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摘要：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应对党内外的严峻挑战,不断加强党性教育以推进从严治党建设。延安时期党性教育的主要文本明确了衡量党性纯洁的五个标准,即具有无产阶级高度的阶级觉悟性和阶级意识;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党的政策和策略;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当代启示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克服党内不纯倾向;加强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是从严治党增强党性的重点;建立完善的党性教育长效机制是从严治党、增强党性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性;从严治党
194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一经发布,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立即展开了关于党性教育的学习和大讨论。《决定》在1942年被收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中,与后来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为延安整风运动中“有特别重要意义”(1)任弼时:《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5页。的学习文件。由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增强党性教育的序幕。
一、逻辑理路:从严治党是应对党内外严峻挑战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在党的二大时就提出了党的纪律建设问题。历经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苦斗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复杂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就农机而言，机械化生产是目前现代农业发展中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环节之一，垦区农机总动力的不断增加(从表中经对比可以看出2010年垦区农机总动力是2005年农机总动力的约1.55倍；而相同期间耕地面积增长为1.23倍即说明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呈现出增长态势)将直接增加柴油等碳源量较大的资料的消耗，或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低碳农业的发展，那么低碳农机的应用与推广将成为未来垦区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方向。
(一)战略相持阶段的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统一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2)任弼时:《任弼时选集》,第239页。一方面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残酷的敌后战争,另一方面也处于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环境中。1941年正处于抗日战争的中期阶段,这一阶段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日趋加大。一方面,日军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从未放松过,“1941年是敌人向华北根据地空前残酷紧张的一年,正是我反扫荡最艰苦最猛烈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大小规模的扫荡与反扫荡战,总计数十次,敌人万余以上兵力的大规模扫荡,亦不下十余次,这是过去几年来所没有的现象。”(3)邸华:《今年华北的扫荡与反扫荡》,《解放日报》,1941年12月28日。与此同时,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的后劲不足让国民党暂时缓解了节节败退的劣势,抗战积极性有所下降,顽固派由对外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注意力转移到打击共产党的军队上。
同时,由于华北各地连续多年发生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都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在几千万人口的陕甘宁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红色政权。有着巩固政权和强大军队的中国共产党直接威胁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顽固派、反共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势力,他们想尽各种极端方法分裂和瓦解中国共产党。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承担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了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破坏党的团结,这时比任何其他时候更加需要实现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不断巩固自身。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伪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党性不纯的不良倾向,在全党范围内进行增强党性的教育是必要而迫切的。延安整风运动针对党内存在的种种党性不纯问题,目的在于增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1941年5月16日,刘少奇在作《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报告时明确指出:“所谓党性,就是一切服从党的利益、一切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打算。”(5)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49页。那么共产党员的党性又是什么呢?任弼时认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6)任弼时:《任弼时选集》,第231页。
延安时期党的某些组织、某些党员存在许多缺乏党性和违反党性的不良倾向，表现在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三个方面。这种违反党性的倾向具体表现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尊重党的决定,随意发言,标新立异。在组织上表现在: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在思想意识上表现在: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风头主义等等。”(7)《加强党性的锻炼》，《解放日报》，1941年9月6日。在政治观点上,党性不纯主要表现是政治上追求自由行动,不愿意请示中央或上级的意见,不尊重、不服从中央及上级的决定。这样的党员干部会破坏党内统一和团结,从而影响整个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思想意识和政治观点的党性不纯直接体现为具体的言论行动。在言论行动上,党性不纯主要表现为家长制作风,直接在言行上抵制中央命令。目无组织和纪律,反抗中央、轻视上级,甚至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可见,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性教育是整风运动的应有之义,整风运动则推进了党性教育的有序进行。
饭后立即饮茶，会冲淡胃液，影响食物消化。同时，茶中的单宁酸能使食物中的蛋白质变成不易消化的凝固物质，给胃增加负担，并影响蛋白质的吸收。
(三)延安时期党员党性不纯和种种不良倾向影响革命事业健康发展
(二)党员队伍壮大、内部成分的变化迫切需要党内思想一致、行动一致
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已由小党发展为大党,党员成分也发生着变化。随着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员急剧增加。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仅至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当时的5万多发展到50余万,到了1941年更是增至80万。在新加入的七十多万党员中,成分又较为复杂,小生产者和知识分子占很大比重。同时,抗战时期党所处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环境。从1938年2月开始,新四军先后开进皖中、皖南、苏南、豫东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一块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员大多比较分散，在小块的地方坚持斗争。这样一来,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独立主义、英雄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这些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使党与革命遭受极大损害。
