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卡茨纳尔逊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为城市政治的理论基础，深刻地反思了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泰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思想，提出了一种新的可替代的城市政治研究计划，构建了三个基本的城市政治理论谜题，并对这三个谜题做了理论分析，解释了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逻辑，最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城市政治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工人阶级；城市空间；集体行动
艾拉·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 从早期研究英美两国阶级不平等的起源问题，转向研究对英美两国社会政策和社会阶层问题，最终通向马克思主义。1985年，他在《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国家——从美国视角看19世纪的英格兰》一文中初步显示出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1]360。1992年，卡茨纳尔逊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一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长篇大论的讨论”。卡茨纳尔逊围绕城市政治的理论基础、理论主题和秘题释义，构建了一个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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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基础理论
基于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的内在联系，卡茨纳尔逊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精神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精神问题、理论转移问题和替代选择问题。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精神？有一种定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自给自足的、适合现代世界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同这种总体化的定义不同，卡茨纳尔逊提出了一种较少整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更关心界定这一传统的众多元素、挑战和问题，而不是界定我处于与之相关的什么地方”[2]41，这是一种开放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卡茨纳尔逊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介入策略，为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政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目标是建构一个西方历史的宏大构想，他主要通过三个独特的、相互联系的理论工程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三个工程极为明显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第一个理论工程是建构一种历史理论，这是一项分析性工程，分析的关键单位是生产方式，特别是特定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动力规律，这些规律决定了生产方式的变化。第二个理论工程是建构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模式，它重在确定经济增长动力，特别强调资本积累作用、危机趋势以及克服危机的机制，其目的重在模式的建构。第三个理论工程重在建构一种社会理论，这是一种基础性的历史分析，主要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著名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隐喻。
为了破解这一隐喻，人们提出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别。但这两者的争论遭到了卡茨纳尔逊的否定，他将自己的理论目光转向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西兰身上。葛兰西将高度分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沿着葛兰西的路径，形成了三种可替代的理论转移方式。第一种理论转移方式是拒绝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主要关注18世纪和19世纪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对政治、文化、法律、道德和选择期望的意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转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而不是对资本逻辑的研究。这种理论转移方式最终与毫无希望的机械僵硬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公式决裂。第二种理论转移方式是无限放大基础和上层建筑内容的理论转移形式，相比于第一种理论转移方式，拓宽了对基础的理解。它鼓励对基础重新进行思考，并强调基础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而是一种进程。此外，这一理论转移方式显著地扩充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内容，它将传统的经济基础观念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生产扩大到社会本身甚至是人本身的生产。第三种理论转移方式是有条件地修正基础与上层建筑内容的理论转移方式。这种理论转移方式认为基础就是自然、工作、社会劳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是隐藏于积累过程之下的种种机制。这种中间的理论转移形式赞成偶然性与变化。
