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思想哲学方面，于“当日政治社会情势”，了解却颇不易；其成就的判断，也颇有非专业问题的尴尬处
一
民国时期，向被目为新现象、新思想诞生的活跃期。新文学的发生自不待言，与灿烂的古典文学长河比，成绩虽有限，但也出现了诸如鲁迅、沈从文、萧红、张爱玲等具足传统接续与现代转化意识的作者。他们能一边与古典长河接通，一边给这条长河开拓新的航道，如鲁迅之于魏晋文章，沈从文之于《史记》，萧红之于唐诗，张爱玲之于《红楼梦》，都能于吸收新的创作方法时，将传统的薰习与当下接榫相融，而非硬性拼凑，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相反而适相成之真精神、旧途径。因其接通古典，又具时代感，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亦因此将不断得到巩固。
史学亦然，作为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先生已预其流，中国近三百年积淀之朴学方法，并未在浮躁喧嚣下成为可笑的古董，在新材料的取用上，其于甲骨文、敦煌学多有创获。后世读其史论文章，当能于古典传承和时代精神有所感受。陈寅恪先生亦言：“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王国维、陈寅恪、钱穆诸先生的史论文章，何尝不是“有所为而发”。
然而思想哲学方面，于“当日政治社会情势”，了解却颇不易；其成就的判断，也颇有非专业问题的尴尬处。随手翻开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目录，映入眼帘的姓名，从康有为、章炳麟、孙中山、蔡元培、胡适、梁漱溟，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而后是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其人与当时政治的紧密关系，毋庸讳言。政治家之主张作为思想哲学之代表，在中国历史上渊源颇长，例如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其中“上上圣人”计十四人，即众所周知的三皇五帝之伏羲、神农、少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及三代圣王之禹、汤、文、武，而以建制的周公、“从周”的孔子殿后。对比前后两份名单，读者当会心其中某些隐秘的联系。以儒家“君为纲”之说为准绳，因政治身份或政治主张进入思想哲学领域，是主流常态，难免“成王败寇”；正如西方中世纪思想哲学史上，充斥着主教的身影。直到“庙堂派对”或“教堂派对”结束后，异端思想家的浮出水面，尚需后人的历史打捞作业。
情况 6.3 若f3(v)=2,此时最坏的情况是v点关联6个6-面,两个不相邻(3,3,8)-面,v的非三角邻点均为3-点,且它们各自还关联着一个3-面。由R1,R2.1,R3.1或R3.2 或R3.4及最坏3-面8-点情形得
副肿瘤性周围神经病的临床、电生理及病理改变特点 … ………………………… 黎思娴，吕鹤，贾志荣，等 6
白鹫的速度比滑翔翼快着许多，冲在最前方的白鹫已然到达了战场。它发出一声狠厉的嘶鸣，身子向下俯冲，伸出钢钩一般的利爪，勾住了一条土狼的脊骨。它双翅一振，带着土狼冲天而起，飞到半空时，又松开利爪将土狼丢下。土狼惊恐地嚎叫着，重重摔在岩石上，叫声戛然而止，它的身子也变成了软趴趴的一坨烂肉。
二
20世纪中国是否有某位思想家堪称“发明”了一种学说？我们当然可以对每位思想家进行一番总结，从而认为他有“执一之道”，但这是思想哲学史的写法，却不能因此断为历史的真实。每个人都依各自因缘不同，有其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总结、阐释其世界观、人生观，一般被目为“此人的哲学”，却难说是此人发明的哲学。甚至于“此人的哲学”，也往往不一定真是此人之哲学，而可能是阐释者的哲学。例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对话”的主角时所代表的，不见得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倒一定是柏拉图的哲学。
