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青年俞秀松是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力于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历程中留下了一连串深深的脚印，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俞秀松；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历史贡献
青年俞秀松是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他勇于担当，适应和顺应时代潮流，合乎社会需要，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留下了一连串深深的脚印。过去人们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很少注意到俞秀松等人的活动和作用，专门的研究和宣传就更加薄弱。我们纪念俞秀松，就是要在深化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对俞秀松等人的历史贡献给予更全面、系统的肯定，更好地学习俞秀松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理想信仰并为之奋斗一生、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当贝叶斯推断问题的准确结果很难得到时，我们可以使用质点滤波方法来进行解决；然而，为了使估计结果接近最优解，所需质点的数目必须与事件数目呈指数式增长关系。
一、俞秀松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俞秀松参加研究马克思主义，从他个人来讲，是确立人生奋斗目标，树立崇高信仰；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以后的中国化进程来说，则是积极的推动和推进。特别是俞秀松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后，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努力。
近代中国社会，晚清政府腐败没落，社会动荡，危机四伏，外国列强依仗它们的船坚炮厉，乘虚而入，巧取豪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中国，成了外国列强垂涎和争夺的市场，中国由一个有着灿烂文明和辉煌历史的东方古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从1840年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就为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生于1899年的俞秀松正好20岁。他参与领导杭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罢课、游行，是重要的学生领袖。1919年8月，他参与创办《双十》周刊（后改名《浙江新潮》），任主编。他撰写《发刊词》，指出改造社会的责任要落到劳动阶级身上。1920年1月，俞秀松赴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第1组，同时在北京大学旁听李大钊等讲课。3月，工读互助团宣告失败后到上海。4月，参加《星期评论》社工作，并到厚生铁工厂做工。5月，参加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发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当时传入中国的新思潮新流派很多，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可谓五花八门。俞秀松在1930年所写的自传中谈到这期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1920年3月，我到上海……在上海生活的最初日子里，我认识了戴季陶（国民党的理论家）、沈玄庐等人。他们多方面帮助我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十月革命。”[1]
俞秀松回忆道：“根据党的委派，我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现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夜校和俱乐部。参加成立了一些工会组织（如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同时我还担任了《劳动界》（上海党团组织的机关刊物）等刊物的编辑。此外，我还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外国语学社’，我们党最近几年的积极分子几乎都是该社的学生。”[19]这里所说的外国语学社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六号，这里既是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校舍，也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的所在地。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校长为杨明斋；俞秀松为秘书，负责日常事务。
但是，当大多数人都主张称“共产党”，特别是李大钊也如此主张时，陈独秀也就不再坚持己见。张申府回忆说：“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还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见，我们回了信。”[12]对张申府的回忆有不同的解读。在俞秀松日记未被发现以前，一般的理解是，陈独秀就是叫“社会党”好还是叫“共产党”好，请李大钊定夺，李大钊定夺叫“共产党”，于是就叫“共产党”。但是，在俞秀松日记被发现以后，更合理的解读似乎应该是：陈独秀写信给张申府告知成立了“社会共产党”，要求在北京也建立党组织，或许还介绍了相关争论情况。李大钊觉得将“社会”与“共产”放在一起是叠床架屋且模糊了党的主张，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毕竟是有区别的，党的主张应该更明确其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并且考虑到共产国际方面也是如此意见，李大钊告诉陈独秀：还是称“共产党”好。于是陈独秀在组织名称问题上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其关于“社会党”主张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陈独秀主持下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13]
二、俞秀松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俞秀松参与发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酝酿和建立，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创立。
1920年春，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俞秀松在1930年所写的自传中记述，他于1920年3月到上海后，接触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有时我还去陈独秀处，当时他从北京来到上海，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3]对于这次会议，施存统的回忆是：“1920年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陈独秀家里集会，沈玄庐拉戴季陶去，戴到时声明不参加共产党，大家不欢而散，没有开成会。”[4]陈公培也曾回忆到这次会议，在参会人员方面，他和施存统的回忆基本一致，只是时间上有差异。陈公培回忆“这次会是1920年夏举行的”[5]。这样，关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会议就有春、夏、6月三个不同的时间。俞秀松所说的春天，以公历记是指2、3、4三个月。考虑到俞秀松是3月27日到达上海的，所以他所说的“春”，可以推测到4月份。
上海中共早期组织成员袁振英的回忆提供了另一版本。袁振英回忆说：“1920年5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俞秀松、叶天底、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渔阳里（后改新铭德里）6号（有的人说在李汉俊哥哥家里，我记忆是李汉俊哥哥曾租此屋，李达和李汉俊曾住过此地，但到我们去开会时是戴季陶住地）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6]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局即采取措施，由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太雷着手恢复和加强青年团工作，青年运动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局的要求，选派一批党员投入整顿和重建青年团的工作，使各地青年团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俄国学者舍维廖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中提出，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这样，上海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7]周佛海于1942年写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描述的情况与此极为相近。
