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政阐赜】
摘 要：21世纪以来，我国艾滋病疫情不断扩散，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不断攀升，而青少年群体已经成为艾滋病传播的高危群体和易感人群，并且性传播成为主要途径。新世纪的青少年艾滋病问题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疫情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归因性研究、后果性研究以及对策性研究五个方面。研究队伍虽然逐渐壮大、成果不断丰富、内容不断深化、影响不断扩大，但在新形势下也面临着研究理念相对落后、研究内容较为单薄、研究范式比较单一以及研究视野较为狭窄的局限。未来研究要不断更新研究理念，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范式，提升研究视野，最终建立本土青少年艾滋病研究的话语体系与理论特色。
关键词：青少年；艾滋病；艾滋病防治；文献评述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每年12月份公布的数据，我国存活的艾滋病(HIV)感染者2016年为66.5万人，2017年为75.9万人，而2018年高达125万人，其中青少年成为重灾人群。对于青少年艾滋病的研究和防治，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面临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需要不断提升。
一、我国青少年艾滋病研究的总体态势
以“青少年、艾滋病”“大学生、艾滋病”“中学生、艾滋病”等为关键词在CNKI(中国知网)上检索，截至2019年1月1日分别搜索到期刊论文209篇、676篇、343篇。在这1 000多篇论文当中，笔者以论文的重要性、资助性、原创性、研究性以及规范性五个标准进行筛选，最终选取了202篇论文进行观点提炼和文献综述。
她的腿在一次车祸里受了伤，没有大碍，但是却留下像蜈蚣一样狰狞的疤痕。她不再张扬地显露自己的腿了，而那些她苦苦收集的鞋子也被放到了角落。
首先，从总体看来，已有研究成果呈不断丰富态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主要表现为：一是研究队伍逐渐壮大。从早期的以各地疾控中心和医学类高校的研究人员为主，逐渐吸纳了一般高校人文社科人员的参与，并得到了其他政策研究者的支持和关注。二是研究成果不断丰富。21世纪以来关于青少年艾滋病的研究文献总数就超过了1 200篇，并呈逐年递增趋势。三是研究影响进一步扩大。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社会对于青少年艾滋疫情日渐关注，大众媒体的宣传报道和正面引导力度也不断加大，各大报纸和网络平台报道数量日渐增多，国家和政府也给予了更大的支持，尤其是在国家级项目中加大了资助力度。
其次，从研究主题看，已有研究主题不断从健康疾病的生理范畴，向心理情绪的心理学范畴拓展，并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政策的社会学范畴。具体来说：一是研究的议题不断提升，从早期的单纯讨论青少年与艾滋病的关系、青少年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意义等一般性议题，逐渐向各地青少年艾滋病感染状况以及青少年艾滋观的分析拓展。二是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成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渐从总体性、描述性和影响性研究，向归因性和对策性研究拓展，研究内容不仅涉及到青少年对艾滋病的认知、态度、行为、需求以及归因，更包括了相应的伦理、教育、干预以及政策等议题。三是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近年来国外相关经验引介与反思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并且在国际社会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的研究成果面世，从而为世界艾滋病防治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东方智慧。
再次，从研究理论看，已有研究更多是以调查研究以及政策建议为主，理论验证与理论建构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前瞻性不足。具体表现为：一是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流行病学关于青少年艾滋病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的调查分析，默认青少年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和正相关性。二是已有研究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借鉴和吸取相关理论进行假设和验证的科学分析较少，少数研究则从社会文化视角探讨校外青少年的高危行为、以整体观分析校外青少年对艾滋病的易感脆弱性等，缺乏从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伦理学以及传播学等诸多角度的理论分析。三是目前还没有关于本土青少年艾滋病感染、传播以及防控的扎实的理论研究，由此导致具有本土特色的青少年艾滋病防治的实践经验难以得到有效提炼和推广。
“大队胡人走了，留下了五个，他们在路边堆了个雪人，雪人有一人多高。我暗暗纳罕，难道胡人也是小孩心性，要堆雪人打雪仗？
