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发展逻辑可以通过四维向度来把握，即意识形态的政治学维度（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学维度（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学维度（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维度（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演变中，既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有马克思的“在场”，马克思深刻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维向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不仅是构成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演变中的重要环节，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影响下的重要学术思潮。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作为唯物史观内在的核心概念，具有“一般意识形态”与“具体意识形态”的分野；意识形态论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理论，而是体现为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实践三大组成部分；同时，如拉瑞恩所述，意识形态论在马克思那里又可分为哲学批判的意识形态论、唯物史观建构的意识形态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识形态论［1］。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逻辑与历史，如张秀琴教授所指出，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内在逻辑显现为四维向度（上层建筑、虚假意识、阶级意识、文化载体），其历史演进体现为五大阶段（马恩创立阶段、第二国际阶段、苏联东欧阶段、欧美阶段和中国化阶段）［2］（P25）。 而马克思意识形态论所呈现的批判的深度和历史的视角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赖以生成的重要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在变化了的历史和实践基础上，体现为以下四维向度：意识形态的政治学维度（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学维度 （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学维度（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维度（后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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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学视域：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在政治学的框架内来分析意识形态的。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看来，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还是适应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势和革命需要，意识形态的重大作用在于催生武装斗争和打碎资本主义社会的热情，造就政治斗争的高涨以及由此带来的军事动因。因此，阶级斗争和阶级解放这一政治学视角成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考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点。
在卢卡奇看来，相对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西欧的革命迟迟未能到来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受到了遏制和削弱，这就是阶级意识的淡化和阶级自觉的不“在场”。因此，激发其阶级意识和革命斗志成为意识形态的首要作用。卢卡奇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当阶级开始有所式微时，需要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向阶级意识斗争理论转换。阶级意识的生成才能实现阶级行动的自觉，进而走向革命。而在西方国家，物化的社会状况成为无产阶级意识觉醒的障碍。物化表明了新的意识形态境遇，这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被物所遮蔽，对物欲的追求削弱了反抗的动力，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以来新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反映，即垄断时代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比之前大为发展了。因此，意识形态需要首先用阶级意识去对抗物化意识，实现工人阶级的总体革命策略，这就需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深刻的辩证法以及通过对工人阶级的教育来实现。
在葛兰西看来，西方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在于政治领域中，国家和市民社会作用的不同。葛兰西认为，国家行使政治统治的职能，主要是武装镇压的强制性国家机器；而市民社会则是经济的和世俗的领域，保证了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行为的默许和同意。就东西方的革命结果，在他看来，在东方国家，国家的形式主要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基础极为薄弱和不完善，形成不了对革命的阻力，因此能够取得革命暴动的成果。而在西方，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组合，是国家的强权与市民社会的“霸权”相结合的双重阵地，单单进行政治领域的革命是不够的，因为政治社会披上了市民社会的甲胄，生成了革命的防火墙效果。因此，革命的成功，还需要获得市民社会的支持，取得文化领导权，征得市民社会基层的认同。正是在此基础上，葛兰西强调了意识形态斗争中领导权的重要作用，而与此斗争形式相对应的革命策略，在葛兰西看来，是阵地战而不是运动战。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水泥的凝固作用，消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以获得大多数群众的认同，进而生成革命。
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本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不同的解读。阿尔都塞的社会学路径实际上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更重要的是在阿尔都塞这里，意识形态的社会学分析在根本上有回到阶级分析的政治学路径上的初衷。在阿尔都塞看来，社会学的人本主义分析，实际上暗合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符合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而无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事业。因此，他首先要在理论上斩断意识形态与人道主义的勾连，这就是“马克思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出场。阿尔都塞由此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而不能将之与人道主义混为一谈，从而确立了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的前提。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实际上也回到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中，从而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Western blot检测Piwil2-iCSCs外泌体蛋白标志物，结果显示Piwil2-iCSCs外泌体可稳定表达外泌体特异性标志蛋白CD9、CD63，并且和Piwil2-iCSCs一样，能够稳定表达Piwil2蛋白（图2）。
总体来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无论是在强调政治革命、社会领导权还是政治哲学，都是将意识形态本身放在政治学的视域中来考量的，其落脚点在于发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凸显了意识形态的革命功能。