从现在开始，我称呼那个矮个子男人叫黑背心，这个高个子汉子叫泰森，当然还有前面那个让我想入非非的漂亮女孩就叫短裙子女孩吧，因为在以后的情节里我始终都没有叫过他们的名字，当然，是因为我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探讨完三种理论转移方式后，卡茨纳尔逊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性问题上来，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认为结构和能动性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并很好地将一个不可知论的批评精神框架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工程的意义、能力连接起来，最终为重构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重新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演变
“工人阶级形成的多元模式”是卡茨纳尔逊提出的第二大谜题，这个谜题本质上是历史主体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缺席问题，卡茨纳尔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工人阶级的目标和工人阶级角色过程中主要集中于物质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分析方法的传统意义。这一方法作为分析策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一个是忽视了资本主义增长和扩张过程中组织发展能力；第二个是遮蔽了工人阶级下班后的组织特征。传统的阶级范畴不仅代价巨大，而且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第一个局限性是“马克思的理论著作都根本没有默认存在一个没有完整意义上的阶级结构”[2]248。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结构性机会与迷失的能动性之间的分裂。第二个局限性是没有图绘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的能力，也就是说没有能力对日常社会生活常识背景中的社会做出真实的描述。
哈维的公式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主要研究的主题涉及资本积累，代表作是1969年《地理学中的解释》，1973年《社会正义与城市》；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哈维在《资本的限制》和两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理论研究》中系统地分析了金融资本和地租问题。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中哈维提出了一个重要洞见，即城市既是积累和矛盾的一个场所，也是积累和矛盾的一个稳定器。哈维清晰地说明了如何将社会进程和空间形式统一起来并作为行动的指南。1982年出版的《资本的限制》重构马克思城市政治理论，哈维集中分析了有关金融资本和地租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理论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在《意识与城市经验》中，哈维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城市空间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哈维认识到城市发展与资本流动之间的相关性，进而追踪了城市结构和阶级形成模式化过程之间的联系。第二，城市空间如何产生？哈维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描述了物理城市是如何急剧变化以及如何产生新的模式。第三，城市意识的结果又是怎样？哈维发现空间重组有一个矛盾的结果，即“分化了的城市多元性压倒了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简单化，塑造多面相的城市意识”[2]120。卡茨纳尔逊指出了哈维城市政治思想的两个局限性，第一是没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展出一种有关阶级和群体形成的观点；第二是一种封闭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局限性，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国家和国家的作用的态度之上。
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泰尔的思想展示了“走向重新空间化马克思主义”的三种不同的风景区，三者之间存在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他们三个人的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于这种情况，卡茨纳尔逊提出了一个可替代的城市研究计划，遵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典范，重新回到恩格斯开辟的道路上来。恩格斯“将城市空间置于他思考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位置，以及他对城市问题具有前瞻性的处理，的确开辟了一条例外的研究城市空间，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形成的康庄大道”[2]147-148。沿着恩格斯的道路，卡茨纳尔逊提出了一个合三为一的城市政治研究新议程，它具体体现为三个重要的理论谜题。
卡斯泰尔的多元论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前，他提出城市依赖框架；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了城市自主性观念。在20世纪70—80年代先后出版《城市问题》（1977）、《城市、阶级与权力》 （1978） 和 《城市与草根》 （1983）。在《城市问题》一书中，他提出一个城市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互依赖的框架，认为一个城市的特征是由劳动力决定的，劳动力往往体现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进程。在他看来，20世纪的城市社会运动是城市空间与国家干预主义之间的新联系的反映。城市社会运动同工人阶级和政党合作，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有前途的、反资本主义工人阶级斗争的场所。这些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研究的新尝试，也为后期的思想埋下了伏笔。20世纪70时候后期卡斯泰尔在《城市与草根》中进一步发展了城市自主性的理念。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强调城市运动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他彻底摆脱了前一阶段对城市发展和阶级形成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问题导向的转变，促使卡斯泰尔的思想发生巨变。他拒绝认为城市中所发生的实践必须理解为有关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游戏规则定义的冲突和游戏内游戏对立场的冲突。
三、阶级社会模式的转变
