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中庸》“子路问强”一章中，孔子对“南方之强”予以称赞。《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记载也表明，孔子思想中有明显推崇“南方”的一面。孔子所说的南方是周代以来以洛邑为中心的地理观下的江汉流域。这一素来被称之为“蛮夷之地”的区域之所以深受孔子推崇，乃由于此地在舜、周公、召公等古圣先王的礼乐教化传统之下，加之南方温和多阳的气候影响，形成了以中和、宽厚为特点的德性之强、君子之强。孔子反对气力之强，推崇德性之强。同时，孔子对“南方之强”的推崇，也体现了他以文化而不以地域、种族为标准来区分诸夏与夷狄的夷夏观。
关键词：《中庸》；孔子；南方之强；礼乐教化；夷夏观
在《中庸》“子路问强”一章中，对于子路的提问，孔子没有立即作答，而是反问子路：“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1]21接下来便指出南、北方所表现出来的“强”特征不同，风格迥异，而从“君子居之”一语可明显看出他对“南方之强”的推崇。对于此章，汉唐以来的学者多有关注，然而对于孔子所言“南方”指哪个区域？“南方之强”是否是符合孔子“中庸”标准的强？意见并不统一。实际上，这可从孔子对“南方”的一贯态度，以及“南方之强”的形成方面予以考察。
考之儒家经典文献，孔子在其言谈论述中有明显的推崇“南方”的一面。《论语》记载孔子非常重视《诗经》“二南”，也曾对说出“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2]119之语的“南人”流露出赞赏之情。此外，在《孔子家语·辩乐解》中，更有“子路鼓琴”一章，其中，孔子因子路“鼓琴”而引发他对南、北方音乐的对比，而他亦对“南方”地区的音乐予以称赞，称之为“君子之音”[3]400。通过这几处记载，孔子对“南方”的赞赏之情显而易见。然而，春秋时期，中华文明是以夏、商、周三代统治的核心区域即“中国”地区的华夏文明最先进，“南方”在内的其他“四方”，则被视为蒙昧落后之地。在这种认识之下，孔子却对“南方”屡加称赞。那么，“南方”到底具体指哪一区域？“南方”缘何如此深受孔子赞赏？本文力图对此做深入探讨，探究其中所蕴含的孔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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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论“南方之强”
“南方之强”出自《中庸》：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1]21
在孔门众弟子中，子路以“好勇力”著称，孔子曾评价他有“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述而》)[2]61之意气，《中庸》此章之问，符合子路一贯的性情。面对子路的提问，孔子反问他问的是“南方之强”还是“北方之强”？抑或是子路自己的强？紧接着，孔子重点对比了“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
孔子对南、北之“强”的对比，从“君子居之”一语来看，孔子赞赏的是“南方之强”。后面，孔子又连用四个排比句，赞叹“君子”所表现出来的“强”的特征。从前后句的关联来看，此处的“君子”应该上接“南方之强”一句的“君子”，而四者之强，应该也是一个具备了“南方之强”的君子所体现出来的强的特征。然而，对于此处孔子所由衷赞叹的是否是“南方之强”，历代学者意见不一。最有影响的观点，是认为孔子所推崇、赞叹的“强”，并非“南方之强”，而是子路所代表的“中国”之强，或子路所当尽力做到的“四者之强”，认为它们才是符合孔子“中庸”思想的强。如郑玄曰：
强，勇者所好也。言三者所以为强者异也。抑，辞也；而之言女也，谓中国也。南方以舒缓为强，不报无道，谓犯而不校也。北方以刚猛为强[4]3529。
1.3.1 学生评价 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4项，每项分为5个等级，对应相应评分（见表1），由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理论知识的运用方面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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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大临曰：
南方之强，不及乎强者也；北方之强，过乎强者也。而强者，汝之所当强者也。南方，中国；北方，狄也。以北对南，故中国所以言南方也。南方虽不及强，然犯而不校，未害为君子；北方则过于强，尚力用强，故止为强者而已，未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当强也[5]87。
吕氏在此认为“南方”相对于“北方”而言，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并明确指出，“南方之强，不及乎强”而“北方之强，过乎强”，二者都未得强之“中”，孔子希望子路能尽力去做到。而子路所要做到的强之“中”，就是孔子所赞叹的“四者之强”。持这种意见的还有朱熹，他说：