二、社会学视域：法兰克福学派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欧阳橘红花了二个小时清理工具房，并在里面放了一张床。总算有了睡觉的地方。一个小窗口，开在墙壁的最上面，接近天花板的位置。窗口用木板钉死了，她找了一架搞卫生的梯子，爬上去把木板撬开。工具房里飘一股臭气，在房里呆久了，臭气钻到进了她的衣服里，走到哪臭到哪。她去食堂排队打饭，刚往队里一站，大家都掩着鼻子喊哪来的的臭气，后来发现是欧阳橘红身上的，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要把她轰走，不许她排在打饭的队列里。后来，她就等到大家都吃完饭了，食堂快要关门了才去，常常等她去食堂时，不是没饭就是没菜了。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的不断异化境遇，使得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科学技术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首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较早地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工具的技术性后果进行了分析。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以工具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种异化的理性来自于启蒙理性的蜕变和自反，就其更深刻的本质而言，则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的量化原则和可计算性，启蒙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新的神话与统治共谋，从而造成人性的丧失和极权主义。其次，马尔库塞正式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后果进行病理学剖析，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已然是一个丧失了否定和批判性，只有肯定性和认同性的单向度的社会。“科学——技术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4］（P131）。这种新型的操控就是基于不断制造虚假的需求，从而实现对个人的“额外压抑”，这是超越一般文明社会“基本压抑”之限度的压抑，也说明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自反。最后，哈贝马斯则明确肯定科学技术这一新兴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保障作用。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国家开始干预经济从而不断修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时科学技术开始显现为第一生产力。在他看来，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断爆发自我毁灭的经济危机的顽疾，迫使国家出面干预，呈现政治和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态势。因此，现代社会的危机不是经济的层面，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危机，最为显著的是其统治合法化的危机。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通过科技的生产力作用，提供不断丰富的物质产品，从而维系资本主义的统治。商品本身充当了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意识形态开始步入微观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此，科学技术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持存的意识形态屏障。
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和德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中，社会学视域开始显现。囿于现实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低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分析开始转换为社会学分析。对社会的“病态”诊断开始淡化了政治色彩，这种社会学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社会的科技化、消费化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维度和意识形态形态的物质化维度中，其主要流派为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
在柯尔施看来，革命高潮的到来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灵活的思考，而不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因此，基于对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柯尔施强调了作为哲学的活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并在此意义上将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哲学，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涵。在科尔施看来，工人阶级的革命境遇实际上与当时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有很大的关系，在他看来，这就是革命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无论是资产阶级学者，还是第二国家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层面，这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造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教条式解读。科尔施认为，作为活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体，是逻辑和历史的相统一，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综合，不能以经济决定论来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必须再次成为 《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所描述的东西——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回复，而是作为一个辩证的发展：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3］（P33）。 因此，科尔施总体上是站在哲学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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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都塞看来，正如法兰克福对于社会中商品、消费和精神世界的意识形态考察一样，当社会中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时，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观念本身，而是会以法庭、学校、教堂等物质化形式和社会实物表现出来，这就是意识形态走向实体化和物质化。所谓意识形态，已经不仅仅是卢卡奇的“意识”、葛兰西的“权力”、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性”、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技术”，意识形态成为可触摸和可见之物。在教堂、法庭等中的各种仪式、礼仪都是意识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意识形态类型在阿尔都塞看来，就是与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相对应的辅助性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镇压性的国家机器是警察等暴力机关，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则是非镇压性的软性强制。这种软性强制通过“询唤”策略来达到对社会的控制，“询唤”的过程就是个体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体系，臣服于当代的文化样态和话语体系，完成个体主体化的过程。因此，在阿尔都塞这里，个体自出生起，都处在社会这一意识形态的襁褓中。
三、文化学视域：英美马克思主义
在英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文化学维度增强。随着德国和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式微，英美马克思主义开始反思并吸纳了自结构主义以来的意识形态新情况，从而将意识形态的研究转移到文化研究中，通过文化来反思意识形态。实际上，对于文化的意识形态分析，最早应该始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提出，但对此进行具体分析，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文化的整齐划一性和总体性被强调，从而为极权主义的产生提供意识形态前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也对笑声的意识形态效果进行了剖析，即快乐原则对于统治的支撑，以及文化娱乐化带来了消极意义。在英美的文化研究中，法兰克福的文化批判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这主要表现在文化唯物主义学派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
