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的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被认为是引领美国进入现代社会的重要阶段，美国也确实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工业化，具备了多民族移民国家——民族熔炉——的雏形。然而在这一时期鲜明而广泛的人口流动、阶级冲突、社会融合之外，社会阶层的固化现象亦十分鲜明，且对美国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该时期美国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固化现象为镜，以政治、经济和种族为切入点，映射出社会垂直流动性不足的特征，从较为新颖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本身。
关键词：镀金时代 工人 阶层固化 资本 移民
镀金时代与进步主义时期是美国转向现代社会的重要转折与过渡时期，在社会阶级、职业、地理等流动性大幅提高的背景下，美国工人阶级内部却出现了阶层固化的现象，本文拟结合美国的移民国家特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特征，对美国工人阶级阶层固化现象进行论证与分析。
一、国内外劳工史与移民史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的工人运动和移民现象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就劳工史而言，美国本土的研究始于康芒斯学派，他们主张美国没有阶级，只有“工作意识”，这种视角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忽视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肉眼可见的冲突，同时，却也对后来的新劳工史研究范式提供了启示。1963年，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出版了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书，将劳工史研究重心转向社会关系——“资本、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劳工之间的关系”，使劳工与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美国学者大卫·蒙哥马利曾与E·P·汤普森共事，他的Beyond Equality:Labor and the Radical Republicans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The Workplace,the State,and American Labor Activism等著作将新劳工史的研究范式引入美国。新劳工史研究脱离了马克斯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式，对阶级冲突对立以及阶级本身的存在提出了质疑。研究者从工人社区、工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角度切入，着重于共同利益以及工人群体的政治指向，以此证明美国工人群体的特殊性。当然，同时代也不乏强调阶级意识的文献，Sources of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便是一例。国内的美国劳工史研究得张友伦先生引介，受康芒斯学派和新劳工史研究的影响较大，近期的研究多以“工人中心”、工人社区以及劳工骑士团等工人组织为研究对象，对冲突的部分则有所淡化。
移民史方面，国内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美国研究者的著作和论述主要探讨移民与美国社会的融合，如阿杰辛格的Making the Amalgamated：Gender， Ethnicity and Class in the Baltimore Clothing Industry、罗伯特·威尔的Beyond Labor’s Veil:The Culture of the Knights of Labor和苏珊·布雷泽（Susan Breitzer）的“Only in America:A New Look at the Jewish Immigrant Working Class in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等。而中国作为移民来源地之一，保有大量关于华工的一手资料，这为国内学者研究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华工的历史提供了便利。《沉默的道钉：建设北美铁路的华工》《华人的旧金山》《美国华人史（1848—1949）》，都是近年来研究美国华人、华工的力作。论文成果同样颇丰，李其荣的《关于美国华工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是国内较早的关于美国华工的专题研究。蔡桂芸的《论十九世纪中后期在美华工的工作及待遇状况》详尽地描绘了美国华工的境况。张国雄，姚婷的《美国铁路华工的追梦与圆梦——基于侨乡视角的考察》则基于丰富的侨乡资料，对华工的“往”与“返”进行了线性研究。与此同时，国内外关于德国、爱尔兰、意大利、犹太移民的论著亦是数不胜数。
利用污水源热泵技术，在实现50万m2供热面积的情况下，可以减少燃煤用量0.95万吨。本项目实施后，通过推动清洁能源的利用，在调整热源结构、节约能源、改善环境等方面，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
