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步形成阶段，这体现在马克思早期的博士论文尤其是之后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二是进一步发展阶段，这存在于《资本论》中，是一个被“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三是系统总结完成阶段，这表现在《哥达纲领批判》和《费尔巴哈论》中，指出社会意识形态既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及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原理。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意识形态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观念学派兴起，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作为其代表，首先使用Idéologie 来解释他们的理论。“意识形态”一词，严格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指“观念学”或“观念的科学”。但是，随着拿破仑对观念学派从支持转为打压迫害，“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和“抽象”“不切实际”等词语画上等号。“意识形态”开始由一个描述性、概括性的中性词转变为一个贬义词，并且进一步流传开来。之后经过黑格尔、鲍威尔等人的使用，其内涵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发展。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新世界观中就已经明确地阐述了其意识形态理论的若干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不必说，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研究基本上都没有脱离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可以说，在意识形态概念2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被普遍认为是提供了最丰富理论成果的思想家。[1]346
总体说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开始到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为止，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时期，对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含义进行了阐释。第二阶段是从1849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是意识形态学说的进一步发展阶段。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拜物教的具体分析，深化了对意识形态的认识。第三阶段是从1868年到1895年，在这一阶段，主要是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对意识形态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使其理论得到系统完成的阶段。
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初步形成
马克思最早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在其博士论文中，即“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2]236在随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黑格尔的思想理论的变化发展，并不是以客观现实为依据，而是由观念的发展来决定的，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从而也就说明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在理性国家观、法哲学等方面的思想理论所内含的非现实性。
我们知道，《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2年才首次得以完整出版。而在此之前，人们研究和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则主要是根据《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以及恩格斯晚年写作的众多书信。然而在上述文献资料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论述，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出版，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唯一“系统地、单独地来充分论述意识形态问题”[3]55的著作，在今天已然成为我们探寻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名副其实的精神源头。要注意的是，由于新世界观的产生，《德意志意识形态》比之前的理论有了质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理论的前提问题，即“现实的个人”。因此他们的理论前提不再是之前那些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精神方面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人以及他们的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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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恩格斯从认识论方面指出，意识形态家的偏见并不完全是由其阶级立场决定的，也同他们的认识水平相关。资产阶级理论家看不到法律思想、宗教、哲学等等与社会经济基础的联系，认为它们是独立的。而事实上，“看不到”并不等于没有，更不能由此否认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要研究意识形态，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产生原因和消除方法等理论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首先要破除对意识形态概念固定化的印象，应该把它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理论背景下加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阶段、不同语境中也确实对“意识形态”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他们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大致上经历了一个从单纯批判到自觉运用，从单一含义到更加深入和全面发展的过程：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意识在刚诞生的阶段就与人们的现实的物质活动是不可分割的。之后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生产方式的分工，使得精神劳动者逐渐脱离了物质生产活动，从而习惯于在思维中去建构现实的世界。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以及消除虚假性的措施，并且指出，可以看到人们造出的“虚假观念”并不是现实的产物，而是人的头脑中的想象的产物。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认识到，意识形态问题的解决，并不能只依靠理论上的批判，而是要通过实践、通过现实的革命才能得以彻底完成。
在之后的《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原理。
二、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其次，针对一些派别和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恩格斯强调在经济因素以外，“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1]695即恩格斯在赞同经济因素起着基本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即包括政治、法律和哲学理论等在内的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恩格斯在1894年写给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首先，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强调要重视意识形态问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7]170 这句160 多年前的话，可能当时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但是我们现在却发现，这句话对于苏东剧变的发生犹如预言和警告一般，这也就从实践的层面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是多么的正确。苏东剧变的原因有很多，如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军备竞赛、脱离群众等，但除了这些，我们知道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想一出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第7 期的《求是》刊登的文章所指出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对历史、对领导人全面否定，历史虚无主义盛行，最后导致思想混乱，这么大的苏联和苏共最终分崩离析、作鸟兽散了。同时，这句话也就给我们当前重视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研究以及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最权威的理论依据。
此外，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做了比较经典的说明：“……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8]33可以发现其含义开始不再带有完全贬义的规定。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指出首先要对相应物质生产方式加以分析后，“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这种一定社会形态的自由的精神生产。”[9]346这里，与“自由的”相对立，马克思将“意识形态”指代为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对“意识形态”概念做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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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及其产生的原因，以此来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因此，我们认为 “《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更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科学化和系统化的奠基之作。”[10]14
三、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系统总结完成时期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般特征进行了具体阐述。马克思指出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精神并不会是凭空产生的，相反，它是建立在旧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当然这也使得它在刚诞生阶段会带有旧意识形态的某些落后的方面。
与此观点相似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道德领域之间的关系。此外，恩格斯还指出，由于经济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只要还有阶级，就不可能会有超越阶级的“普世”道德存在。
[4]马尔蒂尼：《罗马法中的委任》，载《私法学说汇纂(民法)》1994年第11卷，第199页；米切利：《前古典时期与古典时期罗马法原始文献中的总管与“代理人”》，载《IURA：罗马法与古代法国际期刊》2002年(第53卷)，第121页及以下，及其《罗马法中“代理”研究(一)》，米兰：Giuffrè出版社，2007年，第233页；柯珀拉·比萨扎：《从 iussum domini到contemplatio domini：代理史研究》，米兰：Giuffrè出版社，2008年，第262页及以下。
(3)I was here-or have been here–to have broad-ranging discussions on the many aspects of issues that have an impact on our relationship.