卡茨纳尔逊提出的第一个“谜题”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世界和国家的转变”。
作为地方的封建主义城镇有三个特点：第一，封建城镇有其固有的可变性；第二，封建城镇有强大的商业潜能；第三，封建城镇是一个新政治的孵化器。卡茨纳尔逊特别注重封建城镇的“自治特点是法人在封建主义内部更普遍的有可能孤立的一个例证”[2]177。城镇的自由权力日益扩大，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城市议会，正是这些改变预示着重商主义的未来，为当地的发展提供多样化模式。
在探讨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缺席问题之后，“工人阶级的认同衰退问题”是需要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也称之为“工人阶级非政治化谜题”。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代价和理论局限性的基础上，卡茨纳尔逊强调了基于生活方式层次上的阶级的组织意义，用来说明劳动阶级的经验整体性。劳动的体验是双重的，既有来自结构和空间隔离开来的工作世界的体验，也有来自居住区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世界的体验。城市空间模式固化过程与工人阶级形成是一种矛盾关系，是基于住宅市场之上的特定地方性的城市图画和基于劳动力市场之上的共同体感觉之间的矛盾。卡斯纳尔逊认为不存在任何单一的从阶级政治的当地城市背景向全国性组织和网络的转移。资本主义在深层和本质上是有经验性和地方性，这决定了在工人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之外不可能存在跨界的机遇。这说明城市依然是现代工人阶级政治的一个构成面，也是新的工会和政党不可或缺的部分。
源于巴楚文化的《黑暗传》，被誉为汉民族的活态史诗和文化“活化石”；汉水丹江口的吕家河村，被誉为“中国汉民族民歌第一村”；中国孝文化的摇篮孝感，中国最古老的城堡盘龙城，中国最有影响的布衣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的故居——鹿门山，中国智圣诸葛亮的隐居地与耕读地古隆中，古代土木工程的第三大奇迹——褒斜石门古隧道、太极湖，中国最早的楚长城，这些都发生在汉江流域。
在思考国家与城市关系的同时，卡茨纳尔逊还思考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城市与后封建秩序的创造之间的关系”。“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变”是具有国家性质变化和经济特征变化的双重转变性质。这一双重转变性质标志着所有权和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封建时代的国家与经济之间一直转化为重商主义时代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分离，正是这个分裂使得资本主义真正的诞生了。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分裂隐含了两个重要的分裂，一个是资本主义积累意义上的分裂。资本主义代表了所有权中固有的政治权力私人化，弱化了私人剥削权力的公共社会功能；另一个是城市发展的分裂。城市发展不是城市内部关系网络中的突破，而是城市之间社会关系空间的结构性变化。所有权和主权的分裂使国家和私人经济成为两种塑造城市空间的主要工具。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卡茨纳尔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概念是狭隘的，有必要通过结合当代世界城市史研究的最终成果对资本主义做出一种新解读。卡茨纳尔逊认为城市在封建主义灭亡和资本主义兴起中具有关键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即中世纪晚期城市的资本在塑造商业主义国家和经济中发挥作用；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资源使绝对君主制的高度集中成为可能；封建城市高度城市化和受到限制的经济环境影响了经济改革的取向和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国家城市的政治发展为国家提供示范作用。
2.2 心理健康水平 干预前，两组产妇SAS、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SAS、SDS评分均低于干预前，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卡茨纳尔逊在探讨封建城镇与封建秩序的关系时发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悖论。“悖谬的是，跟随封建时代而来的权力集中和资本主义又被确定存在于其他地方，在这些原型城市中心之外。”卡茨纳尔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为什么会缺乏这种连续性呢？答案就存在于这种悖论之中。”封建城市的孤立和自足同君主之间易形成一种对立的关系。卡茨纳尔逊还指出了绝对主义在君主立宪国家形成过程中存在历史性的反讽，同时提出了反映了城市化、资本集中和国家能力三者之间不同的结构，即“强制—集约型国家”，“资本—集约型国家”，“中间状态的国家”。卡茨纳尔逊聚焦于“第三种”形式，认为它实际上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典型。新兴的民族国家终结了封建统治标志的分割主权，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语境。资本主义语境是由贸易语境和阶级语境构成的。重商主义是一种重要的联合工具，它创造了与国家疆界保持一致的经济单元，民族国家和新经济是相互支持的。除贸易语境之外，资本主义语境还有另一种阶级语言，这就是通过新兴的工业城市的建立，打破城乡联系的传统，让城市与乡村的区别越发分明，使经济与社会出现重要变化。这一变化是带有反讽性的和社会性的。
卡茨纳尔逊对民族国家分析为不同国家阶级形成的分析奠定了基础。工业资本主义同民族国家极其相关，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形成也是同民族国家相关的。
使用SPSS23.0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描述，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描述，以双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量资料根据资料方差的齐性，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若P<0.05则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程，分析其对预后的影响，作查尔森合并症指数以及其他与术后5年生存率相关因素的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曲线)。
加强饲养员尤其是夜班人员的管理。饲养员在进出猪舍时应及时的关门并放下草帘，以防造成贼风侵袭；增加夜班人员的巡查次数，以及时的发现问题并解决。
四、工人阶级的主体性