然而，虽然美国劳工史和移民史领域均著述甚丰，关于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关系的具体研究，仍显不足。许多论著关注的是工人和移民与美国整体社会的交往与互动，却很少将目光投向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及其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著述多注重综合性，如《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种族简史》等。此外，刘星的《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爱尔兰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冲突与适应》探讨了爱尔兰移民与其他移民群体的冲突，但并未延伸到工人阶级的整体视角。刘文涛、杨成良的《十九世纪美国的德意志和爱尔兰移民之比较》对德意志和爱尔兰移民分布的地域、从事的工作以及群体的交往做了比较透彻的研究，同样也对工人阶级中爱尔兰人和黑人的关系进行了探析，实际上已体现出工人阶级阶层研究的研究趋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阶级分层与阶层流动性的视角，探析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固化现象，可以为这一时期的历史画卷添上必要的一笔。
11月21日，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和跨亚得里亚海管道在土耳其和希腊边境的马里查河实现对接。据了解，这两个项目都是“南部天然气走廊”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是“南部天然气走廊”计划中最长的部分，全长1850公里，2015年动工，今年6月开始供气。后者目前正在建设中，拟从希腊通过阿尔巴尼亚和亚得里亚海抵达意大利。预计2020年向欧洲国家供气。
二、白人移民工人之间的阶层固化探析
19世纪80年代，大量东欧、南欧移民涌入美国，工人阶级的构成再度发生变化。此前，爱尔兰人凭借其最大单一族群的优势，利用手中选票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实现了社会地位的上浮，不少爱尔兰人开始担任州和市层面的官员。而爱尔兰工人留下的空隙则被意大利人所填补。然而，虽然少数爱尔兰人通过政治渠道脱离了工人阶级，以劳动力讨生计的爱尔兰人仍有不少，他们常与竞争者——意大利工人、自由黑人——发生冲突。爱尔兰移民保持着传统的酗酒和斗殴恶习，他们聚居的区域生人勿进，有些社区甚至获得了“血腥老六区”“地狱的厨房”“圣·胡安之丘”等凶名。然而，在政治成功者的引领下，部分爱尔兰人开始向熟练工种和白领职业进军，这导致其族群内部分化出“棚户爱尔兰人”与“装饰考究的中产阶级爱尔兰人”两种类型。顾名思义，前者描述的正是爱尔兰工人阶级的状况。由于部分爱尔兰人的社会地位上升——由房客变为房东，工贼变为罢工者——其留下的身份则被意大利人和黑人继承，是谓“生态继承图像”。综合而言，在东北部工业带，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仍呈现出固化的特征：族群反映的技术熟练度和政治资本是阶层流动的固定标准与坚实门槛。
与以英德熟练工匠为主的第一代移民不同，第二代移民潮所包含的多是无一技之长的农民，他们来自意大利、波兰等东南欧国家，大多并非英语使用者，又多是天主教徒，这使得他们在知识、技术、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与熟练工匠阶层大相径庭，这意味着移民潮将为美国社会带来崭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工人阶级内部体现得尤为明显。
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方案中各界关注的焦点，亦是医改的重点和难点。新医改方案指出要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大政府投入，完善公立医院经济补偿政策，建立维护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的良性运行机制[1]。随着医改实施方案的出台，改革方案各项具体措施的实施对医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了解医院的经济运行状况对于更好地观察、预测补偿机制改革对经济运行产生的多重影响，以及公立医院改革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医院经济运行分析的相关研究中使用的框架、方法及指标进行整理，并提出相关建议。
最早成批抵美的华人多为农民，他们通过赊单制乘船跨洋，成为契约劳工，出卖自身劳动力还清欠款后便携带积蓄返华，改善家庭生活，也带回了关于美国和“美国梦”的种种见闻。19世纪40年代后期，加州“淘金热”升温，华侨将消息带回中国，数以万计的青年华人赴美寻梦。萨克拉门托的《每日联合报》和美国人口普查局都对华人矿工做了报道和调查统计。然而，作为外来者、人数又少的华人虽然有金可淘，却往往只能跟在白人后面捡拾“残羹冷炙”。在一夜暴富的巨大诱惑面前，白人矿工毫不犹豫地驱赶、排斥着华人矿工，把他们赶去最贫瘠或是已经开采完毕的矿区。华人矿工发挥吃苦耐劳的精神，仔细地犁遍了矿区的每一寸土地，虽然偶有横财，大多数人却依然生活得十分艰难。于是他们开始发展副业，如在旱季修治沟渠和堤坝，为白人淘金挣取佣金等。白人自身不愿费力做的活计便雇佣华人去做，两个群体的关系也逐渐转好。淘金热中也有印第安人的身影，他们认为华人势单力孤、和善可欺，便常常寻衅滋事，双方的械斗、流血冲突时有发生，往往以留下几具尸体作结。而白人只以此为茶余饭后之消遣，并不予制止。由此可以看出白人对华人和印第安人两个族群的真实观感；而华人几乎不可能冲破重重藩篱，从戏台跃上看台。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引导全体人民自觉践行，尤其是青年群体。而培育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集中于青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需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民族观和国家观。这“四观”是衡量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四个重要维度，有利于研究侮辱英烈现象对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
