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工作由志愿慈善事业发展演变而来，因而经常被看作是“不专业”“不科学”的。于是，为了提高其专业化、科学化水平，社会工作在创立伊始就信奉专业主义的话语，积极引进和发展科学的理论及方法。然而，专业主义在推动社会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的同时，引发了“去社会化”的负面后果。具体而言，专业主义引领下的社会工作倒向了个案工作、个人治疗，抛弃了社会变革、社会正义的“社会”使命。在专业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如何找回社会工作的“社会”本质，成为学界必须反思的重大议题。
关键词：社会工作；专业主义；去社会化
追根溯源，社会工作发源于英、美等国19世纪中后期的慈善济贫运动。因为慈善事业属于一项业余的志愿活动而非科学的专业实践，其可替代性较强，只要怀有善心，人人皆可为之。所以，由慈善事业演变而来的社会工作，通常被其他专业看作是“不专业”“不科学”的。于是，为了尽快摆脱“志愿”“ 慈善”“业余”工作等“不专业”形象，体现自身的专业性、科学性，社会工作自建立伊始便打出了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旗号，积极发展专业的方法、引进科学的理论。这种“唯科学论”“唯专业论”的理念被1915年的《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①1915年，美国权威教育家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发表《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吗？》(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的报告，提出了一个专业应具有的六个标准，并据此认为社会工作尚不属于一个专业。《弗莱克斯纳报告》给信心满满的社会工作者泼了一盆冷水，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其对专业主义的信念。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依照弗莱克斯纳的专业判定标准，全力以赴推进专业化的建设。参见弗莱克斯纳.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C]//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十辑)，胡杰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98-211。发扬光大，并在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史中被广为推崇。
但是，专业主义并没有得到社会工作界的一致认可。在专业主义盛行之始，就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即反专业主义(anti-professionalism)。当时，以玛丽·瑞奇蒙(Mary Richmond)为代表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COS)②该组织诞生于1869年，它的目标是协调当时各自为政的各家慈善机构，继而减少救济资源浪费、提高慈善事业的效率。同时，该组织认为贫穷是由贫困者懒惰等个人原因所致，所以主张运用一对一的个案工作方法来解决贫民问题。是拥护社会工作专业主义的核心力量，该组织积极倡导“科学的慈善”(scientific philanthropy)。这种“科学主义”的话语遭到了以简·亚当斯(Jane Addams)为代表的睦邻运动(Settlement Movement)[注]该运动产生于1884年，其思想渊源是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目标是推动社会变革。与慈善组织会社不同，该运动反对将贫困归咎于个人，认为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是贫困的根源所在，所以倡导社区工作、社会行动来推动社会环境的改善。者的批评，亚当斯认为COS的“科学慈善”属于“伪科学”，她甚至反对“social work”这一专业名称[1]256。那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专业主义会产生哪些负面后果，并因此而遭到反专业主义者的批评？本文在对专业主义的概念内涵及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专业主义所引发的不良后果及原因。
一、专业主义的概念内涵
根据葛忠明的考证，专业主义最初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理念，意味着职业原则、职业态度、职业标准等。但是后来，专业主义逐渐成为一个负面的、消极的概念。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专业主义开始被看作专业人士追求自我利益(收入、权力、声望等)的话语工具，体现为专业霸权、市场壁垒、专业垄断等负面含义[2]。另外，与专业主义较为接近的一个概念是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简单而言，专业化是指社会工作从非专业向专业转变的过程。与专业主义不同的是，专业化通常被看作一个中性词，而专业主义则以贬义词的形象出现。概括而言，专业主义的内涵主要包括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价值中立等。
(一)专业主义提倡科学主义
显然，任何专业活动通常都有科学理论作为支撑，社会工作亦不例外。科学理论的应用是促使社会工作由业余慈善事业转向专业活动的主要推力。于是，在社会工作发源之初，专业主义者就希望像医学等专业一样，努力将科学思想运用于慈善活动。这种“科学主义”的思想最早由慈善组织会社(COS)所倡导和发扬。当时，COS的领导者看到了科学在医学、生物学、工程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后深受启发，并宣称自己的工作同样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纽约COS的创立者之一洛厄尔(Josephine Shaw Lowell)曾说：“慈善救济工作已经变成了一门科学”；在1880年“美国社会科学协会”(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一次会议上，巴尔的摩COS的领导者凯洛格(D.O.Kellogg)也宣称：“慈善是科学，是一门关于社会治疗的科学，它具有科学的准则”；伦敦COS的主管洛克(Charles S.Loch)同样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们于是共同发起了“科学慈善运动”(scientific charity movement)[3]27。
