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摘要：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历了从一般性评介到专题性理论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理论性质，与西方“深绿”、“浅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等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探讨。其理论效应是使我国的生态文明研究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话语霸权，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取代了“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重新确立了以推进中国现代化、中国的生态治理和关注全球环境治理为基础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这一致思方向，把实现环境正义作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诉求。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效应；致思方向；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之一，自它传入中国学术界，就对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本文拟系统清理和反思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程，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理论效应。
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程
总的来看，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从一般性的评介到理论问题的专题性研究的发展历程。1986年王谨教授最先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学术界，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材，如俞吾金、陈学明所著《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等均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章节予以论述；2007年，刘仁胜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在他之后，先后出版了多部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博士论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的主要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逐渐形成了国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高潮，并围绕下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问题。国内学术界或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生态的结果①；或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根本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增长模式”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或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代表，它“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以及探讨解决环境危机的途径”②。在笔者看来，如何规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必须坚持如下基本原则。具体说，首先，不能把那些仅仅探讨过生态问题，又不以生态问题为主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纳入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其次，判定是否属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还有一个重要标准，即看该理论家是否具有生态政治哲学，即是否建构了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政治战略和生态社会主义理想。而在坚持这条原则时也必须区分包含生态政治哲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包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但不是所有生态社会主义都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因为那些秉承后现代主义价值立场的生态社会主义不能归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根据以上原则，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生态的结果的规定过于宽泛；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混淆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秉承后现代主义立场的生态社会主义。第三种观点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应当进一步具体化。笔者认为所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学说为基础，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展开生态批判，而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③。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与理论定位问题，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术界或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理论，强调其理论体系已溢出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框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④；或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与后现代主义相对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当代生态问题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⑤；或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深化，又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坚持和深化主要体现在格伦德曼、休斯、柏克特和福斯特等人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是一致的，能够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工具；不一致论者本顿和奥康纳等人则在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陈代谢、环境问题讨论的贡献的同时，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秉持的是一种与生态思维不一致的人类中心主义、生产力和科技决定论的观点，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他们以后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存在的忽视自然极限、片面强调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作用的缺陷展开了反思，又由此要求对历史唯物主义绿色化。这些思考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过去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不足的地方，对于我们完整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⑥。对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继承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以及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而且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社会批判、文化价值批判与生态批判有机结合，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
冠词作为功能词汇，毫无疑问是英语中出现和使用最频繁的词之一，其复杂的用法和语义特征的多样性使得二语习得者在习得冠词的过程中屡屡出现错误，即使水平较高的二语学习者也无可避免，因此冠词二语习得的研究必不可少。相对而言，国外的冠词习得研究起步较早，并提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假设。国内的相关研究直到最近十多年才逐渐兴起，虽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英语冠词习得本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仍需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在回顾冠词习得的理论假说的基础上，对近十年来国内英语冠词习得的研究进展进行评述，以加深人们对冠词习得复杂影响因素的认识，进一步完善冠词习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与上述“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和“现代主义研究范式”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特点是立足于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探讨生态危机的本质与解决途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认为，人类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通过实践改造和利用自然的，二者之间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即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这就意味着生态危机虽然以人类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本质则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具体到生态问题上，这种危机反映的是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危机，其实质是“环境正义”问题。