熟练工匠是骄傲的，而他们骄傲的资本就是自己的知识与技艺——商品制造独此一家，这可说是一种垄断。这些熟练工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故而在原则问题上团结一致；这些原则包括“定额”原则、对外对内都要有“男子汉气概”、各行业互帮互助等。“定额”是熟练工匠阶层道德规范的核心，是男子汉气概和互帮互助原则的依托。而男子汉气概内涵颇广，包括尊严、尊重、平均主义和男权至上等。此外，男子汉气概还指要对工人伙伴“讲义气”，即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去接“定额”之外的私活，也不能在应尽的工作中疏忽偷懒。例如1875年，费城Iron Heaters and Rollers Union的工匠们得知自家“兄弟”因对工厂管理的不满而遭受他人诋毁，他们不仅立即将谋私者及为其辩护的人逐出工厂，而且以罢工的形式迫使公司正式解聘两人。
游学产业链初步形成，管理日趋规范。游学产业属于教育和旅游的交叉行业，主要通过校外教育、教育旅游、户外活动、亲子体验、研学修学、人文旅行、社会实践、营地教育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向学生群体提供教育服务产品。从现有市场数据分析，60%～70%的份额由国内外合作学校直接对接而形成，20%被中介机构及教育培训机构的假期游学项目占据，通过旅行社组织的占15%，另外，这几年纯游学产品网络平台正在兴起。
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阶层固化现象呈现出鲜明的种族色彩，这在华工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华工是美国劳工史上无法一笔带过的重要群体，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为美国的铁路建设和加州金矿的发掘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在于华工的遭遇反映出的社会心态以及阶层固化的内因。
针对1870—1930年美国的欧洲移民数量，美国劳工史专家朱莉·格林（Julie Greene）提供了一组数据：奥地利4123000人，德国3564000人，匈牙利1290000人，爱尔兰2176000人，意大利4579000人，苏联3340000人，英国2832000人。虽然只是粗略的统计，却也可看出移民来源的组成及比例。这组数据反映的是第二代移民潮的景象，而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德国和爱尔兰移民两个群体。事实上，虽然19世纪早期和中后期的两次移民潮中都包含了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其成分却并不相同。1815—1882年被称作美国历史上的“自由移民”时期，而从德国和爱尔兰移民视角来看的话，我们显然无法将这一时段概而括之。事实上，19世纪20年代左右的第一代移民中均有大批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其中德国移民多为熟练工匠以及德意志西南部地区的农民，德裔熟练工人涵盖了木匠、面包师、铁匠、屠夫、鞋匠、印刷工、裁缝等职业，为美国相关制造业领域奠定了技术基础。而第一代爱尔兰移民常被称作“苏格兰—爱尔兰人”，盖因他们大多为清教徒，是受宗教迫害而非饥荒之灾而来到新大陆，他们多为自耕农民，人数相对较少。而自欧洲1848年革命和爱尔兰马铃薯饥荒之后，来到美国的德国和爱尔兰移民的成分发生了变化。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德国共产主义者受到迫害，纷纷逃往美国避难，这批人被称为“1848年逃亡分子”，卡尔·舒尔茨（Karl Schurz）便是其中代表。他们以《纽约晚邮报》和《哈泼斯周刊》等期刊为阵地，在工人群体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且助力了共产国际美国分部的成立，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铁路罢工、芝加哥干草场爆炸案等轰动全国的事件中也能看到他们的影子。而1840年之后的爱尔兰移民多是遭受饥荒之灾的农民和非熟练工人，他们聚集于美国东北部，承担了铁路建设、洗衣工、家庭佣人等体力劳动，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通过上述史实，我们不难发现，在19世纪80年代东欧和南欧大量移民之前，美国工人阶级中已呈现出英德裔熟练工人在上、爱尔兰体力劳动者在下的阶层分化。
