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北 检验检疫工作发生四个转变（论文文献综述）
刘州[1]（2021）在《关检改革背景下的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原产地证书作为商品产地的证明文件,由贸易国以相应原产地规则为依据签发,在产品进出口贸易中作为区别征收进口关税、实施进出口产品数额统计等工作的重要凭证,体现了国与国间的贸易合作关系。在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区域经济合作日渐紧密、自贸区建设提速的大趋势下,原产地证作为出口产品享受关税优惠的“通行证”,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原产地签证业务处在蓬勃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海关作为原产地签证管理部门,研究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加深对各国、各自由贸易区原产地优惠政策的理解,进一步完善、改进原产地签证管理,帮助广大出口贸易企业充分享受优惠政策带来的便利,对服务外经贸发展有现实意义。同时,原产地签证工作体现海关系统服务职能,探索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关检改革以来,海关在原检验检疫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的基础上进行了有建设性的探索,在企业备案管理、无纸化签证等方面的管理措施不断推陈出新,原产地签证管理工作趋向电子化智能化发展,效率逐步提升。但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强劲势头带来的业务量增加及签证管理部门有限的资源之间、最大限度降低管理“耗能”与严控签证质量,维护官方签证信誉的要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2020年度全球新冠疫情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也对现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本论文以惠州海关作为研究例证,按照背景介绍——文献引述——梳理概念及理论基础——描述现状——归纳问题——寻找问题成因—提出对策的思路展开研究。研究方法主要是使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以惠州海关原产地签证管理作为个案,在关检改革背景下介绍目前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情况,剖析其管理现状,以交易成本理论结合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平衡计分法评价工具对原产地签证管理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相关影响因素和解决方法,进而为改进原产地签证管理提出合理的建议。
王春[2]（2021）在《Y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近几年我国对外开放的改革进程不断加快,使得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各项业务规模和数量都在持续扩大和增长,直接给我国各个层级机构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工作提出了高要求。随着世界贸易形势的发展和检验检疫工作背景的不断变化,我国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其公共管理开展方面也显现出一定的问题和亟待完善之处,例如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冲突、政策规定相对滞后于市场发展、内外检验检疫检不统一、技术法规标准要求落实不到位等,亟待通过相应的研究分析找出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加以解决。据此,本文以Y市海关作为研究的对象案例,对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机构和部门的发展现状、管理职能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本文首先对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以Y市海关为例,分析了我国地方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现状;其次,通过访谈法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剖析了我国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上所存在的问题,并运用访谈法和鱼骨分析法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最后,基于已有分析,本文提出了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改善的对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在其三大基本职能以及衍生职能的履行方面存在相应的问题。其中商品检验检疫职能履行的问题包括商品检验检疫重出口轻进口、跨境电商类商品检验检疫相对不足等;动植物检验检疫职能履行的问题包括行政执法管理缺乏依据、动植物检验检疫实验室管理效率较低、多头管理等;卫生检验检疫职能履行的问题包括基层海关的检疫关口职责意识有待提升、卫生检验检疫技术标准和制度有待补充完善等;衍生职能履行的问题包括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的职能作用存在质疑、检验检疫管理的规范性存在不足、出入境检验检疫服务窗口效率不足、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措施专业度不足等。通过归因分析,本文将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纳为管理体制类原因、法律法规和执法体系类原因以及管理服务类原因三个方面。据此,本文研究提出应从顶层设计、职能重点转变、加强国门防疫安全监管、服务管理强化等四个方面改进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管理,从而更好地履行相应的职能和推动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作用的实现。
史晓玲[3]（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狄萌[4]（2020）在《石家庄海关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再造研究 ——基于检验检疫职责划入背景》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立足于海关与检验检疫合并的大背景,基于口岸监管机构合并后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改革需求,以流程再造理论为指引,对石家庄海关开展研究,并对国外海关的流程再造实践经验进行借鉴,最终构建一个监管有力且通关便利的流程再造方案,以代替原有并行开展的海关与检验检疫对进口货物的通关监管流程,以期解决当前海关与检验检疫流程并行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梳理国内外关于流程再造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确定以政府流程再造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对政府流程再造理论的研究和分析,明晰政府流程再造的概念、目标、原则、影响因素、构建模式等。根据政府流程再造理论,提出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再造应以实现通关便利化为根本原则,需对原有通关监管流程进行根本性重构。通过对石家庄海关的通关监管流程的考察和研究,结合政府流程再造理论的内涵,论证现有的原海关和原检验检疫进口货物通关监管环节,对比整理各环节的关系,查找现有两套通关监管流程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发现现有环节存在企业需要分别进行报关和报检的重复申报问题、重复查验问题和放行指令互相等待的两次放行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拉长了货物的通关时间,也加重了企业的通关成本。结合美国、澳大利亚的海关流程再造经验进行分析,总结提出风险管理的理念和分步申报模式,将不是必须在口岸通关环节进行的工作和流程进行剥离,实现通关监管的前推和后移。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流程再造方式,在申报环节要实施整合申报、允许分步申报,在风险管理环节要实施统一风险分析与布控,在查验环节要实施查验和检验作业合一,在放行环节要实施两步准入监管放行,以此实现对进口货物的一口报关受理、统一风险研判和布控,最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提高通关效率。为有效推进石家庄海关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再造实施,提出新流程下要对石家庄海关通关监管的机构与部门进行合理设置,对人员开展深度的教育培训,建立全面融合的业务信息化系统,整合高效的查验作业场所,完善对企业的管理制度,确保流程再造工作的顺利推进。