盖强者，力有以胜人之名也。凡人和而无节，则必至于流；中立而无依，则必至于倚；国有道而富贵，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国无道而贫贱，或不能久处乎穷约。非持守之力有以胜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当强也。南方之强，不及强者也，北方之强，过乎强者也；四者之强，强之中也[5]89。
可见，基于对“中”的理解与取舍，学者多认为“南方之强”代表强之不及者，“北方之强”代表强之太过者，而“四者之强”才是真正符合孔子“中庸”思想的强。这一观点在历史上影响很大，最为学者们认可与推崇。但这样理解的话，就存在两个难以讲通的地方：
第一，孔子在前面明言“南方之强……君子居之”，并在概括完“北方之强”后，紧接着以“故君子……”起句说明“君子”之“强”的体现。从前后语句的关联来看，此处的“四者之强”应是具备了“南方之强”的君子所体现出来的。然而，如依上述学者所言就割裂了前后语句的关联性。
第二，孔子既已明言“南方之强”为“君子居之”，如依上述学者所言，具备“四者之强”的“君子”与具备“南方之强”的“君子”就存在德性上的差异。然而，对于君子，孔子历来是将其视为人的分类中的一等(类)，是一个总称。《孔子家语·五仪解》记载孔子将人分为“五仪”(五等)，即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并详述“五仪”的不同标准。其中对于“君子”，孔子说：“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3]59可见，孔子认为君子在人的分类中是道德境界比较高的一等，而且只有达到一定的道德境界才能称得上君子。换言之，孔子称之为“君子”的人，必然是达到其所认定的道德标准的人。而且从“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这些德行特点来看，孔子所认可的“君子”，已然是符合孔子“中庸”思想且具有朱子所说的“持守之力”之人。由此来看，居“南方之强”的君子与居“四者之强”的君子，不应该存在德性上的差异，因此“故君子”中的“君子”当指前述具备“南方之强”的君子。
既然如此，上述学者们在对“子路问强”一章的认识上应该存在偏差。这一偏差的出现，除了基于对“中庸”标准、“君子”概念理解的偏颇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对“南方”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存在不足。
无独有偶，在《孔子家语·辩乐解》中也有一章孔子对南、北方评价的记载：
子路鼓琴，孔子闻之，谓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亡国之声，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3]400-401？
此段论述与《中庸》“子路问强”非常相似。问题的讨论也因子路而起，评论主题亦是围绕南方、北方展开，且仅限于南方、北方。只不过，这次讨论的重点是针对南、北方不同的音乐。在对比中，孔子认为南、北方存在地理、环境的不同，反映在音乐上，则南方音乐是“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的“君子之音”，属“治安之风”；北方音乐则呈现为“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的“小人之音”，属“为乱之风”。由此可见，南方音乐与北方音乐所呈现出来的特征与影响非常明显，而孔子所推崇和赞赏的，显然是“南方”音乐。这与《中庸》“子路问强”一章孔子对“南方”的认识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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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孔子对“南方”的赞赏还体现在他对《诗经》“二南”的重视。今本《诗经》赖孔子删订整理而流传下来，已为学界所共识。在《诗经》中，《周南》《召南》位列“十五国风”之首，处于整部《诗经》的开篇位置，地位不言而喻。除了在《诗经》的编排上，在实际的学习生活中，孔子也十分重视“二南”，他曾教育儿子孔鲤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壁而立也与？”(《阳货》)[2]156认为一个人不研读《周南》《召南》，就如同面对墙壁无法前行一般。
综观以上文献记载，在孔子思想中有明显的认同、推崇“南方”的一面。而且，在《孔子家语·辩乐解》“子路鼓琴”一章的南、北对比中，孔子明确赞赏南方音乐，认为南方音乐承继“先王”所制之音，“奏中声以为节”，加之南方特有的温厚、柔和之风，所以南方音乐就体现出“温柔居中”的特点。南方音乐显然是符合孔子“中庸”思想的“君子之音”。基于这些认识，以及前述“子路问强”语句的关联性考虑，《中庸》中的“四者之强”说的就是“南方之强”。与以气力取胜的“北方之强”相比，“南方之强”体现为宽厚柔和、明理豁达，这是一种虽柔却刚的德性之强，拥有了这样的强，才会随和而不随波逐流，中立而不攀附，不轻易改变操守与志向，才更自主自立、坚韧持久。所以，孔子赞赏“南方之强”是符合“中”的强。