有学者认为，自己的学说所承接、拓展的是一个大的道统，从而在这个道统中分流出自己的立足之境。这样后世可以“纵贯的眼光”，将其学说视为某一道统的当下“传灯”。如冯友兰说自己于中国哲学是“接着讲”的，所接者自然是理学。然而如何接着讲，尚需辨析。一种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一种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执古之道，往往囿于古人藩篱，将新现象、新思想比附于以往之体系，使之成为似今实古的知识大杂烩。他们利用从西方习得的结构范式，根据他们所能够掌握到的古代与当下知识，在古人的概念上整合出一个看似规模庞大的“新体系”，然后再以博学的姿态，用联想的方法牵强附会地不断往里填进各种各样的新材料，或拿来阐释新现象。理学、心学之于宋明时代，算是与当时之时势外境相应的新说，尚有解决一代之意识形态问题的创见，而20世纪中国的新理学、新心学，在抽象概念上排列组合的自娱，在因应外境上“应帝王”的情结，除了表象上的新材料，其思想哲学殊少新意。然而对有些学者来说，串联起现成的哲学史本身就是他们的哲学，这当然是书斋式哲学家最讨巧的借口。但如果拿来“解释世界”或者“改变世界”，如果这思想不是从观察世界而是从学习哲学史中来，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由此反观民国学人李石曾（李煜瀛）发明“侨学”的努力，可想见其振拔于同代思想者之处，其中甘苦，非“哲学史学家”所能想象。在民国之时势外境下，李石曾能认真思考并总结时代之新现象，并能因此拈出时代精神之“关键词”，发掘出一门新学问，不能不说慧眼独具。
李石曾文章表象与字面的混乱，其实是时代“一团乱麻”的折射。李石曾是紧贴着他所面对的时代社会去思考的人。他贴得如此之紧，再加上文体上缺少锤炼，以至于少了一份神秘的超然，无法被后世神话。他观照时代的混乱而不幻想理念上的理想国，切紧时代社会的脉搏给出自己的药方。成为哲学体系的建立者，不是他的追求，尼采早已说过：“哲学体系仅在它们的创立者眼里才是完全正确的，在一切后来的哲学家眼里往往是一大谬误，在平庸之辈眼里则是谬误和真理的杂烩。然而，无论如何，它们归根到底是谬误，因此必遭否弃。”在这方面，“立功”的李石曾与“立言”的鲁迅都有相当的警觉。但李石曾并非没有他的“执一”之道。“从人与地的关系中建立一些社会学上的律例，使人类在此星球上各处的移动与适应，不断演进的事实，功用，及其在美学方面的价值，归于调谐。”他发现“整个时代脱榫”了，于是成为革命党人，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侨学发凡》，看上去是一种社会学之理论，实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党宣言”。
本义在日常语义中失落似乎是难以避免的情况，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举过“伪形（假晶）文化”的概念
三
如果说这样完满的哲学难以流行的缘故，就在这思考和命名太过个性化、精确而陌生于日常语言。时代先知的思想，若想文化下延到百姓日用之中，必然面临如何通俗化的问题。例如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无论是依中观学派的法性宗，还是依瑜伽行派的法相宗，或依《法华》、《华严》等经典立说的天台宗、华严宗。它们判教说法，体系庞大逻辑严谨，让人望而生畏。而惠能的禅宗，把高深的道理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其随顺众生的机便，不在“美”、“真”、“用”的完美三结合，而是撄人之心。早期共产党人亦谙此理，以“工人合起来就是天”宣传共产主义，工人们听了，自然“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这与文学不同，文学追求的，恰恰是陌生化，疏异感，故鲁迅的个性化观察及其精确表达，成就了鲁迅文学史的地位。李石曾的个性化观察及其精确表达，却使侨学反因此而不彰。如果李石曾能先于文学有所成就，其学说当不遭此境地。然而李石曾擅长的是事功，而非文学。
李石曾的《侨学发凡》，原文系以法文撰稿，由张弘伯译为中文，译文载于《自由世界》月刊第一卷六期至二卷五期。按李石曾所言，“应增正之处甚多”，并拟编订“自信甚有贡献”的《侨学词典》合为一编，惜未成其功。全文分五章：一、绪论；二、普通概念；三、侨学的资料与分类；四、侨学与侨术；五、侨迁哲学的实现。第五章缺，当属未撰，现存四章，亦可窥豹。深入分析四章内容，或能穿越词与意的迷雾，获知李石曾之侨学真正的性质与意义所在。
李石曾撰写的这篇《侨学发凡》，激情有余，条理不足，体例不一，颇有重复。大概因为李石曾乃奔走四方的革命家，而非书斋面壁的老学究。例如第一章之绪论，文随意转，如跑野马，实则对侨学的背景、缘起、概念、字源、界说、资料、分类都有或详或略的提及。后面几章，也只是把绪论中出现过的重要内容再作些具体的阐释。
由此反观民国学人李石曾（李煜瀛）发明“侨学”的努力，可想见其振拔于同代思想者之处，其中甘苦，非“哲学史学家”所能想象