司瑞石[5]（2020）在《风险认知、环境规制与养殖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世界主要生猪养殖和猪肉消费国家,生猪饲养量和出栏量占全球总量50%以上。近年来,随着国家强农惠农政策落地实施,生猪规模化养殖步伐加快、区域布局优势凸显、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生猪产业为保障畜禽产品有效供给和肉源性食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生猪标准化养殖程度较低,疫情疫病防控能力较弱,各类疾病导致生猪死亡率较高,病死猪淘汰量高达6000万头/年。2013年原农业部在全国19个省、212个县（区）启动实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试点工作,中央一号文件多次要求推进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进程。为此,政府主要采取监管处罚、补贴补助、宣传引导和契约承诺等规制措施推动生产环节养殖户实施无害化处理。然而,我国无害化处理设施覆盖面较窄、处理程序不规范、监管水平不够高、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严峻,病死猪丢弃、浅埋、出售等不当处理行为时有发生。病死猪不当处理不仅危害地域生态和生产安全,还可能危及食品和公卫安全。因此,如何推动养殖户实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成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农户行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风险认知与环境规制为养殖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提供全新视角。按照无害化处理过程,养殖户无害化处理行为包括无害化报告行为、无害化决策行为、无害化实施行为和无害化处理效果四个序次部分。本研究基于河北、河南和湖北514户生猪养殖户数据,在总结与分析养殖户无害化处理行为特征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生态、生产、食品和公卫安全四个方面刻画风险认知,从命令型、激励型、引导型和自愿型规制四个方面测度环境规制工具,构建风险认知和环境规制指标体系,在对风险认知和环境规制测度的基础上,运用数理模型和实证研究方法,重点探讨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无害化决策行为、无害化实施行为和无害化处理效果的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促进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的对策建议,并为政府推进无害化处理工作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通过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行为现状分析,研究发现:在无害化报告行为中,各省份报告户占比序次为:河南>河北>湖北,不同规模养殖户报告占比序次为:规模养殖户>专业养殖户>散养户;48.25%的养殖户能够及时报告病死猪信息。在无害化决策行为中,各省份选择无害化处理的养殖户占比序次为:湖北>河北>河南;不同规模养殖户占比序次为:规模养殖户>专业养殖户>散养户。在无害化实施行为中,各省份委托处理户占比序次为:河北>河南>湖北;委托处理率均值次序为:河北>河南>湖北;各省份资源化处理率均值序次为:河北>河南>湖北;不同规模养殖户占比序次为:规模养殖户>专业养殖户>散养户。在无害化处理效果中,客观处理效果（无害化处理率）,指标均值为0.7224。主观处理效果（生态、生产、食品、公卫安全）的指标均值分别为3.1318、4.4650、4.3969和3.5448。总体上看,各省份无害化处理率的序次为:湖北>河南>河北;湖北养殖户的主观处理效果同样较好;专业和规模养殖户的客观处理效果较好,但不同规模养殖户的主观处理效果差异较大。（2）通过对风险认知与环境规制测度与解析,研究发现:不同省份养殖户风险认知水平异质性较强,湖北养殖户风险认知水平最高,河南养殖户次之,河北养殖户最低。不同规模养殖户的风险认知水平存在显着差异,专业养殖户的风险认知水平最高,散养户次之,规模养殖户最低。不同省份环境规制强度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河南养殖户受环境规制强度最高,湖北强度次之,河北强度最低。不同规模养殖户受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显着差异,规模养殖户受环境规制强度最高,专业养殖户次之,散养殖户最低。（3）通过分析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和公卫安全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报告决策存在正向激励作用,生态和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对报告时效发挥积极促进作用。环境规制能够约束养殖户做出无害化报告决策,但对报告时效的影响效应较弱。激励型和引导型规制正向调节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同时,现代通讯设的备普及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发挥积极促进作用;风险认知和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较强异质性。（4）通过分析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安全风险认知能够推动养殖户做出无害化处理决策。命令型和引导型规制能够约束养殖户做出无害化处理决策。同时,自愿型规制正向调节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风险规避在风险认知影响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中发挥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6.75%;命令型和激励型规制对风险规避程度高组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具有显着促进作用。风险认知和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较强异质性。（5）通过分析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实施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和公卫安全风险认知能够推动养殖户实施委托处理行为;命令型和自愿型规制能够约束养殖户实施委托处理行为,同时自愿型规制能够增强风险认知对养殖户委托处理行为的影响效应。风险认知和环境规制对组织参与和不同规模养殖户委托处理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较强异质性。生产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认知积极促进养殖户实施资源化处理行为;环境规制对养殖户资源化处理行为存在正向约束作用。同时,命令性、引导型和自愿型规制在风险认知对养殖户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中起到增强性的调节作用。在考虑养殖规模和技术属性异质时,风险认知和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6）通过分析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生产和公卫安全风险认知水平越高,养殖户更倾向于提高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率。环境规制能够显着提高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率,但不同维度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环境规制在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率的影响中并未发挥“增强剂”作用。然而,这种调节效应存在遮蔽效应,引导型规制正向调节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率的影响。风险认知高组比低组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率提高了17.86%,环境规制高组比低组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率提高了16.22%。风险认知和环境规制对无害化主观处理效果（生态、生产、食品和公卫安全）的影响具有较强异质性。（7）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加强养殖户安全风险教育,提高风险认知水平;完善病死猪信息报告体系,提高报告的时效性;强化无害化处理监管制度,增强监管的持续性;完善无害化处理激励制度,激发处理的自觉性;优化无害化处理引导制度,提高技术的适用性;完善无害化处理自治制度,增强契约治理效果。
朱伟婧[6]（2019）在《建立高质量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路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相关概念辨析及国家战略规划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开始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中国倡议和理念,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作出中国贡献。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既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路径,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面临当今世界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作出的中国选择。河北自贸试验区的获批既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也为雄安新区建设"添砖加