最后，从研究方法看，已有研究主要是以流行病学的定量调查研究为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采用较少，相关成果也非常缺乏。具体表现为：一是超过80%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定量研究为主，并且研究范畴涉及到中国西部大部分地级和县级市的调查，也包括一些艾滋病疫情发展较为迅速的中国其他地区的数据分析；二是目前关于青少年艾滋病防治的社会政策分析和建议较为成熟，并从不同方面提出了系统性的防治建议；三是目前研究更多依然在理论和数据分析层面，还没有深入到行动研究以及干预研究层面，尤其是基于社会实践服务的方案设计、方案执行以及方案评估的跟踪研究不够，难以有效提升我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的科学成效。
二、我国青少年艾滋病研究核心议题的回顾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青少年艾滋病的疫情性研究、描述性研究、相关性研究、后果性研究以及对策性研究等五个方面。
(一)青少年艾滋病的疫情性研究
青少年艾滋病的疫情性分析主要是对青少年艾滋病疫情发展的现状、特点及其未来趋势进行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包括：
首先是青少年艾滋病疫情总体水平研究。虽然近年来我国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态势，但存活HIV感染者/HIDS病人却持续增加，HIV感染者总人数明显上升，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虽然有扩大检验和治疗成功的因素，但2018年净增了近50万人感染HIV病毒，确实反映了我国艾滋病患者暴增的现实，其中HIV感染人数增速最快的青少年群体正逐渐沦为艾滋疫情的重灾人群。统计显示，全世界25岁以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超过总感染者的一半[1]。
其次是青少年艾滋病疫情的主要特征研究。青少年感染HIV的总体趋势是学生群体所占比例上升，尤其是大学生HIV感染人数居多，增长速度较快。一是青少年学生HIV感染者的增速急剧攀升。2014年我国新发现HIV感染者数量较2008年上升1.8倍，其中学生的HIV感染者数量上升3.3倍，是发展最为快速的人群之一[2]。二是大学生HIV感染状况异常严重。2015年1—10月，15—24岁青少年有1.4万多感染HIV，65%的学生感染HIV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3]。三是青少年婚前性行为尤其是同性性行为异常活跃。调查数据发现，高达81.6%的HIV感染是通过男男同性行为[4]。
再次是青少年艾滋病病毒传播预防控制研究。近年来社交媒体曝光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学生故意传播HIV给他人的案例，还有许多不知道自身已经感染HIV的大学生处于性行为活跃阶段，给艾滋病防治带来极大的挑战。
其次是针对艾滋病易感青少年群体的对策性研究。一是针对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低、预防艾滋病意识较差、高危行为多、流动性较强的特点，采取参与式学习、同伴教育、网络健康教育以及综合干预等措施，强调加强生活技能培训，借助社区的力量，开展持续性的教育。韦琳等认为针对城市校外青少年的需要，以社区支持为条件、以“参与式学习”为中心的同伴教育策略具有可行性、可及性和有效性[46]。王璐等的研究发现生活技能教育有助于提升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但对行为转变效果不明显，建议项目执行要有可持续性[47]。二是针对青少年健康行为养成的特点，要不断营造支持性的社会环境。王铮等认为在专题讲座、参与式学习、发放宣传材料、同伴教育、综合干预等几种艾滋病防治教育方法中，综合干预对校外青少年更有吸引力，相对容易接受，效果最明显，并建议加大政府教育投入来减少青少年辍学失学，建立专门的青少年艾滋病防治组织，严厉打击文化娱乐场所的非法行为，倡导健康文明的文化生活，从多方面关心和扶持校外青少年[48]。三是针对在校学生开展艾滋病防治教育。黄玉玲等提出学校要落实疫情通报机制，提高学校开展艾滋病防控工作的覆盖面和针对性，加强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和行为干预的工作[49]。马迎华认为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既要有参与式教学法、专题教育知识讲座，也要有以理论知识为主、以实践技能为主和以实践案例为主的多种同伴教育，还要加强知识技能教育和性教育，并强调要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作为艾滋病防控关键，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作为艾滋病防控的重点和切入点[50]。
(二)青少年艾滋病的描述性研究
所谓的描述性研究即是对事物发展的具体方面及其特征进行的分析和探索。青少年艾滋病的描述性分析主要包括青少年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对艾滋病患者以及预防艾滋病的态度、艾滋病高危行为特征以及对艾滋病教育的需求等。
首先是青少年艾滋病知识认知的研究。总体来看，青少年对艾滋病知识的认知状况得到不断改善，但仍然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具体表现为：一是随着相关知识教育的宣传和普及,青少年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仍然没有达到国家防治规划的目标。洪小冰等2015年的研究发现，厦门市湖里区高一年级学生知晓率为73.6%，较2012年在全市调查的知晓率(63.1%)有所提升，但与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提出的2015年底青少年艾滋病防治知晓率达90%还存在一定差距[5]。二是艾滋病基本知识掌握上仍然存在浅层化和表面化的问题。周振平等的研究发现绝大部分河北青少年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的了解和认识仍停留在表浅阶段，对艾滋病传播和预防重要的具体环节和知识细节掌握不够[6]。三是大多数青少年对政府的艾滋病防治措施和艾滋病救助政策了解程度低。周振平还发现被调查青少年中有1/3的人不知道国家艾滋病防治的“四免一关怀”政策，绝大部分被调查者对国家有关艾滋病的防治政策和措施知之甚少[6]。周郁等在农村社区调查发现，仅14.8%的调查对象知道当地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机构，且只有1.3%的调查对象进行过艾滋病自愿咨询[7]。
