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城乡融合是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的理论议题和现实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消灭城乡对立，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是真正共同体首要条件之一， 而生产力高度发达是实现其融合发展的物质前提。 如何实现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议题。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所有制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进程表明， 中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理论逻辑是辩证统一的。 进入新时代， 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视角中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迪。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 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从更深层意义上看， 这一新战略的核心实践依归就是实现城乡融合。 实际上， 当人类历史发展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人类社会” 时代， 城乡之间的差别和对立是消失的。 然而这种对立的差别消失， 实现城乡融合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 旨在“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 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1］305。 在一定意义上说，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理论逻辑和构想是与当代中国推动的以乡村振兴为实践依托， 最终旨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是辩证统一的。
一、 真正共同体： 实现城乡融合的展开场域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共同体形态的更替与城乡关系历史演进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 其展开的是一幅清晰的动态图景：自然共同体（城乡同一关系） →虚幻共同体（城乡对立关系） →真正共同体（城乡融合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从同一到对立再到融合的历史辩证法， 既体现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目标的价值追求，也符合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 ［2］。
在他们看来， 自然共同体中的生产力落后， 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 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 男子作战、 狩猎， 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 而妇女管家， 制备衣食。 这种分工是自发形成的， 因而并不拥有使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之间形成分离的要素，也不能使那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人的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 在这里，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 是一种无差别的、 同一的关系， 最终所呈现出的城乡关系图景是城市乡村化。
综上所述，在老年冠心病介入手术患者的管理中，应用护理风险管理方案的护理效果更为显著，可降少护理缺陷发生，提高护理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进一步的推广。
胼胝体(corpus callosum，CC)是位于大脑纵裂底部连接双侧大脑半球同源部位的最大的联合纤维[1]。胼胝体梗死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难以通过临床表现来定位，且经常合并大脑半球其它部位受累而被掩盖。此外胼胝体血供丰富，同时接受来自前循环和后循环的血液供应，因此患者发生胼胝体梗死率低，且往往预后良好[2-3]，胼胝体梗死在临床上很少见，目前对其功能了解尚不十分明确，一般认为其主要协调大脑双侧半球的功能，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对胼胝体梗死的病例报道，或者小规模的观察，尚缺乏对于胼胝体梗死的大规模临床研究。本文就胼胝体梗死的临床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大发展，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文明时代， 也就是虚幻共同体。 一方面， 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发展， 使农村居民不断向城市聚集， “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1］175， 逐渐改变了自然共同体所展现的城市乡村化的历史图景； 另一方面，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下， 形成了城乡对立。“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而“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 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 ［1］184-185。 这种剥削人的社会分工， 使一些人成为“城市动物”，另一些人成为“乡村动物”， 由此致使城市的快速发展与乡村的日益隔绝， 所有社会成员会因为经济利益、 社会利益等分歧而成为根本对立的阶级， 进而加深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矛盾程度。 “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消灭这种对立， 相反， 它必然使这种对立日益尖锐化。 ” ［3］223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根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前提。
“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 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 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 ” ［1］185 最终实现城乡融合是以真正共同体为展开场域， 在这里， 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 社会物质基础厚实， 人们能够自觉地有计划、 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要素， 科学利用社会生产力， 推动城乡均衡性、 合理性和融合性发展。 从理论逻辑中揭示出， 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人类社会未来城乡关系发展的应然性形态， 还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归宿的实然性展现。 诚然， 虚幻共同体跃升为真正共同体是奠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胜利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上的。 虽然虚幻共同体致使产生城乡分离和对立， 但它为人类未来社会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历史基础。
其二， 提出乡村振兴， 实现城乡融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走向真正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中国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其根本制度， 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其最高历史目标， 逐渐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是中国进入真正共同体的必然举措。也因此， 振兴乡村， 实现城乡融合既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两个百年” 奋斗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 的现实性需要， 正如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 一文中驳斥了米尔柏格提出“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 的这一谬论， 指出“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 ［3］264， 也是增强中国经济社会整体性发展， 进而努力遵循真正共同体发展逻辑的理论性需要。