刘利[7]（2019）在《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既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产业,也是一个国家的弱质性产业,因此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均对农业实施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和保护。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部署对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体部署内容则通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公布,文件重点强调了要加速建立我国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体系。畜牧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维持养殖户收入持续增长、促进畜牧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对畜牧业的支持与保护符合我国当前新形势的要求,符合我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重中之重”战略的要求,对于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意义重大,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养殖户收入、改善养殖户生活、维护农村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支持水平及效应评价。主要内容为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畜牧业历史演变的视角,梳理并整合畜牧业及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整体发展过程,在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内涵与衡量方法进行比较选择的基础上,采用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2001年-2016年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并从养殖户增收、产量增长、环境影响、结构调整方面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效应评价。与此同时,本文立足于养殖户微观视角,通过调研的方式对畜牧业支持政策中的典型政策展开政策实施效果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给出对策建议,以便为后续相关政策的优化和改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上述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畜牧业发展,并将其分为:畜牧业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发展时期;中国畜牧业发展的迅速增长时期;畜牧业提质增效、结构调整时期;以及以环保为重点的全面转型时期四个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畜牧业结构的变动与畜牧业总量的变动展开分析,得出了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稳步上升的论断,主要畜产品供给结构趋于合理,生产模式由散养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转变。通过对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分析得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猪生产带,其地域特征为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产区,逐步向南北两侧扩散;形成了两条完整的肉牛生产带,主要包括中原肉牛带和东北肉牛带;形成了三条完整的羊肉生产带,主要包括西北牧区、中原牧区和西南牧区;肉禽生产带以东部省份为主,蛋禽生产带则以中原省份为主;奶业优势生产带则主要集中于东北、华北及京津沪等城市郊区。通过对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的分析,从历史发展和时间序列的角度看,我国畜牧业经营主体由上世纪初的农户家庭的副业形态,分离出畜牧专业户,再到现在的专业化畜牧业公司。2.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2007年起,我国加大了通过实施市场价格支持和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畜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最后,总结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一是畜牧业政策阶段性目标差异性强,政策目标趋向于多元化;二是在对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演变梳理中发现,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实施是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利益博弈过程中不断调整利益分配的过程。3.通过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衡量方法比较选择得知,WTO方法仅能够作为一种用于谈判的工具,而OECD农业支持水平的测量方法,可以测量包含国内和边境的农业支持政策,其测算农业支持水平目的则在于进行政策评价、政策分析和政策解读。因此,利用这一方法可以更好地测算、评估国家全部的农业政策,它的作用既能够进行国际间对比,又能够帮助国家农业政策展开评价与分析,对于提升政策效率意义重大。基于这一客观事实,本文采用了OECD评估方法来对我国畜牧业的支持水平进行评估。基于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我国2001年-2016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分类和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发现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总体来看,2001年-2016年我国畜牧业支持总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可分为两个阶段,在2001年至2006年之间,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较低,对畜牧业支持力度非常小;自2007年起,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及畜牧业支持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强,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快速提高。二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结构来看,生产者支持占比始终较大,进一步细分得知,在生产者支持内部构成中,生产预算支持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相较于生产预算支持,市场价格支持的贡献更大。三是从不同种类畜产品支持水平来看,各项畜产品在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猪肉、牛肉、羊肉、羊绒的支持水平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但是禽肉和牛奶的支持水平却存在相对较大的波动。禽蛋和羊毛的支持水平多数年份基本为负值,且禽蛋的支持水平负值较多,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造成上述三种特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边境保护政策作用,二是国内饲料粮价值转移,三是受疫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导致的畜产品价格波动。4.本研究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展开了探索。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了解到我国农牧民的牧业收入与我国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存在同方向变动关系,这就意味着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则会增加农牧民的收入,但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农牧民收入增长效果较弱。我国畜牧业总产值与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也存在同方向的变动关系,也就是说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能够推动生产的增加。然而,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牧业总产值相对增长效果同样较弱。另外,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有利于污染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合理性,加强畜牧业支持力度能够起到对排污增量的抑制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畜牧业支持政策是畜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肉牛产业发展的政策,同时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结构和畜产结构组成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畜牧养殖”示范工程的推广在肉牛产业以及拥有秸秆饲料优势的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比较好,但是畜种结构选取的是全国的数据,畜种结构的改变在各个区域并不均衡。同时本研究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的时间范围在2001年-2016年,在此阶段畜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放缓,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种结构变化作用较弱。5.从养殖户微观维度出发,在吉林省生猪养殖户调研访问的基础上,从养殖户对政策认识程度、满意程度,并深入了解总结养殖户不满意的原因,对生猪养殖支持政策进行评价。