四极透镜是各向异性聚焦系统中的核心部件，是控制束流横向运动最有力、也最灵活的元件.在各向异性聚焦条纹变像管中，静电四极透镜可实现电子束空间方向(沿x方向)的聚焦.另外，四极透镜也决定空间方向交叉点位置，因此可通过调节其压控制系统放大倍率.静电四极透镜在垂直于z轴的x-y二维平面上的场分布满足双曲分布，当电极间的距离为2a，电极电压为Va时，忽略边缘场效应，电四极透镜内部的电位分布为
追根溯源可以发现，社会工作在发源之初就扬起了专业主义的大旗，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进专业化建设，包括引入专业的理论和技术、建设专业协会、发展专业教育、制订伦理守则等。纵观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史，专业主义总体上属于主流话语，主导着专业的话语权。只有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期间，以及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高涨期，专业主义受到了反专业主义势力的挑战，暂时停止或放缓了专业化的步伐。因此，可以将专业主义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社会工作早期的“科学的慈善运动”和瑞奇蒙的《社会诊断》一书，都鲜明地体现了实证主义的思想，二者都强调通过客观的经验观察、社会调查来收集服务对象的个人资料，并以此作为界定其问题根源和介入目标的依据。在专业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实证主义一直是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主流话语。在美国，先后出现了“经验临床的实践”(empirical clinical practice)、“研究导向的实践”(research-minded practice)、“证据为本的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它们都以实证主义为基础[5]。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临床社会工作(clinical social work)同样体现了实证主义的理念。
(二)专业主义倡导实证主义
自孔德(Auguste Comte)以降，实证主义(positivism)成为指导科学研究的核心准则。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实证主义成为主流的科学观，显著影响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进步。科学主义(scientism)、经验主义(empiricism)、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自然主义(naturalism)是实证主义的四大基柱[4]。社会工作发源于19世纪晚期，当时正处于实证主义的高涨期，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专业主义者的核心主张，如科学调查、经验观察、客观分析等，都与实证主义的核心理念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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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主义主张价值中立
对于主观价值的排斥是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专业主义的核心主张。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社会工作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案主的问题，并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案主进行诊断和治疗。这意味着在助人活动中，社会工作者只是一个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处理问题的专家，不能将个人的主观价值、态度、情感等带入专业关系之中，其身份是中立的、公共的、非私人化的。
具体而言，实证社会工作强调以价值中立的(value-neutral)的态度去解释社会现象，并且以价值抽离的态度(an attitude of value-detachment)从事社会工作实务。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全部交由案主自己来决定，所谓的“案主自决”便来源于此。其中“自决”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上的自决体现为，案主遇到困难后，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向社会工作者求助；第二个层面的自决则是工作者对案主的苦难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诊断，找出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然后交由案主自己来选择问题的处理办法[6]。
(四)专业主义追求专业标准
对于专业标准的追求缘于“特质论”(trait theory)，即参照一些成熟的专业(如医学)，概括出其所具备的基本特征，然后将其作为衡量其他专业是否“专业”的通用标准。在社会工作领域，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最早提出了专业的“特质论”。1915年，他在全美慈善与矫治大会上发表《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的报告，提出了专业具有的6个标准：伴随个人责任的智力型活动、专业素材来自于科学、具有清晰的实践目标、拥有可以通过教育进行传授的技术、倾向于自我组织化、利他主义的动机，并据此认为社会工作尚不属于专业。此后，社会工作依照该标准致力于专业化的建设。
