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性问题是当下考察政治哲学的理论背景。苏格拉底把哲学引入到城邦政治生活，提出要完满德性，健全人的灵魂。近现代以来政治哲学发展偏离了这一传统，人的尘世幸福才是政治的目的，生命保全成为人的首要任务，德性完满让位于欲望满足，通过理性实现“有知”构建有序社会。但是转变没有实现人的幸福，反而导致了诸多现代性问题。苏格拉底的哲学道路为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现代性；政治哲学；苏格拉底；德性；生命保全
对现代性的反思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是沿着启蒙精神的内在逻辑，用前推方式解决现代性问题；另一种则为返回到古典政治哲学，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解读找到现代性的症结。[1]返回路径必须考察政治哲学的开端，即苏格拉底才能有所获益。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云端拉回尘世，关心政治生活的人。他提出要关注德性，健全人的灵魂，践行哲学道路。苏格拉底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开辟了一片新的哲学天地，更在于他以身殉道的精神。苏格拉底之死引发了人们对政治与哲学的反思，拉开了政治哲学的序幕，施特劳斯将此视为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追求真理与善的顶峰，宣告了政治与哲学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2](P20)作为西方文化最重大的两个事件之一，苏格拉底之死对政治哲学的影响绝不亚于耶稣之死对宗教的影响。时至今日，重温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对我们思考现代性问题仍有裨益。
一、苏格拉底的申辩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控告不信本邦神灵另奉新神、毒害青年两条罪名，并被被告要求判处死刑。面对控告及随之而来的死亡威胁，苏格拉底发表了他最负盛名的申辩。阿里斯托芬的《云》描绘了一个能够腾云驾雾，整天忙忙碌碌，钻研天上地下的各种事情，把没理的说成有理，并以此教人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先和这种智者形象划清了界限，进而表明自己爱智慧的政治哲人形象。德尔菲神庙的神谕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人。然而苏格拉底并不如此认为，但神谕又不可能是错的，这让苏格拉底很困惑，一心想要去求证到底谁才是对的。于是苏格拉底遍访政治家、诗人和能工巧匠，最后发现那些自以为很智慧的人，其实都不智慧，而自己虽然不见得有多智慧，但至少知道自己不智慧。最终苏格拉底意识到，神谕确实是对的。神谕的真意在于告诉人，要认识到自己的无知。[3](P32)神谕促使的这一番考察，让苏格拉底得罪了城邦的所有人，招致了人们对他的非议和厌恨。
针对第二拨诬陷者，苏格拉底指出，控告者并没有真正关心过青年的事，那些审判官、元老、议员并不能让青年人学好。正如对马有益的仅驭手而已，能让青年人学好的也应是政治哲人。为了逃避债务，父亲能把儿子送去学修辞术；智者的教育又回过头来让儿子打了父亲。苏格拉底对毒害青年罪名的申辩，直指城邦的教育问题，毒害青年的不是政治哲人而是城邦教育。[4]接着苏格拉底又巧妙地辩驳了对他不信神的控告，灵机是神灵的一种，信灵机也就是信神。事实上，苏格拉底也确实是信神，但问题在于他信的不仅有本邦神，还有自己的灵机，只是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苏格拉底更倾向于自己的灵机。这在是否要从政问题上有比较好的说明，人们以为苏格拉底应当去从政，但苏格拉底却听从灵机的劝阻没有那样做。这让城邦不能容忍，这点灵机的优先性打破了城邦原来的宁静，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让城邦感到了威胁。
（1）综合性。企业财务风险能够关系到很多的部门，其范围很广，并且是企业在不同的矛盾中出现的综合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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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格拉底的控告实质是哲学与政治的对立。“无知之知”的发现让苏格拉底认识到，人是有限的，无知的；只有神才是永恒的，智慧的。因此他遵照神意，去践行哲学道路，考察城邦的每一个人，不愿意再按城邦的陈规生活。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说，他是神灵对城邦的恩赐，像牛虻一样附在城邦上，不停地叮，让城邦焕发精神。但现实城邦作为公共政治生活领域，它追求的并不是真理，而是一种稳定的秩序，以维护公众的世俗生活。苏格拉底践行的哲学道路，已经对城邦赖以维持的习俗礼法造成了巨大冲击。他叮咬着城邦的每一个人，这虽然给城邦带来了活力，可它带来的疼痛已经超出了城邦的忍受范围。这场控告正是城邦自我防御机制的启动。因此，苏格拉底的申辩是一场哲学在政治面前的申辩。[5](P153)为此色诺芬写道，苏格拉底当时什么事都讲到了，可是没有提到自己将要受审的事。苏格拉底的回答是，自己一生一世没有做过不义的事就是为自己做的最好申辩。[6](P186)
