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差异无所不在，但从差异视角看待政治并不等于差异政治。差异政治是一个仍然需要建构的概念，它应该与现实政治中的差异相对应，差异政治首先必须是一种政治性现实和动态趋向，然后才有对这一现实或动态的理论认知。但现实中差异政治的呈现，又往往在于我们对于差异政治的理论自觉。时代特性是理解差异政治的重要基础。从根本上说，我们时代的差异政治，都可以在时代多重性的前提和基础上得到合理解释，并找到解决的途径或发展的方向。近代被卷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注定了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异质性”和在世界政治领域差异政治的身份特征。改革开放的中国只有对差异政治有明确的理论认知，才能从国内国际的双重视角选择好自己的站位，从而更好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实现崛起。
关键词：差异政治；多重时代性；中国站位
西方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即有关于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研究，但对于中国学界而言这是一个较陌生的词，尽管有少量的政治学研究著述中使用了该词或以之命名，却谈不上有一致性的概念界定。差异当然是无所不在的，没有差异就不会有民族国家的区别、阶级的划分、利益的分层、价值与信仰的对立、多元族裔的矛盾、女权对男权的抗争、分众的传播，以及文明的冲突等等，因此，从差异的视角研究政治或观察世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政治研究可以有无数个视角，自然不能缺了差异的视角。不过，从差异的视角看待世界上的政治事务并不等于差异政治，前者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视角，甚至于研究者往往是不自觉地应用它，而差异政治的内涵更丰富。至少，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它是一个仍然需要建构的政治学概念，并非不言自明。即使这个概念曾被相关的学者做过定义，但仍然可以从更深的层次或新的角度加以建构或再定义，以便能更好地揭示现实世界政治的差异化特征。其二，它所要解释的是确实有与概念相对应的差异性政治现实，应该是新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动态呼唤“差异政治”的学术概念，而非新瓶装旧酒。揭示“差异政治”的现实与动态，才是其概念与理论真正的意义所在。从根本上说，差异政治首先必须是一种政治性现实和动态趋向，然后才有对这一现实或动态的理论认知。理解我们这个冷战后的、全球化的、具有后现代性的时代，无数矛盾与冲突后的差异政治便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中国是世界政治中一个特殊的存在，是与西方普遍主义有高度差异的国家，从时代背景下的差异政治中寻找中国的站位，是中国学者的一项理论任务。
一、从当今时代的特性理解差异政治
任何政治现象都离不开它的时代。尽管差异政治概念或许如一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可以用来解释不同时代政治现实中的某一类特征，但我宁愿将差异政治理解为当今时代背景下一类新的政治现实与趋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基于从我们当今时代的特性来理解差异政治。那么，当今的时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它的哪些特性构成了差异政治的时代背景或社会土壤？事实上，当今时代的特性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而这些方面也构成了与过去的或传统的政治的差异性。
首先，当今是冷战后的时代。这句话耳熟能详，但除了国际关系的学者，一般人很少去琢磨它的政治含义。冷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全面性对抗，包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军事部署、文化教育等等方面，数十年间剑拔弩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无数人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中国在一段时期里的经济和军事部署也以此为指导。冷战代表着国家权力和“国际政治”的巅峰。但无疑，冷战对世界造成的高度紧张状态不可持续，核恐怖均衡使世界危如累卵，特别是由于存在核战争导致人类毁灭的危险，自然会使世人厌倦。冷战最终以西方“胜利”的方式终结，使时代的日历揭开了下一页。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则使全球冷战对抗体制在实体上、制度上得以彻底告别。那么，冷战后意味着什么？一方面，由于高度紧张状态的松弛，从国家内部来说，许多国家的权力体制纷纷瓦解，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特别是公民运动、宗教信仰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依托的社会土壤更新，甚至原来铁桶一般集中的国家结构发生了破碎，同时冷战赢家的制度和文化成为无数国家模仿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领域，不再受世界战争可能随时爆发想法的主导，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出现了“去政治化”，即原来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单元的以战争、军事安全和战略等为主题的被称为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的“国际政治”，也发生了权力分化：一部分权力向上转向了“世界政治”，如维和、国际扶贫、反恐、反核扩散、联合国2000年发展议程、人文交流、气候谈判、欧洲一体化等等凸显，一度还有“主权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的凿凿之词；一部分权力向下转向了社会化主题，如人权、性别、文化、发展、治理、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等等。虽然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单元的国际政治基本体系框架仍在，但从冷战到冷战后，上述的差异政治明显地存乎其间，或成为未来态势。也许有人会质疑，有些主题在冷战时代就已存在，并非后冷战时代专属，但相对于“高阶政治”，这些“低阶政治”（low politics）无疑更多地具有“后冷战性”。