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大量社会群体陷入了破产、失业、贫困的窘境，但作为专业主义代表性方法的个案工作无力应对这一社会问题，继而陷入了“有效性危机”(effectiveness crisis)。针对社会工作的一系列实验表明，个案工作的介入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是没有任何效果[3]38。因此，专业主义遭到了一些社会工作者的猛烈批判，这些反专业主义者主张社会变革、社会运动，反对个案工作、个人治疗。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通过开展微型课题研究，不但解决了日常教学中存在的困惑，还形成了一系列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在给学生带来效益的同时，还有效促进了自身的专业成长，为站稳讲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压缩的奏鸣曲式，主题在弱拍上有突强，第20至34小节重复了一次。左手持续的断奏，需要弹得短促有力，声音均匀。副部以ff的力度在F大调上爆发，然后转入降B、降E大调。发展部，又出现了第一主题，但是它在F大调上，然后是在C大调上（第83小节）。尾声的最后十一个小节，左右手形成单声部，基本上都是断奏，轻声，需要如节拍器一般地精准。
转注，简单来说就是互训，两个汉字用来互相解释彼此的意义，例如，《说文解字》中，老，考也；考，老也。考和老互相解释彼此的意义，但并没有产生新的汉字。而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汉字中本来没有这个字，但是取一个跟它有相同或相近的声音的汉字来使用，例如，表示方向的“北”其本意是“背”，造字之初“北”是指两人相背而立，表示背，表示北方的北没有其字，所以借用了表示相背意义拥有相近声音的北表示北方，后世为了区分两字才产生了北和背，各自拥有各自的意义。
二、专业主义的历史脉络
“科学慈善运动”的主要目标包括：一是协调当时的各家慈善机构，对申请救济的贫民进行统一登记和管理，然后开展有针对性的济贫实践；二是安排志愿者对穷人进行“友好访问”(friendly visiting)，对其个人的详细情况进行调查。这一运动的核心思想在于，通过系统收集穷人的资料，对其致贫的原因做出假设，然后搜集更多资料来验证假设，最后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这种科学的助人方法在当时新产生的慈善组织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人们希望通过它来提高慈善工作的效率。后来，科学主义的话语被瑞奇蒙发扬光大，她在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表达了与“科学的慈善”相同的理念，包括收集事实数据、提出假设、验证假设。在该书中，瑞奇蒙建立了社会工作的“医学模型”(medical model)，介绍了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评估和诊断的过程，包括证据的收集、处理、评估等[3]26-29。
(一)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专业主义的初现
1910年左右，以亚当斯为首的睦邻改革运动开始衰退。相反，慈善组织会社(COS)将慈善事业科学化、组织化，发展出一套得以世代传承的社会工作方法与技术，建构起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体系[1]225。同时，1915年的《弗莱克斯纳报告》进一步坚定了社会工作对于专业主义的信念。这一时期的专业主义主要体现在：个案工作方法的产生、专业教育的发展、精神分析的滥觞、专业组织的建设、专业杂志的创办、伦理守则的制订等。
瑞奇蒙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一书，标志着个案工作专业方法的诞生。到了20世纪20年代，精神分析理论进入社会工作，并与个案工作方法相结合，由此开启了精神病学社会工作(psychiatric social work)的时代。同时，专业教育也取得了重大突破。1898年，纽约慈善组织协会举办了暑期培训班，它是社会工作的第一个教育项目；1899年，阿姆斯特丹市设立了第一个社会工作学院；1904年，纽约社会工作学院设立；1929年，美国已经有25个社会工作研究生的培训院校。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业的杂志，包括《指南针》(The Compass)、[注]后来改名为《社会工作》(Social Work)《调查》(Survey)、《家庭》(The Family)[注]后来改名为《社会个案工作》(Social Casework)等。
问题三：“蜻蜓点水”式的描写缺少具体性和完整性。学生的观察没有一定的顺序，而且不能坚持长期观察，因此对事物的描写不够具体、完整。
专业协会的迅速创建也体现了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努力。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专业协会包括：1879年的“国家慈善与矫正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1918年的“美国医务社会工作者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Hospital Social Workers)、1919年的“专业社会工作培训学校协会”(Association of Training Schools for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1919年的“美国学校社会工作者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Social Workers)、1921年的“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1926年的“美国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sychiatric Social Workers)。