二、党性纯洁衡量标准:延安时期党性教育的文本分析
第一,培养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阶级觉悟性和阶级意识。党员要具有无产阶级高度的阶级觉悟性和阶级意识,要让为无产阶级利益和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因为“缺乏阶级觉悟、阶级意识的人,决不会表现出真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13)任弼时:《任弼时选集》,第233页。还应当注意的是，阶级觉悟、阶级意识、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党员对党的忠诚和坚定都是“教育成的、培养成的和锻炼成的”。(14)任弼时:《任弼时选集》,第234页。也就是说,测量党员干部党性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是否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阶级意识,同时这种觉悟和意识都是可以通过培养和教育形成的。第二,“必须充分地掌握住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15)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新的译文是:“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12页。也就是必须要充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政策和策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简单地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必须要灵活地、切合实际地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同时,为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纯洁性,还必须坚定地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作斗争。是否敢于以及善于同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行为做斗争,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第三,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全党的利益。即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党的利益,为了党的统一和团结,必须与一切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这是测量党员党性的另一个主要标志。第四,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16)任弼时:《任弼时选集》,第236页。第五,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决定其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党,更是领导广大人民为了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的政党。她的力量源泉应是群众，只有密切联系群众,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才能获得无穷的力量。是否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延安时期增强党性、从严治党的核心就是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注重政治建设。这与当前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的目标是一致的。
皖南事变后,中央政治局在1941年1月15日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该决定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页。在详细列举出项英、袁国平存在的错误后提出:“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成员,必须深自省察”,(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33页。因为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结果总是要失败的。同时还应当警醒的是，“今后仍可能产生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33-34页。在这个文件里,党中央第一次正式向全党提出要开展党性教育和党性学习。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由任弼时同志写一篇关于党性教育的文章,希望以此来推动全党的党性教育活动。但由于任弼时当时忙于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无法直接参与党性教育相关文件的起草工作。3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关于增强党员党性教育的问题。陈云在会上指出:“对犯错误的干部不要无原则地团结,既不打击也不放纵。”(11)《陈云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2-313页。会议最后决定,由王稼祥同志负责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在1941年党建20周年时发布并在全党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习和教育,由此也拉开了抗战时期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运动的序幕。
明确了党性纯洁的衡量标准后,党性教育的方法和内容就有了针对性。《决定》发布后,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广泛学习,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以前那种在政治上随便发表意见、同党对立、闹独立主义倾向的现象几乎销声匿迹,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地方党组织能够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党的整个利益,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更加统一,更加团结。
三、注重政治建设:延安时期从严治党增强党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决定》对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党性,保持纯洁性发挥了重要的教育作用,也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通过对《决定》的解读分析可知,《决定》提出了测量党性是否纯洁的标志,为延安时期从严治党增强党性提供了具体方法。《决定》提出了具体要求:要为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而斗争;要展开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要坚决与阳奉阴违的两面性作斗争,并且要彻底肃清这种现象等。(12)任弼时:《任弼时选集》,第237页。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五个层面的要求,这也是测量党员党性是否纯洁的标志。
同时,党内存在组织涣散、纪律不严的问题,“某些党部的同志对党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对立的态度”。(4)任弼时:《任弼时选集》,第241页。有些地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严重缺乏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全局意识。比如,有些地方党组织并不完全遵照党中央的政策和方针;有些事情,事先不请示中央,一些决定并不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更有一些党组织和干部,对于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不经过集体讨论或请求上级意见,就随便发表意见。这些都暴露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不一致性,缺乏团结。党的历史教训说明分裂行动影响党内团结。1938年张国焘的叛党行径,暴露出党内存在部分党员组织纪律观念不强,思想认识不清的问题。1941年皖南事变的爆发,深刻地暴露出部分党员思想上的投降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独立主义倾向，这对党内团结造成了巨大危害,由此也引起了党中央对党内党性不纯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
(一)加强党性教育、克服党内不纯倾向是党在任何时期都不应松懈的工作