其次是青少年对艾滋病及其感染者的态度研究。总体来看，青少年预防艾滋病意识很低，对自身感染艾滋病风险预估过低，艾滋病预防的意识有待提升，对艾滋患者存在心理上接纳和行为上排斥的矛盾特征。一方面，大多数青少年都低估了自己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缺乏风险防范和预防的意识。即使是艾滋病高危群体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相对较高但也缺乏预防艾滋病的意识。王震宇的调查研究显示74.75%的校外青少年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上HIV[8]。高梦婷的研究也发现绝大多数青少年男男性行为者认为自身感染HIV病毒的可能性小，仅有5.4%的受访者表示自身感染HIV病毒的可能性大，甚至有9.6%受访者表示尚未考虑过相关问题[9]。戴悦婵等对广州市天河区初高中在校生相关艾滋病危险因素知晓率的调查结果显示，有57.3%的调查对象认为“艾滋病还离我很远”，有6.82%的对象持无所谓态度，认为艾滋病相关知识不重要的对象占到13.39%[10]。在青少年低估艾滋病疫情的状态下，其艾滋病检测意愿也很低。苏金星等的调查显示无HIV检测意向者占到了被调查青少年总数的26.3%，有意向者占到59.9%[11]。林卡等的研究也发现青少年吸毒群体在感染认知方面的重要问题不是在于缺乏相应的知识，而是风险意识淡漠和缺乏预防意识[12]。另一方面，大部分青少年对艾滋患者都存在疏离和恐惧的态度，甚至有很大一部分青少年存在偏见和歧视。王震宁等研究发现校外青少年中仅有35.75%的人愿意和HIV感染者交往，43.5%的人认为需要保持距离，20.75%的人对感染者存在着偏见、疏远、歧视的态度[8]。姜海波等的调查发现宁波市校外青少年仅有14.6%的人愿意和HIV /HIDS病人一起吃饭、工作或者正常交往[13]。陈宗良等抽取重庆市主城区年龄在15—24岁的校外青少年调查发现，35.7%的调查对象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存在歧视，有超过一半的校外青少年不愿意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一起吃饭、一起工作和正常交往[14]。
再次是中观层面的学校和社区因素分析。从社会学视野看，学校和社区正是校内和校外青少年接触同伴群体的主要场所，对青少年的艾滋病观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正是由于学校没有建立科学系统有效的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体系，从而导致青少年在高危行为面前缺乏足够的理性和自制。田小兵等的研究认为当前学校性健康教育的观念陈旧、方法落后是导致青少年艾滋病易感行为的因素之一[33]。 另一方面，许多青少年在辍学之后，在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中难以有效融入社区生活，缺乏足够的受教育机会和社会交流平台，从而导致其走上边缘化的高危行为之路。也有研究认为，政府对校外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和关爱缺失，尤其是对于发生高危行为的校外青少年帮扶和救助缺失，导致校外青少年受到毒品、色情以及其他犯罪行为的诱惑[30]。
首先是研究的理念相对落后。一是已有研究主要是从专家、研究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成人视角看待青少年艾滋病的相关议题，注重的是社会规范、社会控制以及社会整合视角，默认青少年与艾滋病的相关性，强调的是对青少年作为社会少数群体的控制，不仅缺乏从青少年自身的感性视角去看待其自身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变迁，更缺乏对不同青少年个体自身差异的尊重和认识。二是已有研究更多的是从问题视角的理念出发将青少年看作社会的弱势、弱能以及弱小群体，将青少年的性行为看作是不检点、不认真和不负责任的，甚至认为青少年与艾滋病具有天然的联系，看不到青少年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所展现的积极作为、正能量以及独特优势。三是已有研究是在承认青少年关于艾滋病的认知提升必然会带来其态度和行为的改进，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青少年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提升反而纵容和加剧了青少年的性行为，甚至是侥幸心态下所采取的高危性行为。总体而言，已有研究以成年人、专家学者想当然的视角去看待青少年的性和性行为，最终很难深入理解青少年艾滋病传播和发展的真正规律。
所谓相关性分析即是对与事物发生发展及演变有关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分析。青少年艾滋病问题的相关性分析至少涉及到青少年自身及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两大方面，具体可以从个体自身、微观、中观、宏观几个层面进行分析。