结合养殖户调研访问结果,对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实施中影响养殖户满意的因素,即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资金补助为主要方式的生猪养殖支持政策,多数没有侧重点,基本上对大多数养殖户具有普惠性,尤其是生猪疫病防控类政策,一旦发生疫病,相较于散养户,大规模养殖户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政策并没有因为养殖户风险的大小而有所差别。二是规模化养殖支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两个问题:一方面,补贴方式以资金为主,缺乏技术扶持、疫病防控的指导,方式单一;另一方面,补助领域为养殖生产环节,不能满足养殖户对销售、管理经营等方面需求。三是宏观调控中的生猪生产和市场信息预警监测机制存在政府宣传力度不足,养殖户认知程度不高;以及该机制对市场信息的预测不全面,对养殖户的生产安排没有起到实际应有的作用的问题。四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门槛高、审核程序复杂、申请周期长、资金发放过程存在程序繁琐的通病。6.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以及畜牧业发展的基本形势,提出政策建议:改善对畜牧业支持资金的使用方式、建立健全畜产品价格监测和市场信息预警机制、构建全国性畜牧业政策保险大灾准备金制度的运行机制框架、进一步完善畜牧业生态保护政策,推动畜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并提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健康养殖、提高畜牧业生产技术水平、增强养殖场疫病防控能力、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建设、发展现代草地畜牧业、支持牧区畜牧良种推广为我国畜牧业未来支持政策的重点。
齐晓钰[8]（2019）在《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转折的重大时期,也是我国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时期。京津冀地区在这一时期多次经受传染病的侵袭,每年都有疫灾发生。从时间上来看,民国三十八年中有三个疫灾高峰期,80%的年份疫病种类在5种及以上,霍乱流传最广,天花的流行年数最长。从季节上看,夏秋季节是疫灾多发的季节,春季次之,冬季较少。从疫灾波及的区域范围来看,北京、天津、河北的疫灾频度、疫灾广度、疫灾密度都较高,京津的疫灾厚度也很高,河北稍低。分县域来看,北京发生疫灾的频度最高,其次是天津县。Arcgis Getis-ord Gi*空间聚类分析发现四个统计学意义上的集聚性地区,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形成了纺锤状的疫灾高发区;唐山-秦皇岛地区形成U型疫灾高发区;张家口附近地区形成三角形的疫灾区;石家庄-保定地区形成圆形的疫灾发病区。应用中位数中心和标准差椭圆法分析发现,整个民国时期疫灾的中心分布在新镇县,疫灾扩散方向呈现东北西南走向,是受城市分布、人口流动和地理区位的影响。对单个疫种的分析发现,霍乱主要发生在港口城市,并向附近地区传播,天花主要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白喉主要在中心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分布,痢疾的发生相对其他疫种比较分散,鼠疫的发生以疫源地和铁路交通中心为主要地区。自然因素方面,京津冀地区平原广阔,人口稠密,便于疫情的爆发和传染。气候上,夏季高温多雨,有利于滋生细菌和病毒。自然灾害频发,水、旱、蝗多种灾害伴生,成为细菌滋生的适宜环境。鼠疫自然疫源地使得疫灾具有周期性和反复性。社会因素方面,人口流动加速了传染病的扩散。火车、轮船等近代交通方式促进了传染病的跳跃传播。战争是瘟疫的催化剂,京津冀地区在民国时期饱经战火,也多次被战争造成的传染病侵袭。城市环境卫生状况差、卫生观念落后和不当的生活风俗容易造成传染病流行。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主要是行政体系、服务体系和防疫体系的构建。卫生行政是否健全、服务体系是否完善、防疫体系是否到位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十分关键,三个体系的构建使得近代卫生事业逐步建立起来。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相伴的是社会精英、政府和普通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社会精英始终走在公共卫生事业的前端,引导整个社会对公共卫生的认识;政府是卫生事业建设的主力,搭建了公共卫生的基本框架;普通民众逐渐接受公共卫生观念,改善卫生习惯,是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极大进步。
邵帅[9]（2019）在《船员权益的软法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船员行业的健康发展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是当前国家正实施海洋强国、航运强国等战略中的重要保证。近年来船员权益保障问题也逐渐受到理论界关注,但由于船员权益涉及跨多个法律部门,环节多,情况特殊复杂,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劳动法项下或涉及《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所列之权益,并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理论和认知体系,碎片化的研究对改善船员权益现状作用有限。当前国家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社会治理正处于转型期,与硬法具有的“国家强制力保障”特征不同,软法着眼于社会实效,与法社会学对法的认识一脉相承。由于与当前社会发展理念内涵高度契合,其兴起在当今中国倡导法律多元主义背景下有一定必然性。软法理论具有较大拓展性,将软法与船员权益保障相结合,推动船员行业的良性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文章在船员权益保障领域,结合公权力的运行,通过层层推导辩证地将国内软法和国际软法在多维度展开论述和剖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建立完善船员权益保障综合制度框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方案。除引言和结论外,本文包括6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首先对于涉及到的船员、权益等概念根据本文研究需要界定了范围。之后通过综合各方数据统计分析得出当前实际仍从事船员职业的人数已经处在下降拐点,群体质量也不容乐观,船员群体已经开始衰落,对其权益保障具有紧迫性。实践中硬法在保障船员权益方面存在不足,对船员权益保障不力也导致了船员社会评价不断降低,同时也加剧了船员衰落趋势。而软法理论为解决船员权益保障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第2章主要对文章涉及的理论进行全面系统论述,包括软法、弱势群体和公权力等法理。软法与法社会学一脉相承,是船员社会治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对船员权益的保障离不开公权力,克服公权力异化缺陷需要对权力进行制衡,国家公权力由于具有先天优势而成为制衡的主要对象,解决途径除了对国家公权力分权形成内部制约,以及培养其他公权力形成一定程度外部制衡外,通过软法模式改善公权力的运行也是一种有效途径。合法性分析方面,本章从人权理论延伸到其下位的弱势群体理论,通过比对和价值梳理,最终得出中国船员的弱势群体属性定位,对其权益予以特殊保障具备法律正当性和必要性。第3章进一步对软法在保障船员权益方面的优势进行对比分析,论证了软法不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硬法保障不足,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法概念的重构使当前尚运行于法律之外的部分公权力纳入法范畴并受其规制成为可能,对船员领域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随后,通过对船员权益保障较好的典型国家的作法和制度进行分析归纳,这些国家在保障船员权益方面不但采取积极的硬法保障手段,而且更重视政策、行政协议、指导手册等软法手段的保障,取得显着成效。第4章将视野投放于国际法,国际法语境下软法构成也颇为丰富,包括不具有强制性义务内容的国际条约,非政府组织参与制定的跨国协议,以及国际公约中的软法条款。在海事领域,国际海事公约中的软法部分对缔约国履行条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随着国际海事组织强制审核制度及港口国监督制度的实施,国际海事公约约束力呈加强趋势,而且由于这些公约普遍规定了不给予非成员国更优惠待遇条款,海事公约中的公权力效力已不限于成员国范围,其中软法作用也愈加突显。履行国际海事公约对船员权益保障具有重要影响,本章系统论述了国际软法在《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三大主要涉船员海事公约中的具体表现和发展脉络。最后对港口国备忘录这种特殊的国际软法形式进行了专门研究,以期通过借鉴国际法中的成功经验提高我国履行国际海事公约、保障船员权益的水平。第5章从国家和社会的国内软法角度对涉及船员权益保障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涉及的具体领域问题包括:由于部门职责划分缺位交叉造成的公权力本身对船员权益损害;船员社会组织的孱弱导致船员自治程度低下并在法律和政策制定中缺少话语权;船员市场的有序和自律需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等。通过对相关领域问题中所涉及的软法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突显了软法在解决船员权益问题中的价值。在所涉及的问题中,一些是源于公权力自身缺陷导致的对船员权益的损害,另外则涉及公权力对由其他原因造成船员权益损害时的保障不力。同时分析了我国在履行公约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和不足。第6章一方面主张应加强软法的应用和理论研究,提出以软法和硬法为表、公权力为里的社会治理理论架构。强调通过与硬法的协调配合,逐步建构起符合我国船员权益保障需要的国际、国家及社会软法体系;另一方面从实现路径方面,结合前文提及的船员权益保障相关问题,提出各公权力主体通过分工协作不断推进船员权益保障,开创船员领域软法与硬法共治的新局面。