二、“南方”的具体区域
综观以上，南方自古以来即存在着“先王”礼乐南流、进而进行礼乐教化的传统。而且这个传统与孔子所推崇的舜、文王、武王、周公等古代圣王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些圣王的礼乐教化之下，加之独特的地理气候的影响，南方地区逐渐形成了宽厚、温柔、中和的“南方之强”。显然，“南方之强”不同于以气力相争的“北方之强”，而是以闪烁着仁、礼等道德光芒的“德性”之强。不仅如此，从上述古代帝王服化南方的史实也可以看出，“德性”之强是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是真正的强。
前述《孔子家语·辩乐解》“子路鼓琴”一章记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在这里孔子指出，先王创制的礼乐有一个“南流”的过程。有着“中声”之节的音乐流入南方地区，为南方人所接受，加之南方人因多阳、温暖的气候而形成的温厚、柔和的性情，便融汇、形成了“温柔居中”的“君子之音”。在“君子之音”的陶冶教化之下，“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人们性情宽厚温和，心情愉悦欢畅，从而国治民安。
孔子作为春秋时人，他的地理观念，应该是与西周以来周人以洛邑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念一致的。周人先祖偏处西北，东北接近纣都朝歌，西北迫于戎狄。至文王居丰(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武王都镐(即宗周，今陕西长安县东南)，仍偏居西隅。这一地理位置，显然不利于周克殷之后对东方地区的管理。因此，将政治中心东移是周初政治家用心考虑的问题。根据《尚书》《史记》及出土铜器铭文等记载，武王伐纣途径洛邑时，认为此地居天下之中，决定统一天下后即迁都于此。灭商第二年武王病逝，摄政的周公旦乃遵武王遗志营建洛邑。《史记·周本纪》对此记载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6]133洛邑自西周初年建成之后，便成为周朝统治天下四方的政治中心。《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景王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7]1307-1308此东、西、南、北，正是以洛邑为中心而言的。其中，“南土”为巴、濮、楚、邓各诸侯国所辖区域。对于此四国，杨伯峻先生注曰：“巴，疑即巴人之巴，或云今四川重庆市。濮，即文王十六年《传》之百濮，今湖北石首县一带。楚，即楚都，今湖北江陵县。邓，今河南邓县。”[7]1308可见，周初以来，即形成了以洛邑为中心、四周封建诸侯的政治格局，周人的地理观念也由此确立。在这一地理观念之下，“南方”即相对于“中国”而言，应指洛邑以南的地区，主要是巴、濮、楚、邓等南方诸侯国所在的江汉流域。
对此，也可从西周、春秋时人对“南方”的认识来考察。《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惧于周王室的衰败与混乱，曾问史伯：“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给他详细分析了当时各方诸侯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郑桓公又问：“南方不可乎？”史伯对曰：
综上所述，中国的地理观在周初即已大体确定，“南”“南方”作为一个区域名词，指的是“中国”即洛邑以南的广大区域。只是，到春秋时期，由于楚国崛起为南方的大国，并且不断向四面八方扩张，逐渐将南方诸小国纳为自己的附庸国，所以春秋时人提到“南”“南方”，多指“楚国”，或楚国所统治下的南方地区。既然如此，孔子所说的“南方”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指的是有着灿烂礼乐文明的“中国”地区。那么，被孔子认为有着“君子之强”“君子之音”的南方文明是如何在落后的荆蛮之地产生的呢？
“荆子熊严”是西周时期楚国的国君，芈姓，熊氏，名严，为祝融之后。熊严及其后代治国实行仁德，逐渐发展强大，史伯认为楚国在周衰之后将会兴盛。显然，此处的“南方”，指的是楚国统辖下的荆楚之地。
此外，前述《孔子家语·辩乐解》也提到“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有学者指出，舜所歌之《南风》的出现应该不是偶然的，它属于舜帝教化思想的体现[15]。我们结合舜服三苗，且注重对南方地区进行诗乐教化来看，《南风》之诗或许就是舜在推德怀远、喻教于南时期所作。“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3]400，这句式整齐的歌辞，既是对南风的歌颂，又寄寓了舜帝对民众、民生的关切。所以《史记·乐书》中说：“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6]1235正是通过这样的诗乐教化，舜帝获得民众的爱戴与政治的成功。同时，也开启了南方礼乐教化的源头。