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是美国迈入工业化、城市化，进而迈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北方的资本家们从英国引进了大工厂机器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大幅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以熟练工匠为标志的传统手工业受到冲击。工业化浪潮来临之前，美国的手工业还维持着作坊加学徒制的模式。熟练工匠主要是来自英国、德国、爱尔兰的第一代移民，工匠作坊联合成行业公会，掌握着各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熟练工匠自我管理生产过程。当时有“定额”（stint）的说法，即每天生产固定数量，只要干完即收工。这种定额由工匠自己决定，无视市场需求，也不受经理人的干涉。可以说，除了购买设备和原材料，以及销售最终产品之外，作坊或工场的拥有者对核心的生产过程无以置喙。后来任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主席的“大比尔”（Big Bill Haywood）对当时的情形做了精辟的概括：“工人之帽，经理人之脑。”
三、以旧金山华工为案例的固化原因探析
工业化浪潮与技术革新直接改变了资本家和熟练工匠之间的力量对比，劳动成本的降低和大量移民的涌入一拍即合，资本家和第二代移民各取所需，将熟练工匠置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面对廉价非熟练工人的竞争，他们失去了与工厂主平等对抗的资本，无法再保持“男子汉气概”；同时他们又不甘自降身价去做非技术性工作。他们自然拒绝坐以待毙：针对资本家和非熟练工人双方，熟练工匠都采取了应对。他们成立劳工骑士团、美国劳工联合会等工人组织，强调工人的团结与利益，打算以此为依托，与资本家进行谈判磋商，辅以罢工等斗争，力图维持平等对话的权利。然而如果我们深挖史料，便不难发现：这些工人组织虽然打着为全体工人的利益而斗争的口号，其实际行动却并非如此。劳工骑士团的纲领中固然传达了“无关技术熟练度和性别，对所有工人皆一视同仁”的意旨，然而在实践中，该组织仍然只照顾熟练工匠的利益。他们以技术熟练度为资本同资本家谈判，寻求进入社会上层的渠道。而缺失向上的资本，抑或推力的非熟练工人，自然被其抛诸脑后。事实上从一开始，熟练工匠与非熟练移民的社会需求就迥然相异：前者力图维持与资本家平等的地位，是以寻求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途径，故而一切的磋商也好，斗争也罢，都是为他们争取上升资本的手段；而后者的生存需求要先于社会需求，选择空间比前者小得多，本身的资本也几近于无，只能出卖劳动力，作为工厂流水线上的一环来换取生存所需。因此，就需求、资本与目标而言，熟练工匠阶层与非技术性移民工人阶层间本就有天然的鸿沟，这是造成阶层固化的原因之一。
然而，随着美国在内战前后引进英国的大工厂机器生产，半自动的机械化生产开始威胁传统的手工技艺。技术的革新使得熟练工匠的知识和手艺失去了“刚需”的特性，工业机器的发明与推广使非熟练工人也能进行产出。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著名实验甚至证明“即使愚笨迟钝，但只要工人言听计从，其生产效率也颇为可观”。非熟练工人这种“合作而非个人主义、最大化生产代替有限产出”的优点自然深受资本家的喜爱。与此同时，当时的美国工业人口不足以支撑急速扩大的生产和迅速成型的市场，所以镀金时代前期的美国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再加上同时期南欧和东欧的粮食危机和政治迫害，种种因素共同推动了镀金时代美国第二代移民潮的涌现。
1862年，联邦政府通过修建大陆铁路的法案，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共同承包了内布拉斯加到加利福尼亚西海岸的路段建设工程。铁路东段多为平原，施工便利，白种工人（主要是爱尔兰移民）纷纷受雇投入建设。而铁路西段绵延的落基山脉成为了最大的阻碍，原先受雇的爱尔兰工人效率低下，他们也以危险程度过高为由主动离开，这使得中央太平洋公司巨头克罗克将目光投向了华工。经过一番博弈之后，加州州长斯坦福试探性地雇佣了50名华工。这些华工的表现是惊艳的，斯坦福在1865年10月10日向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提交的报告中如是说：“他们非常勤劳，热爱和平，耐力也比其他民族强得多。这些华人的学习能力令人惊讶，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未来铁路建设工作中所需要具有的专业技术……”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赞颂之词，尽管每隔一段铁路都有着华工的墓碑，在1869年5月铁路建成的庆祝活动中，却唯独少了华工的身影。一名旧金山的法官纳萨尼尔·贝内特甚至说：“在加州人民的血管中，流着四个当代最伟大民族的血液，有法国人敢打敢冲的勇猛劲头；有德国人的哲学头脑和坚定精神；有英格兰人的不屈不挠的毅力；有爱尔兰人不知忧愁的火暴脾气。它们各自作出一份恰如其分的贡献。”历史虽已道出真相，但当时的华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依然不容置辩。
铁路建设热火朝天，与此同时，加州排华之声亦是甚嚣尘上。华工工资低廉，工作完成得又出色，与要价高又挑挑拣拣的白人劳工相比，高下立判。这引起了白人劳工的不满——产生了群体性的嫉妒和厌恶之情。他们在言语上诋毁华工：“华人是美国社会与道德的一大祸害——他们是社会颜面上的疥癣，是国家肌体上的脓疮——一句话，令人厌恶。”华人被冠以“苦力”“约翰支那人”“清克”等侮辱性称呼，被形容为“半人半魔，吃老鼠，衣着破烂，不懂法律，吸鸦片，廉价劳工，吮吸内脏……”在言语上宣扬华人威胁论之外，白人劳工同样制造了一系列暴力犯罪和屠杀事件。洛杉矶、旧金山、丹佛、罗克斯普林斯、西雅图和塔科马都留下了华人惨遭排挤、驱赶和屠杀的证据，而上文提到过的劳工骑士团在这些暴力事件中都扮演了推波助澜，甚至直接领导的角色。对华工的排挤和针对，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就业竞争的压力，但中立报纸《萨克拉门托联合报》拒绝接受这种解释：“加州只有五十万左右居民……矿工供不应求……可怜的华人干得多、赚的少。在城镇，他们根本不能白人技工竞争……”事实上，排华口号喊得最响亮、暴力行动最为激进的并非资本家，也不是熟练工匠，而是东段铁路的主要承建者爱尔兰工人。他们视排华为融入美国社会、增加政治影响、获取资本的途径，加上当时美国社会舆论深受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的影响，他们的血腥行为才披上了“合理”的外衣。从政党视角来看，爱尔兰工人手上握有选票，而华工——就政治资本而言——可说一文不值。所以，1876年加州政府发表声明，断定华人不可能与白人同化，才会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并演化成为更大的排华浪潮和更深的偏见。
