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最好的方式是继承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体系中，最重要、最基础、最深刻、最具变革性的方法是“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把思想理解为阶级思想”“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这三种方法为历史唯物主义所特有，是马克思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发现和提出的，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变革，并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性方法。准确把握并自觉运用这三种根本性方法，对于我们在当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历史唯物主义 根本性方法
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准确把握和继承这位伟大思想家留下的思想遗产无疑是对其最好的纪念方式。众所周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将马克思最重大的思想遗产总结为“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1002。从逻辑上看，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前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阐发，后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证明。由此可见，把握和继承马克思的思想遗产首先是要正确理解和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如何对待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691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现有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教科书体系已经对这些方法进行了系统性梳理，重复性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本文将主要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体系中容易被忽视但却最具基础性、变革性并在马克思理论研究进程中起到逻辑转换作用的三个根本性方法。
一、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
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根本性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在审视对象时，不能仅仅把对象看作是具体的某种事物，而是要把它看作是一种人的活动。这种活动不是人的精神活动或理论活动，而是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这一方法为历史唯物主义所特有，是马克思在理论和实践中发现和提出的，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基础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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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其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并没有自觉地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1843年以前，马克思在思想上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将对象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精神活动。比如，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虽然以原子偏斜作为研究对象，但是论证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自由才是其真正目的，对于原子来说，“偏斜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3]34。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虽然以当时普鲁士的相关制度和政策作为批判对象，但在他看来，这些对象不过是绝对理念外化的结果，“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3]118。1843-1844年，马克思在思想上转向了费尔巴哈，不再将对象理解为一种精神活动，而是将对象理解为一种感性存在、自然存在。比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多次表达了这种看法：“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4]308，等等。
1845年之后，马克思清算了从前的哲学信仰，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实现了对对象的科学理解：把对象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这种方法给予了详细阐明。他批判了从前一切哲学理论在理解和把握对象时存在的缺点：从前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仅仅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尽管这样可以正确地把握对象的客观性，但却没有把客观对象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在于，虽然它们把对象理解为人的活动，但由于“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5]137，它们所理解的人的活动是不具有客观性的，仅仅是抽象的精神活动。马克思对从前一切哲学对对象的错误理解的上述批评，表明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像从前的唯物主义那样将对象理解为感性存在、自然存在，也不像唯心主义那样将对象理解为精神活动，而是将对象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人的物质生产实践。
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构成马克思后来一切理论研究的根本性方法。
在哲学研究中，马克思运用这种方法构建了科学的新世界观理论。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上，由于将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马克思正确解答了意识的现实来源问题。从前的唯物主义将自然存在看作意识的现实来源，认为意识是对自然存在的直接反映，这样一方面无法正确应对贝克莱等唯心主义者的诘难（存在即被感知），另一方面会像费尔巴哈那样，由于看不到感性世界是由一系列活生生的人的感性活动构成的，因此，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唯物主义和历史只能完全脱离开来[5]158。马克思将意识的现实对象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认为人的意识虽然来自于客观实在，但不是对自然存在的直接反映，而是对人的感性活动的反映，因此要“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5]172。将感性活动理解为意识的现实对象，解决了诸如“野人面对自然存在却没有人的意识”等旧唯物主义无法回答的难题。同时，由于人的感性活动是人的基础性社会活动，也就是人的社会存在，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来理解意识问题，也就是从社会存在出发来理解社会意识的问题，这样就告别了以自然存在为出发点来解释社会历史的错误思路，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总之，通过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马克思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异化及其扬弃等一系列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的方法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这种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理解人的意识和观念的方法称作“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6]2。马克思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将对象仅仅看作是自然存在，而不是看作人的感性活动，是无法解释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5]140，而看不到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现实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性概念的商品，当其投射在人的眼睛里时，总是呈现为一种感性存在，一种具体的物。人们直观地看待商品，就会陷入商品的虚幻形式，无法发现商品作为一种存在物在本质上不过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而也就无法发现蕴含在商品中的个体间的真实关系。基于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的方法，马克思指出，不能将商品简单地看作具体的感性对象，而要在商品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即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过程中去把握商品的本质，正是在后一种视域中，人们可以发现，“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7]89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不到这一点，在他们的理解中，商品就是一种感性存在，不仅如此，甚至连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个体也仅仅是一种感性存在。他们喜欢鲁滨逊的故事。因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古典政治以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7]98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把对象仅仅看作感性存在所带来的最为严重后果是，看不到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的内在矛盾及其过程性，因而也就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性、非永恒性，进而会得出“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7]99这样的荒谬结论。
