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研究·
摘要[目的/意义]对国内近年来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和提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取向和研究进路。[方法/过程]依据文献中研究内容的侧重性以及研究框架，从“传播”“监测”“控制”“应对”“治理”5个研究取向来全面检视现有研究成果。[结果/结论]基于当前国内研究的检视，提出新时期推进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研究应注意的问题，应打破以“技术导向”特征为主的研究进路，发展以网络舆情监测和分析技术为基础，以治理对策研究支持为指向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网络舆情治理体系的宏观整体研究应该迈向“多维度”协同治理模式研究方向。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 网络舆情 舆情模型 研究进路
0引言
随着我国互联网使用人数不断增长，公众网络表达意见的数量与密度呈现激增态势。作为社会舆论的组成部分，线上网络舆情影响着线下的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诸多方面，尤其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网络舆情普遍出现“群情汹涌”局面。然而当前我国社会利益表达与诉求的渠道仍然有限，网络空间作为民意舆情汇集和转播的场域，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愈发重要，甚至触发和升级突发公共事件以及危害国家的安全及稳定。当前的网络舆情已经上升为非传统安全问题[1]。正是这种影响，使得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逐渐被学者所关注。由于大部分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都带有明显的政府指向性，因此学界着重以政府视域的维度为主要关注点，这也反映学界对政府治理需求的回应。
尽管近年来国内关于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研究已累积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研究内容较为分散，研究议题较为破碎化，现有文献在研究内容上存在交叉之处，尚未有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故本文对国内近年来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具体而言，本文依据文献中研究内容的侧重性以及研究框架，从“传播”“监测”“控制”“应对”“治理”5个研究取向来全面检视现有研究成果，并且分析其存在的不足之处，使学术研究与具体实务可以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试图为网络舆情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提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新的研究问题，使得网络舆情研究迈向“多维度”协同治理模式方向。
1 “传播”的研究取向：产生与演化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由于互联网提供的各种社交平台(例如贴吧、微博、微信等)使得信息的传播更为迅速，部分网民的负面情绪信息会通过各种平台不断延伸与传播，最终导致不良网络舆情的蔓延与爆发。由于互联网的社交平台数量众多，发布信息便捷，因此学界在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和传播中普遍采用微博与讨论区(留言区)的信息，深入挖掘舆情产生与演化的特点。
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与传播主要从舆情主体、阶段和机制3个层面来研究。主体方面的研究是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研究的基础，许多文献强调网民的信息分享以及意见领袖在社交平台的传播作用[2]。陈璟浩基于70 起重大社会安全事件，挖掘影响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三个因素，并分析参与者在舆情传播与扩散过程中充当的促进或抑制的角色[3]。 基于主体方面的研究，学界慢慢转向阶段层面的研究。崔鹏[4]等人结合多个突发公共事件的案例，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建构了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生命周期的“六阶段”模型，即酝酿阶段、爆发阶段、扩散阶段、反复阶段、消退阶段、长尾阶段。由于社交媒体的数据丰富性与可得性，大量文献研究从涉及突发事件舆情事件的文章数、评论数、关键词等信息来粗略分析舆情演化过程，并得出网络舆情演化的过程以及各主体对网络舆情的影响[5]。 在机器学习方法的运用下，学界逐渐深入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内容层面，即从关键词、文章内容、转发内容以及评论内容等方面定量揭示网络舆情的演化阶段，并从关键词与情绪词变化的方面进行展开。例如王璟琦等人利于LDA模型提取网络舆情的内容进行话题情感词分析[6]，姜金贵与闫思琦利用Python工具包，运用Word2vec 模型识别主题特征，通过情感词典以及情绪分析技术对文章评论进行情绪分析，充分挖掘“红黄蓝虐童事件”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阶段[7]。
