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籍老人随子女进入城市生活，形成农村随迁老人这一特殊群体。进入城市后，由于家庭关系变得复杂、社会交往关系不断萎缩、信任关系逐渐减少以及价值关系受到冲击，农村随迁老人难以适应城市生活。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出发，帮助农村随迁老人适应城市生活应充分发挥家庭关系网络的基础作用，扩展社会交往关系网络，重塑社会信任关系网络，调适价值关系网络。
关键词：社会关系网络；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性；家庭关系；社会交往关系；信任关系；价值关系
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医疗保障、教育水平等不断提高，同时各城市的落户门槛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农村籍学生毕业后留在城市发展，大量农村青年进城务工并留在城市生活。由于情感及现实的需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将父母接到城市共同生活，这样既方便儿女照顾父母，老人又能适当帮忙照看孙辈，由此产生了随迁老人这一特殊群体。“随迁老人”是指跟随子女或其他亲人离开原居住地，与子女或其他亲人在流入地共同生活两个月以上的迁移老人。[1]
综上所述，文化因素、社会因素、个人因素与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能力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其创业能力的提升都起着重要作用，这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有效提升提供了参考价值。
截至2016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占总人口的10.8%；[2]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 年，户籍不在原地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60 岁及以上的流动老年人口数量接近1 800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生活的老人。农村随迁老人虽然身在城市，却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在子女上班、孙辈上学后，他们回到家中无人陪伴，走出家门无处可去，生活方面有别于以前的生活，精神方面也较以前空虚，主观上存在一种被排斥感，融不进其他老人群体，感觉自己与城市格格不入，心理上有严重的孤独感、强烈的边缘感，自我效能感低、归属感弱。
以2017年春季、秋季饲养的强健性家蚕品种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蚕蛹氨基酸成分及含量，均为通过省级及国家级审定家蚕品种的亲本。其中，春季9个品种，其中色12、丁22A、103、122、65、67B、H040、P097为斑纹限性品种，仅137为非限性品种[2]；秋季11个品种，其中103、P083、H074、104、114为非限性品种，117、122、115、101、108、110为斑纹限性品种。以上试验材料均由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夏秋课题组保存并提供母种。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老有所养，这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3]提升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性，有助于提高其晚年生活的品质，也有利于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增强城市社区的包容性与稳定性。
一 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村随迁老人的社会适应问题
但周作人对《对话集》的钟爱是执着的，在找不到原文的情况下，周作人仍然坚持着《对话集》的翻译梦想。1940年5月27日周作人在《致周黎庵》信中提到：
“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13]在范围有限的农村社区共同体中，老人与乡邻彼此熟悉而亲密，乡邻们“日常有着很亲密的接触并且互相帮助，他们互相承担着特别的社会义务”[14]，他们之间有类似的兴趣爱好，有属于自己的共同话题，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农村随迁老人对自己所生活的农村社区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及归属感。对于农村随迁老人而言，城市相比于农村属于陌生人社会，社会流动性强，匿名性和异质化程度高。当老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后，由熟人社会突然转入陌生人社会，面对与自己生活习惯存在差异的陌生群体，老人无法及时建立自己的亲密群体；加之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有限，老人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在农村与他人主要是一种同质性互动并在互动过程中付诸情感，进入城市后，这种互动不复存在，原有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基本消失。
众多社会学家均承认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能够为个人带来资源。个人通过与他人频繁密切的交往产生关系，多种关系黏合组成其关系网络，通过与不同个体、组织间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形成不同层面、维度的复杂网络，[7]个人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资源，此处资源具有广泛性，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还包括精神情感等。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根据熟悉程度、感情依附强度等将各种关系具体化为亲密或疏远，社会关系网络囊括了个人的社会关系。[8]个人与他人产生关系或联结，组织起来即为个人社会网络的基本框架，个人作为某个节点嵌入社会网络中，个人位置改变，社会关系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当从原来位置抽出进入新网络后，与新网络中的节点重建联系，逐渐形成一套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农村随迁老人生活在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其在网络（农村）中以点的形式存在，与其他村民的关系近似为线，以点（老人）为中心，线线（关系）相交共同构成了其生存的基本网络。老人选择网络中任意一条线都能够与他人进行交往。当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后，老人脱离原有的关系网络，作为一个孤立的点存在于城市的关系网络中，基本的交往互动受到影响。进入城市后的关系网络仅有与子女这一条线，导致他们过度依赖子女，进而怀念农村生活，主观上对城市生活带有很强的排斥感，许多农村随迁老人“人在曹营心在汉”，虽然身在城市，但心仍在农村。