除此以外，《论语·子路》曾记载孔子提到过“南人”一词：“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2]5《礼记·缁衣》也有一段基本相同的文字：“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4]935对于孔子所说的“南人”，有学者进行了考证，来可泓先生说是吴、楚之人[9]，饶宗颐先生说是楚人[10]，孙以楷先生则具体考证为老子，并说：“老子为宋之相人。……(相)夹在吴楚之间。……此地距城父仅几十里，公元前512—500，城父已属楚，此地，很可能也已属楚，所以老子也可以说是楚相县人。”[11]以上诸位先生的考证，无论具体与否，都不离楚地一带。
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紃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臣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8]。
三、“南方之强”形成的原因
“南方之强”的形成，固然与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密切相关，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郑氏此处以“中国”“南方”“北方”三者相列，虽然未明言“中国”之强当为“强之中”者，但应为言之未尽之意。
油菜（Brassica napus L.）子中含有丰富的油酸及亚油酸，湖北省恩施地区推广的双低菜子油品质仅次于橄榄油，营养价值较高［1］。油菜是中国的重要油料作物，2015年中国油菜种植面积居全世界第二［2］，种植面积及产量都占全球的30%［3］。油菜菜薹中富含维生素C，可作为蔬菜食用［4］。种植油菜对于闲田利用、增加农民收入也具有重要作用［5］。
礼乐教化是古圣先王治国理政、化民成俗的重要手段，深受孔子推崇。从《孔子家语》上述记载来看，“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的形成，以及孔子屡屡推崇“南方”，似乎都与先王的礼乐教化密不可分。而考查文献记载，南方的确存在着悠久的礼乐教化传统。
2005—2015年，我国废水排放量由524.50亿t/年增至735.30亿t/年，复合增长率达3.44%。
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帝舜时期。舜是崛起于中原地区的帝王，但文献记载他在位时曾南服三苗和巡守江南，并崩葬于苍梧。“三苗”，亦称“有苗”“苗民”。《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记曰：“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黎’，……今之江州、鄂州、岳州是也。”[6]29可见，“三苗”是活动于长江中游以南地区的古代部落。帝尧时期，“三苗”壮大，“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尧曾发起多次征战以图征服三苗，但未能如愿，最终只是在舜的帮助下，“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6]28，取得南方的暂时安宁。舜统治时期，残存南方的三苗又卷土来犯，在武力征服不下的情况下，舜改变策略，“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12]，采取偃兵修教、行德易俗的方式来治理三苗。如此，“行德三年，而三苗服”(《上德》)[13]241。
文献记载舜出身于音乐世家，他的父亲瞽叟是一位盲乐师，他本人也精通音乐。史籍中有不少关于舜与乐的记载，例如，“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乐记》)[4]677。“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察传》)[13]294可见，舜不仅精通音乐、会制作乐器，还注重发挥音乐的教化功能，他任用夔为乐正，创制音乐，并“以乐传教于天下”，由此“天下大服”。对于此，《尚书·舜典》亦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4]46这段记载，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诗乐教化的源头，其中不仅记舜任命夔典乐以教胄子，并且提出了乐教的具体方式与目标，既体现了帝舜对音乐的精通与把握，又显示出他以社会治理为最终目标的“圣王”情怀。
有鉴于帝舜的音乐素养与社会治理之职责，可以想见，他在征服“三苗”、安抚南方民众时，也必然推行礼乐教化。前述引文提到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其中“干”是盾牌，“戚”是斧头，两者既是古代兵器，同时又是跳舞时手中所执的器具。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乐由歌唱、舞蹈共同组成，所以《礼记·乐记》中说：“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4]662可见，“执干戚而舞之”，既是兵士民众为战争停止、得以回归正常生活而表现出的兴奋之情，同时也是古代乐舞演习与教化的具体体现。