其次就要做到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实现全面发展。当前我国各地都倡导农机农艺合二为一，充分利用大型生产装备发挥其技术主导、产量至上的重要作用，贵州省也不能例外。他们应该思考如何优化农机化发展水平以保证农机生产技术能够全面融入到省内的粮食、果蔬以及茶叶主产区中，特别是对特色经济作物的技术关照也一定要把握到位。
其次，冷战后时代与全球化时代的重叠。冷战后全球化飞速发展，冷战终结本身也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源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冷战终结的同时拆除了原来“两个平行市场体系”中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藩篱，使资本和人员加大流动而成为全球化动力。此外，通信技术日新月异、交通的便捷化、互联网的高度发达、国际制度与机制的发展、生产和消费等经济要素的世界性分工等等物质性要素，加上文化、知识、信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人文性因素的全球流动与传播，这些构成了全球化的基本动力，一并与冷战终结相关联。“地球村”的政治主题，如气候治理、海洋治理、网络治理与规则制定、人权争端与人道主义干涉、非传统安全、公民发展议程、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等，全都不同于冷战时代。许多碎片化的政治图景，如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主权和版图的分裂，不是冷战终结的独家之力，还有全球化的观念动因。政治碎片化正是差异政治的一大落脚点。即是说，上述主题与动力构成的差异政治，在冷战后与全球化相重叠的时代背景下得以发展。
再次，现代性、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遇的时代。对于现代性有不同的解释，而且也因为这个词具有某种含糊的哲学意味而引起争议，但现代性说到底还是与现代相关的，是一种“现代”的本质。那么，“现代”的本质是什么？这可能又是一个会引起争议的说法。不过，既然数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称谓现代社会或现代化，必然有其本质含义。其实说来也简单，现代化最核心的含义就是工业化，换言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经济的物质的基础，围绕着工业化则生发出与其相应的反映其本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离开工业化就谈不上现代化，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社会。是工业化的蓬勃发展把许许多多的国家和地区带入到现代社会， 19世纪以来与工业化相对应的典型的意识形态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这些因素的无数多重组合与变种，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现代性归根结底是“现代社会”的本质抽象。当然，作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现代性，具有思想观念本身的传播特点，未必与工业化的物质的和社会的结构具有国别的一致性。“现代社会”也处于历史的流变进程之中，因此以“现代社会”为中心，其之前和之后的社会分别是前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前现代社会就是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社会或传统社会，如农业社会、臣民社会或礼俗社会；后现代社会则是经历过了或超越了工业化的社会。后工业化是有一定的数据指标的，在这方面政治学家们有许多既有的研究，如服务业或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较高的比例，这样的数据比例当然可以再讨论。如果说现代性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及其抽象出来的现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组合，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现代性包含了与工业化生产发展相适应的大生产方式、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斗争、国有企业模式、阶级政治等，包含了工业化重要基础的资本主义及其一统天下的普遍主义趋向，包含了无产阶级政党建制和国家政权建制的要求与实现，包含了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包含了个人平等赋权基础上的民主选举，包含了工业化本质要求的确定性、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还包含了建立在资本扩张本性基础上的殖民体系，等等。如果说前现代社会是没有经历工业化的社会，前现代性是工业化之前的传统性，那么后现代社会是在消解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系统后的社会重构，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消解，比如产生身份认同困境、女性主义、解构崇高、反英雄主义、反确定性等，其在文学领域的表现与狭义的政治领域一样明显。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或阶段性或历史本身的变动不居，现实的世界里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同时存在，甚至一个国家同样存在这种不同历史阶段，可以说，我们的时代是现代性、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遇的时代。以此来观察世界的政治，就是差异政治，无数的矛盾的政治现象的原因即可迎刃而解。