侨学这“一组的思潮，一套的观念”之发生，也有其来源。李石曾先生非常看重个人的实感经验，其侨学思想的来源，不是新儒家式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而是吸收所服膺的西方最新之学说，并与当代结识之师友交流碰撞而得。如其所列，中国有其业师齐禊亭，友人孙中山、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这些相互切磋的朋友，都不是“解释世界”的思想者，而是“改变世界”的革命者。他们的见解，无论是“旅行在人生的重要”，“无所为而为”，还是“物竞天择”，“世界为大动物”，都难说是一种哲学，而仅仅是其开出自己人生轨道的简单感悟。如李石曾自己所形容，“初生时颇为渺茫，毫不明晰，亦毫无秩序，只可谓一些泛泛的感觉而已”。然李石曾并不满足于浅薄的功利主义，而是积年累月，结晶成为一种哲理。其经过李石曾有所述及：“最初我以世界为范围，实现理想原来的方法为‘世界合作’，此一事自还太过于广泛，如果我未能将其紧缩，使其固定于一点，则人势难得以捉摸。为使人可以抓得住起见，几经意匠，现决将我所得的哲理建于侨学与侨术上，侨学为科学理论，侨术为实际应用，两者无非为社会学与社会技术的一部分。”从“世界合作”可知，李石曾是无政府主义的践行者，尽管其思维范式借鉴了奥古斯特·孔德的术语与结构，但其实质的精神内涵，却是来自无政府主义者法国雷克吕和俄国克鲁泡特金的启迪。而雷克吕、克鲁泡特金地理学家的身份，让我们似乎懂得了李石曾因观察迁移现象而拈出的“侨学”，其来有自。
与其说是李石曾通过“充足理由律”归纳出了这门“研究迁移、升高、进步的学问”，一种“研究在移动中的若干生物，从此一地到彼一地，或从几个处所到另一个处所；研究他们的一切关系上与活动上所表示的一切现象”的科学，不如说是李石曾在茫茫词海中寻到一个他心目中认为的对时代新现象最为精准贴切的名称，为自己这一极具个性化的思想宁馨儿命名。取名的学问，首先寻找字源，次则梳理历史，从而寄托意义。这个理路，有明晰的思考线索，但没有经得起推敲的范式结构，是普通心理的自然生发，李石曾实在不是学院派的哲学教授，建立结构不是他的长处。在他的行文中，绝妙的洞见与普通的话语同时并存，文笔虽充满激情却不见精彩，然缝隙处却往往泛着思想的闪光。
针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代恐慌，李石曾用“互助论”纠偏，调和二者形成中立不倚、无党无偏的“中道”。李石曾说：“这类竞争与互助的争论，达尔文与柯伯坚（克鲁泡特金）、哈尔与卢梭等，皆早已演过，我不愿随时重翻旧帐，再来一次。但我很想把握住一个共通的理念，是达尔文的观念，也是柯伯坚的观念，即最适者生存，而互助为其方法之一，与竞争同。”晚清民国，达尔文与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分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晚近历史的走向。互竞与互助，看上去各取极端，不可调和，李石曾却能综合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于侨学中，从而可以作为助革命党人实现理想的指南：一面是抵抗，一面是互助。想到此处，李石曾不由得激情盎然，他在《绪论》的结尾处写道：“这样的哲学，这样的科学，这样的技术，其美，其真，其用，怎么能不使我们兴奋鼓舞呢？怎么能不使我们沉思、分析且躬自实行呢？其使我们尤感兴奋者，是我们同时为观察者、旅行人、且为掌舵的机师。……能否好好的尽职，是在我们自己。”
四
然而如此与时代精神相契的学说，只能保存在其个人著作里，不仅大多数人无从知晓，连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少有人知，遑论相助发扬。尘封的思想即便多年后重见天日，却往往因时移世易成为陈词而感觉离现实人生太过遥远。其实，一个词语的意义过于确定、单一，往往意味着它在日常语言中的“死亡”。如武则天为自己造的名字“曌”，因为无人使用，早已埋在了辞海的乱葬岗里。当然，如果因缘具足，这些死亡的词语也能重新复活，但意义是否完全复活或只是借尸还魂，尚难逆料。如本义为“光明”的囧如今普遍用作符号表“窘”义，若要在当下复活其光明普照的本义，恐怕极难。本义在日常语义中失落似乎是难以避免的情况，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举过“伪形（假晶）文化”的概念，“伪形”本是一个矿物学名词，意指一个矿坑中原有的矿石已被溶蚀殆尽，只剩空壳，而当地层变化时，另一种矿质流进居于壳中，以致此矿外形与内质截然不同。如儒家墨家之学，可称儒学、墨学，但道家之学，因新儒家对此一名相的“久假而不归”，便难以称为“道学”了。
李石曾在茫茫词海中寻到一个他心目中认为的对时代新现象最为精准贴切的名称，为自己这一极具个性化的思想宁馨儿命名
