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简述朱子经典诠释实践是儒家经典实现由 “注疏”到 “义理”经典诠释转向的典型代表。阐述在 《大学章句》的诠释实践中，朱子通过补 “格物致知传”及对 “三纲八目”理论架构的重新梳理，实现其解经方法从汉儒训诂到推衍文义的转变；另一方面，朱子从涵养、践履的工夫论角度出发进行哲学诠释实践，在客观上建立起一整套以理学为核心的方法论与本体论统一的新儒学体系，使其经典诠释活动超越方法论的局限进而将传统诠释学提升到哲学诠释的高度。
关键词：朱子；大学章句；哲学诠释学
儒家经典诠释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历史过程。从最开始的作为诠释起点的 “经”，到其后揭开诠释帷幕的 “传”，再到后来系统化、权威化的汉唐 “注”“疏”，具有鲜明的层级性。及至宋代理学兴起，儒家经典诠释开始向注重经、传义理的阐发转向，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诠释新范式。宋学 “义理”诠释风格的产生，与汉唐的经典注疏学有极大区别。“义理”诠释不像汉唐注疏那样沿着传统诠释的积累和层次不断延续下去，而是探寻根源，以寻求对经、传“原意”的领会，因而对于前人的注疏结果常常不那么重视，有些宋儒甚至会有意识地偏离。从诠释方法而言，这些宋儒们很多并不遵循汉唐一般经解的语言学、文献学惯例，而是注重对经典思想内容的探索，通常会以自己的认知心性去进行体悟。当然，“义理”的诠释方法其实也不是宋学才有，以一个较广的角度来看，经、传自身原本就具有特定的内涵，而内涵就是义理。也就是说并不是宋学兴起以后 “义理”之学才出现的，因而本文所言 “义理”只是为区别于经典解义形态，即其是相对于训诂、注疏等方式而言。《大学》作为“四子之阶梯”，而朱子的 《四书章句集注》是宋学义理诠释的典型，其中 《大学章句》是朱子义理诠释文本中最具代表性的。
一、由“注疏”到“义理”的经典解释转向
朱子 《大学章句》的诠释从形式上看似乎仍属于汉唐旧有的注疏之法，但其所阐释的思想义理却与旧例不同，是一个全新的理学体系，这点与古本 《大学》所存的注疏之学有很大区别。其在释 《大学》时首先使用 “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1]的章句体，认为解经“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2]但同时又不局限于训诂，提出 “解说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则水流不碍。”[3]437也就是说解经除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之外，还需 “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3]162为了更好地理会并自得，其在 《大学章句》中采用经传分离的方式，并列 “三纲八目”，注 “明明德” “新民” “止于至善”， “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4]3在 “致知在格物”下注 “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4]4其在 《大学章句》的诠释中使用的这些新的注解样式，从客观上降低了对原有文本的依赖性，从而为其灵活地阐释经义及阐发思想留有极大余地。
此外，朱子除了注 《大学章句》以外还有“或问” “讲义”等其他一些文本，这些样式的文本与经传文本有所不同，使用问答等方式，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扩大了诠释者的诠释空间，使其思想能够极大程度得到发挥，进而使义理之学体系建构成为了可能。相对于汉唐注疏而言，朱子的 《大学章句》在结构形式上对古本 《大学》进行了较大的改造，从而使解释者的思想义理能够比较自由地发挥。在另一方面，解释者对于文本的介入和融合性也更深，进而为文本的理解拓展出更大的诠释空间，也因此使文本有了更强的诠释性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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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视义理诠释，意欲通过 《大学章句》实现 “礼理融合”的朱子而言，与读书之法一致，解经也需 “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5]可见，在解释的活动过程中，个人的认知、体悟及实践构成了诠释学效应的基础，文本意义的阐释正是在诠释者有效的挖掘能力及诠释对象的确定性的交互作用下才得以完成，因而解释者自身在进行解释时主体意义的存在极为重要。朱子在释 《大学章句》时，从涵养、践履的工夫论角度出发，重视“以身体之，以心会之”的诠释实践活动，把诠释者自身的体悟、践行融合到解释对象所表达的内涵中，让经典文本的解释过程成为一项具有双重涵义的活动。
二、朱子 《大学章句》哲学解释实践