在共产主义理论研究中，马克思运用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的方法，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经以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为理论框架，对共产主义问题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但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马克思此时并没有自觉地将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其相关研究仅仅是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的。在他看来，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人的共同体的本质是一种“类本质”，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这种“类本质”的复归，“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297。很显然，由于没有把对象理解为感性存在，马克思在这里对共产主义的论证还仅仅是一种逻辑论证，人的本质及其复归问题的着眼点还仅仅是感性的单个人。确立了将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的方法后，马克思就不再抽象地论证共产主义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普遍交往”“私有制的消灭”作为共产主义实现的基本条件，并特别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5]166从感性个体的“类本质”到“现实运动”，表明马克思研究和论证共产主义的方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此可见，如何对待“人”这个现实对象，是将其理解为自然存在，还是将其理解为感性活动，直接关乎共产主义学说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像从前的思想理论那样掩盖自己的阶级性，它明确标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它们的鲜明区别。但是，以此为依据来指责历史唯物主义只强调阶级性而忽视人类整体发展，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误读。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所诉诸的力量是具体的无产阶级，所要实现目标却是人类整体解放，因为只有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才能承担打破私有制的历史使命，打破私有制才能消除人的异化，进而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从前的思想理论尽管诉诸的力量是无差别的抽象的一切人，但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却是一部分人的发展和另一部分人的不发展。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从前的思想理论的本质区别，才能更深刻地把握“把思想理解为阶级思想”的方法。
二、把思想理解为阶级思想
把思想理解为阶级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根本性方法。这一方法告诉我们在审视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时，要从提出该理论的主体所处的阶级立场出发，在阶级的基本属性和利益诉求上解释理论提出的原因、目的以及理论的本质、功能。
在人类思想史上，哲学家们一般不提及自己理论的阶级性，他们要么认为自己的理论研究是纯粹的学术致思，与阶级立场无关，要么认为自己的理论研究是关涉全人类的，超越了一切阶级对立。这与他们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有关系，因为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对于任何理论来说都“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9]4。在加达默尔看来，西方理论界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基本上遵循了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即人是一种具有“逻各斯”的生物，“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这个定义成为一种规范的定义”[10]59。将抽象理性看作人的本质，不仅为唯心主义思想家所自觉承认，甚至连从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难以真正跳出这一固有逻辑。费尔巴哈尽管强调“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命题中”[11]591，但当他试图以“类意识”取代抽象理性时，依然会陷入到“‘类意识’也是一种理性”的难题之中。简言之，任何理论，只要其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抽象的（不论是理性还是“类意识”），就不可能发现隐匿在各种思想理论背后的现实的人的关系问题。
在教学环节中，潜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暗示学生的心理，规范学生的行为，促进学生的认识过程。因此，教师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开发学生的潜意识。教学环节中，教师要为学生构建积极暗示的教学环境，多采用暗示教学法，以此来启发学生的潜意识，同时还要培养学生有节奏地思考，加强学生的心理训练，通过一些特定的训练方法来培养开发学生的潜意识，从而促进教学效率的提升。
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也具有抽象的成分。这在他《德法年鉴》时期的相关作品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比如，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说：“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4]189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10，“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种学说”[5]10，“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5]16。不难发现，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遵循了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的看法，总体上依然是抽象的。虽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已经意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人类解放的“心脏”，并提出了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学说，但囿于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马克思依然将自己的共产主义学说看作是一种人道主义，一种在本质上为一切人服务的思想理论。