另外，这一时期对于专业伦理守则也进行了讨论。瑞奇蒙在1921年指出，社会工作需要一个守则来加以遵守，否则很难在社会上立足。1923年，在国家社会福利大会上讨论了《社会个案工作者专业伦理守则试行草案》(Experimental Draft of a Code of Ethics for Social Case Workers)。尽管该提案后来并未实行，但它表明社会工作专业已经开始制订专业伦理守则[8]。
(二)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专业主义的发展
1957年，格林伍德(Ernest Greenwood)对弗莱克斯纳的特质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一个专业所具备的5个特质：系统的理论、专业权威、社会认可、伦理守则和专业文化。同时，他认为社会工作已经是一个专业[7]。虽然格林伍德确认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但社会工作者专业化的努力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引进相关的科学理论和治疗方法。例如，20世纪60年代，人本主义、行为主义理论和治疗模式被引入社会工作；20世纪70年代，系统论和生态学模式进入社会工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作为心理学“第四势力”的超个人心理学也被社会工作借用，产生了“超个人社会工作”(transpersonal social work)和灵性治疗(spirituality therapy)模式。
另外，有临床研究指出，长期过量服用八角枫可致人死亡[24]。实验研究也证明，八角枫具有神经毒性，可引起实验动物死亡[25]。在本研究实验过程中，八角枫高剂量组（20 g/kg）中有3只大鼠死亡，其在灌胃后均出现呼吸减弱、抽搐、四肢瘫软等症状；而中剂量组（10 g/kg）和低剂量组（5 g/kg）均无大鼠出现上述症状或死亡。这提示与八角枫水提液高剂量组比较，其低、中剂量组的效果差异不大，而安全性更高。但该结论仍需进一步的毒理实验来证实。
第四，个案工作的主导地位得到巩固。20世纪40、50年代，个案工作者拒绝了小组和社区工作者加入专业俱乐部的请求；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他两种方法才被整合进专业实践，前提是它们减少激进的政治倾向。虽然三种方法得到整合，但个案工作仍然占据主导，团体工作和社区组织被边缘化[11]；最后，“二战”后，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为个案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技术。
第一，提升专业门槛和标准。1937年，全美社工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ers)宣布：从1939年起，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两年制的硕士学位才能获得认可，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成为专业社工的必要条件。这一举措将社会工作学士(Bachelor of Social Work)排除在专业门槛之外，其理由是担心这些人会影响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
社会工作最后倒向个案工作、个人治疗，便与职业利益的驱动密切相关。原因在于，个案工作、心理治疗有助于社会工作者自我利益的满足，包括职业的稳定、较高的收入等，因为心理治疗的客户主要是中产阶级、上层阶级等富裕群体，他们有能力为社会工作的服务支付费用。对于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来说，他们的需求主要集中于物质层面而非精神治疗，所以，社会变革的主要目标便是为他们争取食品、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政策。那么，一旦社会工作者过分关注经济收入，便会沉溺于个人治疗，同时远离社会变革和受压迫的社会底层群体。
第三，建立及合并专业协会。1952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CSWE)成立，其目标是认证全国社工学院的研究生课程；1955年，由7个专业协会合并成立了“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NASW)，它是社会工作界规模最大的专业组织。
但是，到了1935年底、1936年初，随着经济危机的结束和罗斯福“新政”(New Deal)的落幕，人们对专业主义的批判逐步停止。从前攻击专业主义的工作者反而加入了主流专业，专业主义于是又占据了主导[9]52。“二战”后，专业主义的呼声更加高涨，因为政府无法接受基于宗教理念的社会福利思想。为了证明专业的合法性，政府要求社会工作体现科学、理性和专业主义[10]。这一时期的专业主义具体表现为：提高专业门槛、合并专业协会、进一步巩固个案工作、发展新的理论和技术、扩大私人服务等。
(三)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专业主义的巅峰
20世纪60年代，在“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的领导下，西方国家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同性恋运动等。在这种背景下，主张社会变革、反对个人治疗的激进社会工作再次高涨，专业主义再次遭到批判。个案工作方法、专业证书、对案主的控制等专业主义的象征，都受到了挑战[12]。其中1974至1979年成为社会工作抗争专业主义的高潮，因为1973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社会工作者遭受了失业、减薪等不良影响，反专业主义于是再次高涨[13]。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英国的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和美国的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上台执政，标志着西方保守主义政治的全面回潮，激进的社会变革、社会运动陷入低谷。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中期的情况类似，个人化的社会工作方法再度盛行，专业主义再次高涨，具体表现为：对临床实践的浓厚兴趣、社会工作者的州执照(state licensure)认证等[14]。