其一， 要客观认识到， 城乡对立的形成是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相适应， 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 “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 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 ” ［1］308 新中国成立70 年以来， 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在物质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中取得历史性成就。 推动乡村振兴， 实现城乡融合， 在一定意义上是摆脱了自然共同体中的城乡同一关系的历史局限； 同时中国社会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经过40 多年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 “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具备了支撑城乡发展一体化物质技术条件” ［4］， 因而中国有能力有实力克服内蕴在虚幻共同体中造成城乡对立关系的一切要素基础， 进一步遏制城乡向对立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LnY=β0+β1LnX1+β2X2+β3LnX3+β4Ln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ε,ε～N(0,σ2)
马克思恩格斯以共同体发展为逻辑主线， 揭示了共同体形态历史性更替所展现出城乡关系从“正” 到“反” 再到“合” 的历史辩证过程。 这一历史辩证过程对深化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认识提供了理论资源， 揭示出乡村振兴，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应当要在真正共同体理论架构中认识和推进。
其三， 如果说虚幻共同体展开的是城市对农村采用单向索取的方式， 形成的是城乡对立关系， 那么， 在批判和扬弃虚幻共同体基础上而生成的真正共同体则赋予了城市与农村建设以新的方式， 这就是， 共在共处、 共建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构成城乡的双向互动关系。 这种关系的形成， 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内在要求， 揭示了城乡关系应当以遵循公共性理念为实践导向。 也就是， 要构建新的城乡关系必须变革那种以城市为中心而乡村为附属的“中心-边缘” 传统城乡结构关系， 构筑同当前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经济基础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共生共存关系。 这种关系不是以“我” （城市或乡村）的单向性存在， 而是从“我” 走向“我们” （城乡融合） 的公共性存在； 不是要把“城市” （或乡村） 作为“主体” 的存在而把“乡村” （或城市）作为“客体” 的存在， 而是在共建（以城带乡与以乡带城的协同性） 共享（城乡资源要素的互补性）的协调性发展基础上， 推进城市与乡村关系的现实性改善与全面性升华， 最终推动和谐的城乡关系共同体的建成。
二、 无产阶级政党： 实现城乡融合的主体力量
“农村要发展， 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 ” ［10］ 应当说， 作为最终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引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必须要积极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治理。 生活在农村中的广大农民对推进乡村振兴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应当要有的放矢地积极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过程。 这就不仅需要国家政策支持， 特别需要村民内部团结一致。 因此， 中国共产党必须引导农民自觉树立起其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主人意识， 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把激发农民的首创精神和主体力量同无产阶级政党所发挥的引导力量充分凝聚起来， 汇聚成一股推动中国实现城乡融合的现实力量， 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乡村真正振兴起来， 农民富起来、 生活好起来。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下， 城乡对立的背后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较量和对立。 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 占有一切生活、 生产资料及生产这些资料的生产工具， 而无产阶级作为被统治阶级，除了出卖自己劳动力给资产阶级， 以维持其生命存在之外， 其余一无所有， 无产阶级的祸福、 存在和生存完全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对劳动力需求程度所决定， 无产阶级要走向解放和自主驾驭自己历史命运的道路， 就只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 这种私有制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基础上，是产生城乡分离和对立的根源， 由此表现为居住在城市的资产阶级利用其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剥夺乡村劳动阶级。 因此， 城乡对立的背后也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抗的体现。 “一切发达的、 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 都是城乡的分离。 可以说， 社会的全部经济史， 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 ［5］215 只要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社会生产依然在场， 城乡对立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抗史。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初心是生产剩余价值， 无限制地逐利， 最终决定了资产阶级只能充当使城乡走向对立的助推手角色， 无法自觉地担负起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 ” ［1］412-413
其二，通过具体的事例，引导社会各群体理性地看待他人的文化习俗、道德理念、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在底线伦理的范围内，排除以群体的优势对其他非主流的文化习俗、道德理念、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横加干涉的作法，并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崇尚不同的善和德性这一事实”作为各参与主体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本价值指导和道德支持，为社会多元一致的实现获得共识上的保障。