泰煤家园改造项目兼有周期长、难度大等特点。在社区建设中，传统的融资模式使政府承担较大的压力。[2]在泰煤家园的改造中，可采用上级政府、开发商、社会组织、居民等多方合作的PPP模式。经过政府和私人部门进行前期改造的泰煤家园最终需要市场来接力，把泰煤家园纳入市场的良性循环之中，不断重复将已经创造的资金回流到改造之中的过程，形成自我造血的模式。
除此以外，演化机制的研究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并借助数据挖掘和仿真技术使得相关研究逐渐成熟。李祝启等人利用政府网络舆情日志大数据，深度挖掘用户行为规律以丰富网络舆情演化机制的研究[8]。由于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爆发性、环境复杂性、演化方向不确定性以及群体扩散性等特征，因此系统动力学建模和仿真技术的运用非常吻合机制层面研究。张一文等人开创性地建构由政府、网民、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为核心的四个子系统，并通过建模系统流图的方式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热度与传播规律进行原因分析[9]。高航与丁荣贵则基于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多因素互动的特征，从舆情信息扩散效率、舆情主体传播能力、网络媒体作用水平、舆情受众共鸣程度等模块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利用 Vensim PLE 进行了模拟仿真，发现舆情敏感度、主体活跃度、媒体影响力以及受众参与度与网络舆情风险存在较强互动关系，并对网络舆情风险产生较大影响[10]。
2 “监测”的研究取向：挖掘与分析
“监测”的研究取向主要挖掘网络舆情出现、态势、演变、发展以及消亡等重要关键的节点以及特征，并对其进行技术化的动态监测和测度，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性分析、发展趋势预测以及等级预报[11]。 一般而言，“监测”的研究取向以“技术导向”为主，因为舆情监测主要依靠网络监测和分析技术的开发与网络舆情监测体系的建立来实现，这也奠定了“监测”的研究取向的主要研究方面。
该研究取向认为，在网络语境下网民容易出现情绪表达无序的情况，政府必须规范和管理网络舆情[29]，因为对网络舆情的管理不但有助于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与公共管理环境，同时可以抵消网络舆情一些负面的效应，例如危害公共秩序与安全以及潜在降低政府信任等[30]。因而“管理”的取向主要研究网络舆情管理机制问题。
2.2.3 14例重度狭窄 局部管径小于等于1.5cm，管腔内充填不均质回声或者均质回声血栓、斑块，彩色血流显示：血流速度增快异常，远端可见红蓝交替血流信号，五彩相间紊乱血流信号等。
网络舆情监测指标体系建立是“监测”研究取向其中的一个重点，故此提出不同监测指标体系模型。部分学者通过警源、警兆和警情的三大类30项的网络舆情预警指标，建立成熟有效的网络舆情预警体系[18]。利用舆情观点的挖掘方法，有学者围绕网民观点极端化特征、舆论传播强度和信息属性构建互联网监测指标体系[19]。谈国新等人利用I-Space(信息空间)模型对网络舆情产生以及传播的过程进行研究，并提出以舆情发布者指标、要素指标、受众指标、传播指标以及区域和谐度指标构成的五级表群[20]。
由于“监测”的研究带有“技术导向”特征，在网络舆情监测和分析技术研究上通常使用模拟仿真、数据挖掘与文本挖掘等方法进行。当前文献对于监测和分析技术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统计分析的模式识别，如通过分析某段时间间隔内用户所关注的信息点进行记录，把舆情内容的焦点、重点、热点等10个维度构建网络舆论的走向和异常事件[14]。第二类更为常见，即通过文本内容的深度挖掘，如舆情信息提取、处理、主题词挖掘、意见倾向性分析等方式进行舆情走向的研判与检测。如曹树金等采用Hownet和网络情感词倾向的构建方法，提出网络新词情感表达的自动识别方法[15]。综合两类的监测和分析技术，学界出现了许多综合性的演化模型研究，如康伟对网络信息传播的路径、速度和范围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挖掘舆情网络的传播结构和演变过程[16]。 杜蓉等人通过复杂系统建模方法，对无政府参与和有政府参与的舆论演化进行建构，并通过仿真平台进行模型合理性的验证[17]。
随着大数据技术引用逐渐成熟，网络舆情逐渐依托大数据平台进行监测和分析，因而许多学者强调建立网络舆情大数据的监测分析体系，实现网络舆情治理的科学化。一方面，运用大数据智能搜索技术，政府部门可以实现对海量网络信息的主动信息发现，从而精准定位和识别不良网络信息，对网络舆情的产生源头、网络舆情信息流向和传播节点等进行全景式掌握；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可以辅助网络舆情监测和分析，进一步拓展网络数据挖掘、分析、研究、数据模拟以及构建动态网络舆情研判的深度和广度方法。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职务犯罪的被指控人声称在调查阶段受到了各种非法强迫手段，逼取口供。监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被调查人处于留置状态时，身处办案场所，缺乏第三方参与，在实践中不能排除受到各种手段逼供的可能性。根据《监察法》的规定，对讯问等取证行为进行全程录音录像，这在客观上使得调查人员在录音录像的情况下取证，可能会对取证行为进行自我约束，从而保障被调查人的权利。此外，录制完成的录音录像保留了可能存在的非法取证行为的视听资料，为被调查人日后权利救济提供了证明。
3 “控制”的研究取向：干预与操纵
2.2 急诊专科护士工作家庭冲突得分(见表2) 128名急诊专科护士的工作家庭冲突总分为(51.47±10.18)分，处于中等强度值，其中工作-家庭冲突得分为(29.09±6.24)分，处于中等强度值，家庭-工作冲突得分为(22.38±5.46)分，处于中等强度值。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t=13.02,P<0.01)。急诊专科护士感知到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显著高于家庭-工作冲突水平。