1845年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再对人的本质做抽象的理解，而是将其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139，并自觉地将“现实的个人”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第一个前提和出发点。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是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了分工，分工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人的意识不再是纯粹的动物式的意识，而是可以“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5]162的人的意识。分工的发展还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由此便出现了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共同利益的矛盾，进而逐渐演化成阶级之间的矛盾。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必然要将这一阶级的个人利益、阶级利益打扮成共同利益、普遍利益，而这是通过建构一系列思想理论的方式完成的。由此，同样是分工的产物，理论化的意识成为了维护私有制和掩盖阶级对立关系的工具。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5]420，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一般来说是具有较难辨明的迷惑性和欺骗性的，这是因为，任何思想一旦被提出后，人们“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做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5]181也就是说，思想观念本身被生产出来之后，由于其本身的相对独立性以及不同思想观念之间具有某种概念、范畴和逻辑上的一致性，人们往往会将思想观念与其现实的阶级关系割裂出来，进而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超现实的东西，而人们的现实关系好像不是历史地生成的，而是从这些思想观念中引申出来的。这样，仿佛统治人的不是某些具体的阶级，而仅仅是某种思想观念，人们要反抗这种统治，也不是反抗某种阶级，而是反抗某种思想观念。正因如此，马克思严厉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将观念、思想、概念视作人们真正枷锁的肤浅看法，指出他们脱离了现实的人的阶级关系，“尽管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5]146。因为对于试图改变世界的人们来说，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做法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迷惑性。
一是要将降雨过程、洪水过程、库水位变化过程、测压管水位变化等情况进行整理，并对本次降雨洪水及应对情况进行全面总结。二是雨后第一周变形观测每3天一次，以后每周一次；测压管观测每天一次，库水位回落至87.5 m后恢复正常观测。
把思想理解为阶级思想，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始终坚持的一个根本性方法。运用这种方法，马克思科学分析了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哲学、政治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在与蒲鲁东、拉萨尔、杜林、巴枯宁等人的论战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对那种有意无意地遮蔽和抹杀思想阶级性的学说进行不懈斗争，坚持、捍卫、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根本性方法。
把对象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并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来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活动等一系列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最为深刻之处。海德格尔正是因为体会到了这种方法对于分析和把握物象化世界的深刻性、有效性，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高度评价：“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8]383
三、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
根据以上评估结果，D=F/E=11/7=1.57>1，故沙沟泥石流受灾体处于危险工作状态，成灾可能性大。
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也有过这样的哲学立场。在大学时期，马克思试图以费希特《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自然法权基础》）为理论基础构建一套法哲学体系，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这种将哲学作为法的基础的态度，表明马克思是肯定上述哲学功能的。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上述哲学功能依然是肯定的。这可以从他的如下论述中看出：“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维里”[3]219，“哲学正在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3]220，“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3]220，等等。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依然对哲学的功能持有上述看法。他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5]16，“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5]16，“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5]16，等等。
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个根本性方法。在过往的研究中，人们对这一方法有过不同程度的阐述，但其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呈现。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代表一种哲学立场的根本变革，这种根本改变不是哲学的具体理论和观点的改变，而是对哲学功能和作用的看法的根本改变。通过这种改变，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不应该把哲学看作最高原则，不应该从某种哲学原则出发，不应该到某种哲学中寻找答案，而是要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解决具体的问题。
在人类思想史上，哲学往往被看作是科学之科学，亚里士多德将其称作是“头等智慧”或最高的智慧。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惑和难题，是因为没有掌握这种最高的智慧，一旦人们把握了某种哲学，现实中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长期以来，哲学始终被看作一种包括万象、无所不能的学问，一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
1951年，哈电电机成功制造的新中国首台水电机组，单机容量仅为0.8兆瓦；1980年代，葛洲坝电站12.5万千瓦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成功出世，因其优异的综合性能，被授予国家质量奖金质奖章，这也是我国发电设备获得的第一块金质奖章。自主研制之路艰难坎坷，哈电电机不畏险途，为研发更大容量、更优性能的机组积蓄着力量。
（5）结合某大跨径连续刚构桥实例，对结构温度分布确定方式应用进行了简要说明，最后得出沿箱梁高度方向分布的温度和以上十分接近，但和现行规范要求有很大差异；沿桥梁长度方向分布的实际温度大致相同的结论。
1845年之后，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开始反对把哲学视作最高原则。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140非常清楚明确，马克思在这里批评的不是“从前的哲学家”，而是“哲学家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活动称作“哲学叫卖”，并批判他们“直到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5]143。马克思、恩格斯说：“对现实的描述将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5]153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之所以要批判蒲鲁东，就是因为蒲鲁东借助于黑格尔哲学构建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所有现实问题。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明确反对人们用历史哲学指称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历史的概述，并指出这样“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样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2]730既然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对哲学的，那么他们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理论是什么呢？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其称为“现代唯物主义”，并强调“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12]400，这种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12]517。
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12]410这句话揭示出一种极其深刻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哲学的上述功能和作用，就是反对“从原则到现实”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的研究方法，是指通过现实的实证科学研究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从原则到现实”和“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的对立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有时也表述为“从天国降到人间”和“从人间升到天国”的对立关系[5]152。