同时在一些具体领域如完善部门协作机制、完善标准体系、加强与国际船员工会组织合作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李忠杰[10]（2019）在《津冀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高度重视,提出了很多务实的工作思路,并鼓励河北海事局、天津海事局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谋划一体化策略,服务国家战略发展要求。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作为直属海事系统的领导机构,以战略思维为先导,主动发挥优势服务,在2016年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实施京津冀周边沿海航区海事管理一体化,积极融入港口一体化进程,优化整合海事资源。但迄今为止,津冀两地海事监管一体化改革方案仍未出台,涉及航行于渤海西部水域特别是津冀两地沿海水域船舶的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迟迟不能实现,公共服务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在对新公共服务、放管服、协同管理等相关的理论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津冀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同时在借鉴国内外有关区域协同发展、协调机制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解决津冀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问题的相关对策,从而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此次研究共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重点对此次研究的背景、现状、思路和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二部分是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重点论述了船舶海事安全监管、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的概念,同时研究了新公共服务理论、放管服与协同管理理论,从理论层面为此次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是津冀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现状的分析,继而进一步对现有政策所存的各种问题和原因展开分析,为第五部分推动津冀船舶海事监管一体化的建议做好铺垫。第四部分是国内外区域协调监管机制的经验参考,国外重点选择美国与日本两大极具代表性的国家,国内则重点参照京津冀区域海关、检验检疫一体化主要做法及成效。第五部分为津冀两地海事管理机构在建立船舶安全监管执法互动机制、船舶安全监管信息互通机制、建立船舶安全监管队伍联合培养机制、船舶安全监管联合保障机制等具体对策以解决津冀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第六部分是结论,重点对本文的主要观点加以概括并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意义。
二、河北 检验检疫工作发生四个转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北 检验检疫工作发生四个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1）关检改革背景下的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原产地签证管理的研究 |
| 1.3.2 关于关检融合改革的研究 |
| 1.3.3 既有研究的贡献及其不足 |
| 1.4 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关检融合改革 |
| 2.1.2 出口货物原产地判定 |
| 2.1.3 原产地证书的分类及作用 |
| 2.1.4 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 |
| 2.2 理论基础及分析 |
| 2.2.1 交易成本理论 |
| 2.2.2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理论 |
| 2.2.3 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关检融合背景下的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管理现状 |
| 3.1 原产地管理工作内涵 |
| 3.1.1 原产地签证管理的内容要素 |
| 3.1.2 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职能 |
| 3.2 职能履行层面 |
| 3.2.1 关检改革落地后职能履行主体变化情况 |
| 3.2.2 惠州海关原产地证签证任务完成基本情况 |
| 3.3 海关内部管理层面 |
| 3.4 能力提升层面 |
| 3.4.1 推进原产地企业备案简化情况 |
| 3.4.2 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工作推进情况 |
| 3.4.3 出口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工作运行情况 |
| 3.5 服务对象层面 |
| 3.5.1 服务对象类别 |
| 3.5.2 服务对象签证需求分析 |
| 3.5.3 优化服务开展各类宣传培训活动情况 |
| 第四章 惠州海关原产地签证管理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惠州海关辖区原产地签证管理企业问卷调查分析 |
| 4.2 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相关人员访谈调查 |
| 4.2.1 访谈概要 |
| 4.2.2 对惠州海关工作人员的访谈内容及结果 |
| 4.2.3 对服务对象的访谈内容及结果 |
| 4.3 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的存在问题 |
| 4.3.1 职能履行和内部管理方面的存在问题 |
| 4.3.2 能力提升方面存在的问题 |
| 4.3.3 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 |
| 4.4 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存在问题的主要成因 |
| 4.4.1 海关方面的原因 |
| 4.4.2 企业方面的原因 |
| 第五章 推动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的措施及建议 |
| 5.1 探索适应职能履行需求的管理理念、作业模式 |
| 5.1.1 推动管证书到管企业的签证管理理念转变 |
| 5.1.2 探索构建集约型签证作业管理模式 |
| 5.2 优化海关原产地签证内部管理 |
| 5.2.1 明确隶属关签证管理部门职责范围 |
| 5.2.2 优化组织架构,实现资源运用合理化 |
| 5.3 促进原产地签证管理能力提升 |
| 5.3.1 按照岗位需求提升隶属关签证业务工作人员素质 |
| 5.3.2 推动专业型的原产地签证管理 |
| 5.3.3 提升管理技术、管理工具运用效能 |
| 5.3.4 全面实现原产地签证管理的“智能化” |
| 5.4 实现科学化企业管理,发挥原产地服务效能 |
| 5.4.1 依托海关信用管理、风险管理体系开展企业管理 |
| 5.4.2 改进企业宣传培训模式 |
| 5.4.3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促进协同管理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工作调查问卷 |
| 附录B 惠州海关原产地业务访谈主要内容 |
| 附录C 惠州海关原产地业务访谈对象情况表 |
| 致谢 |
（2）Y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目的及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路径 |
| 第2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
| 2.1.2 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 2.2.2 市场失灵理论 |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3章 Y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及履行现状 |
| 3.1 Y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发展概况及管理职能 |
| 3.2 Y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组织结构现状 |
| 3.3 Y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现状 |
| 第4章 Y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Y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问题分析 |
| 4.1.1 商品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不足 |
| 4.1.2 动植物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不足 |
| 4.1.3 卫生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不足 |
| 4.1.4 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的衍生职能履行不足 |
| 4.2 Y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管理体制建设存在缺陷 |
| 4.2.2 法律和执法体系建设不健全 |
| 4.2.3 管理服务存在欠缺 |
| 第5章 Y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改善的对策建议 |