首先，水资源的商品化未必与公共信托存在必然的冲突，譬如，水资源的商品化可以提升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借此降低人们开发新的地下水资源的动力，进而实现水资源的环境保护目标，因为减少地下水资源的抽取量一定会减少水资源遭受的生态环境破坏。如果缺乏水权交易市场，那么政府想要减低地下水资源的抽取量以保护水资源环境，必须采取强制性的限制措施，但是这通常会遭到现有的水资源使用者的反对。借助水权交易市场，政府的环境保护和用水者的用水需求之间的矛盾可以化解。比如，为了保护水资源环境，政府可以从用水者那里购买多余的水，并将这些水引入河流之中，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励用水者节约用水，另一方面可以保护河流的水资源环境。
中国是可以作为观察当今多重时代性背景下差异政治的典型国家。从国内来说，体现差异政治的许许多多看似矛盾的现象，根源恰在于它的多重时代性并存、互动、融合。如果从单一时代性来解释那些体现差异政治特征的事件，反而会捉襟见肘，并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合理的政治行为方式。在我们的政治思维中，看待和解释问题往往会注重多种矛盾因素分析，而冠之一个时代的名义之下，如“全球化时代”“冷战后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等，却不会设想多种时代性并存的局面。但差异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代际政治”的差异，不同时代性的并存与互动，就会形成差异政治的多元格局。
二、差异政治与中国的站位
除了以上三个大的方面，当然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当今时代的特性，但其道理是一样的。多重特性的并存与融合，说明了当今时代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尤其是发展阶段和观念系统的代际差异，既是差异政治的存在背景，也为差异政治提供了物质的、社会结构的和价值体系的基础，即社会的土壤。无数的政治差异与冲突，无数的“各说各话”与“鸡同鸭讲”，无数的普遍主义政治行为与碎片化政治现实，都离不开时代多重性相混合的世界。换言之，我们时代的差异政治，都可以在这些前提和基础上得到合理解释，并找到解决的途径或发展的方向。
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中国国内的差异政治是显然的，总体来说，是从阶级政治走向社会化政治或政治的社会化。相应地，中国共产党也从“阶级党”走向“执政党”，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三个代表”理论。许多欧洲左翼政党，如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等，都经历过从“阶级党”向“执政党”角色定位的转变。尽管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与之有所不同，但政党转型仍有规律可循，政治差异表现在各国内部政党结构和较长的时间差上，最早的是德国社民党在20世纪50年代即开始转型，而中共和英国工党的转型已经是冷战后与全球化叠加时代的初期，即90年代。如今，以现代化的程度来衡量，国际舆论对于中国到底是不是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往往有许多困惑与争论，中国舆论也有“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对比表达，难以界定当下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实际上，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国家实体和仍然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中国无疑是一个走向现代社会而现代性急剧扩张的国家。同时，中国社会既保持了大量前现代的政治文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产生活基础，又已产生了后现代的价值观念和解构主义思维方式，于是形成了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并存和互动而呈现差异政治的“中国版本”。
需要说明的是，与过去年代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运动或阶级政治相比较，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多重时代性背景下的差异政治，是一种“向下沉”的政治，即在总体趋势上是“政治的社会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强政治国家正走向一个越来越具有政治社会化特征的“软政治”国家。如果从顺应矛盾发展特点寻求解决差异政治带来的社会问题来讲，也需要中国的政治“向下看”，把解决社会问题当作完善政治制度的基础。特殊性在于，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和近十四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以西方现代化为经验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都不是适当的模式，不能作为“普遍主义”；无可否认，中国社会处在一个转型期，一方面是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另一方面许多现代社会的特征尚未稳固地建立起来，后现代社会的观念、思潮已经来袭，这就使中国处在时代多重性的洪流之中和“矛盾多发期”。因此，中国必须在差异政治中找到合适的站位。