从“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历史来看，布迪厄在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中已隐含社会关系网络这一概念。社会资本是“由社会义务或联系组成，是与对一个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具有制度化的关系的持久网络的拥有联系在一起，通过网络的规模和资本的容量来表示”[4]。科尔曼在布迪厄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社会关系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并在个人的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个人从关系中获得现实或潜在的资源且无法替代，关系结构能够使个体的行动更加方便。[5]科尔曼强调社会关系对人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个人能够通过社会关系获得利益，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人社会生活所必须的。波茨认为，个人凭借自身的成员资格在社会中或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资源，这种成员资格即为自身与他人间某种关系的代表，个人通过新的交往不断形成新的关系网络并通过这种关系网络获取资源。[6]83-84波茨强调了关系的独特性、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动性及收益性。
另外，根据来源不同，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系”可分为“先赋关系”和“自致关系”。 先赋关系是指由血缘等先天因素产生的关系；自致关系是指除去先天因素的影响，通过自身努力而形成的关系。在农村社区，人际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天然的先赋关系。[9]农村随迁老人大部分先赋关系留存在农村，进入城市后地理位置发生改变，导致其先赋社会关系网络被迫割裂，原有的社会关系受到较大影响。尽管城市社区中的关系主要以自致关系为主，但自致关系的建立首先需依赖于先赋关系。[9]随迁老人的先赋关系网络因地理位置的改变而被分割，且短时间内自致关系难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及时建立，随迁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处在一个相对真空状态。
农村随迁老人的关系脉络以自身为中心，从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属关系网络开始，向以地缘为纽带的社区网络、以趣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逐级扩展。因此，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出发，帮助农村随迁老人适应城市生活应充分发挥家庭关系网络的基础作用，扩展社会交往关系网络，重塑社会信任关系网络，调适价值关系网络。
由表1可知，模型的拟合度达到了0.469，整体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同时利用Geoda软件计算出沈阳市商品住宅价格Moran指数为0.502，这实际上已表明房价在空间上具有相关性。由于经典线性OLS回归模型估计不考虑空间特性，可能会产生对结果估计的不准确；其次，OLS得出的全局回归系数是一个不随区域变化而变化的固定的数，无法估计各影响因素对不同空间区域的房价的影响。因此，这里我们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采用高斯权值函数方法，经过交叉有效性检验来进行加权回归分析。GWR模型估算结果如表2所示。
二 网络关系的转化：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问题成因分析
子女婚后与父母的旧家庭分离，建立属于自己和配偶的新家庭。原先的旧家庭属于典型的核心家庭，规模小且关系简单；而子女建立的新家庭区别于旧家庭，在原先家庭成员基础上增加了子女的配偶。家庭的关系网络因此发生变化，在夫妻关系、母（父）子（女）关系中增加了婆/公媳关系。老人作为单独的个体插入新家庭中，给子女的家庭关系网络增加新的关系，家庭的关系网络变得复杂。作为新关系的一端，随迁老人自身在插入新家庭关系网络的过程中产生距离感、局限感，而且由于生活作息、意见观念等不同，大部分老人来到子女身边后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的生活。另外，老人原先的社会关系网络比较丰富，例如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母（父）子（女）关系仅是其关系网络中的一支；随子女进城后地理位置发生变化，母（父）子（女）关系成为老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主要关系，依靠地缘而产生的邻居、朋友关系等受到影响，如子女没有及时为老人提供足够的关系支持，就会致使在其他社会关系断裂后老人的依靠关系出现缺失。这样，一方面家庭关系变得复杂，另一方面老人主要依靠关系所产生的空缺没有得到及时填补，老人内心对家庭关系的向往与现实情况不能满足其需求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一）家庭关系网络的转化
农村随迁老人进入城市后，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因地理位置的改变而被割裂，同时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及时建立，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变化并处于相对真空状态：家庭关系变得复杂，交往关系更加单一，信任关系逐渐减少，价值关系受到冲击。
（二）交往关系网络的转化