最后，青少年在艾滋病认知行为态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为认知行为不一致以及艾滋病观存在群体差异。一方面，青少年认知和行为存在不一致问题，即艾滋病知晓率较高，但艾滋病易感行为仍然较高。郗承惠等调查发现瑞丽市的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知晓率达到了88.00%，但是发生过性行为的人中，仅有37%的人能够坚持使用避孕套[21]。张彪等的调查结果也显示流动青少年上网时间越长对艾滋病传播与防控知识的认知水平越高，对高危行为持支持态度的比率越高，且与网友发生高危性行为的频率也越高[22]。可见，大部分青少年都还没有将防艾意识落实到自身行为上，这种知行矛盾是青少年艾滋病防治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青少年的艾滋病观存在群体差异，主要表现为汉族和少数民族青少年、城市和农村青少年、校外和校内青少年的态度和高危行为差异。岑晓钰等的研究发现佤族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的欠缺使其恐惧和歧视HIV/AIDS感染者，人数远高于对照组的汉族学生[23]。韦琳等的研究则显示城市校外青少年性行为发生率高达61.7%，远高于农村地区青少年的性行为发生率[24]。
在挂号界面中分为两类功能。一类功能是根据病人的就诊卡id查询以前是否在这家医院是否挂过号，挂过号调出以前病人的基本信息再次挂号。该功能需要用到患者基本信息表(TB_YL_HZXX)(见表3)。第二类功能，对没有在此医院挂过号的病人录入基本信息并进行挂号，需要用到挂号表(TB_YL_GH)(见表 3)。
(三)青少年艾滋病的相关性研究
然后是青少年艾滋病教育需求的研究。一方面，不论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对青少年艾滋病的防治知识都有较高的需求。王香梅的研究发现，仅有24.59%的大学生表示曾接受过艾滋病知识培训、专业课或选修课学习，89.96%的大学生希望学校及社会加强艾滋宣传力度，希望获得相关教育的途径主要是互联网、教师教课或医生宣传、电视或电影[19]。另一方面，大学生对艾滋病防治教育的需求有专业、性别之间的差异。王新华的研究认为在艾滋病教育需求方面，理工类大学生高于文史类大学生、文史类大学生高于艺术类大学生，女大学生高于男大学生[20]。
首先是青少年自身的因素分析。总体来看，青少年自身的艾滋病知信行是青少年艾滋病疫情发展的主要因素，具体包括青少年自身的身心特点、获得相关知识的渠道、掌握相关知识的程度、性观念的差异、性别和婚恋状况、文化程度以及是否接受过艾滋病健康教育等。具体包括：一是青少年自身的身心发展特点影响其艾滋病认知和行为。马骥雄等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青少年还处在性生理和心理尚未成熟阶段，出于好奇心而采取了高危行为[25]。吴翠萍等则认为年龄和业余爱好是影响农村校外青少年艾滋病认识水平的主要因素[26]。二是青少年的性别、文化程度、生活状况和自我评价影响其艾滋病易感行为。王海雪等研究认为性别、婚恋状况、文化程度及是否接受过艾滋病健康教育，是流动青少年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的重要影响因素[27]。潘池梅等的研究发现校外青少年的性别、年龄、月收入和艾滋病易感性的自我评价是影响其安全套使用频度的主要因素，其中好奇则是吸毒的主要原因[28]。轩志东等的研究发现男性青少年相比女性青少年具有更大开放性和更多的获得性知识的渠道，从而使得男性青少年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相对较高[29]。孙霄等的研究发现流出地校外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主要与其缺乏相关知识和应对不良伙伴压力的能力有关[30]。
其次是微观层面的青少年家庭因素分析。青少年的艾滋病知信行受到家庭状况和朋辈群体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着青少年艾滋病的认知行为。王超等的研究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不仅关系到校外青少年能否有足够的精力关注自身健康状况，还影响他们利用健康机构和卫生服务设置的机会[31]。另一方面，朋辈群体对青少年艾滋病易感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孙霄等的研究显示，校外青少年的高危行为与其朋辈群体对高危行为的态度显著相关，同伴越反对发生危险性行为，危险性行为越不容易发生[30]。朱广荣等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同伴影响、母亲受教育水平、是否曾接受过避孕知识的教育、家庭经济条件等4个因素中，同伴影响作用强度最大[32]。
再次是青少年艾滋病易感行为的研究。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易感行为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高危感染行为多，检测预防行为少：一方面，青少年的高危感染行为多，主要表现为多性伴侣性行为、未婚性行为多、无保护性行为多、同性且无保护性行为多、吸毒。轩志东等调查发现，艾滋病村紧邻村庄中，10.3%的初婚青少年有2个及以上性伴侣者，37%的初婚者对多个性伴侣现象持支持或不反对状态[15]。杜梅等对大理白族自治州校外青少年的调查发现，有过性行为的比例为39.8%，首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38.9%，第一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7—21岁，青少年发生性行为比例占58.7%，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中没有使用占73.3%，每次使用占13.3%[16]。另一方面，青少年参与HIV检测以及预防性行为不高。常进锋发现贵阳市大学生MSM(指男男性行为)人群中，做过HIV抗体检测的仅占38.1%[17]。中国大学生总体HIV检测率仅为2.8%[18]。
