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49 年5 月，在解放上海的解放军部队中，有一支原隶属于山东兵团后编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第27军，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参谋长贺敏学。第27军下属79、80和81三个师，我的父亲罗维道时任81师政委，师长是孙端夫。
渡江战役时，27 军是从安徽荻港至旧县之间胜利渡过长江，随即迅速解放了宣城、宜兴、长兴、广德、郎溪，一路打到了上海的外围——松江。一路打来，1929 年就参加红军的父亲感慨万分。而更兴奋的是很快又接到上级的命令：解放大上海。部队在松江作了短暂的休整，并进行了战前动员，宣布了进城纪律。全军上下斗志昂扬，摩拳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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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守敌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下属的8 个军、25 个师，拥有军舰30余艘，飞机120余架，连同其他特种部队、勤务部队、保安团队及交警总队等，共20 余万人。敌人在上海外围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和工事，企图负隅顽抗。我军也先后投入了九、十两个兵团，10个军30 个师，共40 多万人。考虑到上海市区人口众多，建筑密集，为了贯彻陈毅同志提出的“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方针，我军制定了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直插市中心，不给敌人喘息之机，迅速解放整个上海。
27 军的任务就是穿插。5 月24 日下午，军部下达了攻城命令，全军整装出发了。27 军负责的区域就是进城（到达静安寺）后沿着南京路一边向东打到外滩，一边向北解放当时沪西北的大片城区，横跨大半个上海市区。当时上海市区仅在苏州河上就有十几座桥，而从外白渡桥到造币厂桥（现在的江宁路桥）中间就有九座桥，交通十分发达。27 军的3 个师一字排开、分头并进。国民党守军被我军的突然袭击搞得晕头转向，极度混乱，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虹桥镇、七宝镇、虹桥机场、中山公园、西站等很快被我军攻克了。在中山公园和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同志见面时，地下党派出了多名同志给部队作向导。师长孙端夫带一个团留守中山公园，准备接应即将到来的三野总部领导。父亲罗维道带另两个团于25 日清晨占领了静安寺。为了减少战争对城市的破坏，减少部队和上海人民的伤亡，81 师一鼓作气沿着江宁路打到了苏州河边。
此时，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虽然故作镇定地守在上海，背地里却早已备好了逃往台湾的军舰，并安排了留下为他卖命的替死鬼。5月23日下午，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家里，陈大庆代表汤恩伯宣布，时任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的刘昌义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上海北兵团司令，指挥51军、21军和123军，负责上海市区的防务。陈大庆称自己第二天要到吴淞防守司令部去和淞沪防卫司令石觉商量要事，王当天晚上就住到吴淞去了，实际上是为乘军舰逃跑作准备。这样一来，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军最高统帅就是刘昌义了。
罗维道和田云樵一起同刘昌义进行了谈判。罗维道对他宣讲了上海必将解放的趋势和国民党大势已去的现状，让他马上率部投降。刘说汤恩伯已带着陈大庆等人乘军舰跑了，让他留下来当炮灰送死，他早就对国民党心灰意冷了，然后就把桥北的兵力部署情况作了介绍。但是在改编、投诚还是起义的问题上，他讨价还价了几个小时，还要保留原来的编制和武器，罗维道说绝不可能，如果不马上放下武器，用不了一个小时，他们将全部被歼灭。刘昌义见罗维道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了。然后罗维道和刘昌义双方在起草的停战协议书上用毛笔签了字，对协议中‘暂保留原来的编制、番号’一句，父亲毫不客气地划掉了。
