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史”部分中阐发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方法：从生产方式这个本质过程来解剖社会现象；捍卫经典理论体系的“合理内核”；运用科学抽象方法认识本质规律；寻找事物之间具有特征性和原则性的区别；坚持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用“普照的光”观照各种社会复杂现象；坚持普遍规律与实际情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瞄准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趋势进行理论创新；聚焦重大理论和观点创新，不搞“完美主义的学术重复”。要深化《资本论》哲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掘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方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科学研究 创新方法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尤其是“剩余价值学说史”部分中，马克思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的方法路径。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在政治经济学中，不用脑子的传统比在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中都更加顽固”[1]。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犯的许多理论错误，主要是源于其错误的科学研究方法。在《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许多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仅是马克思构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从生产方式这个本质过程来解剖社会现象
资本主义社会是全面异化、彻底颠倒的社会，生产关系以歪曲的、颠倒的形式在竞争中表现出来。如何分析这种现象，马克思与庸俗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是截然对立的。庸俗经济学家经常用“三位一体”公式（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竞争中表现出的假象——资本表现为利润的源泉，劳动表现为工资的源泉，土地表现为地租的源泉。也就是说，不同的收入形式来自不同的独立源泉，它们只是作为彼此不同、彼此无关的形式存在着，而不是作为相互异化的形式彼此对立着，这些收入形式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有机的、结构性的联系。“正如一个经院哲学家在‘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一公式中感到十分自在一样，庸俗经济学家在‘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这一公式中也感到十分自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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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点位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抚远县的黑瞎子岛地区，地理位置位于北纬48°24′，东经134°05′，平均海拔约40米，地势平坦，全岛最大面积是湿地，有些地区是超过海拔40米的高地。土壤类型包括淤积土、草甸土、白浆土和沼泽土。年降水量为600毫米左右。黑瞎子岛主要的植被类型包括阔叶林、灌丛和萌生矮林、草甸和草本沼泽。
马克思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对庸俗经济学家进行了严厉批判。借助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他使这些固定的、硬化的和异化的财富形式摆脱了互不相关、孤立并存的无机形式，竭力为它们寻找内在的有机的统一性。他认为，工业利润、地租、利息的源泉只有一个——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工业利润、地租、利息被还原为利润，利润又被归结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被归结为剩余劳动。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马克思对各种分配形式的科学理解，正是源于他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作最为本质的过程，而没有停留在现象主义的、表面主义的肤浅批判。“三位一体”公式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庸俗经济学家只是停留在“以学理主义的形式来表达囿于外在表现的意识”[3]，只是简单地考察了下资本主义分配关系，而没有从生产关系去分析分配关系。庸俗经济学虽然在形式上显得具有浓厚的学理主义色彩，但仅仅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翻译了受资本主义竞争现象束缚的资本家的观念、动机等，仅仅抓住资本主义生产在竞争和分配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外在表面现象，而且仅仅是进行了简单的现象复制。从方法论来看，庸俗经济学家的方法是表面主义、现象主义、经验主义的方法。在他们那里，“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这种事情的十分粗俗的观念。用夸夸其谈的辞藻来表达的不过是肤浅的见解”[4]。“这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的宗教。”[5]
理论只有抓住“根本”才能彻底。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也要将当代中国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作为理论作为“根本”，从它出发去理解各种分配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不能流于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简单描述。
二、在继承经典理论体系“合理内核”的前提下推进理论创新
为研究超厚宽幅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应用效果，本文参照《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E60—2008）对试验段基层与并机分层摊铺施工的基层表面平整度进行检测。检测方法选用3m直尺法，每100m测试2处，每处10尺，检测结果如表4。
10多年来，祝国寺以大带小的管理和服务，对周边小寺小庙和谐局面的维护，起到很大作用，也为云南省和谐寺观教堂创建工作，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宗教和顺，离开不法治建设，离不开科学有效的管理。在这些方面，我们都看到了国家推进宗教法治化建设，加强宗教管理的实际意义。
