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兴:爱国、改革、尚功——浅议耿振东《〈管子〉学史》阐释的中国精神论文

张洪兴:爱国、改革、尚功——浅议耿振东《〈管子〉学史》阐释的中国精神论文

耿振东《〈管子〉学史》近日出版,可谓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管子》研究史学论著,厥功甚伟。该著作从管仲与《管子》论起,上至春秋,下迄民国,时间跨度几近两千五百年;涉及《管子》学版本流传、义理阐发、校勘辨伪、政治经济、币制财政等方方面面,洋洋120万字,既有疏浚学术源流之功力,又有经世致用之用心,可谓当今《管子》学史研究之极轨——耿振东可谓当今《管子》学研究之第一人。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耿振东在《〈管子〉学史》中,试图通过对管子形象的梳理、对管子精神的阐发,沉淀并升华为中国精神——这是二千五百年《〈管子〉学史》的一条主线——这比当下某些机构动辄就颁发什么“国家精神造就者奖”[注]德国一家私人汽车公司曾为某些中国人士颁发“国家精神造就者奖”,演员范冰冰曾获此奖,真乃滑天下之大稽! 《人民日报》 ( 2018 年6 月6 日) 曾有署名为高瞻的点评《中国精神,到底在哪里?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实在得多、有价值得多!

纵观先秦至民国的《〈管子〉学史》,管仲精神中最可称道者,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升华为中国精神者,即包括爱国、改革、尚功三个层面,下面简而论之:

第一,爱国。西周建立后,确立了以“尊尊”、“亲亲”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并则此形成忠君爱国的传统,此乃封建之大伦。但忠君与爱国之间,关系该如何处理呢?管仲的做法在古代树立起了一个榜样。据《〈管子〉学史》:管仲在齐僖公晚年步及仕途,为僖公次子公子纠的太傅,其好友鲍叔牙是僖公幼子公子小白的太傅。齐襄公在位时,国无纲纪,管仲傅公子纠奔鲁、鲍叔牙傅公子小白奔莒避难。襄公被弑,公子纠与小白遂展开争夺君位的斗争,最终小白取胜。经鲍叔牙谋划,齐国迫使鲁国处死公子纠,并迎管仲回齐国为相,而管仲助齐国称霸诸侯,建不世之功。这里,就有了忠君与爱国的矛盾。《论语·宪问》中,孔子及其弟子就曾重点讨论了管仲“变节”事齐桓公(小白)一事。子路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孔子回答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而子贡也同样问及:“管仲非仁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回答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子路、子贡看来,与管仲一起事公子纠的召忽,在公子纠被杀后以死相殉,而管仲却做了齐桓公的相,即是对公子纠不忠,是为不仁;而在孔子看来,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在普天下百姓,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而从这个角度来说,管仲的行为也体现了他的“仁”。孔子许管仲以仁,也就直接否认了对管仲“变节”、不忠的指控,肯定了管仲的爱国行为。当然,孔子对管仲也颇有微词,如批评管仲不俭、不知礼、“器小”(详见下文),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呢?耿振东在《〈管子〉学史》中解释说:“孔子许管仲以仁,是在对仁、礼做终极关怀下——以事功为标的——做出的判断。……在孔子看来,那些‘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不仅可称之为‘仁’,简直可与‘圣’相伯仲。既然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攘夷狄使民免于‘被发左祍’之难,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为足可以‘如其仁’配之。从这里,我们看到孔子对事功的重视以及舍人之小疵取人之大功,不以人之小过掩其大善的胸襟,而管仲功业的历史意义与人伦价值亦由之可见。”[注]耿振东《〈管子〉学史》,商务出版社,2018年,第73-74页,以下所引《〈管子〉学史》原文只标注页码。在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中,管仲自己也曾解释说:“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此也是一说。可谓真知灼见。《〈管子〉学史》中还曾提及民国大家梁启超对管仲忠君与爱国之间矛盾的评论。在梁启超看来,君与国“本为二物”,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则先国而后君。不以忠君为爱国,唯以国重君轻,将生死去就系于国家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所以梁氏评论说:“管子非好为不忠于纠也。彼其审之极熟,知以纠与齐国较,纠极小而国极大,纠极轻而国极重也。管子者,齐国之公人,非公子纠之私人也。”(第803页)管仲以国为大,以功业自许,助齐桓称霸诸侯,救周室于危难之中,实可为爱国之典范。在后世,每当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时,人们往往以管仲相号召,以期发愤图强,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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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改革。管仲乃至《管子》中的改革实践与创新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时至今日,著名中国学者郑永年先生仍称《管子》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注]2018年5月21日,郑永年先生在其新书发布会(北京)上,发表了主题为《中国为何说不好“中国故事”》的演讲,其中对《管子》推崇备至,认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就是《管子》,因为“《管子》就是怎么治理经济的理论。如果你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历史,直到今天的话,《管子》的解释要比任何西方经济理论有效。西方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靠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强调政府也要扮一个角色。《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轻重’的调节者就是政府,是政府根据市场的情况而调整经济”,并满怀期待地说:“管子的论述是短短的一段一段的,不表现为现在的经济学形式,没有数学,更没有公式。如果能找一帮年轻人,把这些思想数学化,公式化,对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学都是巨大的贡献。”(郑永年《中国为何说不好“中国故事”》, 见FT中文网2018年6月7日),需要我们认真汲取其中的智慧。耿振东在此方面颇为用心、用力、用功,重点讨论了管仲的治道改革、《管子》的治道思想、《管子》的轻重学说、《管子》经济寓言等内容,成为《〈管子〉学史》的一大亮点。在“管仲所处时代及其治道改革”一节中,重点讨论了管仲的改革实践,如改革井田制度,确定士、农、工、商“四民”之社会分工,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完善行政管理体系,确立三选用人制度,改革经贸外资政策等(第13-21页)。在“《管子》治道思想”一节中,重点讨论了《管子》思想方面的创新及特点,包括道论、精气说、德论、治心说、牧民说、民本思想[注]耿振东梳理了《管子》中的“浓厚的民本思想”,认为:它不仅表现在《管子》中多次提出这一说法,如“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还表现在它阐释了许多爱民、富民、惠民的具体政策(第33页)。《〈管子〉学史》明确指出:“在中国思想史上,《管子》第一个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并进行阐述。《管子·霸言》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第110页)、法治思想、治军方略、经济思想、国家财政问题的等者多方面,可以说,内容广博,视野开阔,体系开放,讲求务实,构成了《管子》一书区别其他子书的重要特征(第29-40页)。在“《管子》轻重学说”一节中,耿振东认为,在国家财政问题上,《管子》提出了政府扮演商人角色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轻重学说(以轻重学说增收国家财政始于管仲),而“《管子》书对于后世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主要在于书中的轻重学说。轻重学说构成历代政府增收国家财政的重要理论渊源”(第40页),故予以重点讨论;耿振东梳理了《管子》轻重说的渊源及特点,一是受商人货殖之术的影响,在商人商业理论基础上发展生成;二是与法家思想(法家重视国家强制力)密不可分,是法家思想介入的结果。所以,轻重学说的官方理财性质特别是国家行政权力的直接介入,在实际运作中具有一般商业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第40-53页)。在“《管子》的经济寓言”一节中,耿振东提出了经济寓言的概念,并从文学角度首次阐释了《管子》中的经济寓言。管仲的改革实践以及《管子》中的改革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哲学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同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变革、革新思想一脉相承[注]中国人是注重革新的,《周易》即是专门讲变化之道的,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深入人心。在笔看来,认为中国人思想保守的观点,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或是偏见。,共同汇成了中国人的改革精神。