在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卡茨纳尔逊提出了一个走向重新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脉络问题。主要内容是如何评价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城市主义、戴维·哈维（David Harvey） 的公式主义和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 的多元论。
卡茨纳尔逊特别重视从历史主体意义上来研究阶级形成问题，这种研究是一种基于地方映像建构基础上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一个基于地方视角的阶级分析方法。地方往往决定了阶级形成的条件和内容。卡斯纳尔逊认为阶级是一个偶然的进程，其条件和内容因地方不同而有所不同。卡茨纳尔逊反对阶级形成的“革命意识阐述”，提出了区分阶级的四个层次：资本主义发展结构内部的阶级；生活之上的阶级；认知和语言倾向的阶级；以语言和象征为基础的阶级。这四个层次结构是极为重要的，它有助于认识和表达工人阶级面对的挑战、机遇和决心。在明确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性后，卡茨纳尔逊进而探讨了阶级形成的前提条件，即建立城市空间发展和阶级形成之间关系的决定性联系。卡茨纳尔逊特别强调“从底层加固对阶级形成分析”，“对城镇做出新的解读”。卡茨纳尔逊认为阶级和阶级形成的“整合空间”并不排除“地域划分”，而是重新聚焦。它是“一种问题的发现方式”，而不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方式，出于重新发现问题，卡茨纳尔逊试图建构一种有关空间隔离和社会阶级之间一致关系的理论。
在分析了阶级形成模式的前提条件之后，卡茨纳尔逊将阶级形成模式具体到特定国家之间的比较之上，提出了英国阶级形成模式和美国阶级形成模式。英美两国的城市空间重组具有共同的特征，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业化促成了土地利用以及劳动市场和住宅市场之间关系的变化，伴随着市场驱动的城市化集中，劳动的无产阶级化和住宅市场的建立同步发展。随着家庭生产方式向工厂生产的转换，以及统一的城市空间向功能和社会层面相互分离的城市空间转换，劳动阶级的经验也发生转变。劳动阶级各方面的经验变化意味着劳动者面临新的处境选择。美国工人在工作场所的行动是一种以阶级团结为基础的行动，而在离开工作场所后却是以宗教和地域为基础的行动。同美国不同，英国的阶级既存在于工人工作的地方，也存在于工人生活的地方。
工人阶级解读城市的方式，不仅受到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还受特定国家形成、公民权、选举权、公共政策塑造和渗透城市空间和社会关系的经验的引导。从国家形成来说，国家是阶级形成模式的主要根源。英美两国在国家之间的差异是“联邦主义与单一国家之间的差异”[2]233，英国主权是按照代议制来定义的，最终结晶为一个单一的代议制政体。美国在联邦制中，主权最终属于人民。此外，英美两国对技术，职业信息没有垄断权，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弱国家。从公民权、选举权和参政权来论，在英国，作为一个强国家，英国工人长期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选举权长期指向地方。与英国不同，美国是参与型联邦体制的政治体系，政党创造了政体和选民的直接联系，这种参与机制使得美国机器将自己对公民权的要求指向中央。从公共政策来说，美国是参与型联邦主义，强调对地域与种族特性的认可，而中央集权的英国将公共分配政策集中于中央。英美两国工人阶级和国家之间相互作用深远地影响了工人阶级自治组织发展和公共政策议题。在对待工会的态度上，美国国家对工会的压制相对温和，工人以工厂为基础建构组织是可能的。而英国工人阶级受法律的压制相对较大，不足以为反抗资本的行动提供一个独立的基础。
总之，美国和英国的国家组织形式及其政治权利相关的宪政和公共政策，对本国工人阶级联盟的政治内容、两国工人阶级居住空间的命名和意义有极不相同影响。卡茨纳尔逊对英美两国的比较的理论意义在于，他扩大了重新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的分析难题、方法论、命题和方式。
五、工人阶级的衰退与重构
“西方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中默许顺从”，是卡斯纳尔逊提出的第三个大谜题。这个谜题展开来说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历史缺席问题”、“工人阶级的认同衰退问题”和“城市人为环境的最近变化问题”[2]251。
列斐伏尔的城市主义首先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研究方面的沉默，还对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关系做了综合分析。在列斐伏尔的思想中，一部分是试图为后工业城市确立一个分析框架，并提供了一个城市编年。另一部分是发展出了一个空间理论，将国家、政治塑造人的城市意向的作用引入到城市话语之中。我们可以说列斐伏尔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回到城市的路标，也是他告别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开始。
卡斯纳尔逊首先探讨了封建国家及其城市之间的关系，认为城市中心是封建国家系统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城市是集体的法人团体，享有自主特权，这一权利拥有宪章保障。城市发展经济单元功能的能力直接取决于封建王权内在的分化程度。以城市为基础的贸易是封建主义裂缝中得以求生，并成为中世纪生产方式的主要部分。
卡斯纳尔逊认为工人阶级的城市印象深受工人阶级形成模式的历史影响。英美国家的工会和政党可获得的选择不尽相同。英国工人阶级初期的分裂意识是通过城市生活中工作场所与家之间空间分化的加剧而形成。而在美国，它的工会和政党在很大程度上由有关工作场所和社区早期分离之争的措辞决定的。英美两国在阶级的形成模式上存在差异，事实上两国工人阶级共有的城市关系特征有着鲜明的变化，主要涉及城市空间的结构化过程和国家在城市舞台上的新角色。前者的主要特征是工人阶级和非工人阶级之间的空间划分，后者是国家对市场的控制作用。
当因工厂停电或者其他工艺操作安全原因，导致压缩机系统在没有任何控制、调节的情况下停车时，如何快速降低压缩机出口系统压力是紧急停车的关键问题。要求喘振控制系统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喘振控制调节阀快速自动全开，提供足够的回流流量。由于热气循环系统（图2）出口体积较小，反应速度较快，所以针对紧急停车工况而言，热气循环流程是有利的。
在讨论了工人阶级非政治化的谜题后，进而探讨了“城市人为环境的最近变化问题”。卡茨纳尔逊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不确定性整合为城乡关联问题，进而转化为“城市空间和城市空间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当代阶级形成模式”这个大问题，这是一种深度的怀疑理性精神。他认为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具有实质的连续性，工业和空间重构机制是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标志。工业生产和劳动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多样性，但是老的工业区并没有消失。正如卡茨纳尔逊所说：“一种多层次的复杂性，而不是一种突然出现的同质性，构成了当前处境的典型特征”[2]282。20世纪是一个多样化的时代，也是城市的遗赠。20世纪末期的城市化在特征上是高度矛盾的，结合了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种趋势。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新的空间模式创造了一种处境，对大多数人来说，多样性的物理城市仍旧是日常生活迫切需要的场所。