二、注重德性的哲学道路
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一杭还躺在医院里。听说母亲重病进了医院，一杭拔掉手背上的留置针，立即办理了出院手续。
该方法的试验原理是，首先将受拉试样置于特定的腐蚀介质中，然后通过仪器设备对试样施加一个恒定不变的拉伸速率，在缓慢拉伸的过程中，由于试样的应变状态被强化，从而加速其应力腐蚀的过程。这种方法能够使试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应力腐蚀开裂，从而确定材料的应力腐蚀敏感性。
再次，崇尚科学理性，通过“有知”实现社会的有序可控。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最佳政制，其世界观在于对世界神秘性和有机性的尊重。最好城邦的实现，必须具备“机运”。但“机运”本身就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它的降临充满了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近现代政治哲人希望通过契约，让人从自然状态走向公民社会，政治让人的行为具有确定性，从而建立有序可控的社会。自然状态中的人，处于人与人的战争状态，“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12](P95)为了避免暴死，自然状态中的人组建公民社会，通过一个公共权威来裁决人类社会的纷争。它的逻辑是，摒弃德性，让“好公民”取代“好人”，通过人造利维坦获取对人行动的“有知”，让社会处于人为的可预知、可操控状态。
教师要加强学生们理想信念的教育。高中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性时期，学生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高中时期逐渐成型。教师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学生们的理想信念教育。例如要加强对学生们主流的思想意识培养，加强社会主义信念以及中国梦的思想教育，培养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其次要积极地探索大学生们的理想信念的培养方法，多开展一些社会性调查实验活动，带领学生们参观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加强学生们思想理念的健康成长，在对每一届的高中生进行升学入学过程当中都要对其进行职业化的思想理念教育，不断激发学生们努力上进，发奋学习，不断报效祖国的坚定使命感和责任心。
哲学道路要求雅典人节制欲望和爱智慧。探求智慧的哲学是对普遍知识的探求，对整全知识的探求。[2](P2)对哲学道路的践行，就是在不断摆脱虚假“意见”的控制走向真理。和游叙弗伦对话虔诚的本质，什么是勇敢等等，政治哲人的言行，不受城邦众人意见的影响，也不管行为的后果，而是慎重地考虑行事是否正当，接受道理的约束。[10](P63)虽然苏格拉底被法庭判定有罪，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应该受罚，相反应该到国宾馆用餐，接受城邦的奖赏。也不愿意听从克里同的劝告逃往他处，而要维护法律服从城邦，甘愿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死。
首先，人成为政治目的。在古典政治哲人话语体系中，人是宇宙等级秩序链条中的一环，人类社会是宇宙等级秩序的一个缩影，政治最终是服务于神。神作为终极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人生中最聪明的时期就是他们敬畏神的时候”。[11](P195)自然科学的发展，让人对宇宙世界有了新的认识，“世界的祛魅”使世界对人没有神秘可言。人的理性在自然界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让人对自己开始信心满满，自然界可以通过理性认识，人类社会也亦然。人的理性让人的价值突显出来，神的地位不断受到挑战，人的幸福越来越被重视，神逐渐被排挤出政治以外。“上帝已死”表明在政治中人已彻底取代神的位置，政治目标在于实现人尘世的幸福。
苏格拉底通过“无知之知”的追问，看到了人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首先表现在肉体的有限性，也即是死亡的必然性。肉体是生命的载体，遵循着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无法永恒保存，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不断的趋向死亡。雅典人虽然明知这一必然结果，但由于对死后世界的无知，依然不能免除对死亡的恐惧。如何避免和延缓死亡的到来，保存肉体成为了雅典人最重要的事情。于是，他们忙碌于满足肉体的种种欲望，为了钱财不停地奔走，甚至发动战争；整天陷于各种情绪之中无法自拔，患得患失成为肉体的奴隶；为了活命可以无视城邦法律，丢弃尊严成为行尸走肉。但一个整全的人，除了肉体以外还有灵魂。相对于肉体的转瞬即灭，灵魂永恒不朽，处在一个高于肉体的理念世界。[7](P240)雅典人耽于肉体而忽视对灵魂的关注，无法用对德性的重视取代对欲望的满足和享受，是极为不明智不可取的做法。而此时的城邦不再是为了所有雅典人的真正幸福而存在。城邦一旦确立就必然产生其独立的自我利益，以保证它的长久运行，即政治本身的生存性偏离了对人的德性教育，而要求以人的完全驯服来保障其生命力。城邦已听不到“人所能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天天谈美德”[3](P50)的箴言。