在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维度的意识形态凸显。意识形态论的心理学转向之所以发生，在于各种文化意识形态都需要作用于个体心理来完成，在后现代境遇中，文化研究中的认同愈发重要。因此，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和齐泽克都重视心理学维度的意识形态研究。而意识形态与心理学分析的结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中也有过分析，如赖希对于意识形态与性格结构的考察，弗洛姆对于意识形态与社会性格的分析，马尔库塞倡导的“爱欲解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体验的分析，以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对于“政治无意识”的强调等。但相比较于后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心理学分析主要依据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即是以自我、本我和超我的三元模型为前提的意识型意识形态分析，而在拉克劳和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研究恰恰是以意识本身的不在场为前提，即无意识型意识形态，他们的理论更多地来自于拉康而不是弗洛伊德。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的焦虑和睡眠质量，通过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患者的焦虑情绪，总共包括20个项目，低于50分为没有焦虑，50～60分属于轻度焦虑，61～70分属于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通过匹斯堡睡眠指数量表评估患者的睡眠质量，总分为0～21分，≥8分作为睡眠质量评分标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睡眠质量越好。
在美国，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将文化研究与全球化、后现代等相结合，从而产生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在其代表人物詹姆逊看来，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研究的新视角，与文化本身的质变有关。这就是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之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形式在风格上夸张、内容上无深度，给人带来浅薄的文化体验，使人丧失了对文化本身的批判距离，导致人们在意识形态中丧失自我进而零散化，文化的意识形态效果最终走向了 “认知困境”。究其缘由，就在于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代，文化实现了与商品经济的共谋，二者互相渗透，从而使得文化具有了经济的功能。在詹姆逊看来，所谓全球化既是经济全球化，也是文化的全球化，而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的同一性，世界的“标准化”、“美国化”，因此，在全球化境遇中，第三世界国家更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重建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抵抗空间。
四、心理学视域：后马克思主义
在文化唯物主义看来，文化的意识形态效果中，媒介占据了重要地位。就霍尔而言，他将意识形态的载体转移到对电视的分析中，思考电视意识形态中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其揭示新兴媒介的意识形态效果［5］（P86）。 而在汤普森看来，文化觉醒和文化批判是意识形态转型的内在前提，因此，当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人们的媒介化生存时，传媒就占据了现代文化的中心，也成为意识形态分析的重点［6］（P435）。 媒介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路径，文化本身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这一媒介产生了远甚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效果。就威廉斯而言，媒介分析只是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它从属于文化斗争。在威廉斯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占据葛兰西意义上文化的领导权和控制权。而任何社会的文化形式，都处于残余文化、主导文化和新兴文化的冲突场域中。主导文化会统摄历史传统中残余文化，但又不断受到新兴文化造就的压力和入侵，而资本主义文化实际上也是处于这样的动态平衡中，其意识形态更深层地受制于文化的状况。
1.在人防上，各油区成立了护卫队。由精明强干具有较高专业技术素质的队员组成，并制定出相关的《工作质量考核要求》、《巡逻队员职责》等制度，定期对巡逻队员培训和考核，实行动态管理。工作中，要运用“七种方式”即：巡回式、埋伏式、封卡式、拉网式、包剿式、卡堵式和联动式，对油区的重点井、重点区块、重点车辆、油线和重点路口实行全天监控，白天巡逻，遇到特殊情况加密巡逻次数，责任落实到人。夜晚采取爬窝守候、设卡埋伏、围攻堵截等措施。同时，油区发生紧急案情时，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队员们必须在5－10分钟内立即赶到现场，及时处理突发事件，要做到事不过时。才能有力地打击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而在拉克劳看来，意识形态研究重视心理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群体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在拉克劳这里，各种政治群体，无论是环保主义者、女权运动、反歧视运动、无核运动、性少数派运动等群体，都不是先有这一群体而后产生其意识形态和理论主张，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理论掌握群众”，是意识形态不断塑造政治主体而不是相反，而这也适应于阶级斗争的主体中，即各种阶级，实际上都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认同。在认同行为中可见当代无意识这一意识形态类型的表现，即新社会运动中主体身份的迁移：当主体从一个身份变换到另一重身份时，主体是以无意识的默许为前提的，新的身份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塑造，而阶级身份、阶级话语和阶级主体，仅仅是身份认同的多种情形之一。而就无意识的认同本身来说，却来自于霸权斗争，霸权在根本上主导了个体的身份认同行为，“无意识既强力引发了身份认同的过程，又不断干扰了由此而来的身份认同结果。正如罗斯所云:‘无意识削弱了主体，使其不能成为任何确定的立场’”［7］（P210）。 因此，在拉克劳这里，意识形态的斗争需要对霸权进行争夺。
在齐泽克看来，拉康的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的新三元模型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从而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无意识幻象来呈现。幻象的出场首先有其积极作用。当个体诞生接受符号秩序（文化系统）的割裂开始，实在界的创伤（梦、口误等表现形式）已经影响主体，因此需要意识形态的幻象来进行遮蔽从而保护自我，避免实在界的噩梦对主体的摧残。因此，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既是对个体的操控，同时又维系着其生存境遇。因此，现实就是幻象，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存在。传统认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路径就此实效，对于这种无意识的意识形态的破解，还得依赖于精神分析学中所设定的、对于符号界入侵的实在界，这就是依赖某种“虚空”的立场，从意识形态系统的外部来消除主体对于意识形态的崇高欲望，发现欲望背后一无所有的事实，从而对抗和瓦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体系和符号系统。
总而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由政治学视域向社会学视域、再到文化学视域，最后到心理学视域的逻辑更替和历史变迁，从而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不断转型和新的控制策略的不断深化。
五、结语：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得失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的四维向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下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努力，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始终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基于此，我们可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得失进行学术评价。