周佛海回忆说，1920年夏天，他从日本回国到达上海，因故不能回湖南省亲而到杭州“住了三个多星期，因为热不可耐，仍旧回到上海”。“到了上海，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现在似已为铭德里）二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人吴庭斯基在座……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是赞成的。经了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8]
在舍维廖夫所说的“不久”之后，也是周佛海所说的“经了几次会商之后”，“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9]。
三、俞秀松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名称的确立
关于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由来。施存统在回忆新成立的党组织名称时指出：“一开始就叫‘共产党’。”[10]但据近年新发现的俞秀松日记证实是“社会共产党”。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的日记这样写道：“我此番所以发生知识欲底原因，（1）爆发于此番长期烦闷之后，觉得一切问题，以我现在的知识，决不能[去]解决的；（2）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此后，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瞭很正确的观察，应取甚样的方法来改造他是不行。这两层原因，实是我底知识欲复活的原因了。”[11]日记是当时的记录，应该比几十年后的回忆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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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中上旬的那次会议将新成立的政党称为“社会共产党”，是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下子放进了党的称谓中。当时的国际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名称中多数是“社会[主义]”，只有俄国等少数国家称“共产[主义]”，共产国际在其成立后要求新成立者都称“共产党”。当时之所以称“社会共产党”，有可能是多种主张博弈的结果。以陈独秀等人为一方，主张称“社会党”，而以共产国际方面维金斯基等人为一方，主张称“共产党”。双方暂时妥协，合称为“社会共产党”。
俞秀松也在此过程中通过学习和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为十月革命是解放人类摆脱压迫的唯一道路”[2]。从此，他为了人类的解放，为了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坚定地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十月革命为榜样的革命道路。特别是俞秀松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后，注意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积极努力，这也为青年团组织的建立和在各地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四、俞秀松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纲党章的起草
俞秀松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党纲和党章的起草。早期组织起草党纲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最初萌芽。成立中国共产党，它的性质和宗旨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它的最后目标和最近目标是什么？它的组织架构如何？它的内部机制如何？它对党员有什么样的要求？一系列有关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构想，都需要固化下来，使全党有所遵循，使社会有所了解。所以，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酝酿开始，起草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就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发起人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俞秀松任书记。”[18]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创建共产党的活动中，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的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当时中国尚无青年团组织。所以，俞秀松根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授意，承担起了联络各地建团的责任。上海青年团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联络各地建立团组织。而在发往各地的团章中明确规定：“正式团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团机关代替团中央职权。”在俞秀松为书记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联络下，也是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从1920年8月至年底，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相继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设在上海)成立，俞秀松任书记。到同年5月，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宣告成立。
五、俞秀松和中国的青年团组织
俞秀松是中国青年团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创立了中国青年团组织。为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培养大批青年干部和青年精英，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0年6月中上旬召开的会议，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或劳农专政），（二）生产合作，其他还有党的严密的组织等。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临时领导人[14]。施存统回忆：“第二次，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5人起草党纲。”“我们5个人起草的是党纲，不是党章，共10余条，内容已记不清，大概提到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等。那时我们没有看到苏共党章，我们的纲领，只是根据很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拟订出来的，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不久，我和陈公培出国。陈公培抄了1份党纲去法国，我抄了1份去日本。……我于1920年6月20日去东京。”[15]俞秀松在自传中提到：“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我们党的存在（当然，我们党正式存在是在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事情），并选举陈独秀为临时书记。他被委派负责在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16]据此，可以推测，这次召开于6月“中上旬”即6月20日之前的会议，起草了党纲。施存统回忆是集体起草，也就是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都各自提出对于党纲的看法和意见。具体的执笔者可以推断是李汉俊[17]。