因此解决好“环境正义”问题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要求从分析社会制度的矛盾和性质入手找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并把实现“环境正义”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绿色思潮的关系问题。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深绿”、“浅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国内学术界主要围绕如下问题展开讨论。首先，对于“深绿”和“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价值观，国内学术界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指出“深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中心论”的价值观没有办法获得科学严密的论证，是只能借助直觉和神秘的体验来论证的后现代理论；另一方面，对于“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评它并非真正立足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本质是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的“地区中心主义”和“阶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部分理论家或者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的同时，认为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应该是建立在满足穷人基本需要、致力于集体和长期利益的基础上；或者主张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这种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与“深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只在指向事物的内在属性和内在价值方面具有一致性，前者所包含的反政治经济学、反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价值立场是后者所不具备的⑦；其次，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深绿”、“浅绿”思潮的区别，有论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二者揭示生态危机根源与本质的理论基础不同。“深绿”和“浅绿”思潮主要是从生态价值观角度揭示生态危机根源；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把揭示生态危机根源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二是，二者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理论选择上不同。“深绿”和“浅绿”思潮主要是通过扩大伦理关怀的外延或是寄希望于人们生态价值观的改变来解决生态危机；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在强调生态价值观变革的同时，更加强调通过社会制度变革的途径解决危机；三是，二者对待发展的态度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要性，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技术非理性运用和异化消费；“深绿”则反对发展和技术运用，要求回到小国寡民的自然主义生存状态⑧。再次，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以王治河、杨韬、杨志华、冯颜利、孟献丽等人为代表的“超越论”和以王雨辰、陈学明等人为代表“非超越论”两种观点。“超越论”者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借鉴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在：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思维方式的同时，注重吸纳不同的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维度，呼唤生态启蒙，是批判中有建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批判有余建设不足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有机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将生态危机单纯归结为制度原因无法解释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现实，而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现代性，尤其是现代性蕴含的无限经济增长癖；不仅如此，有机马克思主义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文化传统和精神因素，更具有开放性⑩；有机马克思主义吸收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将现代性看作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建立了突现论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建立了文化意义上的历史观、建立了包含所有关系意义上的辩证法，从而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三个方面超越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非超越论”者肯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探寻当代生态危机根源和出路的新流派，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远比有机马克思主义深刻，这是因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学说为基础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是以怀特海主义为基础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有机马克思主义主要侧重于从批判现代性价值观的维度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两个维度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秉承的是现代主义的价值观，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则秉承的是与科学技术相对立的后现代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把生态运动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主张把全球视野和地方行动有机结合起来应对生态危机，通过激进的阶级运动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则主张脱离全球化，通过抽象的共同体价值观的有机教育，进行单纯的地方生态自治，通过建立排斥现代技术运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和农庄经济来解决生态危机。可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既利用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又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则脱离人类社会历史，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拒绝人类文明、使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⑪。
第四，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主要可归结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维度的开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对消费主义文化和价值观的批判、对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和生态政治哲学等问题，国内学术界围绕上述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和研究。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维度的开启。针对“深绿”、“浅绿”和有机马克思主义质疑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与生态思维相矛盾的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二元论、还原论，不承认自然的极限，唯科学主义和唯生产力论等，我国学术界认为这些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并通过对奥康纳、福斯特、佩珀、本·阿格尔、科威尔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开启的分析，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仅与生态思维不矛盾，而且比西方人类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拘泥于抽象价值观的维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更有优势⑫；其次，学术界从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特点、资本逻辑和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等方面系统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并系统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生态价值观以及技术观；再次，我国学术界特别重视对福斯特关于“新陈代谢”（物质变换）概念的阐发，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的人类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危机和中断原因，阐发维系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阐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有别于“深绿”和“浅绿”思潮，是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内在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挖掘马克思的生态文明理论；复次，学术界特别注重阐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凸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深绿”、“浅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本质理解的不同。学术界强调，“深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后现代价值立场，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排斥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使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其实质是把人类文明与自然对立起来；“浅绿”思潮虽然是立足于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但却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其目的是维系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从探讨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出发，揭示生态文明的本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生态文明虽然也是一种环境保护，但它改变了工业文明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一种工具性关系的立场，在哲学世界观、价值观、发展观等方面超越了工业文明，是一种利用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使之服务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同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
