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 要：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叙事具有深刻的当代中国语境。“美好生活”是一个总体性范畴，既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又有现实的实践指向，同时具有高远的超越性向度。美好物质生活、美好政治生活、美好精神生活、美好社会生活、美好生态生活等有机地构成“美好生活”的基本内容和价值诉求。“美好生活”的成就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在根本上有赖于坚实的物质基础、充分的民主保障、丰厚的文化滋养、良善的秩序基础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美好生活”的构建有赖于大力发展先进经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深度阐扬优秀文化、切实建构公正制度和着力实现人地和解。同时，“美好生活”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不断超越现存生活状况的社会历史过程。
关键词：美好生活；总体性；超越性
美好生活历来是萦绕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生活理想，是有理性的人不息的生命诉求。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美好生活”概念并对其进行多频次、多角度的阐述和宣介以来，“美好生活”的话语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对其提出的背景和意义、基本内涵、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积极成果。这为人们深化研究“美好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据笔者的学术观察，当前学界对于“美好生活”的研究存在一种“单向度”阐释较多、“整体性”研究不足的现象。鉴于此，笔者试图将“美好生活”置放到哲学总体性的视域进行审视，将其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加以阐释，揭示其总体性内涵和价值意蕴，以期推动和促进对“美好生活”课题的研究。
一、“美好生活”：一个总体性的范畴
在今天的中国，“美好生活”已然成为全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和生活向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体中国人民庄严承诺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为此，要求全党同志“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好生活”的话语主张和实践要求由于深刻切中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现实以及民众内心深处的价值情弦，一经提出即刻获得了强烈反响和回应，并引起学界的热烈关注和积极探讨。譬如，有的注重从精神文化的维度求解美好生活的本质及其实现途径，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物质主义大行其道、拜金主义深度弥漫、消费主义广泛盛行，其严重制约和影响了美好生活的建设，因而构建美好生活的根本之道在于建设精神文明。有的侧重从生态环境的维度审视美好生活的核心及其实现途径，认为当今中国遭遇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首要障碍，进而主张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是构建美好生活的不二法门。有的从秩序合法性角度探讨美好生活的本质及其实现途径，认为美好生活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其可能性需要以良善秩序为支撑，以正义价值为守护，所以建设美好生活的首要任务是建构良善的社会秩序。也有从劳动幸福的视角求解美好生活的核心和实质，认为劳动幸福是美好生活的核心，从而提出在劳动解放、劳动自由和劳动幸福中寻求美好生活的道路。还有相关其他研究等。无疑，上述关于美好生活及其路径的主张和认识，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美好生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提出了富有启发的思想认识和研究视角。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当前关于“美好生活”的诸多研讨中，存在着“单向度”阐释较多而“整体性”研究不足的现象。这容易造成对“美好生活”的单向度认知和实践上的偏颇。因此，需要加强对其“总体性”的研究和阐释。
“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马克思在批判汲取黑格尔总体性思想基础上创制的，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含自然界、社会历史、精神文化、人的发展等内容为一体的丰富而有机的整体性、系统性概念。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人类社会、社会历史、精神文化、人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对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或方面的把握和认识，皆不能脱离其存在的整体性结构和内在关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总体由部分或要素构成，但不等于部分或要素的简单相加，总体具有大于部分总和的功能。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作为总体的根据和基础，使得总体具有了有机性和历史性而成为具体的总体。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有深入的指认，他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3]76，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3]77。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总体不是一个现成的或完成式的总体，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实践的总体，从而总体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限定和超越的辩证总体，是集人的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理想与现实对立统一的矛盾的总体。这个辩证的总体、矛盾的总体、历史的总体、社会的总体随着实践基础的变化而展开不间断的跃升进程。在此过程中，人将不断实现自我的生活理想和成就自由的存在本质。因此，总体性范畴是一个内含要素且优于要素之和的总体，是一个充满有机性和历史性的具体的总体，是一个永不满足于现状的超越性的总体，从而是一个追求无限完满和至善的总体。总之，总体性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总体性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总体性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在对“美好生活”的深入揭示和深度阐释中，不能缺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视域和方法论自觉。