| 5.1 将职能履行重点从微观检验向宏观管理转变 |
| 5.1.1 强化出入境检验检疫的宏观管理职能 |
| 5.1.2 加大对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 |
| 5.2 强化国门防疫安全的监管职能 |
| 5.2.1 设置国门安全重点领域严防疫情 |
| 5.2.2 加强疫情预警评估降低国门安全风险 |
| 5.2.3 建立多部门协作共同保障国门安全 |
| 5.3 持续强化检验检疫的服务管理职能 |
| 5.3.1 服务外贸优进优出 |
| 5.3.2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Y市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 |
| 致谢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石家庄海关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再造研究 ——基于检验检疫职责划入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进口货物通关监管相关概念 |
| 2.1.1 通关监管的职能实现指标 |
| 2.1.2 贸易便利化概念 |
| 2.1.3 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价指标 |
| 2.2 政府流程再造理论 |
| 2.2.1 概念 |
| 2.2.2 目标 |
| 2.2.3 基本原则 |
| 2.2.4 影响因素 |
| 2.2.5 构建模式 |
| 2.2.6 技术理论视角 |
| 3 石家庄海关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现状及问题 |
| 3.1 石家庄海关机构沿革及相关影响 |
| 3.2 原石家庄海关与原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职责区分及流程分析 |
| 3.2.1 职责区分 |
| 3.2.2 原石家庄海关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分析 |
| 3.2.3 原检验检疫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分析 |
| 3.3 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存在问题 |
| 3.3.1 重复申报问题 |
| 3.3.2 重复查验问题 |
| 3.3.3 两次放行问题 |
| 3.4 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5 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存在问题的影响分析 |
| 4 国外海关通关监管流程再造经验借鉴 |
| 4.1 美国海关通关监管流程再造情况概述 |
| 4.2 澳大利亚海关通关监管流程再造情况概述 |
| 4.3 相关情况给石家庄海关提供的经验借鉴 |
| 5 石家庄海关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再造 |
| 5.1 石家庄海关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再造的原则和目标 |
| 5.1.1 石家庄海关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再造的原则 |
| 5.1.2 石家庄海关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再造的目标 |
| 5.2 石家庄海关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再造的方案设计 |
| 5.2.1 通关监管流程再造总体框架 |
| 5.2.2 实施关务检务整合申报 |
| 5.2.3 允许企业进行分步申报 |
| 5.2.4 统一进行风险分析和布控 |
| 5.2.5 实施查验与检验作业合一 |
| 5.2.6 开展两步准入监管放行 |
| 5.3 石家庄海关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再造的保障措施 |
| 5.3.1 匹配设置机构与部门 |
| 5.3.2 合理安排人员与岗位 |
| 5.3.3 充分开展人员教育培训 |
| 5.3.4 建设高效融合的业务信息化系统 |
| 5.3.5 分类整合查验作业场所 |
| 5.3.6 统一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
| 5.3.7 加强流程再造的绩效评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5）风险认知、环境规制与养殖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养殖户 |
| 2.1.2 病死猪 |
| 2.1.3 无害化处理行为 |
| 2.1.4 风险认知 |
| 2.1.5 环境规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风险认知理论 |
| 2.2.3 环境规制理论 |
| 2.2.4 计划行为理论 |
| 2.2.5 态度-情境-行为理论 |
| 2.3 机理分析 |
| 2.3.1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 |
| 2.3.2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 |
| 2.3.3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实施行为的影响 |
| 2.3.4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效果的影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养殖户无害化处理行为现状分析 |
| 3.1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历史沿革 |
| 3.1.1 国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政策演进 |
| 3.1.2 国内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政策演进 |
| 3.1.3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政策演进的基本趋向 |
| 3.2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样本描述 |
| 3.3 样本养殖户无害化处理行为现状 |
| 3.3.1 样本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 |
| 3.3.2 样本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 |
| 3.3.3 样本养殖户无害化实施行为 |
| 3.3.4 样本养殖户无害化处理效果 |
| 3.4 无害化处理存在的现实问题 |
| 3.4.1 无害化报告的时效性比较差 |
| 3.4.2 部分养殖户仍选择不当处理 |
| 3.4.3 委托和资源化处理率还不高 |
| 3.4.4 无害化处理效果还有待增强 |
| 3.5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风险认知与环境规制的测度与解析 |
| 4.1 风险认知与环境规制的指标体系 |
| 4.1.1 指标设计原则 |
| 4.1.2 指标体系构建 |
| 4.2 风险认知与环境规制的测度和结果 |
| 4.2.1 测度方法 |
| 4.2.2 因子分析结果 |
| 4.3 风险认知与环境规制特征分析 |
| 4.3.1 风险认知特征分析 |
| 4.3.2 环境规制特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
| 5.2.1 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 |
| 5.2.2 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 |
| 5.2.3 环境规制在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
| 5.3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研究方法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统计推断 |
| 5.4.2 实证结果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基于两阶段独立Probit模型检验 |
| 5.5.2 基于递归Logit模型检验 |
| 5.6 进一步讨论 |
| 5.6.1 基于信息报告渠道的调节效应检验 |
| 5.6.2 基于养殖规模异质的影响效应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6.2.1 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 |
| 6.2.2 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 |
| 6.2.3 环境规制在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
| 6.3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6.3.1 变量选取 |
| 6.3.2 研究方法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统计推断 |
| 6.4.2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 |
| 6.4.3 环境规制在风险认知影响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中的调节效应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进一步讨论 |
| 6.6.1 基于风险规避的中介和调节效应检验 |
| 6.6.2 基于养殖规模异质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实施行为的影响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委托处理行为的影响 |