宫腔粘连的预后与粘连严重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轻度宫腔粘连如能及早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宫腔形态及内膜功能可以恢复，预后好，反之，随着组织纤维化发展，疾病进展为中重度宫腔粘连，导致预后差[7]。由此可见，及早诊断、合理分级、及时治疗宫腔粘连对于患者的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宫腔镜下粘连分解术是目前公认的宫腔粘连的主要治疗手段，对于轻度宫腔粘连疏松的膜状粘连，宫腔镜外鞘可以完全分离粘连；对于中重度宫腔粘连的致密粘连，手术难度较大，子宫穿孔及出血等风险增加，手术时间延长，手术成功率低[8]。因此在临床上，如何及早诊断宫腔粘连并进行分度对疾病的治疗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侨学的尴尬虽不至如此严重，但也有其不便之处。侨在现代汉语中有二义：一、侨居；二、侨民。都有具体对应的现代社会语境，几成国际间侨务行为的专属词。而侨之本义“高”，反而未能进入现代汉语的取用范围。《说文解字注》言：“侨，高也，从人乔声。侨与乔义略同。乔者，高而曲也。自用为【】寓字，而侨之本义废矣。《字林》始有【】字。云寄客为【】。按春秋有叔孙侨如、有公孙侨字子产，皆取高之义也。”民国学人去古典中国未远，所受教育多有旧学底子，知道侨之本义为高，属于常识，而现代意义上的国际间之“侨务”，在当时尚未成为呆板的条件反射。若当时侨学成为显学，“侨学”、“侨术”、“侨界”在使用中不断丰富其意义并融入日常语言，我们对“侨”的前理解当不会是如今“政治化”的单一向度，《现代汉语词典》的权威解释恐怕也将改写。
一些城市三级医院也在努力，通过医联体建设辐射到乡镇和社区，发挥自身优势为基层培养全科医生。这些努力固然是响应政府医改要求，同时也是希望给医院自身减负，把一部患者分流出去。
李石曾的个性化观察及其精确表达，却使侨学反因此而不彰。如果李石曾能先于文学有所成就，其学说当不遭此境地。然而李石曾擅长的是事功，而非文学。
总的来讲，2000年以前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的观念还没有形成，老年人的服务内容多属于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的范畴，政府服务的对象基本限于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难老人，主要通过福利院、敬老院、光荣院等收养性社会福利机构完成。1999年，中国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使得养老服务成为一种广泛而紧迫的社会需要，因此一系列加强老年保障、推动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开始出台。
所以在第二章关于侨学“普通概念”的阐释时，李石曾只是照搬了一下许慎的“六书说”为侨学“即出自其引申的意义亦在研究范围之内”背书。然而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尚需辨析。侨为形声字，从人乔声，李石曾认为乔的意义为高，推测侨为在高处的人，这样专从会意的角度解字，与王安石《字说》相似，虽然有趣却并不严谨。词的引申义是在词的动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约定俗成有了某一涵义并在日常语言中普及承传，需从“客观现实”上予以承认，却不一定非要在字源上找到依据。这种寻找依据的做法，即便得到“合理的阐释”，也往往是一种巧合。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提出，形声字的产生有一个动态的过程，“最早的形声字不是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而是“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或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而产生的。就是在形声字大量出现之后，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形声字，仍然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词与意的最初关联，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清晰确切，仿佛可以在对其音译符号原型的探本中“正本清源”。