“治理”的研究取向借助于政治学的“治理”的概念，即强调治理过程的协同性与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是网络舆情的治理研究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互动与合作，其中包括政府部门以及公共部门、私人部门、民众和民间社会等，促成良性互动优势互补的治理格局。在这个治理格局下，强调从单一到多元，形成协同治理局面；二是政府应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充分发挥网络文正在舆情治理中的作用，并且以制度化的方式把网络问政纳入制度轨道加以管理[34]；三是强调对政府权力运行的边界进行清晰的界定，切实尊重与保护公众在网络平台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表达权[35]；四是改变现有的舆情管理机制，建构系统性的治理机制。新时期的网络舆情呈现跨区域的非时空性的特征，政府应该建立起上下级政府间、地方政府间以及不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36]；五是应培养培育网民的理性参与能力，并以“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的理念来对待网络舆论的公众参与性问题。
然而，网络舆论控制也需要有一定的界限，需要“以合法性为原则，以正当性为补充”为原则。对于政府而言，舆论控制是必要的，但要避免政府行为或政府控制行为边界的无限扩大侵害公众与私人权益。因此，有学者认为是否有敌对势力的操纵、是否出现造谣混淆试听的情况、是否出现蓄意煽动或恶意炒作危害公共安全是政府进行舆论控制的考虑因素[23]。
4 “应对”的研究取向：机制与引导
由于网络平台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聚集信息流并形成舆论，对线下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生活可能造成影响，因此及时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显得尤为重要。该研究取向主要从政府的应对机制以及引导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综上所述，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研究尽管在近年来发展迅速，成果丰富，“传播”“监测”“控制”“应对”“治理”五大研究取向虽然各自倾向不同，但实际上都是基于现有政府需求的推动下发展起来，为提升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提供重要的依据、参考与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并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达到新时期的要求，现有的研究取向还存在各种的困境与局限。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应打破以“技术导向”特征为主的研究进路，拓展研究领域，结合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特点，迈向网络舆情治理“多维度”体系的宏观整体研究，实现更为综合与体系化的研究方向。
除了“事中”危机管理的机制外，事前和事后的“引导”和“疏导”机制也是“应对”研究取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网络舆情“应对”的主体，学者认为首先对政府官员的观念和意识上“引导”，通过政府的培训和教育，让政府官员从观念上接受网络舆情，转变居高临下的表达方式，坚持平和理性的态度[26]。其次，针对网络信息的内容而言，学界强调主流媒体坚守舆论主导阵地的作用，加强主流媒体在论坛、微博中的舆论领导力。应对敏感议题的谣言时(如涉及民族议题)，专业类平台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27]。同时，针对具体互联网信息的引导实践，需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员的素质建设，采用主题词审批与正能量跟贴等方式，抵消网络偏激言论的负面影响，引导网络正面的思想讨论[28]。
该取向认为政府为了保障公共利益与维护公共秩序，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对网络社情民意、政情甚至敌情等舆论进行控制与管控的政府行为。“控制”的研究取向基于一个基本前设：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非理性与情绪化言论会蔓延网络，甚至出现线上线下交互的作用，触发线下的群体性极端事件。因此，作为社会整体控制的一个部分，网络舆情的管控被认为有助于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降低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21]。
5 “治理”的研究取向：共识与参与
对于网络舆情热度预警和网络舆情状态监控，不同学者提出了舆情危机预案的实施流程和步骤。如吴绍忠等人研究网络舆情预警工作流程，其中包含网络信息收集、收集信息结构化、信息挖掘或基于经验的人工分析、发现网络舆情、筛选网络舆情、网络舆情预警、实施预案等多个步骤。曾润喜等人利用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数据，通过时间、地区、媒介类型、网民态度和舆情指向对网络舆情传播的情况进行通过实证模拟，得出网络舆情监控的具体步骤[12]。康伟通过对突发事件网络信息传播的网络结构、子结构、个体位置结构进行测量，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提出引导网络舆情结构的对策[13]。