推动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不仅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使然， 还受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规制。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 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力量不断增强， 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发展时代。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使城市战胜农村， 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 是以追求最大剩余价值为导向的生产方式， 因而哪里能增值剩余价值的， 它就往其迁移和驻扎。 因而这样的生产方式具有一种盲目性和无计划性的地域分布特征， 也因此就形成了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 不平等的发展格局， 最终就是展现为城乡对立局面。 而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矛盾的发生， 致使世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 这又不得不使资本主义进一步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运动， 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乃至世界市场， 缓解这种危机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对此， 资本主义社会逐渐采取递进式地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 单个私人资本所有制→股份制→国家垄断→国际垄断， 从而揭示了历史趋向：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渐向生产资料公有制方向趋近， 量变促成质变， 最终是公有制取代私有制， 因而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 不平衡性逐渐由空间生产的正义性、 平衡性所取代。 也就是， 社会生产力发展是以一种非盲目性的， 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而有计划地利用社会生产力、 布局生产力， 使城乡之间的空间生产的协调性、 正义性。 最终实现空间正义的结果就是城乡融合的真正实现。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看， 真正能够承担起消灭城乡对立而实现融合发展的自觉组织就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运动的无产阶级政党。 这个政党是广大劳动者阶级、 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部队； 它所代表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1］411； 它以科学、 现实的理论原理为指导， 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夺取政权， 争得民主。 “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 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 ［2］411。 可见，从理论逻辑中揭示出： 最终消灭城乡对立， 进而推动城乡融合的历史担当必然落在无产阶级政党的肩上。
从历史发展来看，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在中国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探索中国城乡关系。 从革命时期看（1921-1949），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中国城乡关系初步探索， 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历史上首个《农民问题决议案》， 根据当时革命的现实需要， 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中， 在农村聚集起巨大的革命力量以取得革命胜利。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提出“城乡必须兼顾” 的重要思想，要求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 工业与农业、 工人与农民必须要紧密结合， 决不能仅顾城市而丢掉农村 ［6］654。从建设时期看（1956-1978）， 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中国落后、 薄弱的工业生产体系， 提出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 但绝不可以忽视生活资料的生产，必须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 农业的关系 ［7］24。 从改革开放到20 世纪末时期看，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理论认识： 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如何， 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 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8］77-78。 进入21 世纪以来， 中国共产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战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党的十九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首次把乡村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9］40， 并从2018年开始， 首次把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在中国共产党的城乡关系思想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历史进程中可见，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科学原理与中国现存具体实际发展相结合， 以此指导中国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城乡建设， 力求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融合发展新道路。 从中表明，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 “有能力、 有条件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10］，是振兴乡村的引导力量之逻辑必然。 因此，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在于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 最现实利益的中国共产党， 这个政党是最坚决、 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因而唯有坚持政党自信，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方能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 增进农民生活福祉和实现农民根本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从城乡对立的现象背后深刻分析出产生这种对立的根源所在， 指出了逐渐消灭城乡对立， 最终实现城乡融合的主体力量。
三、 空间正义： 实现城乡融合的必由之路
问题在于， 如何将现存的农耕文明、 农耕文化向现实性力量转换， 不仅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又发挥农耕文化的力量来振兴乡村。 一方面，应当要符合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具体实际， 科学地、 有序地引导有能力有实力且热衷于推动农耕文化发展的企业家、 文化工作者、 文化志愿者等积极投身农耕文化保护、 开发和创新中去； 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 深入挖掘出乡村特色文化符号， 探索差异性的农耕文化发展道路， 建设农耕文化产业展示区、 特色文化产业乡镇、 文化产业特色村等 ［14］。如果说， 新发展理念、 科学技术、 “互联网” +农业等为振兴乡村供给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技术支持， 提供了坚实性的硬动力支撑， 那么， 中国农村大地上所内蕴着丰富的农耕文明、 农耕文化必将为振兴乡村供给精神力量， 提供塑造性的软动力支撑。 由此， 这就要求， 我们要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 为推动这种硬与软动力协同发力提供实践支持， 从而赋予振兴乡村以整体性力量、 强大的实践力量， 推动中国乡村面貌以巨大改善。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火星微生物在那里“游泳”。事实上，这样环境也不适宜生命的存在。火星南极冰层下的水温预计在华氏零下90度，远低于水的冰点。