首先，就意识形态本身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来自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主要是在上层建筑和思想体系的内涵下解读的，因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内涵遵从了特拉西的观念学意义。同时，马克思认识到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从而在革命斗争和理论批判的意义上将意识形态视为一个贬义的概念。以虚假性为核心概念，马克思展现了意识形态的观念学批判意蕴；以阶级统治为主要视域，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学批判内涵；以商品拜物教为根本基点，马克思呈现了意识形态的在社会生产方式中的颠倒现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意识形态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他们延续了基于文化层面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视角，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途径的分析。他们和马克思一样，试图在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之间确立批判性的联结点。只不过马克思更加强调资本主义批判本身，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试图通过意识形态实现这一批判。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反思中生成的。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由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不足而缺乏灵活性和对西方社会的适用性，因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侧重于恢复马克思主义当中的辩证法和总体性，从而进行新的理论规划。在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不适应发达工业社会的理论分析的需要，因此，他们将意识形态的领域和作用范围大大拓展，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概念向文化领域深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阶段，特别是后马克思主义那里，意识形态不仅走向了经济基础和物质现实，而且在总体上拒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意识型意识形态，无意识成为他们思考的新视野。这样一来，马克思那里作为观念学和上层建筑的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就被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的文化学和心理学等具体概念所替代。
最后，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最终走向了歧途。正是基于对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回应，以及对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呈现出其本身的内在特征。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改为微观视域，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前提下的意识形态理论变更为意识形态本身，随着实践的发展，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展现的是批判性和革命性逐渐弱化的过程，马克思那里的政治经济的分析范式被个体文化和心理的考察取代，这种替代方案虽然在理论形态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变革中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部分生命力，却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立场上做出了妥协和折中，实际上无视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质旨趣。一旦将个体心理体验视为理论诉求，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会走向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集体想象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内在价值慢慢弥散于各种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接当中，随着历史和实践的不断变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最终淹没在资本主义的文化体系中。
参考文献
［1］郭咔咔.意识形态的“颠倒”内涵及其批判——拉瑞恩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2］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理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荣新海 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4］ ［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5］孔明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6］侯惠勤.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著作评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7］ ［美］安娜·史密斯.拉克劳与墨菲［M］.付琼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Four Dimensions of Ideology Theory of Western Marxism
Guo Ka-ka
（School of Marxism,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The logic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Marxism ideological theory can be analyzed from four dimensions,namely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ideology (early Western Marxism),the ideological dimension of sociology (Frankfurt School and Structuralism Marxism), the ideological cultures dimensions(Cultural Marxism)and ideology of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Post-Marxism).In the evolution of the Western Marxist ideological theory,both the Western Marxism and Marxism have poured criticism o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but Karl Marx has execut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Marxist theory of ideology.
Key words：Western Marxism；theory of ideology；four dimensions；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 ／j．issn．1674－8107．2019．01．014
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1－0092－06
收稿日期：2018-1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演进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7BKS009）。
作者简介：郭咔咔(1986-)，男，河南镇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意识形态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石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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