学界对于舆情管理机制问题主要从以下方面讨论：一是强化和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对网络舆情实行管控；二是拓宽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畅通民意表达的机制；三是完善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专门性的互联网管理规范；四是鼓励成立互联网自律组织，探索建立以网络道德为核心的互联网规范体系[31]；五是运用利益相关者等相关理论对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协同主体进行分析，提出了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协同疏解体系[32]。
随着治理理论的引入，近年来学界主张从“管理”到“服务”角色的转变，并开始研究网络舆情如何从“管理”转变为“治理”的思路。与此同时，新时代网络舆情传播机制日趋复杂，并且伴随着“混沌现象”与“蝴蝶效应”相互叠加，形成了不规律的连锁反应[33]，单纯讨论“管理”的研究取向已经不能匹配日益转变的网络舆情特征，网络舆情新特征对社会治理提出新要求，也迫使网络舆情研究转向“治理”的取向。
3.3.3 河套灌区水资源承载力亟待提高 经测算发现，2010—2016年河套灌区水资源农业经济规模承载指数均在0.9以上，表明河套灌区的现有农业经济规模已接近于当地水资源可承载的最大农业经济规模量，提高河套灌区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已迫在眉睫。从2016年各旗县的水资源承载力指数看，五原县、杭锦后旗和磴口县分别为0.981、0.978和0.977，临河区和乌拉特前旗分别为0.946和0.956，处于水资源略有盈余状态。水资源承载力由强到弱依次为临河区、乌拉特前旗、磴口县、杭锦后旗和五原县（图6）。
相关研究取向也明显带有“技术导向”的特征，如研究网络内容及其传播的日常监控，并研究如何屏蔽和删除与危机舆情有关的内容。通过智能软件开发、识别和运用对敏感词汇进行过滤、检测、跟踪，或对国外敏感敌对网站进行限制浏览等方式的控制研究[22]成为重要的研究主旨。针对控制的具体阶段，有学者提出事前干预、网上干预与线下干预3个阶段。对于事前干预，网络舆情治理主要目标为防止相关重大议题进入网络讨论；对于网上干预，治理的主要目标为过滤、删除与重大议题相关的敏感信息；对于线下干预，治理的目标主要从网络舆情中获得突发事件的具体信息(如事件的时间、地点、规模、活动模式等)，为政府进一步应对提供必要和充分的信息准备[12]。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以及大数据技术应用的不断成熟，结合大数据搜索分析和处理的技术成为推进网络舆情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技术路径。从“治理”的角度而言，有学者认为，各级政府应该重视大数据治理的战略规划，并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建构大数据治理的战略。政府应联合多个行业与领域，实现对大数据资源的整合与高效利用，与此同时，学界也呼吁，应当基于大数据平台拓展与完善网络舆情治理的组织架构，明确各主体的治理职责，优化治理环境[37]。
6检视与反思：新时期推进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研究的进路
针对政府的应对机制研究，现有的文献主要关注以下方面：一是网络舆情追踪机制研究；二是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机制研究；三是网络舆情快速反应机制研究；四是网络舆情应对联动机制研究；五是网络舆情处理预案机制；六是网络民意回应机制研究[24]。在这六方面研究中，前两种研究属于“事前”的“基础性研究”领域，即在非危机管理过程中，政府必须做的基础性机制建设。最后一种研究的角度与“治理”取向的研究有重叠之处。中间3种研究方面对“事中”发生的网络舆论危机的处置十分关键。作为快速反应机制、应对联动机制以及处理预案机制，现有文献认为，完善预警与处理方案以及网络舆情应急预案体系的建构与立法是当务之急。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加强对总体应急预案、分项应急预案、活动应急预案等应急管理机制的建构，并且建立一个网络舆情应急管理机制的法制框架，使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应急处置逐步制度化和法制化。对于快速应对的方法而言，现有文献认为，要遵循“快速、准确、持续”等原则，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确保信息的透明度，防止误解的重复出现；要切实把握信息发布、责任追究、事件后续处理等信息的推进节奏；要着重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借助他们化解网络舆情[25]。
所有检测结果均以平均值±标准偏差（±sd，n=3）表示。数据采用Excel和SPSS 20.0对数据进行单因素分析（ANOVA）检验不同样品间的差异显著性，所有差异分析均在p=0.05水平进行。
第一，从大数据挖掘的角度而言，应进行数据获得的延伸。在现有五大研究取向中，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定量研究结果(包括系统分析、主题词挖掘、仿真模拟等)都是基于微博平台或政府网站留言数据的分析，总体而言基于微博数据的研究相对成熟。然而，近年来微信平台(包括公众号、朋友圈)和各类直播平台的舆情数据产生逐渐增加，也成为了网民分享与传递社会热点与表达对公共事件意见的巨大场域，“两微一端” (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已成为用户社交最主要的工具，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进一步与互联网平台公司进行深度合作，挖掘熟人间的信息传播、分享与网络舆情的演变，探讨基于各种社交平台与媒介交叉影响下的舆情演变规律及其对网络舆情走向的影响。建议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数据的综合分析，通过热点主题挖掘、网民类型的划分、意见领袖的主题词情感分析，网络舆情主题的演化等内容，进一步研究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扩散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精准监控与引导提供重要的参考。