调整和改革现存的生产方式不仅是为了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 也是为了发现、 孕育和发展生产新动能。 中国大地上的农耕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 对振兴乡村提供重要的软动力支撑。 通常认为， 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乡村振兴奠定的是物质性基础， 但是， “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物质需求的相对满足也引起了精神需求的提供， 从而客观上就要求生产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化产品， 这就要求发展文化生产力” ［13］46。 文化生产力只要一经人民所掌握， 必会变成现实的物质性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将推动人类文明获得新发展和跃迁。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内在关系， 强调“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 ［10］。 中国农村大地上内蕴着丰富的农耕文明、 农耕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对孕育农村新生产力提供了历史基础和现实可能。
经历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发展， 中国积极调整和改革社会生产关系， 防止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扩大， 以提高城乡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和平衡性。 历史地看，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 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 取消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方式激活农村生产力； 进入21 世纪以来， 2004 年至2018 年的1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表明， 中国通过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加强农村改革创新力度、 农业科技创新， 推动水利改革发展，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等维度中改革生产关系， 破除障碍振兴乡村的体制机制， 深化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40 年前， 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 40 年后的今天， 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 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 ［10］
倡导空间正义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的运用和表达。 从理论上看， 中国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诉求就指明了能够实现这种空间生产的正义的逻辑必然。 从中国实践语境看， 实现空间生产的正义性和平衡性， 进而实现城乡发展协调性的手段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基础上的， 城乡的对立实则是生产力与农村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 也就是， 农村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并不完全适应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 而这种不适应的结果就体现在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协调性， 体现为空间生产的异化。 要摆脱这种城乡对立的空间生产异化存在， 就要进行改革， 推动生产关系发生变革、 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 又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以推动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变革， 逐渐实现空间生产的正义。由此， 推动城乡融合的过程既是扎根于中国“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发展状况， 并以城乡产业发展为物质基础、 以城乡劳动分工演变为内在动力、 以城乡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依托、以城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和谐统一为实现目标” ［12］， 也是一个系统性、 复杂性工程， 统摄于乡村经济、 农耕文化、 乡村生态和乡村基层党建等多元统一体。 因此， 推动空间生产的正义， 实现城乡融合必须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把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作为推动振兴乡村的有力手段。
城乡融合的真正实现是空间正义诉求的现实体现。 实现空间正义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基础， 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 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 贯穿于推动城乡关系由同一到对立再到融合的历史进程的核心动力是社会生产力不断推进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最有力杠杆。 正如恩格斯所说： “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 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 通过普通电报线输送到迄今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远处， 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 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 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 如果说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 那么到最后它必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 ［11］566
四、 农民全面发展： 实现城乡融合的价值诉求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人的发展历史进程是同城乡关系的发展有着内在逻辑关系， 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必然要求城乡融合发展， 而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道路。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 自然共同体中的城乡关系表现为同一关系， 在这里， 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 生产力落后， “无论个人还是社会， 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 ［5］738。
是的,这说明我们不再年轻了。乐于此道的几位朋友,都和我年龄相仿。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似乎感受到一种疲惫。人到了 40岁,就像人生突然“断片”了,稀奇古怪的想法特别多。辞职创业的,离家出走的,爱上钓鱼的,到艰苦的地方去徒步的……在生理上,大家似乎突然意识到衰老的来临。孔子说,“四十不惑”,但这确实是一个希望和困惑并存的年龄,而困惑看上去还要更占优势一些。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社会分工的发展的结果就是城乡对立的形成，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 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 ［1］184-185。 个人是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旧式分工， 使他们的活动的范围限制在狭隘范围中，“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 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 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 ［1］185。 这种受局限的个人发展，他们被各自固定的手艺、 职业所奴役，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渐分离， 这不仅瓦解了农村居民精神发展的基础， 也破坏了城市居民肉体发展的基础， 使人们应当拥有的那种自由自觉的人的类本质丧失了。 因而城乡对立的背后则是人的畸形、 异化、 单向度的发展， 抽象性地存在状态。 恩格斯指出：“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 ［3］265。