李嘉图认为，“商品”按照它们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交换，但是他始终只谈“劳动”以外的商品。但是，自称李嘉图学派的麦克库洛赫却将李嘉图规定的“商品”推广到“劳动”。他认为，商品与劳动之间也是等价交换，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物化劳动，恰好等于他以直接形式的劳动还给资本家的。在马克思看来，麦克库洛赫虽然在表面上维护李嘉图的理论体系，而实际上是变相否定了其理论体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除此之外，李嘉图没有解决有机构成不同的等量资本为何产生相等的利润这个理论难题。马尔萨斯认为，这个理论难题充分说明了劳动不是价值的尺度和依据，应该彻底否定李嘉图理论体系。针对这个困难，穆勒认为，商品停留在生产过程中经受某种自然过程作用的时间，也应该被算作“劳动时间”。麦克库洛赫不仅附和穆勒这种庸俗化的方法，而且比他走得更远——把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在生产中提供的各种服务和操作都称为“劳动”。在《手稿》中，马克思始终将“劳动”定义为人的对象性活动、属人的活动。他在严格遵守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的前提下，通过科学区分了劳动力和劳动，进而得出劳动力是一种能创造比自身价值大的特殊商品，进而解决了李嘉图理论体系的矛盾。穆勒和麦克库洛赫实际上彻底抛弃了李嘉图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必然导致李嘉图理论体系的彻底瓦解，“在这样一些把李嘉图的观点庸俗化的言论中，我们看到了对李嘉图理论的最彻底、最无知的败坏”[6]。
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当前，要真正回应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民族化，必须做到“四个分清”——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在“四个分清”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否则就不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再研究”“重释”马克思，这对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很有意义，但是，如果这些所谓的“再研究”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核的话，那就谈不上有什么新发展。
程式语的固定及半固定的特征使得英语学习者在辨认和使用它的时候能从整体上来学习和记忆这类语言。程式语能提升说话者的流利性，促进实时交流的进行，并减少对工作记忆的负荷。程式语的使用频率高于控制短语成分单词间的过渡概率（transitional probability）大于非程式语单词间的过渡概率，这种高频性和高过渡概率将导致程式语可预测性的增力。受试在加工程式语的部分单词后就能准确预测其剩余部分，进而缩短了加工时间，程式语的加工速度得到了提高(李更春，2017)。
三、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认识本质和规律
抽象思维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十分重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7]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批判一些资产阶级学家在对价值的本质的分析中不愿意或者不会使用抽象思维，阐明了抽象思维的重要性。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样需要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历史地、具体地观照中国的阶段性、民族性、时代性问题，解析中国发展道路和当代中国生产方式，而不是满足对政策和流行观念进行单纯的辩护和庸俗的图解，得出一些人所共知的、没有概念的普通常识。
经典科学理论体系是由核心理论、基本理论、一般原理、个别衍生结论构成的。核心理论是一个经典理论体系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部分。如果随意颠覆了核心理论，经典理论体系只能陷于瓦解。当然，有了核心理论，并不代表经典理论体系没有内部矛盾，但是解决经典理论体系的内部矛盾，发展经典理论体系，必须在继承其核心理论的前提下来进行。在《手稿》中，马克思对李嘉图学派的穆勒和麦克库洛赫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这些核心理论庸俗化、简单化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认为，无论是匿名作者还是贝利之所以认为价值只是一种“臆想”，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价值实际上就是商品中包含的无差别的社会劳动，而且不理解价值的独立化、绝对化在资本运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他们并没有将科学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他们之所以在价值理论上犯错误，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一种偶在主义、随机主义、经验主义的方法，而不会使用抽象思维的方法。
语言分析在推进哲学研究时固然重要，但是不能把语言分析等同于哲学研究。“用语分歧”的背后，更多是真实的社会现实矛盾运动，更多是事物本质内涵的根本分歧。因此，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时，需要运用理性思维尤其抽象思维能力去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矛盾的普遍联系、矛盾运动和相互转化。
四、寻求事物之间具有特征性和原则性的区别
在矛盾关系中，对立性是第一性的，统一性是第二性的，正是差别、区别才彰显了事物的本质。在《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穆勒和李嘉图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普遍性时，强调了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首先必须要寻求事物之间具有特征性和原则性的区别，而不是依靠“用想象排除矛盾”或把对立统一变为对立面的直接等同。
主要农艺性状及产量详见表2。由表2可知对照田的株高、穗位高均均大于示范田，这说明普通地膜的保温保墒效果明显好于可降解地膜，所以玉米的农艺性状表现明显，故而也直接影响了穗长、行粒数、穗粒数与、粒重及产量。
在穆勒和李嘉图看来，并不承认存在什么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最多只是局部性的生产过剩，这是因为，供给本身就是需求，每个商品既是“供给”也是“需求”，每个人的“供给”必然使他具备相应的“需求”。马克思认为，这种思维方法是错误的。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原先物物交换时买卖这两个过程的直接同一性、毫无对立性就分裂为商品交换时买卖这两个独立过程的间接统一性甚至绝对对立性，此时买卖在时间、空间上都是分离的，有了脱节的可能性。当买卖这两个独立过程的对立和分离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性就要强制地通过经济危机来恢复。正是在经济危机中，平时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因素彼此之间的独立性被强制地消灭了，它们的统一性才通过暴力体现出来。他们之所以在经济危机的理解上犯错误，这是因为“买卖形而上学的平衡”的思维方法。他们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简单商品生产之间具有特征性和原则性的区别给抹杀掉了，将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变成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偶然存在的商品交换或者不发达状态下存在的物物交换，这实际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他们“在有对立和矛盾的地方大谈统一”[8]。
