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劳动价值理论研究专题·
[摘 要]生态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早期的劳动范畴具有生态学意识，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范畴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范畴一样走上了与自然对抗的路径。伯克特对生态学家们的质疑和非议进行了一一回应，指出了正确地也就是辩证地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劳动范畴的方式，并批判了试图以生态调节劳动范畴来代替劳动范畴的核心位置的做法，揭示了马克思的劳动范畴在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铺展过程中与自然问题紧密结合的环节，从而对劳动范畴的生态学意蕴作了有力的辩护。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劳动范畴；生态学
生态学界对早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范畴，即劳动范畴的生态学意识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对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范畴是否具有生态学意识的问题，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生态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非议，来否定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范畴与生态学的内在关系，伯克特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回应，揭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劳动范畴的生态学意蕴。
一、“劳动是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没有贬低自然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从财富生产的立场考察人类历史的，因此，人类历史可以归结为人类通过劳动生产财富的历史。所谓财富，就是事物的使用价值，即直接通过消费或间接通过生产资料满足人的需要的一切东西。马克思认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1]48，因此，“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1]59。财富或使用价值不仅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也满足人的文化的和审美的需要。平常人们所说的精神财富，建立在财富即物质性的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并受其制约。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财富归结为生产劳动，他一再强调，自然和劳动共同对财富或使用价值的生产作出贡献：“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2]92；“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57。
生态学界，特别是左翼生态学界，对上述观点基本上没有异议，但他们对《资本论》对劳动范畴的一些表述方式及其内涵存有异议。
科学数据管理与服务具有二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科学数据的管理，涉及的对象既包括研究者个人如何合理地做科学数据管理规划，也包含研究机构如何制定机构层面的科学数据管理与服务政策，搭建机构科学数据管理与服务平台，既实现机构科学数据的有效管理，又能进行科学数据的共享利用，实现科学数据的增值服务。其次是科学数据的共享服务，在机构或者研究者个人有效管理科学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数据交换共享协议，利用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实现数据共享服务。科学数据管理与服务对于科研人员和研究机构而言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由表2千粒重、单位面积产量的F值可知，不同耕作方式及密度下，千粒重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籽仁率在不同耕作方式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不同密度下的差异未达到显著。
上述分析说明了,人类在不断创造财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生产巨大的剩余价值时，仍然要受自然基础的制约，而且这种制约作用从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著名左翼生态学家本顿却有不同的意见。本顿虽然不否认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自然基础的重视，但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过程分析低估了人类生产对不可替代的自然条件的依赖性。本顿的分析集中在劳动过程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超历史的条件这一表述上。本顿认为，《资本论》的劳动简单要素三分法以及由这三个要素构成的劳动过程，低估了非可操控性条件的重要性，夸大了劳动的人类意向性。简言之，用生产资料范畴来同化劳动过程的背景性条件会阻断劳动过程对至少一些非可操控性的背景性条件的必然依靠。[9]
本顿对附属于生产资料的劳动对象概念的理解也是这样。本顿认为，“马克思把自然提供的生产资料限制在这些场合，在这里，劳动者除了用双手，就不会用其他的工具”[4]40。实际上，马克思绝没有把天然提供的劳动对象限制在与自然的非常原始的交换时期，即人类仅仅赤手空拳进行原始劳动的时期，也没有认为作为人类劳动结果的一般对象的自然性会变得不再重要，马克思甚至谈到过，把尚未捕获的鱼叫渔业的生产资料，绝不是奇谈怪论。马克思还强调，“直到现在，我们还会用天然的资料。只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劳动就是为创造产品而消耗产品，或者说，是把产品当作产品的生产资料来使用。但是，正如劳动过程最初只是发生在人和未经人的协助就已存在的土地之间一样，现在在劳动过程中也仍然有这样的生产资料，它们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1]208。伯克特认为，本顿的看法即“马克思的思想需要重建，因为他的术语把自然条件称作一般的劳动资料和对象，称作生产资料”[4]40，而不是称作不可操控的背景性条件，是对马克思的比本顿更好的直觉视而不见：“本顿似乎混淆了术语上的偏好与概念同化的关系”[4]41，他以为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会同化自然界的不可操控的性质，但这不过是本顿对马克思劳动范畴的僵化理解的结果。
伯克特还反驳了对马克思的另一个一般的批评，即通过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的紧张关系中设定历史的动力，马克思把自然的条件看作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不变的静态的因素。[8]伯克特指出，这个批评把人类生产劳动从自然的自身再生产中的分化的说法混同于把自然本身看作静态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如果不受人类的干预自然就会保持静止这一常态。马克思只是认为，人类生产劳动的社会和阶级剥削的特点已经成为把人类-物质进化从人之外的自然进化中分化出来的主要力量。事实上，马克思对自然界本身的活跃的性质是保持高度警觉的，《资本论》把人类劳动定义为人和自然共同参与的过程以及通过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来合理地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防止自然作为统治力量来支配人类的观点，都说明这点。马克思的上述说法正是社会生态学意识的表现，除非有人把生态危机更多地归结于自然本身而不是归结于人类生产劳动和自然条件之间社会地生产出来的不平衡。
总之，伯克特认为，在肯定劳动是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的同时又肯定“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2]472，对马克思来说并不是矛盾的。进一步，伯克特强调，“劳动和自然作为财富源泉的重要性必须在人类劳动的社会特点的意义上理解”[4]27。这个问题，施密特最早作过论述。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与全部实在是一致的，而人也构成实在的一部分，同时，施密特又强调，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自然总是在实践的、心理学的、科学认识论意义下的概念。伯克特则强调了施密特所忽视的社会关系的维度。他认为，在人类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生产之后，抽象地谈论自然的使用价值和自然的限度问题就不再恰当了，相反，应该从构建劳动和自然的生产性关系的具体社会关系来着眼。更进一步来说，既然自然的使用价值或财富的生产是从人类生产者之间的情况来界定的，那么，劳动是使用价值或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的论断就产生了更加广阔的意义。譬如，资产阶级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受到了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眼界的束缚，这样资产阶级就取消了自然的潜在的使用价值。而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个体，则从联合生产的意义上、从个人全面发展的意义上来理解劳动，就能使自然的潜在的使用价值以物质的、文化的和审美的形式全方位地实现。
