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振东《〈管子〉学史》近日出版，可谓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管子》研究史学论著，厥功甚伟。该著作从管仲与《管子》论起，上至春秋，下迄民国，时间跨度几近两千五百年；涉及《管子》学版本流传、义理阐发、校勘辨伪、政治经济、币制财政等方方面面，洋洋120万字，既有疏浚学术源流之功力，又有经世致用之用心，可谓当今《管子》学史研究之极轨——耿振东可谓当今《管子》学研究之第一人。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耿振东在《〈管子〉学史》中，试图通过对管子形象的梳理、对管子精神的阐发，沉淀并升华为中国精神——这是二千五百年《〈管子〉学史》的一条主线——这比当下某些机构动辄就颁发什么“国家精神造就者奖”[注]德国一家私人汽车公司曾为某些中国人士颁发“国家精神造就者奖”，演员范冰冰曾获此奖，真乃滑天下之大稽! 《人民日报》 ( 2018 年6 月6 日) 曾有署名为高瞻的点评《中国精神，到底在哪里?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实在得多、有价值得多！
纵观先秦至民国的《〈管子〉学史》，管仲精神中最可称道者，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升华为中国精神者，即包括爱国、改革、尚功三个层面，下面简而论之：
第一，爱国。西周建立后，确立了以“尊尊”、“亲亲”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并则此形成忠君爱国的传统，此乃封建之大伦。但忠君与爱国之间，关系该如何处理呢？管仲的做法在古代树立起了一个榜样。据《〈管子〉学史》：管仲在齐僖公晚年步及仕途，为僖公次子公子纠的太傅，其好友鲍叔牙是僖公幼子公子小白的太傅。齐襄公在位时，国无纲纪，管仲傅公子纠奔鲁、鲍叔牙傅公子小白奔莒避难。襄公被弑，公子纠与小白遂展开争夺君位的斗争，最终小白取胜。经鲍叔牙谋划，齐国迫使鲁国处死公子纠，并迎管仲回齐国为相，而管仲助齐国称霸诸侯，建不世之功。这里，就有了忠君与爱国的矛盾。《论语·宪问》中，孔子及其弟子就曾重点讨论了管仲“变节”事齐桓公(小白)一事。子路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孔子回答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而子贡也同样问及：“管仲非仁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回答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子路、子贡看来，与管仲一起事公子纠的召忽，在公子纠被杀后以死相殉，而管仲却做了齐桓公的相，即是对公子纠不忠，是为不仁；而在孔子看来，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在普天下百姓，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而从这个角度来说，管仲的行为也体现了他的“仁”。孔子许管仲以仁，也就直接否认了对管仲“变节”、不忠的指控，肯定了管仲的爱国行为。当然，孔子对管仲也颇有微词，如批评管仲不俭、不知礼、“器小”(详见下文)，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呢？耿振东在《〈管子〉学史》中解释说：“孔子许管仲以仁，是在对仁、礼做终极关怀下——以事功为标的——做出的判断。……在孔子看来，那些‘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不仅可称之为‘仁’，简直可与‘圣’相伯仲。既然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攘夷狄使民免于‘被发左祍’之难，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为足可以‘如其仁’配之。从这里，我们看到孔子对事功的重视以及舍人之小疵取人之大功，不以人之小过掩其大善的胸襟，而管仲功业的历史意义与人伦价值亦由之可见。”[注]耿振东《〈管子〉学史》，商务出版社，2018年，第73-74页,以下所引《〈管子〉学史》原文只标注页码。在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中，管仲自己也曾解释说：“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此也是一说。可谓真知灼见。《〈管子〉学史》中还曾提及民国大家梁启超对管仲忠君与爱国之间矛盾的评论。在梁启超看来，君与国“本为二物”，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则先国而后君。不以忠君为爱国，唯以国重君轻，将生死去就系于国家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所以梁氏评论说：“管子非好为不忠于纠也。彼其审之极熟，知以纠与齐国较，纠极小而国极大，纠极轻而国极重也。管子者，齐国之公人，非公子纠之私人也。”(第803页)管仲以国为大，以功业自许，助齐桓称霸诸侯，救周室于危难之中，实可为爱国之典范。在后世，每当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时，人们往往以管仲相号召，以期发愤图强，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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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改革。管仲乃至《管子》中的改革实践与创新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时至今日，著名中国学者郑永年先生仍称《管子》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注]2018年5月21日，郑永年先生在其新书发布会(北京)上，发表了主题为《中国为何说不好“中国故事”》的演讲，其中对《管子》推崇备至，认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就是《管子》，因为“《管子》就是怎么治理经济的理论。如果你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历史，直到今天的话，《管子》的解释要比任何西方经济理论有效。西方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靠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强调政府也要扮一个角色。《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轻重’的调节者就是政府，是政府根据市场的情况而调整经济”，并满怀期待地说：“管子的论述是短短的一段一段的，不表现为现在的经济学形式，没有数学，更没有公式。如果能找一帮年轻人，把这些思想数学化，公式化，对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学都是巨大的贡献。”(郑永年《中国为何说不好“中国故事”》， 见FT中文网2018年6月7日)，需要我们认真汲取其中的智慧。耿振东在此方面颇为用心、用力、用功，重点讨论了管仲的治道改革、《管子》的治道思想、《管子》的轻重学说、《管子》经济寓言等内容，成为《〈管子〉学史》的一大亮点。在“管仲所处时代及其治道改革”一节中，重点讨论了管仲的改革实践，如改革井田制度，确定士、农、工、商“四民”之社会分工，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完善行政管理体系，确立三选用人制度，改革经贸外资政策等(第13-21页)。在“《管子》治道思想”一节中，重点讨论了《管子》思想方面的创新及特点，包括道论、精气说、德论、治心说、牧民说、民本思想[注]耿振东梳理了《管子》中的“浓厚的民本思想”，认为：它不仅表现在《管子》中多次提出这一说法，如“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还表现在它阐释了许多爱民、富民、惠民的具体政策(第33页)。《〈管子〉学史》明确指出：“在中国思想史上，《管子》第一个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并进行阐述。