最后是宏观层面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分析。国家和政府、大众传媒以及社会文化对艾滋病以及易感人群的包容或排斥、服务或歧视，都极大地影响着青少年的艾滋病观。一方面，龙翠芳等的研究认为整个社会对同性恋的排斥和歧视导致青少年通过网络寻找性伴侣，而网络的虚拟性、隐秘性以及失真性导致青少年更多选择与陌生人发生性行为，从而增加了其感染HIV的概率[34]。另一方面，我国艾滋病防治资源的可及性较低也降低了青少年主动接受HIV抗体检测的意愿。石晓燕等的研究表明，艾滋病防治检测服务点覆盖率低，获得防治艾滋病药物的可及性低，严重影响了青少年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成效[35]。
(3) 模块数据管理.设备模块是组成设备的基础,在设计过程中充分利用现有模块资源,是降低设计成本,提升模块化效益的保证.为了使设计人员能快速检索并选用合适模块,建立模块库是简单而有效的方法.通过定义模块特征属性参数及模块间约束关系,利用检索规则进行模块检索.
(四)青少年艾滋病后果性研究
所谓后果性分析主要是对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对周围人及其环境所带来的各类结果。青少年艾滋病的影响性分析主要是指艾滋病疫情对青少年自身及其家庭、社区和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来衡量。
一方面，青少年艾滋病的直接影响指的是青少年感染HIV给青少年自身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及其家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首先，从生理层面看，青少年感染HIV不仅会导致其自身免疫力的急剧下降，更会带来其他并发症。施学忠等的研究发现青少年艾滋患者大多会出现身体虚弱乏力、肌肉酸痛、发热、焦虑、害怕或沮丧等身心状况，并导致其生存质量的急剧下降[36]。其次，从心理层面看，巨额的医疗费用让青少年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导致患者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特别是对于没有经济收入的青年学生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刘斌志的研究认为感染HIV的青少年最大的心理负担不是经济压力，而是短暂的预期寿命和社会歧视[37]。再次，从社会层面看，青少年艾滋病患者很大程度上面临着社会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唐义红等的研究发现，与其他HIV/AIDS群体相比，大学生群体更害怕暴露病情，感染HIV的大学生受到很多同学的歧视和学校退学压力，在就医、求职、婚恋中遭遇各种歧视，导致严重的心理障碍、抑郁、绝望、无助，甚至许多感染HIV的学生都有自杀倾向[3]。最后，从家庭层面看，青少年感染HIV容易导致其家庭经济状况恶化、家庭关系破裂、家庭功能弱化。马迎华认为青少年艾滋病患者的家庭成员更容易面临病毒感染、心理困扰、社会关系断裂、社会歧视和排斥，以及合法权益难以维护的困境，并更容易导致家庭矛盾和家庭的瓦解[38]。
另一方面，青少年艾滋病的间接影响是指青少年艾滋病对社会大众以及文化造成的消极后果。首先，马迎华的研究认为青少年艾滋病感染人数以及死亡人数的攀升，会直接降低人口质量和人均寿命[39]。其次，青少年感染HIV也会增加社会的医疗费用，并占用了大量的医疗服务资源，使得医疗服务质量受到影响。再次，青少年艾滋病感染人数的激增导致维持再生产的劳动力减少，影响经济的增长。贺生等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感染HIV会导致其家庭陷入困境，也会给政府财政以及社会服务带来较大的挑战和压力[1]。最后，郑思娣等的研究强调青少年艾滋病疫情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不仅会导致社会中家庭的不稳定状态，也容易带来更深的社会歧视、社会排斥和社会撕裂，从而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危害社会的稳定[40]。
(五)青少年艾滋病对策性研究
所谓对策性研究即是针对事物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所采取的预防性、应对性措施的探索。青少年艾滋病的防治不仅需要青少年自身提升健康知识和态度，更需要采取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还需要从社会的诸多方面开展干预。
Restein等[12]在SiC单晶上制备了基于单层石墨烯的液栅型场效应器件，实验表明在pH 3～12的范围内的pH敏感性为(19±1) mV/pH。Cheng等[13]报道了一种基于悬浮式石墨烯材料的性能增强型的场效应传感器，并将该传感器用作实时pH传感器，此传感器在pH 6～9的缓冲液中的检测灵敏度为17 mV/pH。
首先是针对青少年艾滋患者自身的对策性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医疗救助和服务。有研究者强调医疗服务机构需要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优化青少年HIV照护连续性，提高HIV治疗覆盖率，协助患者与HIV照护服务相衔接；积极处理患者的心理问题，改善患者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培训更多医疗服务人员来优化HIV照护环境[41]。二是社会工作服务。王君健则从社会工作介入角度出发，提出社会工作者要在坚持接纳、包容和支持患者的态度上，基于艾滋患者的处境，为其提供心理辅导、认知行为改变、家庭辅导、技巧训练等多元化服务内容，协助患者减轻焦虑和抑郁，增强抵抗疾病的心理防卫和应对技巧，提升生活质量[42]。三是社会保障服务。许小妹等强调政府要建立并完善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将“艾滋病防治服务均等化”理念具体化，形成相应的政策指导[43]。陈天麒等认为政府需要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对符合条件的青少年及时给予抗病毒治疗，保护并提高其生活质量[44]。四是艾滋孤儿服务。仇永胜等强调需要为艾滋孤儿的社会救助建立纵向多层财政划拨和横向救助资源筹集机制，全方位责任体系保障艾滋孤儿的权益[45]。