经过仔细观察，他们发现这两种发光的蛋白质代表不同的突触类型，论文作者解释道。大脑的每个区域都有一个典型的“突触体签名”。就像指纹有着不同的形状和大小一样，大脑的不同区域似乎也有着含有不同蛋白质组成、大小和数量的突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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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就是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青年团组织。现在保留下来的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教职员名单共65人[20]。教员中，杨明斋、维金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王元龄教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学员主要由各地进步组织介绍入学。学生人数从二三十人至五六十人，其中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30多人。
1954年2月23日，曾参加党的创建活动的李达在一封信中谈到上海外国语学社。他说，1920年“夏间，内地有许多青年脱离了家庭，离开了学校，去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和民国日报觉悟栏编者邵力子。党在上海发起以后，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租定新渔阳里六号作为容纳那些青年的处所，并介绍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派俞秀松同志（党的发起人之一）负责主持。这些青年大约有二十人（罗亦农同志在内，他当时叫罗觉）。在这幢房子外，还挂上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请国际代表威丁斯克（编者注：即维经斯基）的夫人教俄文。我当时曾在那里学习过”[21]。
1922年1月，俞秀松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月30日，又参加了历时3天、有67人参加的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代表多数在25岁以下，也有年龄稍大的代表。当时的一些青年组织甚至有40岁以下的人加入。而新成立的青年组织则一般都叫“青年团”，以区别于原来的组织。[25]俞秀松参加了这次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共产国际建立了正式联系。
但是，因各地团组织还没有组成全国统一的领导机构，并且还只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团体；同时早期团员成分复杂，信仰不一；再加上经费缺乏、人员变动等原因，到1921年5月前后，上海及一些地方的团组织便停止活动。
二是当前企业改革发展进程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多发，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部分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工作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还不能有效掌握和运用，应对复杂形势的有效方法和手段不多，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反应能力不足，经常处于被动应付状态。
不论是施存统、陈公培的回忆还是袁振英的回忆，都将俞秀松列入在上海召开的讨论和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人员之中。而俞秀松的自传也比较具体地回忆到当时的情况。所以，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成立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不久，还写信给湖北的董必武、张国恩等，推动他们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俞秀松参与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最初尝试，这是一件很有创意，也是需要勇气和探索精神才能坚持下来的事。
陈漫(1971-),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本科，经济师，新疆新能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人，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来自上海、南京、北京、天津、保定、唐山、太原、武昌、长沙、杭州、广州、潮州、佛山15个地区以及临时中央局的25名代表参加，代表全国5000余名团员。俞秀松参与筹备青年团一大的总务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专门负责大会的提案、章程和党纲等事，预先起草后供大会讨论。在此次大会上，俞秀松被选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蔡和森、方国昌（施存统）三人驻上海，也就是团中央机关所在地。这样，方国昌任书记，俞秀松任经济部主任，蔡和森任宣传部主任，团中央机关的工作机构就设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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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俞秀松和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
俞秀松不仅活跃在国内的政治活动之中，而且在莫斯科的国际性舞台上也十分活跃。1921年3月，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俞秀松前往苏联，准备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5月16日，在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提供的证明后，他赶到了莫斯科。[22]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安德烈大厅召开。605位代表来自55个国家、103个组织。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名单上有这样一则记载：“中国共产党代表1人，中国青年团代表1人。”[23]这里的两位代表，就是张太雷和俞秀松。在这个意义上，以来宾身份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俞秀松是代表中国青年团登上国际舞台的第一人。
社会支持可以定义为一定社会关系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行为。一项研究采用肖水源设计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 QOL-BREF）两种工具测量乙肝肝硬化患者的生活质量结果显示，社会支持与乙肝肝硬化患者生活质量呈正相关，社会支持水平高，生活质量就高，说明社会支持是影响乙肝肝硬化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5]。
值得一提的是，俞秀松还和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直接给共产国际三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指责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是十足的政客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要求取消江亢虎的社会党和姚作宾的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会议资格。[24]俞秀松和张太雷的抗议信发挥了作用，江亢虎和姚作宾都被取消了代表资格。虽然江亢虎的代表证被收回后又发还，他还参加了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但俞秀松和张太雷要求共产国际不要理睬那些冒名“共产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意见，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
1921年7月9日至7月23日，青年共产国际（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召开。出席大会的有48个青年组织的135名代表，俞秀松代表中国青年团出席。会后，俞秀松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宣传马克思主义，带领团员和青年深入工农群众，配合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吸收先进青年工人和学生入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后备力量。从俞秀松个人来看，他不仅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参与创办上海外国语学社培养青年干部并负责日常事务，还参加编辑《劳动界》，同陈独秀、李汉俊共同创办上海《店员周刊》。1921年初，俞秀松还担任了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