首先，个案工作、个案管理、临床工作占据主导地位，宏观的社区组织、社会运动不受重视。20世纪70年代中期，许多社会工作者主张将专业与政治活动区分开来，并且否认社会行动是专业的重要功能。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只有很少几个院校开设社区组织的课程[11]。同时，临床社会工作受到了高度重视。1971年，“全国临床社会工作协会联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for Clinical Social Work)成立，并在1973年建立了《临床社会工作》(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杂志。
其次，新的专业理论和技术继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作为心理学“第四势力”的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进入社会工作，在其影响下，社会工作出现了“灵性转向”，产生了灵性社会工作(spiritual social work)和灵性治疗(spirituality therapy)模式。这一时期，社会工作经过将近百年的发展，拥有的理论和实务模式数量众多，达到了高度专业化阶段。同时，美国各州政府对于社会工作者的认证速度加快，其中以临床社会工作者的认证为主，社会工作由此进入了“持证上岗”时代。
1.4 疗效判定标准 采用美国足踝骨科协会(American orthopedic foot & ankle society，AOFAS)评分系统对术后足功能进行评估。AOFAS评分90～100分为优，75～89分为良，50～74分为可，50分以下为差。
三、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化”：专业主义的负面后果
通过追溯专业的百年发展史可以发现，专业主义引领下的社会工作最终走向了个案工作、个人治疗，社会改革、社会行动被边缘化或抛弃，即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化”。社会工作之所以称之为“社会”工作而非“个人”工作，原因便在于它具有宏观社会层面的使命，而非仅仅解决个人困难，“社会”一词本身具有社会变革、社会正义等涵义[15]。最早发明“social work”这一概念的美国教育家帕滕(Simon N.Patten)便认为，社会工作的焦点应定位于社会倡导、社会运动[16]。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专业主义会将社会工作的焦点引向个人治疗而非社会变革？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个案工作、个人治疗符合专业主义的基本诉求，主要包括科学主义、职业利益和社会认可三个方面。
(一)科学主义的引导
科学主义要求社会工作的实践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之上。但是，作为一门新兴的专业和职业，社会工作自身缺乏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为此，社会工作便转向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科学化水平较高的专业寻求理论支持。而社会工作最终倒向个案工作，便与医学、心理学的影响密切相关[17]。原因在于，不论是医学还是心理学，都具有还原论(reductionism)的倾向，侧重于从个体层面(基因、遗传、个性、心理等)来解释案主的问题，它们通常不关心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社会工作发源初期，医学的相关概念就已经开始渗透。英格兰及美国早期的社会工作者主要在救济院(work house)工作，当时人们便已经采用“研究”“诊断”“治疗”“症候学”等医学专业的名词。
医学之所以受到社会工作的追捧，与医学当时专业化、科学化水平的提升直接相关。20世纪初，微生物学(microbiology)的发展为医学专业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于是，医学专业的成功使其成为其他专业竞相效仿的典范，人们甚至将医学的专业特征作为衡量一个专业科学化水平高低的一般标准。通过专业先驱瑞奇蒙的经历，可以充分反映医学思想在社会工作领域的渗透。
瑞奇蒙致力于推动社会工作的标准化，而标准化需要一个模型。当时，虽然已经有应用社会学和应用心理学，但她最终选择了医学模型。因为她认为，个案工作的功能应该是帮助案主康复(rehabilitation)，而康复则与诊断和治疗技术相联系，所以一个优秀的个案工作者应该努力模仿医生的技术[18]。她在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一书，便建立了个案工作的医学模型(medical model)，包括收集事实数据、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等。“诊断”一词鲜明地体现了医学的色彩。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引入，社会工作与医学的关系更加密切[19]。
(二)职业利益的驱动
利他主义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国内著名社会工作学者王思斌的定义即可反映这一点，即“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20]。在社会工作尚未成为一个固定的职业之前，其道德和宗教使命感较强。参与慈善事业的志愿者通常具有宗教信仰，他们在上帝的指引下，出于纯粹的慈爱之心来帮助穷人，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利他主义精神。
但是，当社会工作由志愿慈善事业转变为固定的受薪职业后，纯粹的利他主义便难以坚守。因为对于职业群体而言，职业利益(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往往是其首要关注的问题，社会工作者亦不例外。新生的社会工作职业团体以助人为生，他们开始关注自己的职业利益，包括稳定的工作、高额的收入、服务对象的满意等。所以，有学者指出专业主义充分体现了社会工作者的自利性动机，即藉由专业主义来追求权力、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利益[19]。