卡茨纳尔逊最终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将城市置于社会进程框架内加以重新描绘。他坚决反对将工人阶级的相关内容从社会主义工程中切除。工人阶级的形成不是一件自发的事情，而是由物质性和意义的多层次的进程构成的。随着当代城市的社会地理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城市图绘也被证明是过时的。由于城市空间处境的范围和复杂性，阶级形成的问题再一次伴随多元的解决方案脱颖而出。城市的进程不仅受到物质与空间的限制，也受到现存城市图绘的启示，这双重因素使城市持久存在。
现代工人阶级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空间和阶级形成之间的随机的但并非不受约束的关系”[2]291。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结构认同的形成处于重构之中。这种重构不是将空间当作资本主义发展无中介的结果，也不是将城市居民当作空间结构的结果。
卡茨纳尔逊通过对城市研究的理论传统和理论主题，重建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脉络，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世界和国家的转变，工人阶级形成的多元模式和西方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中默许顺从等问题的理论探讨，阐述自己这些问题的独特见解，构建了自己的城市政治理论体系。卡茨纳尔逊从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根基的角度深刻挖掘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潜在贡献，这是一个大问题。
言谈之中，夏碎娒偏爱与大家聊一些人生感悟。其实，在我们这些晚辈看来，他就像是一位语重心长的长者，令人心生敬佩。
新峪煤业选煤厂入选原煤牌号为肥煤，一期工程系统于2005年投产，设计能力为2.0 Mt/a，采用的主、再选设备是预先脱泥有压给料LA1150型两产品重介质旋流器，原料煤进入混料桶与高密度悬浮液一起泵送进入主选两产品旋流器，预先分选出重产物(矸石)；轻产物(即精煤和中煤的混合物)再进入另一个混料桶与低密度悬浮液一起泵送进入直径相同的再选两产品旋流器，最终分选出精煤和中煤。
他首先基于批判性的精神，提出了一个大前提，城市是普遍的社会力量的一种证明，城市的统一性来自对社会力量的一种特殊调试。接着探讨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分化法，他强调按照资本和政治权利来看待城市成长的历史。除此之外，马克思和韦伯还提出了一种与之相对的替代方法，即社会分析法，强调对社会进程的关注。分化法将分化大问题等同于秩序问题，同分化法不同，马克思主义将劳动分工看作大问题。有关城市化和城市问题是“劳动分工的大问题之内的”内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生产方式的转型”中要考虑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解城市政治的独特魅力在于他认为每个生产方式都有一种不同的、独特的城市和社会的关系。
正是在文明和城市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卡西纳尔逊真切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镜像的独特之处，并发现了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逻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政治理论。
参考文献：
[1][美]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M].方力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美]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M].王爱松，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Katznelson's Urban Political Theory
YANG Long-fang，ZHANG Fen-hong，CAO Meng
（College of Management，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Katznelson took the Marxist's social theory as theoretical basis of urban politics，profoundly reflected the Marxist urban political thought of Lefebvre， Harvey and Castel， and proposed a new alternative urban political research plan.He also constructed three basic urban political theory puzzles，mad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se three puzzles，and explained the logic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Finally，he formed his own unique urban political theory.
Key words：Marxist；urban politics；working class；city space；collective action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43（2019） 03－0044－06
收稿日期：2019-01-12
作者简介：杨龙芳，1963年生，男，四川苍溪人，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基本理论，公共政策；张芬红，1993年生，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曹 盟，1994年生，男，安徽六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标签：城市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 阶级论文; 纳尔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世界政治思想史论文; 《怀化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