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唯物史观遭受去价值化的历史实证主义和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历史观的双重挑战。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挑战夹缝中沉渣泛起,严重阻挠了历史研究。因此,要高举唯物史观的鲜明旗帜和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危害性的两个方面,以科学的态度同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史学工作者更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创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使人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
关键词:唯物史观;历史虚无主义;去价值化;泛价值化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离不开史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大量历史的考察与研究,批判且革命性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空想社会主义,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一经创立便在史学领域引起革命性的变革,它迄今仍然是具有生命力、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作出科学解释的理论。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出正确理解、中肯评价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也是观察研判当代及以后一切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和理论出发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历史观既决定了对待近代历史的态度,也确立了书写近代历史的方式。历史观虽然改变不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但历史观可以转化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影响历史著作的主观性,而这种主观性对现实问题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1]。因此,提倡唯物史观,确保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史学工作者理应在新的历史起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历史的运动及其规律,不断地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历史学研究的发展。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思潮、对话交流、观点交融、异见交锋普遍而平常,受各路思潮渗透影响的学术“全球化”也成为必然趋势。历史实证主义与后现代历史观本属于侧重于不同方面的史学研究思潮,但历史虚无主义以二者为片面的学术依托,假借学术外衣,实则为错误的政治思潮,并对唯物史观进行了一系列的非难与攻讦。历史的解释权,历来是各类势力、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争夺、较量的重要领域。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也高度重视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2](P113)因此,史学领域是抗争历史虚无主义的桥头堡,同样是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前沿阵地。所以,清晰辨别历史虚无主义内在的两个主要学术依托,以及揭露历史虚无主义外在表现的危害性,是我国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宣传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李大钊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7]34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应该细细地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7]711。这里所说的“环绕着他的实境”和“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问题。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这时还是朦胧的、无意识的。
一、正视去价值化的历史实证主义和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
历史实证主义追求让事实说话,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如实直书”。历史实证主义的合理性在于,历史实证主义恪守并重视对历史事实、历史档案、考古考据等方面的发掘、考证与研究,认为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如实呈现事实发生的真相。因此,历史实证主义必须对材料进行批判性检验,并且只有依助当时的文字记载才能达到“如实直书”的目标,由此历史学才能是科学性的。
历史实证主义的片面性在于它自身预设的片面性,历史实证主义将发生的历史事实与史学工作者历史著作中的历史史实相混淆,忽视史学家自身的历史意识、历史感和历史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因素的介入对历史事实的影响。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证据也需要史学家来讲。历史实证主义往往强调史实纯粹中立的“所言即所是”的态度,视历史事实为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对象。但历史事实的书写与历史的价值判断交织在一起,史学家的价值观影响对历史素材的选择和编排,进而影响对历史事实的阐释、评判与结论。虽然,历史事实确实是客观性的,而且历史的发展也遵循着时间的单向度,从过往至现在。但是,历史著作中历史史实的书写恰与之相反,完全是由后代对前代历史书写,由当代到过去。因此,历史事实与著作中的历史史实无法保持一致的性质便给予历史观、价值取向发挥作用的余地。史学家的视角、观点、立场受到时代的制约,因此有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于过去的当代思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历史是史学家关于当代问题的回答”等说法。
由护士长作为组长,科室护理人员作为组员,组成风险管理小组,旨在加强医护人员的风险意识,并展开技能培训工作,提升人员的专业素质。作为科室护士长应该根据科室的制度流程,安排护理人员对患者病情进行全面掌握,尤其是对于一些病情程度严重的患者,应该坚决杜绝安全隐患,定期抽检护理人员的工作执行情况,加强监控。
历史虚无主义造成的危害性大体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罔顾事实的“外伤”及其虚假性。历史虚无主义不顾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事实,通过抽象地假设与推演来歪曲历史,通过戏谑地解释来重新评价已有定论的正面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这类显而易见的直接“外伤”是容易被澄清与发现的。二是隐晦的看似合理的“内伤”及其迷惑性。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对历史的解构,将整体的历史细碎化,精心挑选孤立的历史片段,再通过对这些历史片段刻意地进行重组与再阐释,与原本的宏大叙事相比较,同样的历史事实或事件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史实与意义,这类隐而不显的“内伤”往往打着“学术自由”“学术创新”的旗号无声无息地瓦解唯物史观。
对坚持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来说,唯物史观的立场与研究的方法论隐含其价值性,也决定了历史素材选取和历史价值解读的效果。没有一个史学工作者能够在历史观缺位的前提下进行历史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可以从最根本的生活生产内在矛盾出发,抓住社会生活的本质,确立其客观的价值维度。他们的历史研究是从历史事件到历史现象,再从历史现象到历史规律这一具体到抽象过程的升华;同时,也是历史规律用于分析、研判、预测现实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性应用。
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反思”或“学术创新”的旗号,将去价值化与价值多元化的矛盾“统一”起来,借“还原历史”“重写历史”之名,通过改写党史、国史行否定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实。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选择回避理论争论,转而通过实证研究领域新史料的“挖掘”,倡导去价值化的“真史学”来提供材料,以去价值化来逼仄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研究;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又通过歪曲、裁剪、嫁接、造谣、恶搞等手段重塑其所需的“价值”,以价值多元化来消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历史虚无主义指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误入歧途”,极力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讴歌、为落后的势力翻案;贬损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与革命英烈的伟大精神,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抹黑,别有用心地贬抑其历史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割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十年和成立后三十年的关系,渲染二者之间的对立与相互否定的关系;等等。这些谬论都是历史虚无主义意图干扰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等重大问题上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也是历史虚无主义涣散我们的精神状态、放弃我们的历史使命、改变我们的奋斗目标的企图。