由于地域范围、物质条件有限，农村社区内部有较多联姻，姻亲关系较为紧密，亲属关系较为普遍，由此许多村民之间不仅是单纯的邻居关系，相互之间还有一些亲属关系，老人与其他村民的关系亦是如此。村民之间的多重身份将农村变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在社会关系方面形成一种特别的社会网络——“闭合”网络。在一个闭合系统中，信息和资源都有可能以最短的路程流向网络中的任何一点，闭合系统能够扩大系统内的互动，使成员能更快捷地获取信息。[6]87与他人的多元关系、自身的多重身份，给老人带来一种安全感，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任意身份在农村社区这一“闭合系统”中获取消息。进入城市后，与邻居的关系仅是单纯的邻居关系，原先邻里之间的多重身份消失、多元关系被打破，通过自己与他人的其他关系获取消息的路径被打断，对外界的即时消息联系主要依赖于子女，形成自己为一端、子女为另一端的点对点式的单一关系。老人原先的多渠道交往关系网络被断裂，多渠道的消息网络受到影响。这种转折导致老人心理上产生落差、情感上产生孤独失落感。
农村随迁老人不适应城市生活，原因之一是不适应城市文化，融不进城市社区的老人群体中。据调查，许多农村随迁老人认为“自己和城市人有很大差别”。[12]城乡二元格局导致老人对自己的“农村人”身份感到自卑，内心的自卑感导致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较弱。此外，由于城市社区中人员间异质性强且流动性大，人们的安全意识及防范意识较强，以前在农村进出邻居家轻松随意聊天的老人在面对新环境时产生强烈的束缚感，并认为城市人情冷漠、人与人之间生分有距离，[11]对城市生活产生排斥。农村和城市在价值文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习惯于农村文化的随迁老人在面对城市文化时缺乏亲切感，短时间内难以接受城市文化价值观，对城市生活的不适感较强。
（三）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的转化
在倾向得分匹配法中，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视为处理组，标记为Ω1，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视为控制组，标记为Ω0。企业绩效用总资产净利润率 （ROA）来衡量，同时将净资产收益率 （ROE）作为检验结果是否稳健的绩效指标 （张杰和杜伟伟，2018）［12］。以总资产净利润率为例，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平均处置效应 （ATT）如下所示：
（四）价值关系网络的转化
在这样的理念下，如果跨国公司仅仅自身做到环保达标，只能证明他是一家环保合格的跨国公司。在自身做到环保达标的前提之下，利用自身技术工艺上的优势，影响并协助其经营环节的相关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能力提升，使这些企业同样具有环保意识治理环境污染的技术工艺。这样的跨国公司，必然会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因此一些具有竞争实力的跨国公司，都已经把树立企业形象作为其经营战略的重要方面。
三 从单一到多元的社会关系网络：农村随迁老人社会适应问题的治理之道
针对如何帮助农村随迁老人适应城市生活，相关学者进行了积极探索。李敏芳认为可通过引导随迁老人调整心态进而帮助其积极应对新的生活环境，以适应城市生活；[10]张慧玲等人认为，社会制度、人际交往、心理因素和生活习惯是农村随迁老人难以适应城市生活的主要影响因素；[11]姚兆余等人从户籍制度、情感心理、社会关系等方面研究随迁老人的社会适应现状，强调社区工作对老人适应的重要意义。[12]笔者认为，农村随迁老人不能只通过生活习惯的改变来机械地适应城市社区生活，他们更需要得到心理上的归属感、认可感，这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有亲密的朋友、积极的生活态度，建立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络。
（一）家庭关系网络的重塑：农村随迁老人社会适应问题的治理基础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是一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最初起点，也是农村随迁老人信任关系重构过程中的第一步。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在不断完善，但目前老人仍主要依靠亲属特别是子女，子女是老人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的主要来源，[15]在整个关系网络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所以解决农村随迁老人适应城市社会生活问题的首要措施是重塑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网络。
研究发现，子女给予社会支持少的老人其孤独感体验显著高于子女给予社会支持多的老人，[16]所以子女是随迁老人社会网络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力量。进入子女的家庭后，老人脱离了原来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未完全建立，在其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与子女的关系是其最主要的依靠关系。子女应清楚地认识到该关键点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对父母有孝心、耐心，尊重且体谅父母，工作之余常陪伴父母，主动带领父母外出，帮助他们熟悉城市社区的环境，减少他们因环境陌生而感到的孤独感、边缘感。
在随迁老人的家庭关系网络中，除与子女的亲密关系外，最亲近的是与亲属的关系。随迁老人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其社会关系特点比较符合费孝通先生对传统人际关系所总结的“差序格局”，他们通过 “五服”方式计算亲疏关系，生活上看重亲属，情感上依赖亲属关系，进入相对陌生的城市社区后，他们更会时常牵挂自己的兄弟姐妹、侄孙晚辈，更依赖自己的亲属关系。在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未建立前，基本的亲属关系应更充实巩固。包括子女在内的亲属关系是随迁老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起点，在老人社会关系网络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帮助随迁老人重塑社会关系网络需以家庭为出发点，逐级延伸到社区、社会，逐渐建立多元网络。
（二）从单一网络到多元网络：农村随迁老人社会适应问题的治理机制
在巩固家庭关系的基础上完善社区配套措施，利用地缘优势丰富老人的社会关系，帮助其将单一社会关系网络逐级扩展至多元社会关系网络，这是帮助农村随迁老人提高城市适应性的重要环节。政府、社会等应从宏观层面配合发力，营造有利于帮助随迁老人调适价值关系网络的良好社会环境，并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