(1) 膨胀土边坡在降雨时先发生整体膨胀，后坡脚及浸水软化产生局部破坏，并逐渐向上发展，表现出了牵引式破坏的特征。破坏时出现坡顶凹陷、坡脚隆起的现象。
事实上，基于当代中国实践而生发的“美好生活”话语，内含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意蕴，其本质上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1]4这说明，美好生活不是单向度的概念，不是静态的价值范畴，而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和多维价值意涵的生成性的总体性概念。那么，“美好生活”包含哪些基本的内容和价值意蕴，这是需要进一步阐述的问题。
其二、充分发展人民民主，为美好政治生活提供制度保障。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关注热情和参与要求就会自然提升，人民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期盼也与日俱增。能否实现美好政治生活以及多大程度上实现美好政治生活，将直接关系到美好生活的建构成败和实现程度。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意味着在政治生活中，人民意志必须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切政治活动的轴心，人民利益始终必须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切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审视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尺度。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认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等各种主客观原因，在现实具体的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违背民意、损害民利等行为，现实生活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依然突出，这不仅严重损害了人民对美好政治生活的体认，也败坏了党和政府在百姓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因此，建构美好政治生活，根本的路径在于通过更加健全的政治制度体系建构，充分发展人民民主，扩大人民监督权利，捍卫人民主体地位，切实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从而让广大民众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生活中实现和体认美好的政治生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实现美好政治生活，进而拥有美好生活。
二、作为总体性范畴的“美好生活”之基本内容及价值意蕴
其四，美好社会生活。美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尽管是美好生活的基本维度，但美好物质生活和美好生活精神并不是美好生活的全部，美好生活还不能缺失美好社会生活的维度。究其原因，在于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其现实生命唯有在特定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具体的存在、展开和确证。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5]，从而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现实的人的生命样式和存在状态正是由身处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所塑造的，从而无论是人的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在根本上是由人们的社会关系状况所决定的，特别是社会经济关系以及由其制约下的政治关系，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样式和生命样态，制约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美好程度。质言之，美好社会生活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根基，也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维度。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轴心，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在根本上是围绕人际利益关系而展开的，所以和谐的利益关系是美好社会生活的核心要义。
美好生活并不能在抽象的话语中成为现实，建构“美好生活”也不是一蹴而就之事，它的实现是一个逐步的社会历史过程，需要多方面、多角度和多层面的探索，需要多措并举、多管齐下。笔者以为，建构总体性的“美好生活”，在根本上有赖于切实开展以下工作。
其二，美好政治生活。政治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政治生活是人特有的在世方式。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如果一个人可以不过政治生活，那他如果不是鄙夫，便是超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把人的本性归结为政治动物，是因为他认为单凭个人是无力自足自洽的，既不能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也不能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和道德提升，而唯有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人才能获得自给自足和优良的生活。马克思认为，人不是“鲁滨逊”式的孤立存在体，而是一种政治性的共在，“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4]，其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实现自我的独立和发展。所以，政治生活是人难以逃脱的在世情态。所谓政治，就是为了人们的有序共在而进行的制定、维护和完善规则的社会活动，由此减少和降低人际交往中的冲突，更好地实现社会合作和协同行动，从而过上有品质的生活。在今天，美好的政治生活，意味着人民民主的普遍化和现实化，意味着专制政治的彻底消失，使得人们彼此之间能够在平等人格的基础上拥有有序、自由的政治生活。显然，美好政治生活是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若缺失了美好的政治生活之维，美好生活的话语只能是一种梦呓。