另外，《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晋侯在视察军用仓库时，见捆绑囚禁着一个人，便问：“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回答说：“郑人所献楚囚也。”[7]844此人是楚国钟仪，于成公二年(前510年)在楚郑之战中被俘，被郑国献给了晋国。另外，成公十六年(前524年)，晋、楚两军在鄢陵相遇，各自摆开阵势。晋侯让太史于战前占筮。太史占筮得“复卦”，认为吉利，并解释卦辞说：“南国，射其元王，中厥目。、王伤，不败，何待？”[7]885在此亦径称楚国为“南国”。
帝舜之后，更有周公、召公以“文王之教”德化于南方。对于《诗经》“二南”之“南”，历史上有南化说、南音说、南国说、南土说等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主要是从地域和诗体两方面来理解的。而无论是地域还是诗体，“二南”都与“南方”密不可分。有学者考证，《周南》的11篇作品，“大约产生于周王室东迁前后，其地区包括今陕西西南及汉水中上游一带”，《召南》共24篇作品，“大约产生于周王室东迁前后，其地区包括今陕西西南及汉水中上游一带”[16]。实际上，“二南”是以西周镐京和洛邑为核心，向南以汉水流域为轴心的这样一个广大地域内的诗歌[17]。即使从诗体上来看，“南”也与“南方”密不可分，如崔述说：“‘南’者乃诗之一体……本起于南方，北人效之，亦名以南。”[18]而“二南”之命名，又与周初统治者周公、召公密切相关。郑玄《诗谱序·周南召南谱》中说：“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19]7朱熹在《诗集传》中则说：“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甫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寖广。于是迁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20]1王夫之在《诗经稗疏》中也说：“盖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各以其治登其国风。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国也。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陕州为中线，而两分之。”[21]15可见，历史上学者多认同《周南》《召南》是分别采自于周公、召公采邑中的诗歌。而根据文献记载，周公、召公的与“南方”关系密切。如出土于清光绪年间的太保玉戈，李学勤先生考释其铭文为：“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遂殷南，令厉候辟，用鼄走百人。”并言“戈铭‘太保’必为召公”，铭文记载了周初成王命召公南下省察南国的史实，而且认为“周人的影响从文王时已南及江汉，以至武王、成王时，召公在其间起了较大的作用”[22]。
周公、召公作为周初历史舞台上重要的人物，在政治治理上注重实施礼乐教化，以德服人。他们对南方的经略，应该也以此为重。因此，对于“二南”，自汉代以来学者多主张“南化说”，如《毛诗序》：“《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19]19朱熹《诗集传》在叙述周、召分封之后也说：“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发，又迁于镐，遂克商而有天下。”[20]1周公、召公在其所辖南方地区推行文王德行，实施礼乐教化，应该有一定的道理。孔颖达《尚书正义》记载，当武王伐纣观兵孟津时，有“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辞，不谋同时”[14]151，另外《牧誓》也记载，接受武王统帅，参加牧野决战的，除众诸侯之师外，还有分布在今四川、湖北一带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14]158。这些情况，应该是南方诸侯之国“莫不从化”的具体体现。
从图2可以看出，施钾明显促进了钾素积累量的增加，与NP处理相比，施钾处理的钾积累量增加了35.87%～68.97%， 等施钾量条件下，100%OF 处理的钾积累量最小，为 156.71 kg／hm2，30%OF＋70%CF 处理的干物质积累量最大，达到 194.89 kg／hm2，其他处理的钾积累量处于两者之间，且无明显差异。