我的接近并最终投身文学，近一甲子矣。在此漫漫岁月，虽无骄人成绩，所幸终日矻矻，与文学相伴了一生。朋友曾与我谈及一同起步的同行许多已巍然成树，叹息我等才情有限，始终不成气候，最多算棵草而已，很没劲。我同意他的比喻，却不同意他的自卑。没有长成树木，长成了草，也是文学原野上的生命。而且，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草，生动地活着，其实也并不容易。说树不是一天长成的，草又何尝不是？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能少。就一个写作者而言，不说社会历史那么高大上的原因了，仅仅稿件的发表就不知耗费了编辑们多少辛劳。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致思方向的影响
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理论的系统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通过研究评介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借鉴或认同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研究范式，并用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研究范式挖掘、整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研究的焦点是生态价值观问题。90年代，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我国学术界开始系统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我国学者开始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重新确立了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致思方向，并对生态文明的本质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目前有很多学生对于语文的学习并没有很高的热情，这不利于提升语文教学的有效性。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全面发展与学习乐趣、积极性、教学质量等有着直接关联，鼓励性的评价体系可以让学生对语文学习充满更大的信心，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成就感，进而可以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学习中。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一定要多使用鼓励性语言，对学生进行批评时也要委婉一些，以平和的、学生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突出学生学习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敢于探索未知的知识，体会到学习的快乐，慢慢树立起学习的自信心，提升学习的质量。
西方环境伦理的引入对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生态中心论的环境伦理，还是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尽管他们在看待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分歧和争论，但他们的理论有两个共同点，即都秉承抽象的文化决定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所谓抽象的文化决定论，就是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都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角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所不同的只是强调应当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还是应当践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所谓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就是他们都撇开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方式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都是立足于资本的利益，推卸资本为解决生态危机所应承担的责任。因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资本都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理所当然应当为当代生态危机负主要责任。但是，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恰恰只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维度谈论生态危机问题，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资本的利益。同时，由于他们秉承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我们在借鉴或认同其理论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时，必然无法摆脱生态文明理论的西方话语霸权，无法使我们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形成有机互动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初，随着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在吸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挖掘、整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过程中，我国生态文明研究的致思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探讨生态文明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
由于2018年上半年中央采取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新渠道，使农民收入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等发展方案，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42元，增长8.8%，增速快于城镇居民0.9个百分点。在农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增幅最大，达14.2%，比上年同期快4.3个百分点。中央不仅从制度安排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还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上半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9.5%，经营性收入增长6.1%。农村消费的快速增长，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致思方向的改变还包括研究范式的转换。在当前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主要存在着“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式”和“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式”。“深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由于其理论的后现代性质，秉承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式”。他们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排斥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把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绝对对立起来，不懂得生态文明并不是对工业文明的绝对否定，而是在吸收工业文明技术成就的基础上，对工业文明发展方式、管理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的积极扬弃；包括环境主义、生态现代化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主义研究范式”虽然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能脱离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但是他们所说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范围内进行的，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工业文明下的环境保护，其目的是维系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⑧ 参见贾学军：《从生态伦理观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西方生态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理论与现代化》2015年第5期。
4.要将企业劳动保护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推进。企业劳动保护工作涉及管理的诸多层级和关系，企业工会需依法履行劳动保护职责，如充分行使《劳动法》、《安全生产法》、《工会法》等授予工会组织在劳动保护工作中的参与权、代表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在企业宣传普及安全劳动保护知识，以及监督国家有关劳动保护、安全技术、环境卫生等法律法规在企业的贯彻落实情况，及时解决影响职工健康和安全的各类问题等。同时，还要与安全监察部门开展协调监管工作，尤其是探索出新时期劳动保护、广泛监督的工作内容、发展思路和方式方法。