涂料按照组成形态可分为溶剂型涂料、水性涂料、粉末涂料、无溶剂涂料和光固化涂料等，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溶剂型涂料，尤其是中、低固体分溶剂型涂料，其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会挥发出大量溶剂废气，是VOCs的主要来源。
三、近现代以来政治哲学的转变
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本为一体。马基雅维利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哲学传统，他将目光从政治应该如何开始转向实然层面。近现代政治哲人沿着这条道路持续向前推进，让政治科学日益壮大，政治哲学日渐式微。新传统下的人们，不愿再继续苦等古典政治哲人描绘的未来灵魂世界，转而专注时下尘世的幸福。
其次人的有限性为认识的有限性，也即是现实世界的虚假性。雅典人对世界和自己的认识是未能认识到本质的“意见”，政治家、诗人和工匠们狂妄地以无知为有知，城邦也是个被“意见”统治的虚假世界。囿于肉体，雅典人无法获得真理。灵魂处于肉体的羁绊下，“每一种快乐或痛苦都好像一根铆钉，把灵魂铆到身体上，使灵魂形体化，以为身体说真实的东西就是真实的”。[7](P244)但肉体所在的世界只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并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此时的雅典人正是那些被铁链锁住的人，囚禁在城邦这个巨大的洞穴，只能看到墙壁上的阴影。苏格拉底注意到，生活在虚假世界中的雅典人，非但没有政治哲人的品质，也无法成为合格的公民：雅典的法官们沉浸于被告拖家带口在法庭上哀求的快感，而忘却自己的职责；克里同迫于众人的意见，劝告自己不顾正义越狱潜逃。
苏格拉底的哲学道路的主题是德性，它把灵魂健全、探求真理放在了首位，但没有忽视肉体保存和排斥意见。苏格拉底并不主张，为了追求真理自行结束生命，生也是对神灵的义务，[7](P223)只是不能被众人的意见左右，而应该听从明白人的意见。“无知之知”并非是从一个认识起点出发，通过合乎逻辑规则的推论过程，而达到一个科学的结论，而毋宁说，这是一个不断依照自己理性和逻辑而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无休止过程。它的立足在于，确立个体的理性存在本质，即认知主体和道德主体都是一个理性个体，运用自己的理性思维，使得个体免于陷入到空虚的普遍怀疑主义，同时也将自己从自我中心主义中挽救出来，从而开展经过理性审查的值得过的生活。这是一条整全的道路，实际上是兼顾了哲学与政治的双重要求。苏格拉底作为战士，充满勇敢，为雅典立下过许多战功；也曾作为议员，坚持正义，力争十将军无罪避免冤案。哲学虽然揭示了政治虚假性的一面，动摇了城邦的根本，但同时政治哲人倡导践行的那些优良品质又是对城邦的最好呵护。在古典政治哲学的场域中“政制是共同生活的生活形式，是社会的生活和生活在社会中的方式”。[2](P25)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最佳政制，也即是如何成为一个好人，政治制度安排与个体生活方式，实属同一问题。《理想国》第八到九卷中每一次政体的演变，都伴随着苏格拉底对该政体下公民生活方式的讨论，在古典政治哲学中一个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状态如何，取决于其中个体的生存方式，而个体选择何种生活道路，也是由政治制度安排所形塑，两者的纵横交织构成了古典意义上的人。从城邦和个体生活的同一性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理解，由极度热爱金钱的公民所构成的城邦，绝不会是一个可以牺牲金钱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的共同体，自私贪婪的统治集团也不可能培养出高尚公民。
近现代政治哲学，围绕着如何保全生命，将人与神的关系转向了人与人的关系。现实政治成为目的，“德性绝不能被理解为国家为之而存在的东西，相反，德性仅仅为了国家的缘故才存在”，近现代政治哲人试图通过“目标降低”和“机运可被驾驭”，让政治问题变成技术问题，[14](P317-330)在人间建立天国，实现人的幸福。但问题是，世界并没有按他们构想的那样运行，反而出现了现代性危机。