金元之际著名学者郝经《宋两先生祠堂记》(两先生指二程)，比较了程颢兴学前后泽州甚至河东一带学风、民俗的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从城乡关系的发展阶段状况与人的发展内在关系中， 深刻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共同全面发展， 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得到共同全面发展， 二者是互为制约、 互为前提、 互为因果， 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422， 最终组成是共产主义联合体。 “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 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 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 ［1］308， 在这里， 他们能共同地、 根据实际情况来利用和驾驭社会生产力， 使每个个体在共同体中共同享有创造出的社会建设成果， 他们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也能够自由自觉的切换， 而不再为固定的手艺、 职业所压迫。 由此可见， 人的全面发展是与城乡融合发展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 要求我们应当切实把只有实现每个个体自由全面发展才是所有个体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 立足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中从事实际活动的具体的每个人、 每个个体。 也因此， 这构成了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学基础， 表明中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是为农民的， 是要以农民为中心、 为主体的， 是要以增进每个农民生活现实幸福为目的的， 是要以每个农民全面发展作为振兴乡村， 实现城乡融合终极价值诉求。
从历史发展看，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 在中国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不同时期就十分关注农民发展的现实问题。 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民与工人联合的方式， 建立工农联盟， 取得中国民主革命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和建设中国农民走向实现生活富裕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 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 穷的要富裕， 所有农民都要富裕” ［15］308。 进入改革时期，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并且这是以实现每个人共同富裕为目的； 胡锦涛同志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的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并把城乡融合发展与农民全面发展更为具体地紧密统一起来， 明确指出了乡村振兴是要“促进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农民全面发展” ［10］。 可以说，以农民全面发展构成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内核， 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价值学说在中国振兴乡村， 实现城乡融合中的遵循和实践。 因而它不是抽象性的价值臆造， 而是建立在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其所引起的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上的， 在新时代场域中， 阐明了振兴乡村， 实现城乡融合最终是为了谁的根本性问题。 在现实指向性上， 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价值学说就体现为农民美好生活建设， 增强农民生活福祉上， 深刻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为本质要求和最为浓厚的人文关怀。
应当说， 全面推动农民实现全面发展的对象性基础就是要尽全力扶持农民提高物质财富， 摆脱生活贫困， 增进农民生活幸福、 福祉， 以提升农民生活、 工作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实践充分证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中国所推动的反贫困工作不断深入， 生活在农村中的大多数农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生活贫困， 与往日相比， 他们确实过上了比较好的日子、 比较舒适的生活， 为振兴乡村凝聚起强大的农民力量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动力基础。 但是要看到， 虽然中国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 但仍有6.4 亿农村常住人口和2.7 亿农民工， 而即使今后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 还仍有4 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 ［15］。 由此，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施以农民为中心的发展诉求、 以农民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努力壮大集体经济， 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 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确保每个农民的根本利益均能得到实现， 进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16］。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执政党， 从其成立之日起， 就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7］ 作为执政初心和使命， 必须“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 忘记农民、 淡漠农村” ［18］， 必须要始终增强支农、 强农、 惠农、 富农政策的力度， 切实赋予农民以人所应有的生活尊严感、 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向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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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韩长赋. 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N］. 人民日报， 2015-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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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8］ 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 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N］. 人民日报， 2015-07-19.
中图分类号：A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83（2019）11-0030-07
收稿日期：2019-10-20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KS08） “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演进逻辑研究”；江西生态文明制度中心研究项目（18KS03）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要求研究”。
作者简介： 吴美川（1992-）， 男， 福建三明人，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马立志（1990-）， 男， 河北唐山人，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
［责任编辑： 李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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