综上所述，数形结合这种思维模式和方法在初中数学教学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可以提高学生们上课的学习积极性、调用学生们的学习热情。而且可以提高老师们的教学质量，提高班级数学的整体成绩。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开发学生们的创新思维，便于他们在以后任何学科的学习中都能游刃有余。通过本文的研究探讨希望给相关人士提供帮助。
其五，美好生态生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因为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脐带关系，从而人无论作为自然生命存在还是作为社会文化生命而存在，皆离不开自然生态的给养。正是由于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深度依赖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6]209，所以“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161。如此可见，美好生态环境本身就构成美好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是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美好生态生活，意味着人们能够置身青山绿水、面朝碧海蓝天、呼吸清新空气、立足洁净大地。因此，对于生活在一个大地裸露着身躯、天空布满烟雾、海河充满着污水、空气弥漫着恶臭味的社会和国度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美好生活可言的。缺失了美好的生态维度，美好生活是难以达成的。
从语法结构上观之，“美好生活”是一个限定词组，“美好”是“生活”的修辞定语。因此，要探讨和把握“美好生活”的本质及其内容规定，需先行把握“生活”的本质及其基本意涵。然而，对“生活”下一个本质性的定义是极其困难的，因为生活在根本上是人的一种历史性、社会性、精神性、文化性的生命存在形式及其展开过程，从而对于何谓“生活”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认知和解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生活”是专属于人的范畴，是人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尽管动物也有生命，但动物没有生活，只有生存。而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物，他不仅要生存，而且要生活；不仅要生活，而且要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究其原因，在于人的生命是在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中不断自我生成和自我超越的存在过程，是集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为一体的生命存在体。而人的这种特有的生命之存在、展开和实现形式，本质地构成生活的核心规定和基本内容。在此意义上，所谓“美好生活”，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美好样态，是人的自然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的美好形式和本质实现，是人的自由自觉之存在本质的现实确证和对象化过程，从而“美好生活”包含如下基本内容及价值意蕴。
其三，美好精神生活。美好物质生活固然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础，但物质富足不等于精神富足，不等于生活幸福，更不等于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实现，还有赖于美好精神生活的滋养，需要良善文化的支撑。这是由人的精神生命存在属性决定的。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人是一种具有精神生命、追求文化生活、营建意义世界的存在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精神生命虽有赖于肉体生命却追求高于肉体生命的意义世界，它具有超越现状、诉求理想、追求永恒的生命冲动和坚守，从而为自己设定心向往之的意义世界，并在这种追求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唯其如此，人才能真正称之为文化意义上的人，并拥有作为人的意义生活。因此，离开了精神上的滋养和价值牵引，人不仅难以成为真正的人，也难以收获做人的真正幸福和美好生活。因此，在一个物欲横流、物质主义盛行、消费主义弥漫的社会，是难以真正拥有美好生活的。质言之，一个没有良善精神支撑和优秀文化滋润的生命，犹如没有灵魂的躯体，是难以与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生命如此，民族的生命亦然。
概而言之，“美好生活”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美好物质生活、美好政治生活、美好精神生活、美好社会生活以及美好生态生活是其基本内容和价值蕴含，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缺失了其中的任何一度，皆称不上是真正的美好生活。同时，“美好生活”也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存在，会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改变而变化，随着时代问题的变迁而变化。那么，作为总体性的“美好生活”是如何可能？这需要进一步追问。
三、作为总体性的“美好生活”之可能
其一，美好物质生活。美好物质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性内容，这是由人的肉体生命存在属性所决定的。人是一种自然生命之存在，满足肉体需要是其基本的存在要求和生命存续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一旦缺失基本的物质需要条件，那么人的自然生命就面临着萎缩乃至消亡的危险，进而以人的自然生命存在为基础的人之精神生命、社会生命、文化生命就会遭遇危机。正因为如此，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把满足人的衣食住等基本的生存需要视为人的第一层次需要，唯有在满足这一需要的基础上，人才能逐渐实现更高层次的安全、归属、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美好物质生活是美好生活的题中要义和重要维度，是美好生活得以实现的基础性要件。那么，究竟何谓美好物质生活？对此，人们之间尽管存在不尽一致的看法，但是笔者认为，在较概括的意义上，美好物质生活意味着人们能够占有和享受较为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拥有可供更多选择的物质生活产品以及普遍交往的物质条件。反之，困陷于贫乏的物质财富束缚，蜗居在狭小的居住空间，置身于狭隘的交往环境，乃至长期滞留在温饱线上的生活，难以称得上美好生活。