肉体保存与灵魂健全，是整全的人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施特劳斯指出，人的德性品质有两种，即政治(社会)德性和心智德性，前者是要求优先保存自我，后者是政治哲人沉思的对象，即整全或人的统一性。[8](P228-229)这种对人的完整的关注，对人的生存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人并非是停留在口腹之欲的生物，而是指向更高贵事物的理性存在。要让雅典人去健全灵魂提升德性，走上哲学道路探求真理，则必须破除他们对死亡的恐惧。苏格拉底在申辩中讲到死后的两种状态：死亡若是绝对虚无，死者全无知觉，那便是进入了绝妙境界；若是灵魂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能够和所有的人在一起，考察他们是否智慧，那也将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3](P53)不管死是何种状态，都优于生，死亡并不可怕。在临刑前，苏格拉底和朋友详细地论证了“灵魂不朽”。[7](P244)死亡只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肉体虽然消亡了，但灵魂不朽，要获得真理，灵魂必须彻底摆脱肉体的羁绊，才能进行纯粹的思考。哲学是对死亡的练习，真正的哲人不仅无惧死亡，更将它看做是神灵的恩赐，积极赴死。苏格拉底希望雅典人能有更高的追求，确立灵魂对肉体的支配，理性对欲望和激情的引导。《理想国》第一卷中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对比正义者和不正义者的命运，以及《理想国》结尾苏格拉底完整地论述了为何坚持做一个好人，即使身遭不幸依然要坚守正义，[9](P418-430)其原因在于，哲学道路本身就值得坚守，即便人不能因此得到富贵名利，它本身就是对人最大的幸福，是对人的真正关心。
其次，生命保全成为首要目标，完满德性让位于欲望满足。霍布斯把政治哲学追求的目标具体定义为肉体保存，[12](P98)将“心智德性”转换为唯一的“政治德性”。苏格拉底认为，“人的理性应该首先沉思我们的道德观念，从而让自己过更好的、更幸福的生活，知道真正的自我”。[13](P105)但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写到：“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极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欲望终止的人……无法生活下去，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的发展。”[12](P72)苏格拉底之死，让后世警惕古典政治哲人哲学道路的危险性，政治哲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政治哲人尚未成王就死于城邦偏见，政治权力直接诉诸消灭政治哲人的肉体，从而令哲学道路无从践行。如何保全生命，这是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近现代政治哲人将肉体置于灵魂之上，肉体的需要掩盖了对德性的关注，人的理性、激情服务于欲望的满足。
四、近现代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危机
近现代政治哲学是伴随着自然科学而发展起来。经过“世界的祛魅”，“人们开始相信，世界的一切都可以被人类用经验的或者实证的方法加以认识的，世界秩序是可以根据人类理性而重新安排的”。[15]人的理性让人成为世界的最高存在、万物主宰，其他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目的而存在。换而言之，世界万物都失去了其内在价值，只是满足人欲望的工具。人的这种狂妄心态，直接导致了人对自然的疯狂掠夺，致使生态系统破坏，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蔓延到整个人类社会，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狂热追求，过度的商业化，贪欲的毫无节制；政府、社会组织都成了实现人类欲望的手段；身陷其中的个人，每个人都异化为他人的牟利工具。人的工具化，产生的恶果在于：人的不自由。理性被欲望束缚，无法独立思考，生命保全成最高任务，人的活动都围绕肉体需要，从而堕落为僭主式个体。为了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人每天如机器般忙碌地不停工作，充满目的性地人际交往，甚至算计婚姻，如此种种。人不能成其为人，失去本质意义，没有意义感、幸福感。世界的工具化，让世界变成一台精密的机器，个人、社会组织都是其中的零部件，被欲望驱动着机械的永不停息的运转。
近现代政治哲学把“生”视为最高价值，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死”，也即如何看待死亡的必然性。近现代政治哲人没有提供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案，而是通过掩盖问题的方式处理。他们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怎样保全生命这一最高目标，通过想方设法避免战争，成立政府保护财产等一系列措施，让人暂时忘却死总有一天到来的事实。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死”的问题，对死亡的恐惧依旧是现代人挥之不去的阴霾。由此导致的对生存欲望的满足，已大大损害了人的德性，2008年引发热议的“范跑跑事件”便是明证。德性的缺失，把人降低为冷冰的动物，只知道物欲的享受。道德滑坡是当今社会的不争事实，“好公民”虽然能够遵纪守法，但总是缺少一丝温暖。更令人绝望的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不仅不愿去做“好人”，也不能做“好人”，肉体欲望磨灭了人成为“好人”的可能，德性完满只是空中楼阁。