第二，私人服务的规模扩大。一些社会工作者离开公共部门转向私人机构，导致以市场为导向的私人服务增长。原因在于，私人机构的工资更高，而且可以实践以精神病学为主的个案工作。除此之外，私人机构的大量增长、中产阶级客户的扩大，促使社会工作离开公共服务。
通过社会工作案主的构成比例，可以清晰反映社会工作对中产阶级等富裕群体的青睐。20世纪20年代，纽约儿童指导事务部(Bureau of Children’s Guidance)的报告表明，32%的案主属于富裕阶层；到了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比例变得更高，通过对社会工作机构的调查表明，65%至75%的案主来源于上层、中层、中上层阶级[9]34。
(三)社会认可的“陷阱”
专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认可。任何一个专业只有获得社会的认可，从业者才能合法地开展工作。而获得社会认可的基本方式是通过具有法律权威和效力的认证体系，它通常由政府部门来负责实施。在美国，各个州负责社会工作的认证。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一些州的立法机关就通过法案来对社会工作者进行认证和许可，如加利福尼亚和纽约[9]36。所以，社会工作者与律师、教师、医生一样，同样是“持证上岗”。这样一来，注册认证制度便会对社会工作的实践施加重要影响。因为一个专业的权威和权力是由政府赋予的，专业人员是由政府控制或与政府结盟的职业团体[21]；或者说，专业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共存共荣的亲密关系。如此一来，专业人士很容易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去维持现存社会制度的稳定而不是挑战强权。一般而言，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政府对于社会变革、社会运动持排斥态度，于是便通过注册制度将社会工作的焦点引向个人治疗。
治疗先天性足内翻，主要通过将足部骨骼牵引回正常状态、促进发育良好进行来治疗。因此，生后1周内就要开始矫正治疗。
一方面，政府将注册制度作为资源分流的工具，以此来打压社会变革，这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时代体现得尤为明显。同时，政府利用注册制度将那些擅长社区组织而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排斥在外[22]。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执照类型的选择偏好将社会工作的焦点引导至临床治疗，并排斥社会变革。在美国，很多州将社会工作的认证集中于临床实务，将宏观社会工作实践边缘化。其中有33个州不给非临床社会工作者颁发执照，4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不给宏观社会工作者颁发执照，只有3个州(密歇根州、密苏里州、俄克拉荷马州)设立了“高级宏观执照”(advanced macro licenses)。显然，临床社会工作执照认证“一边倒”的结果是，社会工作的实践集中于临床治疗[23]。因为宏观社会工作者如果缺乏执照，其所开展的社会变革便会被认定为“非法活动”而遭到取缔。
谈到他的“捣蛋”，可以如数家珍。每天上课从不坐端正，总是把腿压在板凳上，斜着身子坐着，时不时还捏几个小纸团，向周围的同学投去，随即发出“会心”的笑容。有一次上美术课，我发现同学们都在听老师讲课，他却在地上打滚，他好像置身于教室外，整个课堂完全与她无关。每次黑板上的作业同学们当堂完成，他才歪歪斜斜地写了两三个字，不知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写完一次作业。就在前几天清早，他居然疯闹着把全班的早餐——一筒面条全弄泼了，看着狼籍满地走廊，同学们帮忙打扫的身影，我陷入了沉思┅┅
四、结语及反思
由上所述，在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史中，专业内部始终存在专业主义与反专业主义或专业化与反专业化两种话语之间的分歧，并显著影响了社会工作实践焦点的变化。总体来看，专业主义是社会工作界的主流话语，主导着专业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只有在社会运动的高涨时期(20世纪30年代、20世纪60年代及20世纪70年代)，专业主义才受到了批判和挑战，暂时停止或放慢脚步，反专业主义受到推崇。但是，每次随着危机的结束，专业主义的话语便会迅速反弹。同时，正是因为专业主义的主导地位，与其相对应的个案工作、个人治疗便是社会工作的主流方法。个案工作的主导地位导致社区工作、社会变革等宏观方法遭到排斥，继而被边缘化，即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化”。
社会变革的目标是推进社会平等、弘扬社会正义，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贫困者、移民、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化”便意味着对这些底层群体利益的漠视，这显然违背了社会工作的“社会”使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美国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的社会工作者针对劳工、移民、妇女等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著名改革家简·亚当斯为例，她当时主导推进的社会改革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工厂安全制度、反童工、住房环境改善等多个方面[1]249。
但是后来，随着专业主义思想的盛行，社会工作沉溺于中产阶级、上层阶级等富裕群体所需的“精神治疗”，放弃了对于弱势群体的道德责任、伦理关怀，社会正义的专业使命遭到抛弃。有学者对社会工作的这种退化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称之为“堕落的天使”(Unfaithful Angels)[24]。那么，为了找回社会工作的“社会”本质，社会工作必须警惕专业主义的陷阱。当下的中国社会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专业化建设，为了避免重蹈西方覆辙，必须慎重对待专业主义的话语。正如郑广怀所言：“社会工作追求‘专业化’不能以放弃‘社会性’为代价”[25]。