《管子·霸言》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第110页)、法治思想、治军方略、经济思想、国家财政问题的等者多方面，可以说，内容广博，视野开阔，体系开放，讲求务实，构成了《管子》一书区别其他子书的重要特征(第29-40页)。在“《管子》轻重学说”一节中，耿振东认为，在国家财政问题上，《管子》提出了政府扮演商人角色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轻重学说(以轻重学说增收国家财政始于管仲)，而“《管子》书对于后世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主要在于书中的轻重学说。轻重学说构成历代政府增收国家财政的重要理论渊源”(第40页)，故予以重点讨论；耿振东梳理了《管子》轻重说的渊源及特点，一是受商人货殖之术的影响，在商人商业理论基础上发展生成；二是与法家思想(法家重视国家强制力)密不可分，是法家思想介入的结果。所以，轻重学说的官方理财性质特别是国家行政权力的直接介入，在实际运作中具有一般商业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第40-53页)。在“《管子》的经济寓言”一节中，耿振东提出了经济寓言的概念，并从文学角度首次阐释了《管子》中的经济寓言。管仲的改革实践以及《管子》中的改革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哲学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同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变革、革新思想一脉相承[注]中国人是注重革新的，《周易》即是专门讲变化之道的，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深入人心。在笔看来，认为中国人思想保守的观点，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或是偏见。，共同汇成了中国人的改革精神。
第三，尚功。管仲的改革是务实的、高效的，其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实现富国强兵。他认为“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只有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只有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民众才能够“知礼节”“知荣辱”，才有“张”礼、义、廉、耻“四维”[注]《管子·牧民》中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可能，才能实现经济建设与道德文化建设齐头并进，所以《管子·治国》中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仲本人也不以节俭为美德，生活奢华。《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曾因此批评管仲：“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在孔子看来，管仲只辅助齐桓公争霸诸侯，器量狭小；管仲有三处家(一说是有三处藏金府库)，家里家臣一人一职不兼任(一般家臣都要兼任多种职务)，生活奢侈；管仲仿照国君在家大门设立照壁，仿照国君饮酒时在堂上设置反放酒具的土台，毫不知礼。当然，孔子的批评依据的是儒家的标准[注]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中记载：“管仲富拟於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尚富，大概是当时齐人的一种时尚。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孔子对人的评价还是相当客观的，对管仲该赞扬的赞扬，该批评的批评，不以个人主观喜好为标准。。或许，在管仲看来，改革与创新实现了国家富强，而自己过一种奢华生活，正是其功名“显于天下”的外在表现特征。其实，中国人从来就不讳言对富贵荣华的追求，即便是孔子，也曾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而士阶层形成后，士大夫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就个人的功名，一直是他们汲汲追求的理想——这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而管仲无疑是杰出的先行者。耿振东《〈管子〉学史》在评价管仲改革时说“管仲在内政方面坚持富国强兵，在外交方面坚持‘御戎狄’‘卫诸夏’‘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成功的内外政改革，使齐国在春秋初叶的政坛上牢牢地立稳了脚跟，齐桓公因此开春秋霸业之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第21页)，也是着眼于管仲的功绩的。尚功业、求富贵，羞平庸、恶贫贱，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繁荣的动力因素；而中国读书人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代代承承，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命脉。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管仲身上，爱国、改革、尚功是“三位一体”的，彼此相互支撑，互为因果，有机融合。耿振东在《〈管子〉学史·结语》部分，写了自己“撰后的几点思考”，包括“‘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谈古今社会价值观”、“‘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谈治国富民”、“‘仓廩实而知礼节’与‘利出一孔’——谈《管子》的治国理政”、“管仲形象的历史感召力——兼谈管仲与中国精神[注]在谈及管仲精神时，耿振东说：“在中国历史上，管仲究竟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他究竟以什么形象活跃在人们的记忆中？综观历史记载及后人的评论，我们发现在管仲身上至少体现了三种不可泯灭的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为社稷而生死的爱国精神，尊王攘夷以卫华夏的民族精神。凭借这三种精神，他于春秋初年实施变法改革使国富兵强，他舍弃匹夫匹妇的小节小信、以身仕仇献身于社稷建设，他匡合诸侯、卫夏攘夷使周王尊、民族文脉传。可以这样说，管仲是一位富于创新意识的政治改革家，是一位坚定的爱国志士，是一位被后人景仰的民族英雄。”把管仲精神概括为改革精神、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突出了管仲“尊王攘夷”的历史功绩(耿振东《〈管子〉学史》，商务出版社，2018年，第1007-1008页)，与笔者概括并无二致。”、“明人子书评点的编纂刊刻及文学意义——从《管子》的编纂刊刻谈起”，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管子》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呼应了管子爱国、改革、尚功等方面表现出的基本精神，实是《〈管子〉学史》的点睛之笔。而管仲精神中的爱国、改革、尚功等内容，最终升华为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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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9.01.19
收稿日期：2018-10-20
作者简介：张洪兴( 1970—) ，山东沂源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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