幸福简单化为肉体欲望的满足，让人没有了更高的灵魂追求，也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反思能力。布鲁姆指出，僭主的特征是“私人欲望的公开满足”。[16](P167)即僭主不关心自己和公民的德性提升，只是通过虚假语言和暴力手段确保他的权力，其掌权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的私人欲望。政治沦为少数人别有用心的人实现自身野心与欲望的工具，勾心斗角、权力争斗充斥整个政治事务，普通民众只是他们的玩物。甚至为了满足更大的物质欲望，野心家们引发国家之间的战争、地区动荡，让公民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政治的本意是为了人的幸福，但现实政治一方面迎合着人的肉体欲望，把人在欲望的道路上带得渐行渐远，让人成为肉体的奴隶；另一方面又强调公民对它的无条件服从，维系着政治权威与公民的主奴统治关系。在这种政治关系中，人越发不能挣脱身上的锁链，走出洞穴去找寻真理之光，看清世界本相。政治的蜕变让它失去了教化公民的功能，而政治被僭主式个体裹挟也无法良性发展。被欲望奴役的公民，不能运用理性思考，没有分辨能力，无法判断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他们对政治期望是，提供尽可能好的条件，来满足他们生存的需要。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被社会舆论干扰的司法，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公民绑架政治的后果。近现代政治哲人的“目标降低”，并没有让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加简单，反而进入一个怪圈，人的欲望越满足就越不满足。神已被驱逐出政治，人的政治并没有让人真的幸福，反而陷入迷茫，政治的出路在何方？政治虚无主义已悄然蔓延。
近现代以来，人类科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自然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人们越发相信，虽然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通过科学进步，知识的不断积累，让人能够实现对世界的“有知”，把握住世界的本质与规律。不可否认，人类世界确实在这种逻辑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对气候和农业技术的研究，养活了更多的人口；电灯的出现，打破了白天和黑夜的界限；卫星、航天飞机等让人对宇宙有了更深的了解。可这不是全部的事实。为了减少自然对人类的束缚，人类不断地加强对自然的干预，得来的却是自然更加强烈的反弹。近年来医学的发展已经克服了许多以往无法医治的绝症，但艾滋病在全球蔓延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因癌症死亡的人数也在攀升，还有许多新的病毒在不断地出现。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还只是冰山一角，远未揭开它的全部面纱，反而因为缺乏敬畏，受到了不少惩罚。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在自然状态，每个人都具有野兽般天然为恶的倾向，人无法获得对他人行为的预期。因而每个人把自己拥有的自然法的执行权，交给一个公民政府，通过政府来制约、规范人的行为，从而获取他人行为的预期，构建有序的可控社会。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如何确保政府能够正义，不出现政治失序。如前文所述，现实政治极易沦为少数人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也可能屈从民意做出不正当的行为。尽管人类尝试了许多措施，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政治丑闻、政治腐败不绝如缕，霸权主义屡见不鲜。“受压迫的恐惧使人先下手或结群以相助。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就没有保全性命与自由的方法了”，[12](P74)“英国人民……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17](P121)事实上，人们从来都没有实现过对这个公共权威的真正“有知”，人们树立它的初衷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保持绝对的公正。