汉朝多姿多彩的乐舞百戏，继承了夏朝以来的传统，又开启了汉朝之后各个朝代的表演艺术。直到今天，我们的歌舞、戏曲和杂技，都有汉朝乐舞百戏的影子。
那么，如何避免专业主义的“陷阱”，坚守社会工作的“社会变革”使命呢？本文认为可以从课堂教育、学术研究、专业实务三个层面入手。首先，在专业教育层面，注重宏观学科课程的教育，如社会学的相关课程。通过这些课程，帮助学生理解社会结构因素对于案主个人困境的影响，确立“人在环境中”(person-in-environment，PIE)的专业理念，而后致力于改善不良的社会结构。如古学斌所言，必须“培养一批拥有社会承担、拥护社会正义，敢于对权力说‘不’的社会工作者”[26]；其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专业界应重视对于宏观实务的研究，而非局限于个案工作、临床工作。具体而言，系统研究激进社会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或结构社会工作(structural social work)的历史源起、发展演变、概念内涵、实务方法等，这些研究成果将为宏观社会工作实务提供理论指导；最后，在实务层面，兼顾个人问题的解决与社会结构的改善，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动等微观与宏观方法有机结合，实现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的双重使命[27]。需要注意的是，为避免引发“政治风险”，社会工作不宜采取激进的社会运动，应通过温和的策略来推动结构变革，如政策倡导、协商对话、政治游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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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ismandSocialWork’sDe-socialization：BasedontheAnalysisofHundredYears’HistoryofAmericanSocialWork
LI Wei
(DepartmentofSocialWork，YangzhouUniversity，JiangsuYangzhou225002，China)
Abstract：Social work originates from voluntary and charitable activities，so it is always considered unprofessional and unscientific.Therefore，in order to improve its professional and scientific level，social work embraced the professionalism as soon as it was founded，it introduced and developed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methods actively.However，professionalism caused the de-soci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when it promoted the professional and scientific standard of social work.Specifically，the social work guided by professionalism was addicted to case work and individual therapy，abandoned“social”mission of social reform and social justice simultaneously.The reason is that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can be fully used in case work，which accords with the professionalism’s“science”requirement.In addition，case work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income and social prestige of social work，which can satisfy social workers’“interest”demand.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evalence of professionalism，how to get back the“social”essence of social work has became a major issue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by professional world.
Keywords：social work；professionalism；de-soci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 0598(2019)01- 0072- 08
doi：10.3696/j.issn.1672- 0598.2019.01.009
* [收稿日期]2018-05-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SH066)“城市社区服刑人员的身份均衡及社会工作干预研究”
[作者简介]李伟(1987—)，男，陕西人；扬州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社会工作(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理论研究。
(责任编校：杨睿)
标签：社会工作论文; 专业论文; 主义论文; 社会论文; 个案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规划论文;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SH066)“城市社区服刑人员的身份均衡及社会工作干预研究”论文; 扬州大学社会工作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