朱子注解 《大学章句》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从最开始没有分经传的 《大学章句》到后来的补写格物致知章的 《大学章句》，其间经历了多次的移易改动，才最终形成了一个最能发挥其理学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古本《大学》相比，朱子的 《大学章句》综合了程本与旧本的主要思想，进一步推陈致新，补 “格物致知传”，完成了解经方法从汉儒训诂到推衍文义的转变，这也是其学问著述由博返约的体现，而其意欲通过 《大学》以重新树立圣人之教、为政之道和成德之事的思想也由此解经过程表达出来。
1.《大学章句》之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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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德”的重要途径是 “新民”。与古本《大学》具有政治色彩的 “亲民”不同，朱子的“新民”意在使人自新其心以明其德，因而 “新民”是 “明明德”的逻辑延伸，也是 “明明德”的最终完成。朱子用 “自新”解释 “苟日新”，将 “新民”解释为 “作新民”，同时又用文王的可践行性来做例子，以辅助论证 “自新新民”持久钻研之后必能实现 “至善”。从教化作用的角度而言， “新民”无疑比 “亲民”更能论证“至善”的可实践性。由此可见，朱子的 “新民”是一条内圣的路径，这是朱子对 《大学》原文本所赋予的新涵义。
《大学章句序》以总论的形式体现了朱子的《大学》思想，是朱子对 《大学》诠释转向的一个重要说明。
篇名与书名之别其意义不仅在于 “大学”释义之变化，更在于汉学与宋学两种学术系统的差异。古本 “大学”之 “学”释为学习场所在朱子学兴起之前是较为当然之事，然朱子释其为“大人之学”后，该词究竟应当如何释义便成了一个从阅读起点开始就存在的分歧与争议。
(2)《大学章句序》对 《大学》的解释转向
作为 《礼记》当中的一篇，“大学”本也是作为篇名。朱子将其抽取出成单独一册，并在其《大学章句序》中云:“《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4]序至此，篇名转为书名，其释义也发生改变。作为篇名的 “大学”，郑玄注其为 “太学”，指学习的场所，即学校之意。《礼记》中许多篇关于 “学”字的使用，均表此意，如 《礼记·学记》篇中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痒，乡有序，国有学”[6]。而作为书名的 《大学》，朱子释其为 “大人之学”，在 《大学或问》(卷一)中有:“或问大学之道，吾子以为大人之学，何也?曰:此对小子之学言之也。”[7]小子之学为小学，大学即是对小学而言。
“八条目”即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 “三纲领”的进一步延伸， “三纲领”引导人们注重心性修养，“八条目”则指明具体方式， “三纲八目”总体结构是一个互相关联、由此及彼、充满逻辑性的整体轴线，以 “格物”为起点，以 “平天下”为目标，构建了一套囊括 “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理论体系。朱子用尽心力编修 《大学章句》，重新解释 “三纲八目”，其目的就在于重新树立圣人之教、为政之道和成德之事。
第一，论述了大学作为教育制度建立的人性论依据，指明教育与人性的关系，为其后的“格物致知论”奠定基础。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稟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4]序朱子认为，人人都先天地具有上天所赋予的仁义礼智之性，但这也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知其性，或都能够全其性。因此，教育具有必要性，人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和消除气质不纯的影响。朱子认为，圣人因其气质纯粹故可教化他人，通过圣人的教化可以恢复每个人的本性，这就是 “复其性”。因此， 《大学章句序》经由开篇的 “知其性”“全其性” “复其性”这些语义，以说明人性的根本及其真实状况，进而说明教化育人、教育与人性的关系。同时，教学相长，有教即有学，经由教育使学习者 “知其性”“全其性”“复其性”，而学习的重要途径即“格物致知”，这也就进而为其后所释的 “格物致知”作注脚。
第二，指出化民成俗的重要性，使 《大学》的主旨由圣帝明王之学转而成为普通民众修身的基本经典。“夫以学校之设，……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4]序教育的对象经过学习，从而不脱离日用人伦。也正是通过学习，使学习者能够更加理解自己本份，从而在其本位上能够尽心尽力、恪尽职责。当每个个体都能在自己的本位上尽力而为，那么自然而然地，国家就能实现化民成俗的目的。由此，《大学》的主旨就由圣帝明王之学转而成为普通民众修身的基本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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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解释 《大学章句》经传分章之缘由，论证其经传分章的合理性。“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4]序说明其是继承了二程，顺应时代需要而重新编定章次，以阐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进而著成了 《大学章句》。