其一、大力发展先进经济，为美好生活奠定物质基础。“美好生活”不会在漂亮的口号和廉价的空谈中向我们走来，而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物质财富作保障。因为一个长期陷于经济落后的社会难以称得上美好社会，一个长久生存在贫困生活处境的人难以拥有美好生活。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物质生产活动对于社会历史所具有的本体论地位，强调经济生活对于社会生活的基础性意义。所以，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新时代，美好生活成为中国人民的普遍向往，人们提出了更多的生活要求和更高的生活标准。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必须创造更强大的经济基础、更丰富的物质财富、更便利的物质交往条件。由此，当代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先进经济，不仅要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实现中国经济总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此，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即使今天中国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是我们的人均经济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十分巨大。因此，当代中国需要激发全体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发明，运用现代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发展先进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实现经济的高效和快速发展，为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财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7]我们要警惕那种小富即安的狭隘心理，甚至抽象地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过剩并超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从而对经济发展掉以轻心，轻视GDP增长和经济发展。美好生活在根本上有赖于丰富的社会物质条件，离开了强大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支撑，美好生活就必然沦为水中花、镜中月。
按可比口径计算，1993年以来贫困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农民平均水平，使贫困县与其他地区农民平均的收入差距缩小。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期间，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提高了12百分点；2001年至2010年这个比值提高了3百分点；2011年至2017年这个比值提高了10百分点(图1)。
地方感，简而言之，就是人对地方的情感依托。这种地方具有不同的空间层次，“地方大小不一，小到一把舒适的扶手椅，大到整个地球”[15]。地方感由人与地方相互作用而成，是人以地方为载体对地方赋予的一种情感[16]。并且这种情感的强度会受到居住时间、对地方的感官认知、社会关系等的影响[17]。地方感不仅包含地方依恋、依赖、认同等积极情感，还存在地方疏远、厌恶、恐惧等消极内涵[18]。积极的地方感将有助于个人形成与发展自我认同感[6]、调整情绪[19]，消极的地方感则会给人带来压抑和厌恶[20]。本研究主要从积极地方感的视角探讨留学生的地方感特征。
其三、深度阐扬优秀文化，为美好生活供给精神滋养。在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后，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和对意义生活的诉求就会显得更加强烈。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内在地包含对精神生活和文化方面的更高要求。精神是人的象征，人的精神生命和文化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比物质生命更接近人的生命本质。一个没有精神支柱的人不可能释放生命的光彩，一个没有真善美价值守护的社会必定陷于精神的贫乏和晦暗。试想，在一个没有是非善恶观念、没有原则底线的社会，人们能感受生命的温暖和生活的美好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令人可怕，精神痛苦比肉体痛苦更令人绝望。正因为如此，历来的思想家们特别重视个体精神生命的塑造和社会精神家园的建构。可以断言，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美好的人，与美好生活无缘；一个没有安顿灵魂居所的社会，与美好社会相去甚远。所以，今天我们要建构美好社会，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大力阐扬优秀文化，积极培植现代先进文化，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提供精神滋养，营建充满人性关怀的文化天空和精神家园。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对当今中国社会盛行的腐朽、野蛮、落后的思想文化观念进行有力的批判和大扫除，其中特别需要批判权贵文化、拜金主义、“等级”观念，因为这些落后丑陋的思想观念禁锢着人们的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成为精神生命跃升的沉重之链。同时，在全社会大力阐扬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践行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原则，从而为人们提供舒畅的心灵空间，营建自由平等的思想环境，为美好生活创造并供给不竭的精神滋养。
其四、切实建构公正制度，为美好生活提供良善秩序。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构成重要的生活内容。为了能够使生活得以有序展开，人与人之间就需要相应的交往原则和活动规范。而这些在长期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中固定下来的原则和规范就形成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制度，其反过来制约和规范人们的行为，调节人们的交往关系。因此，制度和规则就成为维持社会交往关系的基本遵循。离开了一定的制度和秩序基础，社会就会陷于无序和混乱，人们的生活就难以有序展开，生活就缺少确定性，生命就缺少稳定感，因而制度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由于制度是生活的秩序基础，美好生活的实现就需要良善的制度为其支撑，需要公正合理的制度予以守护。在努力实现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尤其需要建构公正合理的制度规范，并将其自觉贯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公正的尺度成为裁判社会事务的至高标准，让正义法则大行天下，使得美好生活不仅可欲可期，而且能够真实拥有。今天，我们的社会中，依然不乏蹂躏社会公心、践踏社会良知、违背社会法纪的行为，“显规则”乏力、“潜规则”涌动现象依然存在，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心和秩序基础。对此，需要持续坚决地批判和抵制，特别是要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资本霸权对百姓利益的不法侵害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肆意践踏，为权力编制坚实的制度框架，为资本运行确立牢固的边界，让公正的制度支撑社会大厦，使社会公心大行天下。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哪里有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那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重点。对由于制度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8]