去课堂听课是我最喜欢的，因为一直没有机会目睹台湾学校的真实课堂。这次，有三个学科的课可以选听：语文、数学、英语，但没有我任教的学科—科学，一切的课都是常态的。任课的教师有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具体的不太清楚。我倒是个另类，听了10分钟左右的语文课后，偷偷地找到一位老师带我去听科学课，带我去二楼自然教室听课的老师没什么意见很热情，我就这样溜进了教室，两节课都是很常态的。
19世纪90年代，在德国产生了一些学术派别和学者，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认为其是经济决定论，并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否认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从而具有片面性。恩格斯指出，他和马克思之前确实对经济因素强调了很多，这对于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帮助工人运动、争取权益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他们始终说的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所使用的，不但没有否定其他因素的反作用，而且是经常地阐述哲学、法律、宗教等在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积极作用。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在晚年对于那些荒谬的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有力的批驳，并且同时对意识形态做了比较正面、系统的归纳。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初步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在确认了理论前提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4]4，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人们的宗教思想、意识只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抽象与反映，当然也由其决定。
如果列宁指出的“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5]10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意识形态学说的形成乃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侧面”[6]57，因此可以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资本论》的出版，也同样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成为“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最后，恩格斯又一次明确阐述了祛除意识形态的方法。如在写给施米特的信中就指出：“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11]703所以，消除意识形态并不能仅从意识形态本身，只从理论批判的角度、方式去入手，理论本身只是起着引领作用，只是能告诉人们怎么去祛除意识形态，而如果想从根源上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还是要从经济基础这个根本性的因素来着手实现。但是，也要重视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研究，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因素的反作用，这两方面都是祛除意识形态必不可少的方式方法。
第一，列宁是针对当时俄共（布）党内存在的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和伊格纳托夫派等派别活动而提出批评要有内容的思想的。在1920年下半年的几个重要会议上，如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莫斯科河南岸区全体共产党员大会、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特别是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列宁深刻地阐述了批评要有内容的思想。这是针对党内反对派叫嚷的所谓“批评自由”和分裂党的行为而提出来的。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性”的同义词。实际上，在特拉西之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也是在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这些从马克思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自由意志”的讨论以及对各种唯心主义者、特别是以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思想界、各种非科学的思辨理论所进行的批判。另外，马克思还指出这种虚假意识是受特殊物质利益支配这一规律。因此，虚假性的含义可以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意识形态阐述里最重要的意向所指。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概念理解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从上面提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开始对意识形态进行正面的说明，即把意识形态定义为和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包括哲学、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等。这也是马克思从早期的对意识形态完全否定意义上使用，开始转变为一种中性的、概括性的运用。这其实也为之后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对“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是的。Y的行为是S一直想不通的。小说家也没跟我讲清楚，也许故事中的那个男人也不清楚。S曾以为那只是跟曲三年契约造成的后遗症，但看来已不限于这件事了。总之，事情很复杂，距离结束还远着呢。你还想听吗？”
三是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和对“阶级意识”的阐述相联系起来。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中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4]550这里实际上说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何以可能的原因，即物质上占统治地位，必然也要求在精神生产方面也要起到支配作用。同时马克思还指出，统治阶级经常会把本阶级的利益虚假地宣传为是全社会的利益，这一点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但实质上还是为其阶级服务。因此，我们在研究意识形态时，一定不能轻易相信一些所谓具有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如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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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从拜物教批判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应该注意到，从1850年之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接近消失。只是后来恩格斯在晚年进行理论总结时，才又把意识形态概念重新提及。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实际上，马克思在1849年定居伦敦之后，已经把绝大部分精力用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特别是他发现在解剖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时，以往的哲学批判的方法不再那么有用，而只能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去寻找解决的钥匙。因此，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论相比，《资本论》更多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三大拜物教的具象化的研究，以批判商品拜物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批判才更具体和更为重要。用海德格尔的表达方式，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虽然没有“出场”，但是它始终“在场”，在“此在”中仍然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在”的身影。
众所周知，研究任何理论问题，一般首先研究的不是该理论问题本身，而是这个理论能够成为一个理论问题，并且能被研究的“前提”——这才是首先应该关注的对象。意识形态理论也是这样，很多人想到“意识形态”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和“政治”“强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等等概念相联系。但是，意识形态的真正含义就是这些吗？通过上面的阐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不弄清楚意识形态的本原含义，就对意识形态进行理论阐述，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发展也确实经历了十分复杂的过程。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等人也对意识形态理论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从这个时期开始，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就开始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后来经过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使得“科学的意识形态”得以确立，并初步探索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
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期，卢卡奇、柯尔施的理论使得意识形态概念进一步扩大。再后来，各种思想流派、各种代表人物如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丹尼尔·贝尔、阿尔都塞等也都对意识形态进行过理论阐释。
可以看到，不说意识形态理论，只意识形态概念本身就有很多种解释，这也给理论研究和阐释带来很多的问题，可以想象一个概念都不十分确定的理论，其研究的困难程度。这同时也就给那些攻击意识形态理论，攻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人们以借口。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也是意识形态理论之所以影响这么广泛的原因之一。
总之，坚持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系统地总结理论建设、发展的经验教训，谨慎参考其他人对意识形态研究的思想成果，并以此来指导当前和今后的意识形态工作，仍然是理论工作者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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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4-0005-03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8年青海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新时代青海藏区意识形态建设创新性研究”（批准号：1804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可煜，男，安徽阜阳人，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教师。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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