2.《大学章句》“三纲八目”内在逻辑性
与 《礼记》中的其他篇目类似，古本 《大学》并不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而朱子所重新诠释的 《大学》，其目的则是要按照文本自身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给 《大学》建立起一种内在秩序。他通过对 《大学》的重新解释，使 《大学》的主旨发生转化，成为普通民众修身的“为己之学”。而如何实现 “为己之学”，朱子认为，可以通过 《大学》的 “三纲领”，即 “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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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静、安、虑、得。定、静、安、虑、得是 “知止”而带来的各种心理状态与境界，这是 “内圣”的心性修养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因此，朱子对“三纲领”的解释并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的，其目的也并不是要建构一套认识论的体系，而是要从自身身心性命的角度去体验实践先贤的嘉言懿行，这是一个由 “内圣”转向 “外王”的过程，这个过程又是通过将 “三纲领”化为“八条目”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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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所释的 “新民”， “明明德”是基石，“止于至善”又是其意义指向。 “止于至善”为最终归途，是 “明明德”与 “新民”应该达到的目的与境界。 “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4]1由此可知，朱子认为 “至善”是最为根本的价值原则。“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于至善，只是规模浅狭，不曾就本原上着功，便做不彻。”[3]397若明德、新民只是略知而未做到极致，那只是善而非至善，做到“善”并不难，难的是做到 “至善”， “至善”便是要做到 “极致”。
《大学》古本中的 “明明德”主要指对承担治理国家等重要责任的贵族的一种道德上的要求，朱子的 “明明德”与古本含义不同，其中“明明德”的第一个 “明”是动词，意为去除遮蔽、恢复光明，属于工夫论范畴；而 “明德”则是名词，指 “本体之德心”， “明明德”也就是明其本心，以明的践行工夫来恢复 “心之本体”。朱子在解释中融入如气质之性、心性本体等理学的一些基本思想，赋予 “明明德”以不同于古本 《大学》的含义，集合了工夫论、本体论、心性论，从而使其 《大学》解释具有了理学的基本特点。
(1)篇名 《大学》与书名 《大学》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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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典解释中“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
朱子对 《大学》的重新解释源于此前 “六经”文字的残缺不全、艰涩难懂，而历代注家又众说纷纭，使经典文本原意被歪曲或被误解，导致后世学者无所适从，因此朱子意欲作一言近旨远、明白平实的 “四书”，以便于学者切己领会，身体力行。他的这种思想与现代西方解释学中的某些解释理念相近，如施莱尔马赫认为，文本的真实含义并不是人们直接看到的那个意思，要掌握文本的意义，就得通过对产生文本的现实的生活环境及特定的历史场景进行严格精确的重构才有可能实现[8]3。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经由某种特定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系统的解释才可能获知文本的本意。这种解释学方法论试图通过对解释方法的掌握去解开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密码，从本质上而言属于一种重建的解释学。
朱子的解释学从其本意出发也是试图作一重建意义上的解释学，他的本意是想要通过系统的解释方法尽可能恢复、回归圣人本意。然而，朱子的 “重建”与施莱尔马赫等人的 “重建”不同，朱子的 “重建”并非指重现文本原意，而是重现文本背后的作者的原意，即圣人本意。于朱子而言，经典文本本身并非目的，经典文本背后的圣人意图才是其探索追寻的目的。然而，也并不意谓着经典文本本身不重要，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与解释是一条回归圣人本意的重要及主要的途径。