词的意义，只能在词的动态使用过程中去归纳总结。而且，作为一门学说，取义当以在同一位格内尚能融洽为限。作为“高”义和“生活在别处”义的侨，当没有疑问。但若因乔、侨通义而嫁接乔之它义入侨，则问题有二：乔之本义是“高而曲”，“作假”和“狡诈”义都是宋元时假借乔字而后起，将乔字此假借义嫁接入本无此义的侨字，属无中生有，此其一；其二，作为迁居或升官的“乔迁”一词，乔字之义仍训高，迁移义源于迁字，故乔、侨在“高”义上可通，在“迁移”义上，却无明确联系，两字不可混同。包括桥字，虽然在“高而曲”的形象上非常精彩地与乔字接榫，但亦只能视作“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世人往往因“汉字是象形文字”这一错误常识曲为解说，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已令人信服地论述了历史的、动态的“文字形成的过程”，望字生义只是一种“阐释学”，与文字发展过程的真相并不对等。李石曾表明，“乔”与“侨”二字对本书异常的重要，故应当弄清它们的地位及其确切的意义，但李石曾借用字源学对“侨”义不断“引申”，而不是从历史的动态使用过程中去归纳总结，恰恰模糊了乔与侨的确切意义。
刚到小岗学校任教时，杨芬多次想要离开。“那会儿学校一共0.6 hm2地。”杨芬指着两栋教学楼的中间说，“那边有堵围墙，以前学校就是从这到校门那么大，典型的乡村小学。所有老师挤在一间办公室，乒乓球台是办公桌，唯一一台电脑被扔在杂物间。”
五
如果说用文字学给自己背书是李石曾的短板，当他“牵强附会”地拈出《史记》的“游侠列传”与“货殖列传”来阐释漫游、移动的豪杰时，本章内容文风陡变，马上就变得精彩起来。流离放荡的游侠和转徙经营的经济家，成为了李石曾所言之“侨民”的始祖，他情绪激昂地宣称：“我以为那两篇的旅行人，一是物质化的理想主义者，一是理想化的物质主义者；中国现代英豪具备这两重品格故能崛起革命，推翻数千年专制，又能戮力同心，长期抵抗日本的侵略，此皆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事实，中国豪侠能做出那样的壮举，非出自偶然，盖有深远的背景在。”文字学上的溯源只是冠冕堂皇的表象，这一段关于游侠和经济家的论赞，才是李石曾侨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是这一带有革命色彩哲学的发生学源头。李石曾说：“侨人为居于异地的人；游客二字，不仅表示人在旅行中，且有豪侠漫游见义勇为的意思。这些语句，这些观念，与这些游侠及经济家的所为，引导我的行动思想的一部份，使我构成侨学哲理，着手写这本《侨学发凡》。为什么我重视侨学根深及其发展史的研究，缘由在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侨学的最佳形象代言人，就是对李石曾发明此学产生过影响的孙中山与张静江。张静江从经济上对孙中山革命给予支持，即“英雄行为”与“物质主义”的结合，现代游侠与现代货殖的结合。侨学的“归于调谐”，用我们所熟悉的话语翻译，就是“推翻专制，创建共和”。
既然长长的两章只是李石曾“革命党宣言”的哲学引子，关键在于引出其真正着眼的“游侠”精神与“货殖”现象。所以第三章的标题尽管叫做“侨学的资料与分类”，但它实质上既无关侨学，也非资料，更不是分类，倒不如直接看成“游侠与货殖的现代演变与阐释”。如果我们可以把货殖者归为广义的“游”侠，那么李石曾的侨学，从现象上看，就是“游侠学”；侨术，就是“革命术”。侨学，就是对朱家、郭解、范蠡、子贡这一脉游侠精神的继承与发挥；侨民的分类，就是革命队伍必须寻找和团结的各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在英雄的游侠与富而行其德的货殖者的感召下，走向革命，走向共和，走向天下大同，所谓“货恶其弃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但李石曾的妙处在于，他能为其革命思想言说出一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话语体系。一而贯之，则为“侨”；分而散之，则赅遍万有。这是一位学人从生命实感和现观经验而非仅仅从图书典籍、文史学统出发，尚能超拔于简单粗糙的革命诉求的口号，离创立哲学最近的一次努力。只是这一努力，内因创立者力有未逮，外因历史风尘掩埋，其花果飘零的命运也是理有应然的了。
这是一位学人从生命实感和现观经验而非仅仅从图书典籍、文史学统出发，尚能超拔于简单粗糙的革命诉求的口号，离创立哲学最近的一次努力
编辑/黄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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