1.4 数据统计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采用均数±标准差 ±s)作为计量数据和资料;采用t与x2做比较;用百分比(%)计数资料,对比两组数据有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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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民过河后进了敌51 军军部，意外地遇见了刘昌义。他先是见到了他的同乡兼同学、也是刘昌义的亲信、51 军副官处长刘凤德，才知道王秉钺不在，其实王已在浦东当了我军的俘虏，而在51军坐镇的正是刘昌义。25日上午，王中民代表解放军向刘昌义提出了谈判的建议，刘并不相信王，认为他不能代表解放军，必须直接和解放军谈。由刘凤德打电话到了解放军81 师的临时指挥部，罗维道先和刘凤德通了话，然后电话交给刘昌义，罗维道和田云樵先后都在电话中和刘昌义初步谈了话，刘昌义答应过河到81 师指挥部来谈判。随即刘昌义就带着刘凤德、王中民、军法处长魏震亚等人乘坐吉普车来到了苏州河边，罗维道马上命令部队让开一个口子，让他们过了河，中午前就到了第二劳工医院。
河的北面是造币厂，厂房比较高，被敌51 军占领着，我军想过江宁路桥十分困难，多次冲锋都被制高点的火力压了下来，牺牲了不少指战员。父亲罗维道把指挥部刚安在了桥南的第二劳工医院，地下党就派了中共地下党员、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田云樵同志来联系了，商量用什么办法能尽快打过苏州河去。父亲说：“中央指示我们，要‘解放上海，保卫上海，建设上海，不能破坏上海，不能在市区使用重武器和炸药’，既要打军事仗，又要打政治仗，最好能用政治攻势解决对面顽固的敌人。”田云樵马上想到了联系人王中民，王当时在海关工作，曾任国民党少将部员，几年前策反过51 军的军长王秉钺，虽未成功，但与51 军的高层较熟，可以利用他到对岸去活动一下。父亲罗维道马上向聂凤智军长作了请示，得到同意后随即安排参谋送王中民过河。当时两岸的部队还在互相开火，过河确实有危险，王中民敲开了桥下的烟纸店，买到了纸和笔，纸上写了“和平使者”四个大字，将纸举在头顶上小心翼翼地上了桥，对面看我军先停了火，也就停止了打枪，王中民就这样顺利地过了河。
刘昌义提出要见陈毅司令员，罗维道说找不到（其实当时陈司令已到了中山公园，可是不能告诉刘），但可以同聂凤智军长谈谈，他当时略有不满，但后来还是听从了罗维道的安排。于是罗维道和田云樵带着刘昌义、王中民等坐车前往虹桥路的27军军部。在军部，聂军长热情地接待了大家，刘昌义表示了起义的决心，聂军长笑着说：“我听罗政委在电话里谈起，已向陈毅司令员作了汇报。”并说，对刘的安全，解放军绝对予以保证。至于待遇问题，对刘昌义等贡献较大的国民党人将给予特别优待。
文学性是《文联》与生俱来的一种属性。它不仅以发表各种载体的文学作品吸引读者阅读，而且逐渐成了规模，支配、规范文体的成熟。《文联》中最具文学性的作家当属鲁迅，其中《关於「文坛」和智识分子(鲁迅书简)》，这里谈到文人文笔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浙北人直爽，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鲁迅先生强调无论哪一种文风，都不可摒弃其文学性，强调其“首先是文学的，其次才是启蒙的”。臧克家的《斗争，前进！》就强调文艺要始终走在前线，其文学性会感染人，呼吁人走上斗争的道路。《文联》对文学性的强调是贯穿始末的，表现在直接或间接的引导、支配规范文学的发展。
26日凌晨，81师顺利地通过江宁路桥过了苏州河，接管了敌51军、21军及123军的所有防地，解放了包括真如镇在内的整个沪西北地区，并有力地支援了79师对外白渡桥的攻势。当81师一过了苏州河，罗维道马上就派一部分兵力从背后去攻上海大厦，在前后夹击中，外白渡桥很快被拿下。顺着四川北路冲到底，在虹口公园的南面，就是汤恩伯的大本营，门口有两座碉堡，转眼也被我军占领了。当罗维道进入汤恩伯的办公室时，汤狼狈逃跑的景象一目了然，外套、手杖、望远镜等都没来得及带走，办公室里一片狼藉。
81 师的主力从江宁路桥直接向江湾进发，扫清残敌。接着罗维道马上带着一个团赶到江湾体育场，接受了刘昌义率领的数万国民党残部的投降。另外，81 师在火车站也接受了两万多名国民党官兵的投降。
5 月27 日，上海宣告全部解放。近8000名解放军将士牺牲在解放上海的战场上，还有许多地下党员牺牲在上海解放的前夕，他们为上海的今天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是我们最可敬最可爱的人！
（编辑 韩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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