| 7.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2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7.2.3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委托处理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2.4 基于组织参与和养殖规模异质的讨论 |
| 7.3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 |
| 7.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2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7.3.3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资源化处理行为影响结果分析 |
| 7.3.4 基于养殖规模和技术属性异质的讨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效果的影响 |
| 8.1 问题的提出 |
| 8.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8.3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8.3.1 变量选取 |
| 8.3.2 研究方法 |
| 8.4 实证结果分析 |
| 8.4.1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客观效果的影响 |
| 8.4.2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主观效果的影响 |
| 8.5 稳健性检验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养殖户无害化处理行为现状的分析结果 |
| 9.1.2 风险认知与环境规制测度与解析的结果 |
| 9.1.3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结果 |
| 9.1.4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结果 |
| 9.1.5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实施行为的影响结果 |
| 9.1.6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效果的影响结果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加强养殖户安全风险教育 |
| 9.2.2 完善病死猪信息报告体系 |
| 9.2.3 加强无害化处理监管制度 |
| 9.2.4 完善无害化处理激励制度 |
| 9.2.5 优化无害化处理引导制度 |
| 9.2.6 完善无害化处理自治制度 |
| 9.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建立高质量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一、相关概念辨析及国家战略规划 |
| 二、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现状 |
| 三、经验借鉴 |
| （一）上海自贸区建设经验 |
| 1. 金融创新及改革 |
| 2. 创新监管及管理制度 |
| 3. 科技金融建设 |
| （二）天津自贸区建设经验 |
| 1. 开展行政体制改革，创新集中统一审批模式 |
| 2. 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促进贸易便利化 |
| 3. 开展金融改革，创新融资租赁制度 |
| 4. 建立事中事后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完善相应监管平台建设 |
| 5. 设立司法和仲裁机构，完善优化法制化营商环境 |
| 6. 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构建对外投资合作服务平台 |
| 7. 出台检验检疫新政策，实现京津冀检验检疫一体化 |
| （三）巴拿马自贸区建设经验 |
| 1. 建立高效的管理体系，简化公司注册程序 |
| 2. 提供税收优惠，提供多种免税政策 |
| 3. 开放金融市场，鼓励外资公司的注册 |
| 四、建设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对策 |
| （一）在行政改革方面 |
| （二）在金融创新方面 |
| 1. 完善企业准入制度，建立多元化的企业氛围 |
| 2. 打造高质量营商环境，加快优质资源聚集 |
| 3. 调整负面清单，完善信贷政策 |
| 4. 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
| 5. 推动贸易便利化，加强金融防范体系 |
| 6. 为高科技领域提供优惠政策，发展科技金融产业 |
| 7. 建立网络电子商务系统，丰富外资准入方式 |
| （三）在人才引入方面 |
| （四）在与“一带一路”对接方面 |
| （五）在京津冀自贸区建设方面 |
（7）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 畜牧业支持的理论基础 |
| 1.4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6 逻辑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7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分析 |
| 2.1 畜牧业发展历程分析 |
| 2.2 畜牧业总量与结构的变动分析 |
| 2.3 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 |
| 2.4 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分析 |
| 3.1 畜牧业支持政策概念界定 |
| 3.2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
| 3.3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 |
| 3.4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1 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衡量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
| 4.2 基于OECD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分类及其政策含义 |
| 4.3 代表性畜产品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4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支持水平及结构特征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分析 |
| 5.1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养殖户增收效应分析 |
| 5.2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产值增长效应评价 |
| 5.3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环境效应评价 |
| 5.4 畜牧业支持政策对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效应评价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微观视角的畜牧业典型支持政策评价 |
| 6.1 生猪养殖支持政策的发展与实施现状 |
| 6.2 养殖户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 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养殖户调研问卷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8）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 京津冀地区的概况 |
| 2.1 京津冀地区的区域概况 |
| 2.1.1 自然地理概况 |
| 2.1.2 社会经济概况 |
| 2.2 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的政区沿革 |
| 2.2.1 整体沿革变化 |
| 2.2.2 县区沿革变化 |
| 3 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 |
| 3.1 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疫灾的时间变化 |
| 3.1.1 年际变化 |
| 3.1.2 季节变化 |
| 3.1.3 周期变化 |
| 3.2 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疫灾的空间分布 |
| 3.2.1 整体特征 |
| 3.2.2 单个疫种 |
| 3.3 本章小结 |
| 4 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疫灾的影响因素 |
| 4.1 自然因素 |
| 4.1.1 地形 |
| 4.1.2 气候 |
| 4.1.3 自然灾害 |
| 4.1.4 自然疫源地 |
| 4.2 社会因素 |
| 4.2.1 人口流动 |
| 4.2.2 交通 |
| 4.2.3 战争 |
| 4.2.4 城市卫生 |
| 4.2.5 生活习俗 |
| 4.3 本章小结 |
| 5 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公共卫生体系 |
| 5.1 公共卫生行政体系 |
| 5.2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
| 5.3 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
| 5.4 本章小结 |
| 6 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 |
| 6.1 政府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 |
| 6.1.1 从不作为到主动防疫 |
| 6.1.2 从局部防疫到全面防疫 |
