。第二天，王敬凯带着那两页纸和匿名信及3张纸条前往省城长春。经省公安厅专家鉴定，那两页纸不但与犯罪分子使用的纸相同，而且是一刀下来，同属100张以内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化理论中，文化上的新兴经常是同某一阶级的兴起和力量壮大有关，而且这种新的文化构形因素也时常伴随着新兴阶级意识的觉醒。不过，新兴阶级创立新的社会价值和新的习俗机构的速度虽然快于主导因素，但其力量却难以抗衡主导文化和主导的习俗机构。一旦新兴因素的实践被主导因素意识到，一种试图对它进行收编的过程便迅速展开，工会被收编成相对从属的组织，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绝大部分被收编到资本主义花花绿绿的商业性娱乐之中(例如激进的工人书刊被收编到通俗杂志中)，普遍的新兴在被收编之后成为了局部的残余，它势单力薄地对抗着收编程序但却无法掀起总体性反攻。因此，威廉斯发现阶级作为新兴因素的来源却不是唯一来源。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下，随着社会一体化速度的加快和范围的扩展，这一阶段上的主导文化相比以往任何时期而言，都更加地深入到那些迄今为止还隐藏着的或在先前阶段已被排斥的经验领域、实践领域和意义领域中。主导文化无孔不入，几乎能渗透到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由之就产生了一种对主导因素进行文化分析的模式，这种模式旨在判断主导文化在进行社会化的收编过程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和覆盖人类生活的全部实践和全部经验，而那些意在取代或对抗主导文化的因素的能动作用便取决于主导文化未收编的领域有多少，即未收编的实践和经验越多，反主导因素的能动作用就越强，反之则越弱。但这种模式也不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主导文化足够强大，能够收编社会中每一种实践和经验，那么任何反主导的力量便无处藏身，这不免令人心生悲观。威廉斯通过分析主导模式的存在特征指出，这样一种可能性不可能成立的原因就在于主导之所以称之为主导是由于它“总是对人类的全部实践有所选择、有所排斥”[注]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31、131、132、132、134页。的。实际上，在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一种生产方式可以囊括所有的生产实践，进而也不可能存在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一种主导文化可以统摄所有人类实践，总有些领域要么是主导模式所忽略和省却的，要么就是主导模式无法对其进行收编或即使暂时收编了这些领域也能摆脱束缚，重新恢复自身原有的价值和意义。这些被“排斥”的社会领域在威廉斯看来就是新兴因素的另一大来源，这些领域就其性质而言，并不等同于某个新兴阶级“那些不断发展着的、已明晰地表达出来的利益要求”。[注]如上文所述，源于阶级兴起而产生的新兴因素由于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了某一阶级的实践旨趣，经常能被主导文化快速意识到并采取相应压制措施，在种种压力的作用下，新兴因素所包含的对主导模式的取代性首先也就被转变成“对立性”(虽与主导文化格格不入但其最终目标不是颠覆主导文化)，再然后就被慢慢消解掉。
因此，威廉斯认为，文化过程中各个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可以“部分地”用有关阶级的术语加以描述，但除此之外，社会中的实践领域和意义领域还包括另外一些被否定和排斥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些存在和意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实践和阶级意识，但却暗含着某种反主导模式的潜能。在文化分析中，我们需要将二者加以区别，而在政治实践中，二者“决不一定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注]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35、135页。许多政治实践正是建立在二者关系的基础上的。实质上，威廉斯在此通过链接二者，即将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实践和阶级意识嫁接到被主导文化所排斥的社会实践中去，从而提出了一种在形式上类似于新社会运动的革命形式。但与新社会运动所不同的是，威廉斯依然希望在零散化的多元社会运动中保有“阶级”立场，任何旨在反抗主导文化的实践无论是原初目的还是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寻求工人阶级在最大程度上的解放，这种解放不仅是如新社会运动意义上的“文化”解放，更是一种政治经济层面上的总体性解放，只不过采取的策略不是闪电般的直接发动进攻，而是诉诸于社会中的非主导领域，循序渐进、各个击破(类似于葛兰西阵地战的革命战略)。
TotalityasConcrete——RaymondWilliams’sRe-interpretationoftheConceptofHegemony
LiuJuan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Keywords]Raymond Williams; hegemony; totality
[Abstract]In the late stage, British cultural Marxist Raymond Williams is committed to a paradigm transition to western Marxism by re-interpreting Gramsci’s concept of hegemon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is re-interpretation mainly includes two aspects: first, both covering and transcending culture and ideology, the term hegemony is concerned to depict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and value which always connected with power; Second, any kind of hegemony in existence is a concrete totality, that is a complex composed of multiple forces, and also takes on a tendency of totalization because the different articulation of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作者简介] 刘娟，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88)。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21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项目号：15JJD71000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孔伟]
标签：霸权论文; 主导论文; 文化论文; 威廉斯论文; 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世界政治思想史论文; 《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3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21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项目号:15JJD710008)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