最后是青少年艾滋病感染趋势研究。总的来说，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模式已经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青少年艾滋病传播途径正由过去的血液传播为主逐步向性传播和静脉注射毒品传播为主转变，同时，男男同性恋群体和女性感染规模迅速扩大，男女感染人数比例在缩小。
最后，是针对一般青少年群体的对策性研究。学者们主要强调要加强家庭教育，通过文化市场的净化和引导创造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媒体提升大众艾滋病知识知晓率，采用不同社会主体合作、网络与传统教育相结合的干预方式进行大众健康教育[51]。也有学者认为培养并提升农民工的家庭教育意识是一个可行的艾滋病防治策略[52]。
因此众人困惑的“槛外人”拜贴之谜才能被她轻松解开，她甚至能一语道破妙玉的问题所在，“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的，成个什么道理。”
三、新世纪我国青少年艾滋病研究的反思评述
随着网络虚拟社会的全面来临以及社会思想文化的不断开放，青少年感染HIV的比例和数量不断攀升，青少年艾滋病防治及其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已有研究仍存在诸多局限，具体表现在：
驱动形式 ..................................................................后置后驱
为了更好地落实水利工程的环保施工，需要建立一些环保机构，同时考虑到环境因素，进行工程施工时，需要加强整个过程的管理和监督。管理机构采取以下措施：（1）完善合同中有关环保的内容，进一步加强施工期间对环境的保护；（2）制定环保规划方案；（3）加强环保工作的监督工作；（4）不断加强环保工作的宣传和培训工作；（6）加强环保项目的验收工作。
其次是研究的内容较为单薄。一是已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对青少年艾滋病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并且主要是从流行病学开展的定量调查研究，而对于青少年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的参与动机、参与行为以及防治需求的分析较为单薄，并且缺乏对不同类型青少年的多元性需求分析。二是已有研究更多围绕青少年对于艾滋病及其防治的知信行进行现状分析，而对于青少年感染HIV的行为动机、行为历程、易感机制以及过程阶段等缺乏针对性的描述和分析，更缺乏对青少年感染HIV的社会环境和政策体制的分析，还缺乏对青少年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过程、能力、优势以及智慧的认识和研究。三是已有研究关注青少年学生的内容居多，尤其是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最为集中，不仅缺乏对于学生群体中不同类型、不同年级、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以及不同院校类型学生的对比研究，而且缺乏对于其他诸如军人群体、工人群体、流动青少年、留守青少年以及与青少年发生性关系的其他成人群体的研究。最终导致研究结果单向度认为青少年是HIV传播的关键和核心，而忽视了青少年只是HIV传播中的一个环节，其本身也是受害者。
再次是研究的范式比较单一。一是已有研究主要还是以流行病学的定量调查和分析为主，并且都是基于不同地域的局部性调查，研究数据主要以各地疾控中心收集的数据为主，不仅缺乏来自第三方独立调查数据的支撑，更缺乏来自社会科学专家的实地访谈以及深入观察的质性资料支撑。由此导致已有研究只见局部的整体，而不见具体的细节；只见数字意义上的青少年而看不到生活情境中的青少年。二是已有的定性研究更多的是原则、概念和价值层面的思辨性分析，偶尔也有关于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建议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还是“空对空”的理论分析和思辨，缺乏社会工作者开展的旨在促进青少年艾滋病防治的行动研究和干预研究。由此导致所提出的建议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但是缺乏来自一线服务以及专业评估的实证证据，由此降低了相关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三是已有研究描述性分析居多，缺乏对于青少年与艾滋病相关性的解释性研究，更缺乏相应的解释模型和预测模型来解释青少年感染HIV的复杂过程、多元关系以及长期机制。
最后是研究的视野较为狭窄。一是已有研究更多是从流行病学、预防医学以及教育学学科视野出发进行分析，因此更多地是将青少年高危性行为看作是偏差行为甚至是变态行为，而缺乏从其他学科所进行的分析与关照。已有研究不仅缺乏从社会学视角去分析青少年感染HIV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的关联性，还缺乏从文化学视野去分析青少年高危性行为作为一种社会抵制或社会消解行为的折衷形势，更缺乏从人类学、伦理学视野出发去探讨青少年HIV干预的伦理议题、伦理困境及其伦理抉择。因此，已有研究缺乏对于青少年HIV的整合性、多学科视野的分析。二是已有研究更多是研究大陆地区青少年HIV感染状况，对于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相关数据缺乏收集，相关服务也缺乏足够的引介。进一步讲，目前国内研究缺乏对国际社会开展青少年艾滋病防治经验、问题分析以及反思的探讨，缺乏对于国际青少年艾滋病及其防治的研究经验分析和引介。三是已有研究绝大部分以调研分析报告为主，缺少与相关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对话，难以建构本土青少年艾滋病研究的学科话语体系。