| 6.1.3 从封建迷信到科学防疫 |
| 6.2 普通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 |
| 6.2.1 卫生意识缺失和迷信思想 |
| 6.2.2 公共卫生意识的建立 |
| 6.3 社会精英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 |
| 6.3.1 对公共卫生的认识 |
| 6.3.2 对公共卫生建设的批评 |
| 6.3.3 关系到国家强盛 |
| 6.3.4 关系到国家经济水平 |
| 6.3.5 城市与乡村公共卫生建设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不足 |
| 7.1 结论 |
| 7.2 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致谢 |
（9）船员权益的软法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国船员群体困境及船员权益硬法保障之不足 |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及检视 |
| 一、船员与海员概念界定 |
| 二、船员权益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我国船员群体特点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船员群体特点分析 |
| 二、我国船员发展面临瓶颈 |
| 三、我国船员队伍发展困境成因 |
| 第三节 船员权益硬法保障的不足 |
| 一、船员领域硬法建设现状 |
| 二、船员权益硬法保障方面不足的具体表现 |
| 第二章 船员权益软法保障相关概念及法理分析 |
| 第一节 软法的本体理论 |
| 一、软法概念、特征和基本构成 |
| 二、软法的分类 |
| 三、软法是改善公权力服务社会个体的有效模式 |
| 第二节 软法与硬法的界分及相互关系 |
| 一、软法与硬法的界分标准 |
| 二、硬法与软法相互关系 |
| 第三节 实施船员权益特别保障的法理与实证分析 |
| 一、社会弱势群体理论 |
| 二、对船员权益特别保障具备法理正当性 |
| 三、加强船员权益保障的实证分析 |
| 第三章 软法保障船员权益的优势分析及国外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船员权益软法保障的优势 |
| 一、符合船员治理的时代需要 |
| 二、弥补硬法保障船员权益不足 |
| 三、有利于船员领域实现法治化 |
| 第二节 国外船员权益软法保障的启示 |
| 一、部分国家船员发展与保障情况 |
| 二、国外船员权益保障经验归纳和启示 |
| 第四章 国际软法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第一节 船员领域国际软法价值和发展趋势 |
| 一、海事公约中软法作用和价值 |
| 二、海事公约中软法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与船员有关的主要海事公约中之软法表现 |
| 一、海事劳工公约中之软法表现 |
| 二、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中之软法表现 |
| 三、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公约中之软法表现 |
| 四、与船员有关主要海事公约中软法的发展脉络 |
| 第三节 港口国监督备忘录——特殊的国际软法存在 |
| 第五章 国内软法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第一节 国家软法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一、组织类软法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二、公共政策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三、规制行政裁量权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第二节 社会软法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一、信用制度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二、标准化体系制度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第三节 我国在履行船员海事公约方面存在不足 |
| 一、宏观层面的不足 |
| 二、实践层面的不足 |
| 第六章 船员权益的软法保障模式建构及相关建议 |
| 第一节 构建船员权益保障的软法模式架构 |
| 一、规制与船员相关的国家软法 |
| 二、培育与船员相关的社会软法 |
| 三、吸收国际软法经验 |
| 四、重构与软法相协调的船员硬法 |
| 第二节 船员权益双轨保障模式下软法与硬法的协调与衔接 |
| 一、双轨保障模式下软法与硬法的协调 |
| 二、实现双轨保障模式下软法与硬法的有效衔接 |
| 第三节 实现船员权益保障软法与硬法共治路径 |
| 一、国家应建立便捷高效的权责体系 |
| 二、国家和社会需共同推进船员信用和标准等领域建设 |
| 三、推动各主体在船员领域国际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津冀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船舶海事安全监管 |
| 2.1.2 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2 放管服 |
| 2.2.3 协同管理理论 |
| 3 津冀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现状分析 |
| 3.1 津冀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概况 |
| 3.1.1 天津海事局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主要特点 |
| 3.1.2 河北海事局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主要特点 |
| 3.2 津冀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现状 |
| 3.2.1 海事机构管理层级模式和对应职权的差异 |
| 3.2.2 船舶进出口岸管理的差异 |
| 3.2.3 船舶安全检查实施部门的差异 |
| 3.3 津冀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船舶监督静态业务存在重复申报的问题 |
| 3.3.2 船舶监督动态业务存在重复检查的问题 |
| 3.3.3 跨搜救责任区开展应急处置、巡航执法存在的问题 |
| 3.4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4.1 资源协调共享机制尚未建立 |
| 3.4.2 执法互动机制尚未实现 |
| 3.4.3 信息互通机制相对缺乏 |
| 3.4.4 监管互认机制尚未实现 |
| 3.4.5 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4 国内外建立区域协调监管机制的经验借鉴 |
| 4.1 国内外区域化协调监管机制概况 |
| 4.1.1 国外区域化协调监管机制概况 |
| 4.1.2 国内区域化协调监管机制发展概况 |
| 4.2 国内外区域化协调监管机制建立的经验启示 |
| 4.2.1 实现资源共享的建议着力点 |
| 4.2.2 实现执法互动的建议着力点 |
| 4.2.3 实现信息互通的建议着力点 |
| 4.2.4 实现监管互认的建议着力点 |
| 4.2.5 实现法制保障的建议着力点 |
| 5 推动津冀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的建议 |
| 5.1 建立船舶安全监管执法互动机制 |
| 5.1.1 建立跨辖区联合执法工作模式 |
| 5.1.2 试行船籍港船舶共管模式 |
| 5.1.3 推动津冀海事船舶安全监管信息互认 |
| 5.1.4 统一现场执法标准和流程 |
| 5.2 建立船舶安全监管信息互通机制 |
| 5.2.1 区域内试点部海事局“两平台” |
| 5.2.2 融入地方电子口岸建设,推动津冀两地电子口岸融合 |
| 5.3 建立船舶安全监管队伍联合培养机制 |
| 5.3.1 以特色监管为切入点,实现两地执法资源的优势互补 |
| 5.3.2 建立津冀船舶安全检查员交流制度 |
| 5.3.3 推进船舶安全检查员集中培养制度 |
| 5.4 建立船舶安全监管联合保障机制 |
| 5.4.1 建立津冀船舶安全监管议事制度 |
| 5.4.2 优化体制机制,提高行政效能 |
| 5.4.3 推动区域立法,方便行政相对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河北 检验检疫工作发生四个转变（论文参考文献）
- [1]关检改革背景下的惠州海关出口原产地签证管理改进研究[D]. 刘州. 兰州大学, 2021(02)
- [2]Y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王春. 扬州大学, 2021(05)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4]石家庄海关进口货物通关监管流程再造研究 ——基于检验检疫职责划入背景[D]. 狄萌. 河北经贸大学, 2020(07)
- [5]风险认知、环境规制与养殖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研究[D]. 司瑞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6]建立高质量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路径[A]. 朱伟婧. 2019京津冀自由贸易区建设研讨会——第五届公共政策智库论坛论文集, 2019
- [7]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D]. 刘利.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8]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D]. 齐晓钰.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船员权益的软法保障研究[D]. 邵帅.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10]津冀船舶海事安全监管一体化研究[D]. 李忠杰.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