无论从生态危机产生的历史看，还是从当前生态危机的现实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比“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现代主义研究范式”更加合理，它不仅能使我们摆脱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西方话语霸权的束缚，而且更加科学和完善，是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所应当坚持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的突出特点就是立足于分析社会制度的性质，正确处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问题。这一问题从民族国家内部看，就是要处理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生态资源上的分配正义问题；从国际上看，就是要处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生态资源上的分配正义问题，解决全球环境治理中不同民族国家的责任和义务问题，把全球环境治理、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实现全球共同繁荣有机结合起来。根据“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在当代全球环境治理中必须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所谓“共同的原则”，就是指所有民族国家都应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家园，呵护地球家园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所谓“有差别的原则”，这是由于发达国家对全球生态危机负有主要责任，而且经济较为发达，科学技术较为先进，而发展中国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受害者，发达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解决生态危机所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共同建设美丽世界。
可以看出，正是学术界展开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才开始逐渐摆脱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西方话语霸权，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为基础，建构以维护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为目标，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既能解决中国的生态治理和绿色发展问题，又能够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话语的生态文明理论。
良好教学情境，是触发学生写作动力的根本。教师在构建教学情境的过程中，应从“趣味性”的角度出发，更应从学生实际的认知能力角度出发。让情境出发学生写作兴趣的重要桥梁。
三、立足于中国和全球生态治理展开对生态文明基本理论的研究
⑤ 参见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7—538页；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0页。
②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 （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页。
第二，关于生态文明理论和建设实践中的“环境正义”问题的探讨。“环境正义”问题针对的是西方“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抽象地探讨生态问题的局限，要求把生态问题与种族、贫困等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揭示的是自然资源不公平分配和底层人群受生态问题伤害最深的现实，其核心是要求实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生态资源的公平分配。西方“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由于其抽象的研究范式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的局限，其理论中缺乏“环境正义”的价值维度。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肯定人与自然在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同时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也就是说，生态危机虽然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本质却反映的是不同人群之间在生态利益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与危机。这就意味着只有解决好生态资源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合理分配，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由于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已经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取代了“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和“现代主义研究范式”，使得“环境正义”问题成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重要论题，实现环境正义也成为中国生态治理和全球生态治理的基本价值诉求。对此，习近平在论及国内生态治理问题的时候，反复强调建立公正公平的生态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应当建立生态补偿制度，使环境权利受损人得到必要的补偿；在论及全球环境治理问题时，反复强调应当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据造成环境问题的历史责任和现实发展程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通过实现环境正义，把全球环境治理、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实现全球共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归宿问题。生态文明要求以一种优于工业文明的方式追求发展，这就必须明了这种发展的目的和归宿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不仅展开了讨论，而且习近平用“真发展”和“好发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在他看来，工业文明所追求的是资本追求利润的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这种不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目的的经济增长的发展只能导致放任资本追求利益，最终形成有违公平正义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结局，不是“真发展”。“真发展”必须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的的发展。所谓“好发展”，就是要摒弃工业文明的依靠大量耗费自然资源，带来严重生态问题的不可持续、不协调的发展，代之以生态文明的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尊崇自然的协调的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的发展。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环境民生论”表达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归宿。在他看来，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发展是我们各项工作的第一要务。但这里所说的发展不是工业文明的粗放型发展，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追求有质量和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而当前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破坏意见最大，怨言最多，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是人民群众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和解决环境问题对于改善民生和增加人民群众幸福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⑰只有把生态文明建设好，给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才能实现“好发展”。为此，习近平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归宿是实现“真发展”与“好发展”的辩证统一，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⑱。
注释：
① 参见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版。
第一，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以及生态文明的本质。对于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问题，常见的错误是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前工业文明时代的生存状态就是生态文明，由此把当前的生态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发展”，并把“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错误的。从理论上看，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是有原则区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工业文明的绝对否定，而是在吸收工业文明积极成就的基础上，对工业文明的超越。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上的超越。工业文明是以主、客二分的机械论哲学世界观为基础，并秉承自然是一个满足人类需要和遵循机械运动的被动客体的自然观；生态文明则反对机械论世界观和自然观，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这不应该是绝然对立与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而是人类利用自然就必须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从而保持二者和谐共生的关系。因此，与工业文明用机械论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生态文明坚持用有机论和整体论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发展方式的超越。工业文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型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并追求无限增长。