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大家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息之地，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少数民族不得不离开原有的栖息地迁移至别处，与其他民族杂居并日益融合，逐渐形成国家认同。迁徙少数民族通过族谱记载、祭祀文化以及国家宽松的民族政策等方式，逐渐形成民族认同。对于散居于各地村寨的少数民族而言，较好地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上寨村；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作为中华民族中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蒙古族人数较多，分布较广。加深对散居各地的蒙古族特色村寨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洛阳蒙古族上寨村为例，探讨该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洛阳蒙古族上寨村概况
上寨村原名为西陡沟寨，位于洛阳市西工区红山乡，因地势陡峭，地理位置险要而得名。上寨村李氏族人本是北方蒙古族太师国王木华黎的后裔。元末明初，木华黎的七世孙咬儿，为躲避战乱，其子孙易姓为李，从木从子，以志本源，其中一支迁移到洛阳，这便是上寨村蒙古族的族源。直至现在，村中的李姓族人仍占全村人口的大多数。正所谓乱世藏金，盛世修谱，洛阳李氏木华黎后裔之所以延绵数百年而不绝，关键在于家谱的续修。从明朝到今，李氏族谱曾经三次续修，最近的一次续修是在2005年，许多木华黎后裔也是由此得知自己的族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宽松的民族政策，散居在洛阳的李氏木华黎后代积极与陕北、内蒙的蒙古族同胞取得联系，寻根祭祖，受到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他们积极学习蒙古族传统礼仪文字，开展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文化活动，甚至在上寨村还建立了木华黎的祭祀地，供奉成吉思汗以及木华黎的大纛，并与研究蒙古族历史的专家、学者深入交流、探讨，加强与内蒙古方面的联系。
警察说，这项制度是警察对遭遇特殊困难的人实施的一项紧急资金救助措施，主要应对4种情况：第一，外出时被盗或钱包遗失者的交通费；第二，对于失踪者实施保护时所需要的应急费用；第三，倒在路上的病人的保护费用和对遭遇交通事故等负伤者进行救护时所需要的费用；第四，其他认为有必要实施救助的费用。
二、民族认同因素分析
通过多次调研，我们发现洛阳蒙古族上寨村的民族认同，主要与以下三种因素有关：
（一）族谱记载
族谱，又称为家谱、家乘、祖谱、谱牒、宗谱等。族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之一，主要记载一个父系家族的世系以及重要人物的事迹。关于族谱的内涵，明代冯从吾认为：“夫国有史，夫家有谱，古人族谱之作盖自亲亲一念生也”。清代章学诚也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族谱的种类也有很多，根据记载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皇室族谱、民间私谱、坟谱以及祠谱等；根据记载范围的差异，也可分为房谱、通谱、异姓统谱等。中华民族之所以传承数千年依旧生生不息，家谱和族谱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深厚悠久的家谱文化。
苏勒德祭祀是蒙古族祭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勒德，在蒙古语中意为“徽”，根据它的形状，在汉语中将其称为“矛”或者“纛”。作为历史上蒙古民族的旗帜，苏勒德具有悠久的历史。《蒙古源流》记载，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遂即于斡难河源，竖其九斿之白旗，遣人至德里衮勒塔黑之地，竖其四斿威灵之旗”。在蒙古族历史上，苏勒德不仅象征着部落的最高权威、部族的兴旺发达，而且具有凝聚和振奋人心的作用。苏勒德一般立于部落首领的帐前，每逢重大事件的发生，苏勒德便具有了召集民众与士兵的作用，是蒙古族重要的精神文化遗存。现如今，木华黎后裔已在洛阳市上寨村建起了一座两人多高的蒙古包，里面供奉了木华黎塑像，蒙古包前还供奉了从成吉思汗陵和木华黎的故乡乌审旗请来的哈日苏勒德以及京肯苏勒德，并由洛阳蒙古族祭祀协会在特定的节日在木华黎祭祀地举行隆重的成吉思汗以及木华黎的祭祀大会，邀请各地的蒙裔同胞出席，进行丰富多彩的表演，共同颂扬先祖的功德，祈祷平安吉祥，增强同各界蒙裔同胞的学习与交流。那仁敖其尔曾认为：“信仰体系的形成有三大件，即物化形态、规则和语言、观念思想”，而上寨村木华黎信仰的物化形态，便是这传承百年并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勒德祭祀活动。
最近一次续修是在2005年，主编为上寨村的李佑勋，但许多复杂的工作，如将明代的族谱翻译为白话文，编写《洛阳的蒙古族后裔》一文，介绍木华黎家族的来龙去脉，都由李献廷之孙李天顺完成。此后，上寨村的李氏蒙裔族人开始前往内蒙等地寻根祭祖，并与各地的蒙古族同胞开展广泛交流。葛剑雄曾说“每一种族谱一般都详细地记载了祖辈们是由何时何地迁移到此，比较完整的反映了一个家族迁移的历史”。上寨村木华黎后裔们也正是凭借着流传数百年的族谱寻根探祖，发扬光大。
信息化时代，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制度化的管理模式被系统的信息内容所替代，这一模式的应用不仅使信息技术在学校管理系统中的应用得到了最大化的发展，还为学校管理工作带来了积极的深化作用。本文针对教育管理信息化展开论述，并直面挑战提出有效对策[1]。
民族政策是指党和国家为了调整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规定的总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是对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了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客观实际制定的。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便主张平等的民族政策，不断对民族政策进行改革，使之日趋成熟。而新中国实行的宽松的民族政策不仅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便利的经济、文化发展环境，也为散居的少数民族提供了恢复、发展民族文化的机会。汪春燕将民族政策进行了纵向与横向的结构划分，并认为纵向结构中的总政策属于最高层次，起着统领的作用。而横向结构则贯穿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并且各个政策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关联、不可分割，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协调、有序地发展。上寨村蒙裔木华黎后代21世纪初开始前往内蒙等地祭祀木华黎，并与社会各界的蒙裔同胞们一起开展丰富多彩的追思成吉思汗与木华黎的活动，恢复本民族的特色，这根本上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宽松的民族政策，并且在我们的实地考察中，上寨村的村民也反复慨叹，是党和国家宽松的民族政策给了他们追本溯源的机会。
