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代书法蒙学作为一个完备的体系，有其一定的组织实施形式、教学方式、教材内容和传授机制。作为对古代书法蒙学的传承，我们不可为提高其地位而一味加以吸收，也不可为贬低其价值而弃如敝履。存精去粕，这样才能保持书法启蒙教育的健康走向。
【关键词】蒙学；组织形式；基本技能；传授机制
与诸多艺术一样，书法在数千年演变发展中，同样诞生出以破蒙、启蒙教育为内涵的“蒙学”。对书法蒙学探赜索隐，分析利弊，承继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对开展现代书法教育特别是儿童的书法起始阶段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组织对象得其精而少其众
古代书法蒙学，主要是培养儿童认字和书写能力，让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扩充知识储备与生活常识，进而培养一定的道德伦理与社会价值观。蒙学中的“蒙”有“幼稚愚昧”之意，启迪童稚，消除蒙昧称之为启蒙，中国古代接受蒙学的儿童，其年龄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小学阶段。书法蒙学历史悠久，自从有文字与书法的历史，就有书法蒙学的历史。古代蒙学在组织形式上，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私下相授，二是蒙馆传授。私下相授，大多是长辈对子女、上级对下级口传手授，面对面进行语言讲解与笔墨示范。春秋战国之后，出于百家争鸣需要，文字与书法获得新发展，书法蒙学由私授转入馆学教育，即官方教育。受教儿童不再限于一两个，学生人数增加，专业性、针对性较强。史载，我国西周就已开设“六艺”馆学教育；秦代馆学专门培养“刀笔吏”，在国内推广秦书家李斯之“玉箸篆”；东汉灵帝还创办鸿都门学，以此提高书法教育地位。至此，馆学传授与私下相授成为书法蒙学的两种主要形式，馆学为主，辅之以私授。但无论是哪种方式，蒙学仅仅集中在贵族阶层，汉代蒙学的对象就全部是皇室官宦之贵族子弟，直至唐宋，书法蒙学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庶民子弟中。《唐会要》中说：“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化民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这种组织形式，优点是可以培养精英阶层，能够原汁原味地保持书法传承基因。但弊端也甚为明显，蒙学带着明显的局限性和垄断性。一方面，书法普及受到极大限制，也断绝社会平民跨阶层走向高贵的可能，因为在古代，写出好字是走上仕途的必要条件。周宣王时，就命太史著《史籀篇》以启蒙贵族儿童习字，并规定学至17 岁时能识得《史籀篇》千字以上就可为吏。另一方面，皇家的偏好左右着书法发展的命脉，这是艺术发展的大忌。秦始皇下令李斯作《仓颉篇》、胡母敬作《博学篇》及赵高作《爰历篇》，以小篆作为国内文字范本，在实用性上，规范文字有利于人们沟通交流，其功甚伟；但在艺术性上，排斥其他书体，极大地限制了书法多元发展。至汉后，随着隶变开始，小篆即不再作为通用书体。
小羽手握信号灯，却不知道父亲会在哪一艘船上。眼看舰队就要驶远了，小羽没有时间犹豫，直接打出父亲教她的那串信号：滴滴滴嗒，滴滴。意思是“IM ISSU”。
二、教学方法得其技而少其趣
客观而论，古代书法蒙学最大贡献、最为科学、对后世最有启发意义的是：能够站在少年儿童的立场，在懵懂的知识状态下，特别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训练，不拔苗助长，不好高骛远，不搭空中楼阁。北宋罗愿跋《玉海·急就篇》中说：“独取《苍颉篇》中正字，类而韵之，使操觚小童，不随俗迷误。”明书家丰坊在其《童学书程》中说：“学书序，必先楷法，楷法必先大字。”清学者唐彪在《父师善诱法》中说：“童蒙七八岁时，父师即当与之解释其书中字义。但解释宜有法，须极粗浅，不当文雅深晦。年虽幼稚，讲解日久，胸中亦能渐渐开明矣。”他们都强调在书法蒙学过程中，要既粗且浅，不故作高深，不故弄玄虚，以浅显易懂的知识对儿童进行启蒙。古代书法蒙学基本技能一般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启蒙如何执笔。