回归文本，抑或回归文本背后的作者原意，是朱子诠释思想与西方现代诠释学的重大区别。如前所述，朱子的 《大学章句》是对二程 《大学》思想的推陈出新。二程重释 《大学》，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4]3从道德修养角度对其主旨进行总结，作《改正大学》，意图开创一个新的儒学传统，想要使儒学从经学向新儒学转向。其中，程颢改本的篇章结构为 “三纲，释三纲；八目，释八目”；程颐改本的结构则是 “三纲八目，释格致、释三纲、释诚意以下六目”，尽管二者改本各不相同，但此举无疑意味着古本 《大学》存在错简且可分纲目、经传并可重新阐释。二程通过对 《大学》的重新诠释，将 《大学》作为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朱子继承了二程这一思想，以 《大学》为载体建构和完善自身道统思想体系。他在探寻义理与新儒学传统这一前提下，融合训诂学与义理阐释，摒弃汉魏儒者 “只是训诂”而不阐发义理的治经路数的同时，扬弃了二程过分重视义理不重视训诂的解经思想。朱子重释旧本 《大学》，作 《大学章句》，进而实现其创建新儒学的目的。朱子的 《大学章句》一方面展示了宋代经学以义理阐发为主的时代精神，避免了 “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9]，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修正了宋学的流弊，避免了“上而经筵，下而学校，皆为支离曼衍之词。说者徒以咨口耳，听者不复相问难，道愈散而习愈薄矣”[10]在诠释传统上跨过汉宋诠释学的鸿沟，具有一定的融合汉宋诠释学的新趋势。正是由于朱子这种既注重训诂方法又注重义理阐发的诠释方法，从而使其对 《大学章句》的诠释具有哲学解释学的本体论意义。
然而，是否可以通过文本回归圣人本意，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而言这本身是不可实现的，如加达默尔所提出的 “效应历史意识”，即人们能够发觉自己在理解文本时产生的偏见，但这种偏见本身也是带有偏见，对文本无偏见的理解本身不可能达到，也就是 “在事件本身中”理解事件产生的理解并不真实可靠[11]。由此，文本本身不可信，圣人本意更是无法探测。但并不意谓着对圣人本意的追寻是没有必要的，哲学解释学的意义在于，因为历史的流动性，历史情境的不可再现性，使得文本及文本背后的圣人本意不再只是消极的研究对象，而是具有无限可能的意义源泉。
因而，朱子对 《大学》的重新解释，于主观上而言是意欲重建圣人本意，但因发生在理解活动中的调解必须更改所说的东西，以便使这说出的东西保持为原来的东西。“实际上，同一性和可变性这两个因素不可分割地相互依赖并共存于解释的过程之中，解释的本性就是用不同的方式说出相同的东西，而且，正由于是用不同的方式说，它们才说出了相同的东西。如果想通过纯粹的重复在今天说出两千年以前说过的相同的东西，那末我们仅仅是想象我们在说相同的东西，而实际上我们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12]因而，欲回归圣人本意，必须改变理解与解释的方式，而这又是方法论所无法达到的，只能借助义理阐释完成，而义理阐释过程本身具有哲学解释学的效力，从而使朱子在客观上建立起一整套以理学为核心的方法论与本体论统一的新儒学体系。
也有少数学者对于创客空间的开设，图书馆有没有资金、技术等能力建设创客空间以及如何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认为需要谨慎考虑。刘兹恒，涂志芳（2017）指出，图书馆应当保障最基本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其核心能力是为用户提供信息资源服务，而开设创客空间仅仅是为这种服务提供工具；从空间意义上来讲，创客空间不仅仅是一个供创客实践的场所，更应该是创客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中心、创业创新经验的共享平台；从服务目标层面看，创客空间最该注重对创客们创新意识的启迪、创新能力的培养；总而言之，创客空间同馆藏、技术设备、网络等一样，是图书馆整体的一部分。
四、朱子哲学诠释实践的意义
在朱子 《大学章句》哲学诠释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将诠释活动从根源上定义为是一种涵养、践履的工夫。朱子思想的阐发及诠释体系的建立是基于其对经典的不断体悟和探索，而这种诠释实践反过来又影响着他对经典的解读与阐释。这点与现代解释学的观点不谋而合，即具有真理性的知识并不只是客体的表象或对客体的反映，而是表现在对客体的改变。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和解释文本其最根本目的是反求诸己，也就是通过理解和解释文本进而理解和改变自身，这才是哲学解释学的意义，而不是将理解与解释当成纯粹的简单的经典文献解读或解读自身与他者的传统。对于朱子而言，文本诠释过程不但是文本理解的过程，其实也是涵养、践履的工夫，而涵养、践履则是成圣成贤所不可或缺的修身与自我历练活动。朱子认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无疑是成为圣贤，如若能同圣贤般 “知明处当”，能够自觉并合乎天理地安身立命，那必定是最有意义的人生。朱子将文本诠释行为看做是涵养、践履的工夫，这也说明其从生命活动的最为根本的诉求来定义诠释行为的地位和性质。