对于《中庸》“子路问强”中的“南方”和“北方”，历代学者多有注释。其中，对于“北方”，学者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大体指中原以北、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北方地区。对于“南方”则分歧较大，如孔颖达注曰：“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疏散，人情宽缓和柔。”[4]3529认为“南方”是指古代九州之荆州、扬州之南，即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区域。而吕大临和司马光则认为“南方”指的是“中国”：“南方，中国；北方，狄也。以北对南，故中国所以言南方也。”[5]87、89认为相比于北方来说，中原地区可称之为“南方”。可见，对于“南方”，学者看法不同。那么，孔子所言“南方”到底是指哪里呢？
四、孔子的夷夏观
孔子对“南方之强”和“南方之音”的推崇和赞赏，既体现了孔子素来所主张的“王道”“德治”思想，也显示了他以文化而不以地域、血缘来区分、评判诸夏与夷狄的夷夏观。
区环境承载力减弱，发生累积性的水土环境污染问题[7]，目前针对该矿区周边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形态分布及生物有效性分析尚未有报道。本文以辽宁省鞍山市某铁矿区为研究对象，通过野外采样和测试分析，对该区土壤中Cd、Pb、Cu、Zn、Ni等5种重金属的赋存形态分布进行研究，通过风险评价编码法(RAC)和次生相与原生相分布比值法(RSP)对重金属生物有效性、环境风险和污染程度进行评估，为该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生态风险评价、污染土壤的治理和修复提供参考数据。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据学者研究，早在原始时期，就形成了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集团[23]，也即《礼记·王制》所说的“五方之民”。其中，“华夏”居于“中国”，“四夷”分居东、西、南、北四方。受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华夏族与“四夷”呈现出不同的习俗与文明形态。春秋以前，虽然华夏族群与周边少数民族冲突不断，但并没有形成显著的夏尊夷卑、“华夷之辨”的观念。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霸起，中原内乱不已，周边少数民族伺机侵入，对中原诸国造成很大侵扰，甚至出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24]203的危急局面。
如果摔倒后骨折了，切不可乱揉乱动。尤其是腰部，千万不要随意活动，因为腰椎骨折后随意活动很可能会造成关节脱位，严重的可导致下肢瘫痪，尤其是后仰倒地的人更要注意，以免造成颈椎或者腰椎等部位关节的二次损伤。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原华夏族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空前增强，在政治上形成了春秋霸主们“尊王”“攘夷”、同仇敌忾的合力之势。同时，在思想上，“夷”“夏”对立，“夏”尊“夷”卑的夷夏观，华夷之辨观念亦渐趋形成。在时人眼里，夷狄被视为“豺狼”“禽兽”“异类”，如《左传》闵公元年记：“狄人伐刑。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7]256《左传》襄公四年记：“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7]936《左传》成公四年：“秋……(鲁)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7]818从这些称谓与评价中，可见当时诸夏对夷狄极度的敌视与歧视。
面对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孔子也思考诸夏与夷狄的区别，并在其身体力行、言谈述作中表达他的夷夏观。
首先，作为“华夏”民族的一员，面对“四夷交侵，中国微矣”[19]357的危机局面，孔子也严“华夷之防”，强调要慎重对待华、夷之间的交往。他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即“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定公十年》)[7]1578，认为边远的裔夷不能图谋中原，不能侵扰华夏。为了守卫“中国”，保护“华夏”，对于那些以武力侵扰中原的夷狄，中原各国应当共同讨伐。因此，孔子对有“救中国而攘夷狄”(《僖公四年》)[24]203之功的齐桓公多次称赞，同时也称赞辅佐齐桓公的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宪问》)[2]126-127认为此君臣二人拯救了中原，使华夏人民避免了沦落为“被发左衽”的落后民族的境地。这体现了孔子“内诸夏而外夷狄”(《成公十五年》)[24]417的思想认识，以诸夏为内，以夷狄为外，华夏与少数民族应当互不侵扰，严守礼法规则相处。
系统的部分系统监控界面与运行实例对比，如图8、图9所示，其中图9(a)为监控系统界面显示，图9(b)为数控机床HMI显示，可以看出系统能够对机床数据进行准确地实时采集。