四、新世纪我国青少年艾滋病研究的发展前瞻
首先，要不断更新研究理念。一是要坚持以人本视角去研究青少年艾滋病，即从青少年自身角度出发去看待青少年，看待青少年所参与的高危性行为、他们的艾滋病观、他们感染HIV的心理和社会功能状况，真正倾听其自身的声音，掌握其真实的心理及社会需求。二是要坚持以优势视角去研究青少年艾滋病，打破将青少年、青少年性行为以及青少年群体看作“有问题”的窠臼，跳出“问题视角”的分析框架，发现青少年自身所具备的抗逆力，倾听他们在社会文化互动、参与同辈群体互动以及社会资源分配中所表现出的自身努力、个人失败以及积极抗争，从而发现身上所具备的积极向上的潜能以及优势，从而发现青少年参与艾滋病防治的更多智慧和闪光点。三是坚持以反思视角去研究青少年艾滋病，不仅要反思青少年艾滋病研究的出发点是否围绕为青少年健康发展服务，还要反思青少年艾滋病研究是否具备道德和伦理上的正当性和公义性，更要反思一直默认的青少年艾滋病知识和防治态度的提升一定会带来行为改进的观念是否科学。面对当前青少年对艾滋病及其防治知识和态度不断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高危性行为频率，未来的研究必须找到青少年艾滋病认知态度和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发现青少年艾滋病易感的关键因子。
由于政府对土地使用权的划分相互交织，政府的土地使用权年龄不合理，不仅限制农民自身的发展，影响农村发展，也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在我国，施行的农民土地承包制的使用年限比较短，使村民在土地上的生产经营活动没法进行长远有效的规划，这也限制了中国农村土地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政策，限制土地的合同管理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也是非常明确的，因此农民也没法充分利用土地来提升自己的经济水平。农民自身来讲，也不能充分利用土地的流转进行资金流动，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3]。
罗伯特·弗洛斯特被誉为美国的“民族诗人”。[1]The Road Not Taken是其所创作的一首哲理诗，展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处在人生的分岔路时难以抉择的心情。本文选择了顾子欣，李敖对于诗歌The Road Not Taken的中译版本，从许渊冲的“三美论”原则出发对其翻译效果进行对比和赏析。
其次，要不断丰富研究内容。一是要坚持全人研究的框架，即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更加注重对青少年艾滋病的社会经济文化脉络、不同青少年群体的心态、青少年网络社会生态、青少年的心理及社会需求等议题的研究，对青少年进行全人、全时、全息、全景和全方位的研究。既要研究青少年对艾滋病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等传统要素，更要研究青少年对待艾滋病所秉持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涵义，尤其要注意到在艾滋病变成慢性传染病之后青少年对艾滋病传播所秉持的“无所畏惧”的心态；既要研究青少年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生活中所面临的HIV感染风险，更要注重青少年在网络虚拟生活中所面临的HIV感染风险；既要研究青少年HIV感染高危群体之间传播的机制和内容，更要研究这些高危群体与其他一般群体青少年之间HIV传播的关键介质和临界指标，从而严守HIV由HIV感染高危青少年群体向一般青少年群体传播的红线和底线。二是要坚持全程研究的框架，即是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着重对青少年参与高危行为以及感染HIV的发生、发展、退出机制进行分析，从而揭示青少年感染HIV的演变历程及社会机理。三是要坚持全面研究的框架，即是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仅做好对青少年学生的研究，更要注重对处于青年阶段的军人、工人以及其他青年群体的研究，尤其要充分重视其他成年群体对青少年参与高危行为的影响，加强对青少年男男同性性行为、青少年“网络直播”、青少年“网络约炮”、青少年色情服务、青少年恋老行为等议题的研究。
再次，要不断拓展研究的范式。一是要注重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不仅要在已有调查研究以及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青少年艾滋病研究数据库，更要加强对青少年艾滋病相关的定性研究，尤其要加强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视角开展持续的深入访谈、参与观察以及行动研究，从而发现青少年艾滋病背后的行为机制和文化图景。二是要注重思辨研究与行动研究的结合，不仅要树立相关研究成果并提出未来防治的对策和建议，更要加强相应的干预研究以及行动研究，通过实务拓展发展以干预为本和证据为本的研究，提升对策建议的可行性以及实效性。尤其要注重证据为本的行动研究，通过拓展具体情境下的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服务的实践与服务，建立适合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以及不同族群青少年的艾滋病防治模式，并进行效果验证与经验总结。三是要注重描述性—解释性—预测性研究的结合，在已有大量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对青少年参与高危行为以及感染HIV的解释性和预测性研究，建立相关的行为解释机制，建立行为预测模型，提供社会政策的优化方案。