矛盾是事物的根本性特征，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应该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特殊差异、对立，唯有如此才可以直面实际矛盾和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因此，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尤其要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问题就是矛盾和差异，唯有形成强烈的问题意识，才可以找到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的生长点。
五、坚持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
科学发展不能靠“史”吃饭，学术创新不等于学术史的梳理。这点对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尤为重要。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盛行文本考证和哲学史研究。但是，任何学科存在的依据是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解决特定对象的特定问题才显示生机活力，不能用哲学史研究、文本研究代替哲学研究。真正的哲学研究，既要将既有的理论材料作为研究对象，更要将活生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作为研究对象，这才是科学发展和学术进步的生命力所在，才是学术创新的源头活水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要“照着讲”也要“接着讲”，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建设为面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哲学。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既需要观照“马克思观照世界的方法”，学习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方法，像马克思那样观照世界，也要观照“马克思观照世界的文本”，这是他观照世界留下的基本理论材料，通过这些文本，我们可以学习他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但是更要观照“马克思曾经观照过的世界”及其最新发展，将丰富的社会现实如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科学技术、外交贸易、政治制度、风土人情、文学艺术作为理论加工的对象和理论创新的源泉，分析现实问题，做出新的结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等量资本推动不同的剩余价值，却可以带来等量利润，这在表面上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对于这个理论难题，李嘉图本人没有解决，他认为这仅是例外。作为李嘉图的反对者，马尔萨斯认为，这已经是普遍现象而不是个别例外，因此应该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他借助于形式逻辑的抽象同一性方法，直接否定了李嘉图的整个理论体系。为了解决这个理论难题，李嘉图学派追随者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的解决办法是：将不变资本看作“积累劳动”，“积累劳动”也是“工人”和“劳动”，既然是“工人”和“劳动”，那就理所应当领取“工资”。因此，“利润”就是“积累劳动”的“工资”，资本家被授权将“积累劳动”的“工资”装入腰包。马克思认为，这样实际上是将劳动“资本化”或将资本“劳动化”，因此并没有解决等量资本为何带来等量利润这一难题。与他们相反，马克思用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科学地说明了利润、平均利润、企业主收入、利息、地租等形式都是剩余价值从抽象向具体的发展过程。
从思想方法上来说，他们不是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一般规律与具体现象、简单规定与丰富规定之间的矛盾，而是强行将具体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之内，强行将这些更为高级的、更为发展的概念归入那些尚未展开的、尚未发展的一般概念。他们不会借助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去分析剩余价值的发展过程，而是将剩余价值同只是在流通和分配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各种更为发展的形式如利润、平均利润等直接等同起来。因此，在他们那里，“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烦琐哲学，它绞尽脑汁，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论证它们是同一般规律相一致的”[9]。
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过程中，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是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现象。在面临这种问题时，关键在于探索科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过渡环节和中介桥梁，探索理论向现实的具体发展和演变过程，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理论错误，或者直接将现实简单地还原为理论。
六、用“普照的光”透视各种纷繁杂芜的社会现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普照的光”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在一个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改变和决定着其他各种生产方式的性质，使它们改变了自己原先的颜色，呈现出一种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相类似的新的色彩。在《手稿》中，马克思运用“普照的光”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各种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比如土地所有权。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的所有权并不是“最初的”所有权，而资本的所有权才是“最初的”。这是因为资本的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相对于土地所有权，资本的所有权在逻辑上表现为“在先的”。相对于资本的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表现为“派生的”。原先的封建土地所有权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形态变化，成为资本化的土地所有权。马克思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既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非历史主义，但是更批判了那些受封建主义影响的政治经济家没有看到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形态变化。比如，李嘉图将现代土地所有权看作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将资本主义社会规律看作先验的“自然规律”，这固然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误解。但是，洛贝尔图斯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更加严重——他摆脱不了对封建主义的往昔回忆，不理解资本化的土地所有权已经取代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因此，“李嘉图的全部观点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至于他用什么形式表达这个前提，他在这上面是否采用了颠倒历史顺序的逆序法，这同问题的实质无关”[10]。实际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成为生产的当事人和职能的承担者，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对土地所有权进行改造，土地价格就等于年地租额与年利息率之比，土地所有权仅仅成为地租在经济上、货币上的存在形式。