其次，当个人与社会不一致、甚至要牺牲个人顾全社会时，生命保全的优先性很难让个人克服自身欲望而服从社会。在公民社会中，当每个人都把生命看做是最高价值时，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他人放弃生命的权利，牺牲个人以顾全社会也就不存在合法性。一旦出现这种不一致，公民的行为要取决于被欲望控制之下的德性，他的行为只怕很难符合社会的预期。近现代政治哲人把自然科学的那套范式移植到人类社会领域，试图构建一个确定、有序和可控的社会，忽视了人这一基本构成要素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其努力的结果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五、苏格拉底哲学道路对反思现代性问题的启示
现代社会物质十分丰富，我们的欲望已得到极大满足，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感到幸福，反而时常陷入迷茫，不知生命意义的所在。近现代政治哲学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也涌现出许多问题。失去灵魂的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精神家园；没有了德性的完满，人已变坏，设计再好的制度也无法得到有效遵守。虽然我们无法回到古典政治哲人的时代，但是回顾古人的智慧，不失为反思现代社会的一种思路。苏格拉底践行的哲学道路，对灵魂和完满德性的追求，也正是我们现在所缺的。同时通过苏格拉底之死，我们也应注意到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政治哲人不能站在城邦的对立面，所做的不是要摧毁现实政治，而是充当教育者引导、教化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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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Philosophy’sTransformationandReturninPerspectiveofModernity
FENG Fei-fei
(InstituteofPoliticsandPublicAdministration,ShanghaiAcademyofSocialScience,Shanghai200235,China)
Abstract：Modernity issue is the background of researching political philosophy.In ancient Athens, Socrates introduced philosophy into Athens City State and advocated improving people’s soul and virtue.While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advances far away from Socrates’ tradition and takes mundane wellbeing a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propose, and then the primary task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s becoming human self-preservation and satisfying people’s various desires, at the same time, all men is pursuing knowledge through reason to make every society well-ordered.Whereas, this transition not only destroys mundane goodness, but also brings about diverse modern crises and problems.Socrates’ philosophical way of life provides an approach to reflect on the modernity issue.
Keywords：modernity；political philosophy；Socrates；virtue；self-preservation
中图分类号：B50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0X(2019)04-0028-06
收稿日期：2019-01-03
作者简介：冯斐斐(1992—)，女，河南许昌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哲学。
(责任编辑:周 淳)
标签：苏格拉底论文; 政治论文; 城邦论文; 哲学论文; 德性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宜春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