社区作为地缘共同体，在帮助老人减少对城市生活的主观不适感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可利用共同的地域优势培养随迁老人对社区的归属感、亲近感，结合社区的相应配套措施充实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区内建立与他人的新关系。随迁老人不适应城市生活的原因之一是城市的人际关系冷淡及人际沟通较少、家庭独立，喜欢热闹的老年人缺乏与邻里沟通往来的机会，以致难以建立信任关系，在情感上感到冷漠。所以居委会街道、社区组织应通过走访活动，了解本社区农村随迁老人的情况（如兴趣爱好等），举办社区活动时邀请农村随迁老人参加，为老人创造与社区成员建立关系的机会。社区组织活动，一方面迎合老人爱热闹的心理，可令其身心愉悦；另一方面可增加随迁老人与社区老人的交流机会，帮助随迁老人融入社区“圈子”，打破随迁老人交往关系单一的现状，帮助其进行更大范围的新互动，从而扩展他们的交往关系网络。随迁老人在持续的交往互动过程中，会不断加深对城市的了解，消除陌生感，在潜移默化中重塑社会信任关系网络，最终适应城市生活。
家庭和社区在重塑农村随迁老人社会关系网络中发挥的是一种局部性作用，需要政府、社会从宏观方面进行全面性协调。政府、社会可从居民主体地位出发，为老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发挥自身的主导性作用，[17]通过提升随迁老人的社会存在感来提高其城市生活适应性。现实的城乡差别使其主观上产生“被区别感”“受排斥感”而难以融入城市，这是目前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性低的主要社会原因。农村随迁老人在异地看病报销困难、手续复杂等问题都需要政府从制度方面入手，完善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以及简化实际操作程序来加以解决。农村随迁老人是近年来随城市发展而产生的新群体，其社会关注度还较低，所以须从法律层面肯定并重视该群体的存在，加强随迁老人权益保护的宣传教育，培养重视、关爱城乡迁移老年人的社会意识，营造积极良好的舆论氛围，从宏观方面为随迁老人拓展其关系网络营造友好的社会环境，提高城市社会的包容性，帮助老人消除“紧张感”“孤独感”，增强安全感与信任感，维护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应减少因政策原因引发的不合理情况，使老人在城市享受到正常平等的公共服务。
随着农村随迁老人数量的不断增多，这一群体的生活状况逐渐被人们关注。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应发挥自身的宏观作用，努力为农村随迁老人营造和谐友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从家庭到社区需综合施力，帮助其自主建立起多元社会关系网络以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这对促进家庭和谐、共享城市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公平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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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Urban Adaptation of the Rural-Urban Immigration Elderly from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XU Lixiang，GAO We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more and more rural old people enter the city life with their children, forming the special group of rural-urban immigration old people. After entering the city, they can not adapt well to the city because of the complicated family relationship, the shrinking of the relationship, the gradual decrease of the trust relationship and the impact of the value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we could help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amily network’s fundamental action, expand elders’ social interaction, remolding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of trust networks and adjust the value relationship networks of them to help the rural old people adapt to the city life.
Keywords：social network；rural-urban immigration old people；urban adaptation；family relation；social relationship；trust relationship；value 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9)01-0084-05
引用格式：徐理响，高 伟. 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分析[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4(1)：84-88.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1.013
收稿日期：2018-11-02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基金资助项目“安徽省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作者简介：徐理响（1980—），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大学副教授，政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发展、基层政治与社会治理等；高 伟（1995—），女，山东青岛人，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基层社区治理。
责任编辑：徐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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