在分析斯密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理论时，马克思认为，当时政治经济学界的一流人物基本上都支持这种区分，但是“第二流人物”却反对这种区分。这里，马克思具体解释了何谓学术界的“二流人物”：“然而这种论战对于第二流人物，特别是对于充满学究气的编书家和纲要编写者，以及对于在这方面舞文弄墨的业余爱好者和庸俗化者来说，却是一种嗜好。”[12]这里，马克思直接将那些不生产思想而生产教科书的“充满学究气的编书家和纲要编写者”归于学术界的“第二流人物”，这充分体现了他对思想、理论、观点而不是“学术”的重视。这是因为“科学”“思想”“理论”不等于“学术”，一门科学的发展也主要不是体现在编写这门科学发展的历史的教科书上。这是因为，后者主要是既有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历史编排，不属于原发型的理论创新。即使是科学史、学术史的书写，马克思认为，也不能将它变成纯粹的“历史编纂学”。在这方面，马克思重点批判了德国历史学家罗雪尔的“历史编纂学”。后者在梳理政治经济学史时，不是按照政治经济学家本人的原创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来进行，而是按照“中庸的”“长者的”态度自居于所有前人之上，以为自己占据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用看透世事炎凉的高傲态度来“俯视他们”“评判他们”，按照个人好恶随意剪裁科学历史，将他们归于自己的“逻辑体系”之中，硬是将政治经济学史活生生地变成了一门没有生机活力的“历史编纂学”。
七、坚持普遍规律与实际情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真理是具体的、现实的，随时随地以条件为转移的。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特别注重将一般规律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反对机械地、教条主义地到处套用各种“万能公式”。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施托尔希的“文明论”，分析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具体的、动态的、历史的辩证关系。
施托尔希在其五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一书中，将物质财富生产与精神财富生产区分开来，认为物质财富生产是精神财富生产的前提，精神生产又反过来促进物质生产。马克思指出，施托尔希的“文明论”虽然提出了一些所谓的“机智的见解”，但他只是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做了最为一般的对照，依然是一种“陈词滥调”。这是因为，他不是把物质生产放在特殊社会形式中来考察，因此“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像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11]。马克思认为，要具体分析各种社会生产方式下、各种社会制度形式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具体的、动态的、历史的现实关系，否则得出的就只能是一般性的庸俗的见解。
另一方面，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结构依赖于其客观基础产生相互联系而得以形成。首先，旅游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一切相互关系的重要前提；针对旅游危机事件，舆情主体通过传播媒介参与网络舆情的发布和传播过程，而各类外围因素与系统内各要素产生联系，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产生影响。因此，旅游危机事件的发生是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的第一层，而舆情主体、外围因素和传播媒介加入之后，形成了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的第二层，基于前两层关系形成的网络舆情本体构成了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的第三层。
从1820到1830年，英国政治经济学界围绕“价值”概念的内涵确定、价值与资本的关系爆发了一场大论战。在论战中，《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匿名作者认为，“价值”只是商品与商品在进行交换时的一种临时的、外在的、偶然的比例关系。价值只在商品交换中存在，表现为交换的结果。一旦商品交换结束，价值也就不再存在。只存在现在的价值，不存在过去的价值，因为商品交换已经结束，也不存在什么未来的价值，因为交换尚未进行。因此，并不存在什么“价值的本质”。一旦讨论价值的本质，就是将价值绝对化、实体化，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臆想”，价值的本质只不过是一种无关紧要的“用语分歧”。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贝利也认为，商品价值只不过是两个商品在物理上的、随机性的、外在的数量比例关系。
八、聚焦理论发展和观点创新
科学发展和学术进步体现在提出新理念、发现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做出新结论，解决了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尤其在基础性、前沿性问题上做出了引领型、原发型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学理主义的完美重复或细枝末节方面的精雕细刻，后者往往是思想消融、观点隐退、理论解体的症候。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各种“伪创新”，尤其以“完美主义的学术重复”和“历史编纂学”现象最为明显。
如果说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还带有黑格尔哲学的烙印，那么“普照的光”的方法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一个独创性贡献，它不仅适用于研究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且适用于研究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要抓住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以此来理解其他各种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