预警信息建设与应急管理体系发展还不完善，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指挥、防御、应急和救援一体化建设不够健全，灾情传递速度不够及时，社会依法自觉开展气象灾害防御的意识和能力还比较薄弱，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气象预警工作在帮助农业预防和减轻气象灾害的作用的发挥，阻碍了我国农业发展的脚步。
第一次是在明朝，咬儿的曾孙李年为保存家族记忆，修成了《李氏族谱》，其中称“李出有元，札剌尔氏，世居斡难河东”，并详细记载了木华黎后裔迁居洛阳的始末。该家谱序言提出“孝友贞让之行于家，惠政善教之及于人，胥可观诸后者”，直至现在，定居洛阳的木华黎后裔仍把“孝友贞让，惠政善教”作为家训。
周博士：您说得很对，研究的确需要建立在充足的兴趣和意愿的基础之上，被迫进行的研究是很难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的。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本来就没有正确答案吧。不过能够把一线教师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应该也是有好处的。或许有朝一日您的观点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更新了相关政策要求，也未可知。
（二）祭祀文化
上寨村李氏蒙裔族人历经数百年依然能够寻根祭祖，家谱就是向导。数百年来，李氏族谱曾经三次续修。
（三）民族政策
第二次是在民国时期，儒商李献廷筹划续修《李氏族谱》，在私塾教师李世贞帮助下，于1934年完成了对明代家谱的续修，此次续修的家谱增加了辈序诗，还增加了李献廷之子李正甫的生平事略等内容。正是由于此次续修的家谱，许多散佚在各地的李氏后人才确定了自己是元末明初遗落中原的蒙古族后裔。
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密切相关，民族认同是其中较低层次，国家认同是较高层次。关于“认同”一词，学界普遍接受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民族认同作为认同理论的一种延伸，学界目前对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如王希恩认为“民族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陈丽华理解的民族认同是指“个人对某个族群团体的归属感觉，以及由此族群身份所产生的想法、知觉、感情和行为”。庄锡昌将民族认同进行了广义与侠义划分，广义的民族认同是指对某一主权国家的认同，即国家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可，即族群认同。外国学者对于民族认同也作了自己的研究见解，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想象为一个有限的政治共同体，认为“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可见学术界对于民族认同的界定，虽然众口不一、各执其词，但本质上都认为民族认同是存在于民族内部成员之间基于情感、责任的一种社会联系。
与民族认同相对应，国家认同则是一种政治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于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是民族认同的升华。但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往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国家认同处于弱势地位，低于民族认同，国家的权威就会受到挑战并极有可能威胁到国家疆域的完整。然而，即使国家认同没有显著的弱化趋势，但只要民族认同提升到高于国家认同，也会危及到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只有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保持同步或者正向的变化趋势，才能够消除危机，保障国家的权威与稳定。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蒙古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对于本民族以及国家层面的认可，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以及国家疆域的完整。因此在对洛阳上寨村蒙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中，我们主要采取访谈法进行量化分析。我们认为，上寨村蒙古族的国家认同程度很高，虽然致力于恢复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如学习传统的语言文字，传承蒙古族传统的祭祀文化，加强与各界蒙裔同胞的联系等等，但在长期的历史融合中，上寨村蒙裔木华黎后代与当地的汉族人民早已在生活方式、节日习俗上没有太大的差别，融为一体，鱼水难分，共同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之中。
四、结语
上寨村蒙裔木华黎后代自元末明初开始迁移到洛阳以后，数百年来逐渐与当地的汉族融合，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语言文字方面都与汉族没有太大的差别，直至21世纪初，党和国家实行宽松的民族政策，通过家谱，许多上寨村的村民才得知自己是元代太师国王木华黎的后裔。但由于时间长久，上寨村的民族认同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部分村民与汉族融合较深，对于蒙古族文化仅限于了解；而另一部分村民通过与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大本营交流之后，开始致力于恢复本民族的身份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上寨村村民国家认同很高，都认为恢复本民族特色是出于对于祖先的怀念与追思以及自身对于蒙古族文化的喜爱，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各族人民都应当和谐地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之中。由洛阳上寨村蒙古族的民族认同可以看出，散落于各地村寨的少数民族，较好地处理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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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079 （2019） 07-0015-02
作者简介：陶运红，女，回族，河南信阳人。研究方向：中国史。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编号：201810464032）、河南科技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人文学科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编号：2017YBZD013）、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编号：2018212）。
其他作者简介：
王东洋，男，汉族，河南鹿邑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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