书法蒙学中，教初学者如何执笔是蒙学最基础内容。晋王羲之《笔书论十二章·观形章第八》中说：“夫临文用笔之法，复有数势，并悉不同。或有藏锋者大，藏锋在于腹内而起。侧笔者乏，亦不宜抽细而且紧。押笔者入，从腹起而押之。”唐欧阳询在《用笔论》中说：“夫用笔之体会，须钩粘才把，缓绁徐收，梯不虚发，斫必有由。徘徊俯仰，容与风流。刚则铁画，媚若银钩。”清管淓在《家常语》中说：“至于写字，先学搦笔，笔笔恭敬，巧处用力。至于作文，先讲根柢，第一毛病，莫用袭取。”这些都说明了初学者执笔的重要性。针对儿童往往不能灵活执笔的问题，唐代书家陆希声提出影响深远的“五字执笔法”：一擫，用拇指的第一节指肚紧贴笔管内侧，力量朝右上方，拇指关节捻动笔杆向外稍弯；二押，用食指的第一关节紧贴笔杆的外侧，与大拇指配合起来，将笔杆捉住；三钩，用中指的第一、第二节弯曲如钩地钩住笔杆的外侧；四格，用无名指的指甲根由内向外顶住笔杆的右外侧，把中指钩向内的笔杆挡住，而且向外推着；五抵，小指紧贴无名指，依托在无名指的下面，不接触笔杆。无名指力量小，不能单独推着中指的钩，还要小指托在下面，加一把劲。现代书家沈尹默还总结出古人书法蒙学中的“五指执笔歌”，歌云：“大指食指对着捏，中指向里顶勾天，无名指头向外顶，小指帮忙不要歇。指实掌虚虎口开，腕平掌竖笔直立。”这种教学方法无疑对儿童正确把控、掌握执笔姿势极为有益。
蒙学当然必须有教材作为支撑，可惜蒙学教材均因通俗浅显而鲜有记载。但从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张志公《蒙学书目稿》中可以看出，古代书法蒙学主要教材有《上大夫》（亦即《上大人》）《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急就篇》《论语》等。可喜的是，这些教材能够针对儿童的记忆特点加以编制。古人为增加儿童记忆效果，多采用韵文加以推广，如《急就篇》就采用三言、四言、七言押韵，以便儿童背诵习读。此书成于西汉，至唐初仍被使用，后因《千字文》出现，才逐渐淡出。相较于《急就篇》，《千字文》四字一句，隔句押韵，加上对仗工稳，极易引发儿童的学习热情。而且，辅之以文学类读本，可以达到书法学习与文史学习同步，两者相得益彰。唐代张怀瓘在《书论》中说：“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献等十九人，皆兼文墨。”说明加强文科知识学习，会增加书法笔墨中书卷气质，这也是书法艺术形成的重要内在原因。
2.启蒙如何临帖。古代书法蒙学重视教授儿童如何临好帖，因为临帖是学习书法的基础技能。南宋姜夔在《续书谱》中说：“字有藏锋出锋，粲然盈楮，顾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后学之士，随所记忆，图写其形，未能涵容，皆支离而不相贯穿。”针对初学的儿童，明清书法蒙学还特别强调先要学好“钩摹”，也就是后期所说的“描红”，让儿童用透明或半透明的纸，蒙在选好之字帖之上，先用毛笔或用红铅笔沿着范本上面的字，用极细浅色线条沿着字形轮廓线钩出字的所有轮廓，再在钩好轮廓线内，按字画用毛笔写出来。学书之初儿童对范帖文字内容没有感知和省悟，用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熟悉范帖字形和笔法特点。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说：“学书必先摹仿，不得古人形质，无以得其性情也。故欲临帖，必先使之摹仿数百反过，使转运立笔尽有，然后可以临帖。”正是这个意思。
3.启蒙如何结体。掌握字体结构是蒙学中较为困难的过程，需要长期学习和领悟。对于儿童而言，需要掌握最基本结构。唐代以后，书法蒙学多以欧阳询《三十六法》作为传授之法。如对有“排叠”特征字，要随其字形，调匀点画的大小、长短和疏密，做到点画分布合理、结构安排得当、布局疏密停匀、字形宽窄适度；如对有“顶戴”特征字，应保证重心，正而不偏；等等。这些都从法度、规律上对儿童展开启蒙教育。