其次，在华、夷的辨别与区分上，孔子坚持以文化作为评判的标准。孔子认为，华夏民族与夷狄等少数民族之间存在差别，但这差别主要体现为由地理位置、经济发展、风俗习惯等引起的文化表现形式、文明发展程度上的差别，而非由于地域、种族、血缘的不同而产生“人性”的不同。因此，当子张向孔子请教自己如何行通于世时，孔子回答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2]137当樊迟向他请教如何是“仁”时，他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2]118显然，孔子认为即使是蛮貊之邦的少数民族，也有着同中原人一样的“人性”，亦具有人之为人的道德追求与价值判断，所以华夏族群所推崇的忠、信、恭、敬等德行品格，也会为夷狄所认同与接受。
实验结果显示低压缺氧环境中B组小鼠迅速出现焦躁不安、呼吸加快、喘呼吸、发绀，生存耐受时间为（0.73±0.07）分钟；常压缺氧环境中A组小鼠相对平静，喘呼吸和紫绀出现较晚，生存耐受时间为（10.93±2.07）分钟。两组耐受时间经t检验统计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低压缺氧环境中小鼠耐受性低，生存短，常压缺氧环境中小鼠耐受时间较长。
不仅如此，孔子由其所见所闻，也进一步感受到中原以外的“夷狄”也知礼义、行礼义，与中原礼乐文明有相通之处，甚至有些方面比中原做得更好。例如，《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程子注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1]62孔子在此称赞夷狄之国的君臣有上下之分，而中原诸夏则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另外，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南至陈楚之境，也听闻、见识到不少关于楚人的事迹，例如，《史记·陈杞世家》记载陈成公元年(前598年)冬，楚庄王因陈国大夫夏征舒弑杀陈灵公而率诸侯伐陈，并杀了夏征舒，占有了陈国。这时大臣申叔时劝谏说：“今王以征舒为贼弑君，故征兵诸侯，以义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则后何以令于天下！”楚庄王赞同申叔时的话，于是“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而立之，复君陈如故”。[6]1580《孔子家语·好生》记载孔子读到这一段历史时，喟然叹曰：“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匪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3]109认为正是申叔时的“信”和楚庄王的“贤”促成了“复陈”这一道义之举。另外，《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89年)春，吴伐陈，楚昭王亲自带兵救陈。行军途中，楚昭王患病，但他拒不接受将病转移到左右大臣身上的建议，也严守“祭不越望”的礼制，不去祭祀不属于本国的山川。孔子这时在陈国，听说后称赞道：“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6]1717显然，这些见闻使孔子真切地感受到中原之外的国家也有通情达理、知仁守义的一面。
基于人性、文化的相通，孔子认为诸夏文化与夷狄文化是可以交流、相容甚至转化的。《论语·子罕》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朱熹注曰：“君子所居则化，何陋之有？”[1]113“九夷”之地固然落后、不开化，但具有先进礼乐文明的君子去居住，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必然会对夷人的风俗习惯产生影响，进而变落后为文明，削弱夷夏之别。这是先进的中原文明对落后的夷狄文化的改进与提升。反过来，如果中原诸夏学夷俗、行夷礼，则其就会失去诸夏身份，被视之为夷狄。这在寄寓孔子“微言大义”的《春秋》一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而韩愈在其《原道》一文中评价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5]指出孔子在《春秋》中以礼文化来区分华、夷，即中原诸侯如果为夷礼所化，举止行为按夷礼而动，孔子往往将他们视之为夷；而那些原本是夷狄之国，但其亲近、学习中原文化，文化程度与习俗礼仪都渐趋于与中原一致，那孔子就将他们视之为中原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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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以上，在春秋时期民族矛盾突出、激烈的情势之下，孔子尚能保持冷静，采取比较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诸夏以外的少数民族。这并非表明孔子没有内外之别，没有民族意识，而是他基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认识，并根据自己对夷狄的所见所闻作出的客观评价。除此以外，孔子的夷夏观，应该还与上古以来，尤其是春秋时期中原礼乐文化向周围地区传播，进而对少数民族产生影响教化这一历史事实密切相关。