这种发展方式虽然极大推进了经济总量的增加，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不是可持续和协调型的发展方式。对此，习近平在反思我国过去粗放型发展道路的问题时指出：“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曾经在我国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兵团作战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步伐，但现在再按照过去那种粗放型发展方式来做，不仅国内条件不支持，国际条件也不支持，是不可持续的，不抓紧转变，总有一天会走进死胡同。”⑯生态文明所倡导的发展方式则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可持续、协调的绿色发展，追求有机增长。三是生存方式的超越。工业文明从追求无限增长这一目的出发，必然会不断扩张其生产体系和生产规模，他们由此鼓吹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最终形成高生产、高消费的所谓理想生存方式。这种理想生存方式所倡导的高消费，又是建立在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求上，由此必然造成人生存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文明所主张的是基于人的真实需要的低碳消费方式和生存方式，强调人类应当追求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在积极的创造性活动中而不是在异化消费中寻求满足和幸福。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看，如果把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与发展对立起来，生态文明建设必然会落空。因为生态文明必须以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生态文明不是要否定发展本身，它所否定的是工业文明以追求利润而不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的发展，它所否定的是不顾生态环境代价的不可持续的和不协调的发展。生态文明不仅要以发展为基础，而且追求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追求可持续、协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好发展”。
③ 参见王雨辰：《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与问题域》，载《江汉论坛》2007年第7期。
④ 参见张一兵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1—483页；徐艳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所谓我国生态文明研究的致思方向的根本性转变，就是指摆脱了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立足于在推进中国现代化、中国的生态治理和关注全球环境治理的基础上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这一致思方向要求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必须遵循地方维度和全球维度的有机统一，并相应地改变研究范式。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地方维度”主要是指能否维护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有效指导中国的生态治理。所谓发展权就是肯定民族国家都有独立制定本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政策的基本权利，民族国家之间必须尊重彼此的发展权。习近平对此指出：“主权原则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⑬所谓环境权，是指民族国家既有自主利用本国自然资源的权利，又有不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环境污染的义务。联合国1988年通过的《关于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决议》对此指出：“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各项可适用原则享有按照其环境政策开发其本国资源的自主权利，并重申他们有责任确保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会对其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而且各国必须根据其能力和具体责任在保护全球和区域环境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⑭发展权与环境权既是民族国家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又要求民族国家在行使这种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不对其管辖范围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造成损害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当前发达国家凭借其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仅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且还不断为其所侵害。一些发达国家对于那些选择不同于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横加指责，甚至把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此，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首先应当在捍卫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基础上，指导中国摒弃传统粗放型发展道路，走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全球维度”主要是指中国生态理论不仅要捍卫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还应当超越狭隘的民族视野，致力于推进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和美丽世界的建设。对此，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果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⑮习近平倡导从狭隘的民族利益的束缚中提升境界，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强调民族国家作为地球共同体的一员，具有呵护地球这个人类唯一的家园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地方维度”和“全球维度”应当是内在统一的，其本质是既作为一种发展观指导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治理，又作为一种境界论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
我国学术界从推进中国现代化、中国的生态治理和关注全球环境治理这一致思方向对生态文明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的系统研究，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⑥ 陈永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关系的理解及其启示》，《思想理论教育》2015年第3期。
⑦ 参见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4—102页。
在简短的开幕式后，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朱为群、康考迪亚大学图书馆馆长吉莲·柏德丽（Guylaine Beaudry）分别作了题为《转型、开放和共享：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之路》《康考迪亚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韦伯斯特图书馆的转型》的主旨报告。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馆长宋迎法主持主旨报告。
毕业论文是一个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具有综合性和创新性的科研活动。毕业论文除了考查学生掌握专业基础理论和技能的情况以外，更多的是为了让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从事进一步科学研究之前得到历练，培养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笔者在毕业论文指导工作中非常注重对学生以下能力的培养。
⑨ 参见王治河、杨韬：《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舰艇、飞行器和车辆对于核动力装置的空间要求远高于核能发电厂，而传统核聚变反应堆体积、重量很大，远超这些运输工具的体积和重量限制，难以做成适配于这些需求的移动式能量供应源。洛马公司称该堆的体积仅为同功率传统托卡马克装置的1/10，一座直径7米、长18米的该型反应堆就可实现200兆瓦的热功率输出，运行一年所需的燃料量仅为25千克，可以在线补充燃料，无需像裂变堆那样定期停堆更换燃料棒，可连续运行，大幅提升续航能力，而且设计与建造周期也只有数月，成本远低于大型聚变装置。
⑩ 参见杨志华：《何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中国观察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⑪ 参见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异同》，《哲学动态》2016年第1期。
⑫ 参见王雨辰：《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哲学研究》2015年第8期。
⑬⑮⑯⑱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3、529、239—240、209—210页。
⑭ 万以诚等编：《新文明的路标：人类绿色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阐释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研究”（项目编号：18VSJ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17AKS017）；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自选项目（中宣办发[2015]49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交叉学科创新研究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722019JX008）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0-0054-07
作者简介：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3。
（责任编辑 胡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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