第二，从技术研究与治理对策研究的共融而言，应发展以网络舆情监测和分析技术为基础，以治理对策研究支持为导向的研究。多数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研究偏重纯“技术流”的研究，仅从技术的层面提供治理对策支持，在“控制”与“监测”的研究取向尤为明显。不可否认，“技术导向”的网络舆情研究是处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基础与前提，只有夯实基础，才能使得舆情治理对策研究更富有生机与活力。然而要满足新时代的要求，要使得技术研究可以充分落地，必须把突发公共事件舆情技术研究与治理对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既要从技术研究的理论定位与学科归属出发，也要把握治理对策支持的逻辑起点与治理的内部结构，结合技术层面与治理对策层面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本土化的技术治理方案与对策，应对具体舆情治理事件中的各种难题。
不同行业对于建筑功能的要求不一样，这也就体现了建筑工程技术的多样性，面对如此庞杂的行业，一个建筑需要掌控的因素也非常多，并且要按照当地不同的气候、地形而制定不同的建筑方案，使每一个建筑都具有自己的风格。建筑工程技术的多样不仅表现在建筑外观的多样，更表现在建筑功能的多样以及建筑材质的多样。
随着地方政府对网络舆情重视程度的逐渐提高，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体制和机制逐渐建立，但还存在着不少困境，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舆情信息采集和处理的“各自为政”；二是政府部门过分强调强制治理工具的使用；三是各政府主体繁杂，管理交叉重叠现象严重；四是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五是舆情信息分析维度单一。当前运行而言，横向政府部门间、纵向政府部门间、政府部门与企业以及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缺乏，成为了进一步完善和推动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科学化的一个重要症结。网络舆情治理的协同机制构建不仅有利于实现各主体之间数据与资源的有效共享，提供治理工作效率，分担舆情治理的风险。然而，在现实的操作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网络舆情治理主要以纵向联动协同为主，缺乏横向协同的意识与机制，各部门的横向协同的主动性也不足。在地方政府的具体运作中，出现了数据、工具和决策三者相互割裂现状，无法形成统一协同治理模式。本文认为，要达到技术与治理对策研究的共融，需协同数据、工具和决策三要素。消除数据壁垒，在数据储存、数据组织与输出处理层面进行优化，是网络舆情协同治理模式的第一要素；数据的采集和分析用来治理工具的实施，使得协同治理模式中数据才能发挥应有的优势，因此治理工具是协同治理模式的第二要素。工具与数据要素都仅仅是技术层次的优化与整合，作为公共治理的领域之一，技术建构是不够的，要把技术输出的优势融入到舆情治理过程中，必须对决策进行流程再造。如果没有决策流程的再造，数据和工具只能搭建先进的技术而无法对当前的治理问题进行根本性解决。因此决策流程再造是协同治理模式的第三个因素。数据、工具和决策作为建构网络舆情协同治理机制的三大要素，应尽快开展三要素的协同机制研究。
第三，从多学科交叉与体系研究的角度而言，应进行各学科相关理论的融合综合分析研究，并加强对我国网络舆情治理体系的宏观整体研究。在“技术导向”的研究中，学者普遍提出的研究成果较为倾向模拟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但针对不同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不同模型的适用性不同，在参数选择和设定上也存在相当的主观与随意性；而仿真模型虽然可以针对重大事件的舆论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但是其模型基于过去的突发公共事件进行验证，对于未来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过程，其描述能力还存在诸多质疑，其指导实践能力还需进一步考证。实际上，网络舆情信息的传播与演化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其动力机制包含政府、媒体与网民的相互博弈，以及涉及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互动影响[38]。与此同时“管理”和“治理”对策导向的研究多从管理学、传播学理论出发研究，又割裂了技术方案的本质与适用范围，技术导向与治理对策导向难以链接。许多治理对策导向的研究运用了“网络化治理”“协同治理”“电子治理”“大数据治理”等学术名词包装，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技术与管理、治理之间的衔接，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