(3) 竖井与连接横洞交界处是高应力聚集区，所以在结构设计中应进行加强处理，保证交界处存在足够的安全储备，竖井施工完成后应及时进行该处的二次衬砌。
其五、着力实现人地和解，为美好生活守护绿水青山。大地是人类的母亲，地球生态是人类生命的栖息地。这意味着，美好的生态环境于人的生产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9]163，因此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环境”[9]176。没有良好生态环境的社会不是一个美好社会，没有绿水青山保障的生活难以称得上美好生活。然而，我们面对的生态现实依然十分严峻。大范围的雾霾天气、沙尘暴、水污染、土地污染不时发生，严重威胁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制约着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而这一切与现代社会经济化、经济资本化的发展方式具有深刻关联，其中伴随着强劲的资本逻辑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理念。在资本逻辑与物质主义观念的“共谋”下，现代自然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严重危及人类的生态根基。对此，根本的出路在于，批判主客二分、心物对立的现代理性主义哲学范式，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理念和经济增长方式，有效规制资本逻辑的运行边界，超越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亲和的存在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而为美好生活守护绿水青山。
四、结语
总之，“美好生活”范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及价值意蕴。美好物质生活、美好政治生活、美好精神生活、美好社会生活、美好生态生活，构成美好生活的基本内容及其价值诉求。美好生活的实现，是一个逐步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充分的人民民主、厚实的精神滋养、文明的制度保障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前提。为此，当代中国需要大力发展先进经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培植优秀文化、建构公正秩序、实现人与自然和解，逐步成就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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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Life"asanOverallCategoryandItsRealization
MAO Letang,HAN Tao
(CollegeofPhilosophyandPoliticalSciences,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The narrative of "good life" in the new era has a profou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text."Good life" is a general category,which not only has rich theoretical connotation,but also practical direction and high transcendent dimension.Good material,political,spiritual,social and ecological life and so on organically constitute the basic content and value demand of "good life".The achievement of "good life" is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which fundamentally depends on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adequate democratic guarantee,rich cultural nourishment,good order and favorab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refore,the construction of "good life" depends on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economy,the full development of people's democracy,the in-depth elucidation of excellent culture,the effective construction of a just syste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land reconciliation.At the same time,"good life" is not a static physical existence,but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constantly transcends the existing living conditions.
Keywords:good life;overall;transcendence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章编号：1007-4074(2019)03-0013-07
基金项目：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毛勒堂，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DOI：10.13438/j.cnki.jdxb.2019.03.003
*收稿日期：2019-03-19
(责任编辑：陈 伟)
标签：美好生活论文; 美好论文; 生命论文; 总体性论文; 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其他政治理论问题论文; 其他论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