由前述“南方之强”与“南方之音”可知，早在尧、舜、文、武等古圣先王时期，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就有文化、文明的互动与交流，且实现了中原先进的礼乐文明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改进与提升。到了春秋时期，礼坏乐崩，天子失官，周代礼乐文化不仅流出“王官”下移至民间，而且还流向中原之外的“四夷”。《论语·微子》所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2]167，正是对“王官之学”下移、外流现象的具体描述。此外，《孔子家语·辩物》记东夷小国郯国的国君前来朝鲁，鲁人问其先祖少昊氏为何以鸟名官，郯子予以详细解答。孔子听说后，就前去拜谒郯子并向他请教，二人进行了一番交流。回去之后，孔子就向人感叹：“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3]198可见，春秋时期，中原礼乐文明以空前的规模流向周边夷狄地区，并作为当时文化的先进者，被夷狄接受并保存。文化的交融，尤其是中原礼乐文明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与提升，使得诸夏与夷狄的差别逐渐减弱；加之春秋时期战争的频繁，民族迁徙交流不断，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渐趋形成。孔子从文化的角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民族融合、天下大同的趋势，因此，对“华夷之辨”提出以文化而不以地域、种族来评判的观点。孔子的这一观点，对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以及华夏民族的形成，都产生重要影响。
结 语
孔子生于“礼坏乐崩”、人竟以气力之强争霸的无道乱世，他心所向往的是尧、舜、文、武、周公等古圣先王治理下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因此，其思想言论不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所推崇不外“王道”“德治”。将《中庸》中的“南方之强”，放到孔子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下考察，我们就可发现，孔子所论，仍不离其思想主旨。而“南方之强”，与其说是南方地区的强，毋宁说是孔子所推崇的古圣先王之强。古圣先王在南方实施礼乐教化的足迹，以及推行礼乐教化、以德治国所获得的社会治理的成功，正是孔子儒家所推崇的“王道”政治的典型体现。同时，孔子对“南方之强”“南方之音”的称赞，也体现了孔子以文化而不以地域、血缘为标准来区别、评判华夏与夷狄的夷夏观。孔子的这一观念，对后世中国产生重要影响。在由汉至清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地区多次遭遇少数民族的入侵，鲜卑、蒙古、满等一些少数民族甚至建立政权，但基于孔子所确立的以文化来区别夷、夏的夷夏观，这些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多注重亲近中原文化，采用“汉法”治国理政，由此使得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统一发展。不仅如此，在文化认同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中国的各民族最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当今世界伟大的民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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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9)05-0194-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孔子资料汇辑与可信性研究”(17BZS002)。
作者简介：陈霞(1978—)，女，山东曲阜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中国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黄怀信(1951—)，男，陕西岐山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旭东；校对：暮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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