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朱熹为张浚所作行状,对张浚的过度褒扬,对与张浚本人直接相关的富平、符离之败、淮西兵变事件的曲笔,为后人尤其是清人所诟病。行状的文体因素不可忽略,出于盖棺论定的意图,行状必然指向虚美隐恶。除了相关材料的缺乏所致偏听因素以外,由学说上的紧密联系、同样的主战立场而致的心理事实使得《张浚行状》的褒美几乎是没有其他可能性的选择。朱熹晚年的态度比较复杂,尽管懊悔率尔为文,在一些事情的具体看法上,他并未在了解更多细节后推翻前说,而是仍与《张浚行状》保持一致,如对于淮西兵变的偶然性、张浚早年对李纲的弹劾等等,不受当时舆论的影响,而是坚持自己的判断。以某篇行状中的叙述来证明某段史实是危险的,需要比较不同史书、家传、碑志、笔记等史料,互参之后才有可能得出审慎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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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类型: 期刊论文
作者: 管琴
来源: 文艺研究 2019年12期
年度: 2019
分类: 哲学与人文科学
专业: 中国文学
单位: 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分类号: I206.2
页码: 61-71
总页数: 11
文件大小: 213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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