当然，上述教材所带来的弊端也十分明显，那就是知识结构单一，伦理道德内容太多，而科技知识占比太少，且能够激发儿童创造欲望的“问”与“疑”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学养的造就，缺少发自内在的“问”，则很难有大的提升。这与古代科技不发达，以农耕生活为主的实际情况有关，也与古代儒学旺盛，遵行秩序便于统治有关。童蒙教材《三字经》中提道：“礼乐射，御书数，古六艺，今不具。唯书学，人共遵，既识字，讲说文。”可见这种教材带有强制性，仅为其入仕而服务，并未顾及儿童的身心成长。这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书法蒙学的健康开展。
三、蒙学教材得其学而少其问
选择样方内的其中一条测线(0/20-50/20)，对该测线上的GPR、TDR及烘干称重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如图3。其中TDR数据为样点0～30 cm深度的平均土壤水分，而土样则采集自地表3～7 cm范围，因此土样数据可近似看作5 cm深度的土壤水分。从图上可以看出，GPR数据和TDR、土样数据基本保持了一致的变化趋势，特别是GPR数据与30 m深度TDR数据在一些细节上也非常接近。
纵观古代书法蒙学的教学方式，在肯定促进儿童掌握基本技能外，也应理性地看到，这种方式较为枯燥刻板，反复一笔一画讲究入微式的描写临摹，易使习字者失去艺术与生活情趣上的追求，永远训于范本，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儿童的心智和灵魂。这是在当今书法启蒙教育中必须摒弃的一面。
四、传授机制注重秘授而少其公开
囿于国民性，古代书法蒙学在传授机制上，派生出“秘授”传统。明丰坊在《童学书程》中对笔锋做详细论述：“用笔必以正锋为主，又不必太拘。隐锋以藏气脉，露锋以耀精神，乃千古之秘旨。”其中“千古之秘旨”道尽书法传授的个中玄机。
变更分析处理对变更调查的精度和准确性有着直接影响，而重构数据的拓扑关系是这一内业处理环节中的难点之一。在实际应用中，只有部分区域会发生变更，因此，本系统对局部拓扑的方法进行了设计。局部拓扑主要包括增删合并图斑与改变部分图斑的界址点数据2种方式，这2种方式均可促进系统运行效率的提高。
从对启蒙教育有着重要意义的“永字八法”上就可见一斑。《翰林禁经》中有一段话：“八法起于隶字之始，自崔张钟王传授所用，该于万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隋僧智永发其指趋。授于虞秘监世南。”但对钟王有深入研究的孙过庭，在其《书谱》中对此只字未提，足见这“八法”一直是在秘密情形下相传。就是唐僧书家智永躲进楼阁研究书法40 年，对“八法”详加发掘，也是秘授给高足弟子虞世南，而虞世南竟然也未形成文字而告知世人。元代书家陈绎认为“字有八面”“八面点画皆拱中心”，据此总结出蒙学中的“九宫格”，同样作为秘诀私下薪传，直到数百年后的清朝，书家刘熙载的《艺概·书概》才使其全方位得以披露而使世人知晓。他说：“欲明书势，须识九宫。九宫尤莫重于中宫。中宫者，字之主笔也。主笔或在字心，亦或在四维四正，书着眼于此，是谓识得活中宫。”再则，关于“学书次第”这一话题，也同样半掩半盖欲说还休。明书家丰坊早就提出儿童习字先后顺序，要入门先摹端楷书点画，方可有规矩可寻。先临唐、宋帖，后临晋帖；先学大字，次学中书，次小楷；先楷书，次八分，次行书，次草书，这些都不可错乱。但这也一直被作为秘诀而未能普及推广。其实，这一先后顺序对启蒙教育作用很大，儿童开始学书，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把所有书体学习一遍，由大楷到中楷，再从中楷到小楷、篆书。小楷再延伸到行书、草书；篆书再延伸至古篆。楷书是基础，了解楷书的字体和结构，对于学习其他书体有很大帮助。这些珍贵的经验当时并未得到普及，不能不说是书家蒙学教育中的遗憾。这种秘授机制，确实也成就了很多名家光辉千秋，但不可否认这种恪守“艺不外传”训导，使书法教育出现“门派流属”的怪异现象，诸如形成以“台阁体”“馆阁体”之类的僵硬书法。任何一个秘诀在形成巅峰之后如果不与外界整合交融，就难以突破自身桎梏、焕发新的生机。无论是馆学还是私学，在蒙学中搞“秘授”，在书法教育中完全不足取也实在毫无意义。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9）85-0007-04
【作者简介】嵇绍玉，江苏省盐城市教育局初教处（江苏盐城，224002）处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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