朱子通过对 《大学章句》的哲学诠释实践，不仅给后人创立了训诂与义理兼具、汉学与宋学博采的经典解释典范，同时其 “格物致知”“诚意”“礼理融合”的诠释活动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总体而言，哲学解释学并不只是关于理解的理论，而是理解理论的理论。“但这种唤起意识的形式都来自于实践，离开实践将是纯粹的虚无，这就是从解释学的问题出发所重新证明的知识和科学的特殊意义。”[8]642哲学解释实践首先应当是理解者进行历史实践的一条重要路径，不应理所当然地把它看成是一种解读文本的方法，尽管为了文本的理解同样也需要方法。因此，在实践这一前提下，哲学解释学其实是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传统古典阐释学与具有现实性意义的哲学解释实践在存在论的基础上融为一体。
朱子作为一代大儒，其著作能够经久不衰、流传久远，影响中国社会几百年，与其哲学性地重建经典、创造性地诠释实践分不开。这对当今如何应对全环化挑战，博采众长，诠释传统，推陈出新，提升文化自信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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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 Exegesis of Zhu Zi "s Chapters of the Great Learning
CHEN Meirong
(School of Marxism，Putian University，Putian Fujian 351100，China)
Abstract:The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practice to Confucian classics by Zhu Zi is serv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interpreting Confucian classics from "commentary "to "argumentation ".Through the annotation of Chapters of the Great Learning，Zhu Zi envolved the interpreting way of Confucian classics from the exegesis by Han Confucianism scholars to deviving the literature by refram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and extension of knowledge "as well as "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eight items "，both of which are the main ides of The Great Learning.In addition，Zhu Zi managed to figure out philosophic anno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Objectively，it helped to set up a new Confucian system， which is united by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centered on Neo-Confucianism.It is such a kind of interpretation practice that makes the annotation of classics go beyond methodology so as to elevate traditional exegesis far above to philosophic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Zhu Zi； Chapters of the Great Learning； philosophic exegesis
文章编号:1672-4143(2019)01-0006-06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12-25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FJ2015C010)
作者简介：陈美容(1986-)，女，福建莆田人，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林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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