“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的研究方法，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倡的“实证科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与传统思辨哲学的研究方法截然对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5]153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5]413也就是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以现实的实证科学为依据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是有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12]400恩格斯还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2]654-655这些论述都表明，“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从人间升到天国”，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从前哲学的根本方法。
“把原则理解为现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性方法，马克思运用这一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证研究，提出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在今天的哲学讨论中，如果我们认为哲学就应当是一切研究的原则和出发点，是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哲学。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看法，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所谓的“科尔施问题”，也没有必要回避一些西方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空场”的诘难，更没有必要像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用所谓的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哲学理论去填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空白”，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就不承认自己的理论是那种意义上的哲学。同样，他们倡导的实证科学也不是孔德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或实证哲学。当然，如果我们今天在世界观、历史观等层面使用“哲学”概念，即把哲学理解为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活动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把握，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承认自己的哲学是世界观、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哲学并不主张“从原则到现实”“从天国降到人间”的方法，反而提倡“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方法。
四、结 语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奉献给人类社会的宝贵思想财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纪念马克思、继承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此过程中，如何继承马克思的思想遗产、继承马克思的哪些思想遗产，却是我们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施密特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过：“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1]598-599“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1]599
恩格斯上面的话提醒我们，纪念马克思、继承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不能流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面的粗浅理解，不能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当作公式、标签、套语，而是要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体系中，最重要、最基础、最深刻、最具变革性的方法就是“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把思想理解为阶级思想”“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准确把握这三种根本性方法，并将其内化为我们的基本方法论自觉，对于我们在当代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看出，APT原矿和APT-Na的XRD谱图均主要显示了坡缕石（palygorskite, JCPDS 31-0783）、白云石（dolomite, JCPDS 36-0426）和石英（quartz,JCPDS 46-1045）的特征衍射峰。随着碳酸钠浓度的增大，这三种物相的衍射峰强度未见明显变化。这表明，钠化未对凹凸棒石的晶体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1933年7月14日，《红色中华》报第1版刊发潘汉年撰写的社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的白色恐怖》，揭露国民党暗杀民权保障大同盟发起人杨杏佛，封闭御侮救国大同盟，逮捕进步会员数百名的罪行。文章配发黄亚光创作的漫画《打倒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国民党》，画面上的国民党凶手举着滴血的屠刀，踏着一堆革命民众的髅骷，将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为敌的本性揭露无遗。
当今时代依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时代。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使得物化现象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借助于互联网等新技术，商品拜物教形式变得更加虚拟化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更加难以被人们所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始终坚持“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的方法，我们才能在更加隐蔽的物化现象背后准确辨识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今时代是一个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价值多样化的时代。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思想和价值观相继出场，面对普世价值、共同体主义、世界主义、普惠哲学等一系列标榜着超阶级、超地区、超民族的理论思潮，如何才能甄别它们真正的理论本质，我们需要始终坚持“把思想理解为阶级思想”的方法。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要想拨开一切纷繁复杂的理论迷雾，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划分为阶级、阶级统治形式不断改变的事实，并将其作为分析一切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问题的基本指导线索[13]30。
当今时代还是一个现代性危机严重化、普遍化的时代。文明冲突、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冲突等时代发展问题需要时代精神予以总体把握，以寻找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这种情况下，在思想和理论层面达成某种共识以寻找全球治理的可行性方案，无疑是十分紧迫和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时刻把握好一种张力和平衡，一方面，要建构一种理论来解释和回答时代发展的问题，以深度把握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和表现，并探寻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要防止历史唯物主义所扬弃的那种哲学在现时代的返魅，即那种以为构建某种哲学、提供某种原则就可以直接解决问题的旧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复归。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和运用“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的方法，毫无疑问是极其重要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9]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0]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11]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9)01-0052-07
作者简介：桑明旭，男，哲学博士，苏州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18VSJ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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