1922年3月，俞秀松回到上海，随即到杭州参加创建当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4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书记，从事工人运动与青年工作。同月底参加广州党的领导干部会议。5月，以上海青年团代表身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经济部主任。有俄国学者指出：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远东大会等闭幕后不久，中国、朝鲜、蒙古等国就召开了青年同盟或青年团代表大会，根据大会的决议精神，通过了各自的决议。[26]
七、俞秀松与国共合作及统战工作
1922年7月，俞秀松任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西湖会议后，俞秀松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9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俞秀松积极参与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月，俞秀松被选为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1月，俞秀松抵福州，担任孙中山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一等书记官。1924年4月回杭州，任中国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5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10月，任青年团江浙皖区执行委员会兼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月，俞秀松担任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主任，参与起草指导全国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后，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
1925年10月，俞秀松第二次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担任留学生队领队。毕业后留校任教。1927年11月，他又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任中共旅莫支部委员。1933年，因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江浙同乡会”事件及他人参与联共(布)党内的托洛茨基派之争受牵涉，被调往远东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任《工人之路》报副总编。
1935年，斯大林应新疆军阀盛世才邀请，选派25位在苏联工作的中共干部，由俞秀松(化名王寿成)率领到新疆工作。1935年6月，经联共（布）中央派遣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俞秀松为迎接突围入疆的西路军战士与从事抗日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先后担任新疆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督办公署边防处政训处副处长、航空学校政治教官、军官学校政治教官等职，并主编《反帝战线》杂志，主要从事对盛世才的统战工作。
创建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港，以此集聚创新资源、吸引高价值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技术落地实施、交易流转和转移转化，为我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项目、提高与沿线国家贸易额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最根本的是，通过知识产权港的建设，汇聚外部先进创新要素和技术资源，以外源性技术动力推动广西产业升级，壮大广西产业规模，并由此逐步培育和形成一批运营规模较大、创新能力强、市场竞争能力较为充分的区域性国际跨国公司，从源头提升广西对外合作的内生能力。
其次，人际情绪管理的测量工具非常有限.Hofmann等[21]编制的《人际情绪管理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为实证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该问卷以白人为研究对象，其普适性仍有待进一步考察验证.
在新疆期间，俞秀松与盛世才二妹盛世同（后名安志洁）恋爱。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奉斯大林指示，要求俞秀松与盛世同结婚。还有一说是经过斯大林批准，俞秀松与盛世同于1936年7月结为夫妻。西安事变后，俞秀松编写各种资料，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敦促蒋介石抗日救国，在定期举办的反帝会员训练班里，讲授马列主义哲学课。1937年12月，他被王明、康生等人诬陷为“托派分子”。12月27日，盛世才奉斯大林命令，代为逮捕俞秀松。1938年6月25日，被押往苏联，关入阿拉木图监狱。12月，被押往莫斯科。1939年2月21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当日在莫斯科被枪杀，时年40岁。
1961年11月，俞秀松之父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给俞秀松平反。12月，俞秀松家属收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追认俞秀松为革命烈士的信》，并收到了由毛泽东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82年，《纪念证》换发为《革命烈士证明书》。经过俞秀松之妻安志洁漫长而不懈的申诉，1996年9月，俄罗斯军事检察院根据1991年10月18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关于给予在政治大清洗中受害者平反法》第3条，下达了对俞秀松的《平反证明书》，为其恢复了名誉。①
俞秀松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从青年时代便追随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着中国人民的幸福、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俞秀松如同挺拔的秀柏苍松，永远屹立在祖国大好河山的高山之巅。俞秀松的崇高精神和历史功绩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行。
注释
①主要参考资料：《浙江省人物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新疆历史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共上海党志》（第十二篇），《虹口区志》，《绍兴市志》（第44卷），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上海党史大典》。
参考文献
[1][2][3][19]俞秀松.自传（1930年1月1日）[G]//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230.230.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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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佛海回忆录[M].上海：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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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2/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8-0006-07
作者李蓉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叶成林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馆员
■ 责任编辑：晏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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