第三,尚功。管仲的改革是务实的、高效的,其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实现富国强兵。他认为“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只有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只有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民众才能够“知礼节”“知荣辱”,才有“张”礼、义、廉、耻“四维”[注]《管子·牧民》中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可能,才能实现经济建设与道德文化建设齐头并进,所以《管子·治国》中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仲本人也不以节俭为美德,生活奢华。《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曾因此批评管仲:“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在孔子看来,管仲只辅助齐桓公争霸诸侯,器量狭小;管仲有三处家(一说是有三处藏金府库),家里家臣一人一职不兼任(一般家臣都要兼任多种职务),生活奢侈;管仲仿照国君在家大门设立照壁,仿照国君饮酒时在堂上设置反放酒具的土台,毫不知礼。当然,孔子的批评依据的是儒家的标准[注]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中记载:“管仲富拟於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尚富,大概是当时齐人的一种时尚。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孔子对人的评价还是相当客观的,对管仲该赞扬的赞扬,该批评的批评,不以个人主观喜好为标准。。或许,在管仲看来,改革与创新实现了国家富强,而自己过一种奢华生活,正是其功名“显于天下”的外在表现特征。其实,中国人从来就不讳言对富贵荣华的追求,即便是孔子,也曾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而士阶层形成后,士大夫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就个人的功名,一直是他们汲汲追求的理想——这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而管仲无疑是杰出的先行者。耿振东《〈管子〉学史》在评价管仲改革时说“管仲在内政方面坚持富国强兵,在外交方面坚持‘御戎狄’‘卫诸夏’‘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成功的内外政改革,使齐国在春秋初叶的政坛上牢牢地立稳了脚跟,齐桓公因此开春秋霸业之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第21页),也是着眼于管仲的功绩的。尚功业、求富贵,羞平庸、恶贫贱,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繁荣的动力因素;而中国读书人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代代承承,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命脉。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管仲身上,爱国、改革、尚功是“三位一体”的,彼此相互支撑,互为因果,有机融合。耿振东在《〈管子〉学史·结语》部分,写了自己“撰后的几点思考”,包括“‘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谈古今社会价值观”、“‘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谈治国富民”、“‘仓廩实而知礼节’与‘利出一孔’——谈《管子》的治国理政”、“管仲形象的历史感召力——兼谈管仲与中国精神[注]在谈及管仲精神时,耿振东说:“在中国历史上,管仲究竟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他究竟以什么形象活跃在人们的记忆中?综观历史记载及后人的评论,我们发现在管仲身上至少体现了三种不可泯灭的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为社稷而生死的爱国精神,尊王攘夷以卫华夏的民族精神。凭借这三种精神,他于春秋初年实施变法改革使国富兵强,他舍弃匹夫匹妇的小节小信、以身仕仇献身于社稷建设,他匡合诸侯、卫夏攘夷使周王尊、民族文脉传。可以这样说,管仲是一位富于创新意识的政治改革家,是一位坚定的爱国志士,是一位被后人景仰的民族英雄。”把管仲精神概括为改革精神、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突出了管仲“尊王攘夷”的历史功绩(耿振东《〈管子〉学史》,商务出版社,2018年,第1007-1008页),与笔者概括并无二致。”、“明人子书评点的编纂刊刻及文学意义——从《管子》的编纂刊刻谈起”,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管子》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呼应了管子爱国、改革、尚功等方面表现出的基本精神,实是《〈管子〉学史》的点睛之笔。而管仲精神中的爱国、改革、尚功等内容,最终升华为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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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9.01.19

收稿日期:2018-10-20

作者简介:张洪兴( 1970—) ,山东沂源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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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兴:爱国、改革、尚功——浅议耿振东《〈管子〉学史》阐释的中国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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