中国在差异政治中的站位，不仅仅需要考虑国内的差异政治现实和特点，还要同时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国际政治”是以国家为基础的，这里的国家在本质上被西方的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者表达为权力和利益的竞争，即“以权力界定利益”。但冷战后与全球化叠加的世界，虽然“主权的终结”和“国际政治的终结”是不现实的，但国际行为体的社会化，即越来越多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事务而使原来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以战略和军事为主要方式的“硬政治”，越来越包容国际非政府组织、社会化运动和次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呈现出以全球共同问题和全球治理为核心的世界政治发展态势。这样的世界政治具有“软政治”的特征，恰为中国参与世界政治提供了机遇。但是，中国原有的政治思维是倾向于“硬政治”的，面对全球治理的“软政治”态势需要调整思路和方式。中国近年来参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谈判和公约签署，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此外，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或创设多边国际组织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中国对于“软政治”可能会带来对主权的损害保持着敏感，特别是互联网国际治理规则制定中必然涉及的“网络主权”问题，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中国选择恰当的站位，既不超前也不滞后。在“国际政治”的时代，中国由于自身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站位，被卷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争中，不自觉地成了西方的“反体制国家”；而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对外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等，表明了中国对世界政治差异的清醒认识与解决方案。当然，中国的自身特点仍然是非常明显的，相对于西方而言的“异质性”特征不可能完全消除，因为换个角度来说这恰恰就是中国身份的含义，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性”。通过互动和对话，学习和互鉴，将使中国与外部世界拥有越来越多的“共有知识”，这方面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对人权概念从排斥到写入国家宪法的进程。在“国际政治”走向“世界政治”的历史进程，恰是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选择好自己的历史站位和政治站位，将使中国的崛起事半功倍。
三、结语
无论如何解释，差异政治是建立在差异的现实和差异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政治。在没有理论自觉性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存在的现实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差异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研究者发现了差异政治的现实状况，而且是构建了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差异政治为我们认识当今世界政治领域的矛盾、甚至一些似乎不合乎逻辑的“反常识”政治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从多重时代性的视角理解差异政治，可以使我们看到同一个国家、同一个世界事实上是生活在不同的时间维度的，人们容易注意到政治的部门领域一体性问题，尤其是国际政治会注意空间版图的完整性问题；但从国际政治趋向世界政治的“去政治化”，不仅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反普遍主义”含义，也在时间维度上为理解差异政治打开了思想的大门。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政治差异，或政策与问题的不对应，或“一刀切”的普遍主义遭遇现实的抵抗，表面上表现为权力和利益的差异或发展阶段的差异或价值理念的差异，事实上恰恰可能是多重时代性并存之下的差异冲突。中国从独特的古代文明和传统王朝被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注定了此后在国际政治和世界政治的舞台上强烈的差异政治色彩。时至今日，改革开放的中国只有对差异政治有明确的理论认知，才能从国内国际的双重视角选择好自己的站位，从而更好地化解矛盾，实现崛起。
成本控制是核电项目管理“四大控制”之一，成本管理是核电项目管理[2]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是项目管理P-D-C-A循环的子循环，主要管理过程包括核电工程预算管理、立项管理、采购控制、变更控制和支付控制五个流程。为确保成本控制工作的有效开展、可控，前期必须建立成本控制机制及采购管理程序体系，规范成本控制工作的具体内容、步骤和目标要求。核电成本管理P-D-C-A循环如图1所示。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9）02-0031-06
收稿日期：2019-03-04
作者简介：张志洲，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朱 虹
标签：政治论文; 差异论文; 中国论文; 现代性论文; 时代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其他政治理论问题论文;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