科学研究不仅要求把感性的具体事实作为科学抽象的依据和前提，从具体到抽象；而且要求从抽象再上升到理性的具体，使对客观事物“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本人、李嘉图学派的反对派马尔萨斯、李嘉图的追随者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等人都是由于不会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直接跳过中间环节”而使具体经验强行归入抽象规律而犯下错误。
九、瞄准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趋势进行理论创新
科学理论和学术思想属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它们虽受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但依然可以超前反映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趋势。在《手稿》中，马克思发现，由于英法两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程度的不同，导致了这两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不同步性。
18世纪50—70年代，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重农学派。它认为，农业劳动是唯一“生产的”和创造财富的劳动，是唯一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价值只是使用价值，“纯产品”是大自然的赐予，土地所有者表现为真正的资本家，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工业利润和利息只是地租依以进行分配的不同项目。但是，当时英国已经以工商业和航海业为主，资本主义相对发达，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商品流通过程，涉及的主要是一般价值、价值量和价值增值。法国的杜尔哥与英国的亚当·斯密是同时代的人物，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核》与斯密的《国富论》同样在1776年出版。但是，由于他们生活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前者成了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后者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师。法国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落后于英国，这固然与法国资本主义落后于英国直接相关，但是也与法国政治经济学家没有瞄准资本主义在英国的蓬勃发展有关：他们没有看到当时英国才真正代表了世界历史，没有立足于时代发展潮头充分反映时代精神，没有充分加工来自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国家的思想资料。后来，马克思之所以创造出旷世之作《资本论》，这固然与马克思天资聪颖有关，但也与马克思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和政治中心——英国有关。在这里，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和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既要反映我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也要瞄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既要加工本国已有思想资源，也要加工全世界的思想资源。
十、总结
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方法，实际上远不止以上九种。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赘述。马克思之所以能创作出鸿篇巨制《资本论》，完成他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固然与其天资聪颖、勤奋不倦分不开，但也离不开他对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方法的主动运用。马克思在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中科学的方法论和浓厚的方法意识，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很有借鉴价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实上存在着“立场多于观点，观点多于方法论，方法论多于方法”的客观现象。没有科学的方法论做支撑，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很难行久致远，描述、分析、批判社会现象就会缺乏坚强利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观照马克思曾经观照世界的方法。作为对所有政治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进行系统梳理和严格批判的《手稿》尤其是“剩余价值学说史”部分，不失为一本科学发展和学术创新方法的经典教科书。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6页。
[2][3][4][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2页；第344页；第29页；第302页；第199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我的到来让老陈甚是欢喜，他客气地让座，还给我泡了一杯茶。老陈一个人住，他的老伴去世早，是他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的。这些都是老陈告诉我的，他还说那时为了孩子，没再找，后来孩子大了，他已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那时老陈只有四十岁，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是怎么解决性欲问题的。我几次想问问老陈，又羞于启齿，每次话到了嘴边，都咽了回去。老陈除了耳朵沉，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是很健康的。
四方竹[Chimonobambusa quadrangularis (Fenzi)]，别名四季竹、四角竹，属禾本科观音竹属，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竹种。秆高3～8 m，径1～4 cm，秆方形，但由基部向上逐渐变圆，竹子越大竹秆越方。秆深绿色，粗糙，秆环甚隆起。节间长20～23 cm，秆下部节上有刺状短气根一圈，并向下弯曲。箨鞘纸质，无毛，具多数紫色小斑点。箨叶极小，每节分枝开始为3枚，以后增多成为簇生。小枝着叶3～5 片，薄纸质，窄披针形，长10～20cm，宽1.5～2.5 cm，无毛。秋季出笋。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1）茶产品分析检验概述。主要介绍茶产品分析检验的含义、性质、作用和重要性，简介茶产品分析检验的一般内容、方法和过程，以及介绍茶产品检验的依据和方法
[9][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第346页；第16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9）06-0021-07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19.06.003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赵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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