最后，要不断提升研究视野。一是要发展跨学科整合性研究，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技术来拓展研究的空间和维度，既要从社会学视野出发探讨青少年艾滋病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脉络，尤其是社会阶层、社会流动以及社会化的关系，更要从人类学视野出发探讨青少年群体内部的互动机制、互动模式及其互动过程，还要从文化研究、传播学、经济学以及信息技术学等学科视野出发探讨青少年艾滋病背后的文化模式和图景、信息和行为传播的路径、资源分配的结构以及艾滋病防治的网络易感机制等。二是要发展多维度的比较性研究，既要加强国内外、境内外青少年艾滋病及其防治的比较性研究，也要加强不同群体、区域、年龄、民族、性取向以及生命发展阶段青少年艾滋病观的比较性研究。三是要加强扎根理论与理论对话的研究，不仅要从学科理论框架出发去开展调查研究与实务研究，提升研究的理论对话水平，更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概括，形成本土青少年艾滋病防治的概念、分析框架和实务模式，最终建立本土青少年研究的话语体系与理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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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andProspectofAIDSResearchAmongChineseTeenagersintheNewCentury
LIU Bin-zhi， ZHOU Hai-mei
(DepartmentofSocialwork,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China’s AIDS epidemic continues to spread, the number of HIV infection has been rising, and the youth group has become the high-risk groups and vulnerable groups of AIDS transmission, and sexual transmission has become the main way. ln the new century, the problem of adolescent AIDS has presented many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has been constant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epidemic research, descriptive research, attribution research, consequence research an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Although the existing research team is gradually growing, the achievements are constantly enriched, the content is constantly deepened, and the influence is constantly expande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research concept is relatively backward,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relatively thin, the research paradigm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the research vision is relatively narrow. In the face of new challenges,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stantly update the research concept, enrich the research content, expand the research paradigm, improve the research horizon, and finally establish the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youth research about HIV/AIDS.
Keywords：teenagers; HIV/AIDS; AID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literature review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19)05-0044-10
DOI:10.15926/j.cnki.hkdsk.2019.05.008
收稿日期：2019-02-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SH052)
作者简介： 刘斌志(1980— )，男，江西鹰潭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青少年社会工作问题研究；周海镁(1995— )，女，重庆彭水人，重庆师范大学社会工作实验室助理，主要从事社会工作实务研究。
标签：青少年论文; 艾滋病论文; 校外论文; 已有论文; 性行为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SH052)论文; 重庆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