二、高举唯物史观旗帜,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新中国的学术土壤绝无可能孕育出后现代主义,但却不得不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史学方面,源自西方后现代史学通过引入“文本”概念和“读者”视域,使历史具有完全开放的性质,也使每位“读者”均通过自己的体验去建构历史的图景。后现代史学在打破近代欧洲中心论、教条历史宿命论和建立多元文化史观、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将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对手对唯物史观进行批判来作出理论阐释的。后现代主义消解历史主体、泛化历史价值、否定历史规律和摧毁历史真实,无中心、碎片化地对历史作出主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解释。因此,唯物史观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非议与冲击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唯物史观坚持历史是在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辩证过程,具有历史的逻辑性与方向性。因此,唯物史观是一种能够把握历史规律的科学理论。借助对唯物史观的学习,个人能够通过有意识地反思和把握历史的必然发展,从而转化为个人的理想信念,并付诸实际行动参与社会发展,推动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则使当下与过去、未来分离隔绝,不再发生逻辑一致的联系,这也就导致理想信念失去生长的土壤,既没有凝聚团结的力量,也没有坚定执着的理想信仰,剩下的只能是琐碎的事实或片断,其价值只能借助于不同的话语人为地编排与灵活地串联,却无根基地生成意义。
散步去海边,两人躺在沙滩上,天空中有月如钩。方晓倩醉了,她贴着他的耳朵呢喃:“你是爱过我的,可也不过是这样,年龄越大,人心越麻木,爱情不过是单枪匹马,哪里抵得过千军万马的人生?到曲终人散,脂残粉污的时候再分开,还能有几许暖意?”
后现代主义是滥觞于20世纪60年代,于80年代全面兴盛的源于西方的理论范式和社会思潮,90年代流行于中国学子间,形成一波波的研究热潮。而如今,后现代主义已广泛地渗透于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解构了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理论的同一性核心原则,将多元差异性视为其核心价值。
因此,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决不能袖手旁观、等闲视之,任其自由壮大,而应当挺身而出、敢于担当、敢于亮剑,以科学的态度同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用真理揭露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针对以上两方面的影响,我们应采取不同的策略。一方面,针对罔顾事实的“外伤”,要做到“排挤脓毒、洁洗创口”,即以唯物史观正确的历史事实“排挤”历史虚无主义的牵强附会、指鹿为马、以偏概全和颠倒是非的“脓毒”,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工作者也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理直气壮地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积极引领人们正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以唯物史观正面的态度“洁洗”被历史虚无主义贬损反讽的正面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创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用真相为英雄正名,以事实捍卫英雄名誉,纪念伟大的历史事件、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全社会营造铭记英雄、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尊重历史的浓厚氛围。另一方面,针对隐晦的“内伤”,要做到“固本培元、调理恢复”,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3](P11)。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固”马克思主义的“本”,“培”唯物史观的“元”,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认清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客观规律,树立起以唯物史观为总指导的理论自信,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治疗“内伤”的根本目标是去除病灶,但去除病灶是个过程,其首要目标是调理恢复,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巩固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恢复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理论武装作用。除了直接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正面交锋外,还要不断地通过与历史虚无主义背后各种学术依托的思潮进行阵地战较量,不断增强唯物史观在群众中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工作是战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必须加强对市场环境变化和经营战略变化的重视,合理调整发展的各项战略,继而对全面预算编制等各项工作进行调整,建立恰当的奖惩制度,保障各项工作落实到位,提高全面预算管理的有效性。
三、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在回应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各种社会思潮、学术思潮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抨击与发难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理应视危机为契机,在斗争的实践交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阐释,与时俱进地提高其科学解释力,并以此组织和壮大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他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P15)。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创立与发展都离不开历史研究,因此,史学工作者在学科创立与发展方面是大有作为的。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第一,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指导思想与研究对象。史学理论研究可以有多元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一定是有主心骨和压舱石的,即唯物史观。因此,史学工作者要坚定以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的信心,在比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兼容并蓄。第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中国实践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解释中国历史发展模式方面,一直都是使用外来的理论模式套用在中国历史之中。如何运用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与知识经验,对历史进行解读,建立自己的理论研究模式是破局的关键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联系近代历史,总结中国实践,提出解释模式,提炼创新理论,以增强中国人民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史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第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与文学艺术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文学家、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必须有史识、史才、史德。”[4](P351-352)他还谈到:“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4](P352)历史素材是文艺创作的基础,唯物史观是以人民为历史主体的历史观,基于唯物史观进行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其传播有助于人民了解历史、忠于历史、理解历史、热爱历史,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与历史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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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19)02-0018-03
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9.02.008
收稿日期:2019-02-06
作者简介:曾东辰(1988—),男,广东梅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
(责任编辑:张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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