在网络舆情的场域中，公众与政府围绕各种利益进行互动，使得网络舆情更具交互性与不确定性。现有的文献虽然涉及“治理”取向的研究，即强调从管理到治理、从单一到多元，建构协同治理模式，形成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生态治理机制。然而，五大研究取向仅仅停留于“需要这样做”的论证阶段，对于“如何做”以及如何推进协同型的网络舆情治理格局的研究比较缺乏。本文认为，我国网络舆情治理体系的宏观整体研究应该迈向“多维度”协同治理模式研究方向，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当前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外部条件、治理主体、当前治理工具与协调机制研究；二是当前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数据治理模式研究，其中包括数据组织模式、储存模式、处理模式和管理模式研究；三是当前网络舆情治理的业务过程研究，其中包含治理的决策制定过程与执行过程研究；四是多维综合协同治理模式建构研究，其中包括大数据环境下网络舆情协同治理的主体系统再造(数据与业务流程再造、工具治理流程再造等)研究，同时应涵盖问责机制的重构以及多维度协同治理模式的制度保障研究。迈向“多维度”协同治理模式研究，不仅关注业务和技术融合的同时,也需要建立相关的制度，研究数据处理运用、分析和管理机制、决策权力分工与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机制、问责机制等，构建多维度的治理协调机制，形成多主体的治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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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PublicOpinionGovernanceofPublicEmergencies:OrientationandResearchDirections
Lin Zhe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Based on the recent-year research about the online public sentiment of the incidences,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and pathways are found.[Method/Process]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emphasis and frame of the literature,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are viewed from the five aspects including: propagation, monitoring, control, action and governance.[Result/Conclusion]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further proposes the issue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promoting the research o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public emergencies in the new era: to expand the data utilization rate of more social platforms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to exte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with the research support of governance countermeasures as the direction.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relevant theorie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overall macro research of China's online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move toward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
Keywordspublic emergencie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model research approach
收稿日期：2019-01-29
修回日期：2019-02-2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非传统安全问题风险识别与防范机制——以智慧城市治理中的信息共享与使用为例”(编号：71734002)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林振(ORCID：0000-0002-1166-5767)，男，1977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网络公共事件、大数据挖掘治理与分析。
中图分类号G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19)04-0119-06
引用格式林 振.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的取向与进路[J].情报杂志，2019，38(4)：119-124.
DOI10.3969/j.issn.1002-1965.2019.04.018
(责编：王平军；校对：刘影梅)
标签：舆情论文; 网络论文; 事件论文; 政府论文; 取向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情报杂志》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非传统安全问题风险识别与防范机制——以智慧城市治理中的信息共享与使用为例”(编号:71734002)研究成果之一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