从华工的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除技术熟练度和政治资本之外，美国工人阶级的阶层分化还渗透着种族主义的色彩。在劳动成本、劳动技术、工作态度等方面，华工胜于爱尔兰工人，却仍要遭到后者排挤和毁谤。与此同时，华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即便积攒了一定的经济资本，其突破自身阶层、与白人平权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中产阶级以学识为重，大资产阶级以资本为王；而在工人阶级中，种族、政治利益却占据了过重的分量，在各阶层间筑起了高墙。从该层面上讲，工人阶级中纵向的阶层固化，或许与阶级之间的冲突一样值得关注。
四、现代性再思考
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借工业化和技术革新之力，生产力大为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向现代转型。然而由于美国社会构成的特殊性，美国的工人阶级呈现出与其他社会转型期截然不同的面貌。欧洲民族国家也好，近代亚洲国家也罢，其工人阶级的成分相对较为单一，易于形成不容忽视的合力。而美国的工人阶级则由几代移民共同组成，这些移民工人的肤色、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技术熟练度等各不相同，在当时未定型的社会结构中，演化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和固化现象。种族主义盛行，导致各移民工人群体对“非我族类者”不存信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也助长了本土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城市中，移民各自抱团，住在相对隔离的社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他们的社会趋向是向内发展的。诚然，各移民群体通过政治（爱尔兰人）、经济（犹太人）、文化（德国人）等渠道逐渐融入并影响了美国社会，但也只发生在群体内部的少数手握“资本”的人身上——他们实现了阶级的跨越。而在工人阶级内部，由上而下的熟练工匠—爱尔兰工人—东欧、南欧工人—自由黑人、印第安人—华工的阶层分化十分明显；与此同时，各阶层间壁垒森严，技术熟练度、政治资本、文化习惯和种族特征混成不破的坚冰，阻塞了阶层流动的通途。在以人口大规模流动、社会结构富有弹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美国工人阶级的阶层固化现象，显得突兀又合理。
我们常以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为傲。诚然，美国的工业化确实加强了国家、地域间的流动性——铁路动脉的贯通、西进运动和西部淘金热、外国移民的大量涌入都是明证。而正是这些流动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与美国的工业化互相促进，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转型——这种水平的、空间的大规模流动确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然而，从纵向的社会结构来看，工业化时期的美国社会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具有流动性。我们看到的是垄断资本家勾结政府，熟练工匠举棋不定，移民团体群龙无首，中西部农民自成一派，唯有华工遭到几乎所有群体鄙弃，最终成为美国首个排除移民法案的指定对象。由此看来，在纵向的社会流动性，即不同社会阶级和阶层间的交往层面，美国的早期工业化社会——尤其是工人阶级内部——呈现出显著的固化特征。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工人阶级阶层固化现象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了现代社会难为人知的一面，我们或许可以以此为切入点，重新思考现代性的内涵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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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5-0241-05
[作者简介]田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美社会文化史。
责任编辑：张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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