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应是一个常提常新的课题,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必须加强自省自察和自纠。延安时期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多样化的内部成分,让部分党员和地方党组织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对党的团结、统一和集中造成了一定破坏。在民族危亡之际,加强党性教育成为决定党和革命生死攸关的重大课题。如果全党没有统一意志,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没有强有力的凝聚力,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将面临分裂的危机。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从未放松过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当前,已经执政70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日趋成熟和完善。但是,新时期党也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危险,面临着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高、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不均衡,面临着部分党员干部精神上的“缺钙”危机，由此形成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加强党性教育以保持纯洁性也成为紧迫而重大的课题。
(二)加强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是从严治党增强党性的重点
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飞跃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由此在全党范围内实现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见,加强新时代的党性教育,必须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首要任务就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同时,汲取延安时期通过整风运动和党性教育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经验,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时,党员干部是否讲政治纪律、守政治规矩直接影响党的事业。抗战时期,增强党性的目的就是“要求我们的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织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17)陕西人民出版社编委会：《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整风文献》,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8页。也就是说，必须严明政治纪律,加强党内团结,消除党性不纯的种种危害。政治纪律是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党最重要的纪律。讲规矩则是对党员干部党性和忠诚度的重要考验。“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其中,“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18)本书编写组：《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80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6页。
当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必将成为一盘散沙,在政治上难以达到高度统一，行动上难以实现步调一致,也将缺乏凝聚力和团结度。由此,政治纪律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点,必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和守纪律,自觉遵守党章,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并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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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盼着妻子能给个解释，到省城哪里，办什么事儿。然而妻子没有说明的意思。他希望妻子说，比如开会，逛街，看朋友，同学会之类，随便什么都行。
(三)建立完善的党性教育长效机制是从严治党增强党性的保障
延安时期,在进行增强党性教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一套思想、作风、组织、纪律方面行之有效的方法。(19)陕西人民出版社编委会：《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整风文献》,第109-110页。在思想上，特别重视党性教育,不断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以及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组织上，要求从中央委员到每个党部的负责人,都要参加支部组织,定期过组织生活,虚心听取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对自己的批评,以此来增强党性锻炼;纪律上，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作风上，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不断改造和提升自己,让自己更加符合党和人民群众的需要。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党和人民在长期的斗争和实践中形成的红色文化，凝炼出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和社会主义年代的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等先进精神，这些都是红色文化的精髓，激励着人们矢志不渝、开拓进取。通过向革命先烈和先进人物等的学习，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觉悟，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新时期,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党性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难题,全党必须在借鉴延安时期党性教育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党性教育的长效机制。其一,培育党性教育的领导负责制。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必须充分认识到党性教育的重要性,建立领导负责制。党总支、党支部必须层层负责,明确党性教育的目标和重要性,制定可行的教育学习计划,切实保障党性教育顺利开展。其二,构建党性教育方法体系。各级党校是党性教育的主平台,党员干部通过在党校系统的理论学习,能够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的基本内容,但仅靠党校学习显然是不够的。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党性教育应当充分运用新媒体的平台,把网络平台和传统教育模式有机结合,形成以传统党性教育方法为主,网络学习和互动为辅的党性教育方法体系,真正把党性教育融入党员干部的生活工作中。当前“学习强国”理论学习平台在加强党员学习、提升党员党性修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其学习内容的丰富性、学习方式的灵活性、学习机制的有效性备受党员们的好评。其三,党性的评价机制。党员干部党性教育成效最终体现在评价结果上。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教育,党员干部的党性纯洁与否,要通过党员干部自我评价、上级领导测评以及群众的民意测评三者综合后给出最科学最中肯的评价。通过这种评价机制的完善,督促党员干部自觉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党性修养、强化党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9)05-0015-06
基金项目：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传播及当代启示”(17YJC710028)；2019年度上海学校德育实践研究课题(2019-D-029)
作者简介：黄亚玲,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海中〕
标签：党性论文; 延安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全党论文; 党员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阅江学刊》2019年第5期论文; 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传播及当代启示”(17YJC710028)2019年度上海学校德育实践研究课题(2019-D-029)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