二、人类生产劳动过程的社会性没有贬低自然
伯克特进一步指出，虽然马克思强调了人类生产劳动与自然条件的分化的趋势，但马克思对造成人类历史越来越具有独立性的劳动生产率问题并没有掉以轻心。自始至终，马克思都高度重视超历史的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基础问题。就前者来说，马克思认为，不仅物质财富是由劳动改造过的自然材料，而且劳动能力本身就是自然力量，马克思对人类生产劳动相对于自然条件的独立性的关注，主要是从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剩余劳动的生产的角度展开的。马克思认为自然是文明之初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基础，也是文明的更高时期的决定性基础。在《价值、价格和利润》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壤、矿藏等，这些条件在文明的初期决定着劳动生产率，而在《资本论》中则指出，“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已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1]560。也就是说，只有在历史演化出来的自然所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人类才能提供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同样，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谈到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剩余劳动的前提,因为如果农业生产率只够提供吃喝，是无法提供剩余产品的。马克思谈到了人类历史不断追求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的进程，同时，马克思也强调了农业和工业中都有两类劳动，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无限追求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也要追求财富的极大丰富。无论财富采取哪种社会形式，马克思都强调它们的自然基础，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的判断和对共产主义需要合理的物质变换的预见，完全是把生产劳动的社会形式与自然基础合为一体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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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辩护似乎不能完全确立劳动范畴的基础性地位。也就是说，劳动如何能把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包容进来呢？或者如一些学者谈到的，劳动显然不能把呼吸之类的人类活动包容进来，而物质变换却可以。[6]对此，伯克特的分析是，原始占有(如打猎、采集、打渔、采矿，甚至基本的活动如呼吸、看、听、触、感觉)也属于马克思的劳动范畴，这个劳动是实现自然财富变为使用价值从而满足人的需要的必要条件。[4]104“自然生产的使用价值仅仅通过人的占有而满足人的(生产和消费中的)需要是明显的，正如这些使用价值必须存在于自然以便被占有而明显一样。”[1]104我们认为，伯克特的这个分析是符合马克思的意境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谈到过人通过感性的活动而建立人的全面的本质，从而把世界在人的全面的本质的基础上变成人的财富，而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又谈到资本家把人的呼吸功能的破坏作为工人劳动的必然前提，这些说法表明，马克思是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意义上来定义劳动的。
三、劳动生产率、剩余劳动和劳动三分法的自然基础
生态学家对劳动范畴的另一个指责，是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越来越独立于自然过程，越来越具有社会性，生态学家为此惶恐不安。[4]30生态学家的不安直接来自马克思的下述表述。马克思在1846年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7]在这段话中，引起生态学家们高度警觉的是其中的人类历史越来脱离自然的限制而成为具有社会性的人类历史的说法，而这句话的完整含义则被他们搁置一旁。还有一段话也是生态学家们特别忌讳的：“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2]488这段话从字面上来看特别能够印证生态学家对马克思的人类历史越来越从自然中独立出来的判断，即既然马克思赞赏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社会的优越性，那么他必然赞赏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越来越分离的状况，并以之为历史进步的表现。
伯克特批驳了上述观点。伯克特认为，上述观点只具有部分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从生态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看法是合理的，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就不合理了。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历史与其他物种不同，在于人类能进行生产劳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考察人类历史的前提时，明确指出了物质生产过程中个人结成的社会关系是同物质生产同样不可分割的要素。简言之，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生产力的总和，一定的人与自然的联系和人与人的联系，而所有这些因素的代代相传，就构成了历史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一贯是从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相互建构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生产劳动的历史的。就上述生态学者提出的例证来说，马克思给安年科夫的信，虽然强调了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独立性，但马克思同时也重申了这些社会关系的基础仍然是物质关系。从资本主义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这点来说，虽然马克思由此对资本主义推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同时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此不是在赞赏资本主义的对自然的支配，而是在赞赏资本主义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此，马克思才会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提出合理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问题，这个问题正是在人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总之，“ 马克思的概念表明，生产的社会形式是具体的人类生产发展与进化的自然世界越来越区分开来的关键因素，但后者仍然继续给前者提供物质东西和生命力量”[4]29。伯克特认为，问题不在于马克思指出了人类生产劳动的社会形式越来越与原初的自然界区分开来，而在于，人们如何从社会的发展了的人类生产劳动的角度看待自然条件和自然的限度。伯克特指出，“马克思的观点依赖于这样一个论点，即一旦人们把人类生产看作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就不能再简单地谈论自然条件和自然限度”[4]31。生态学家们由于不能从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中超脱出来，因而对自然的社会化有着天生的抵触情绪。但是，马克思所指的人类生产与自然条件的分离并不是指人类生产与自然条件的物质性分离。马克思要说的是，对什么自然条件可以算作使用价值、自然条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给财富生产设置限度等问题的回答必须考虑具体的社会关系，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导致工人与生产的必要条件之间的历史性分离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人类生产从自然本身决定的路径中的分离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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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201-202，马克思这句话被公认为是具有生态学向度的，因为物质变换这个概念就取自正在兴起的生态学领域。但相当多的生态学家不认为马克思的系统的历史观包含了完整的生态学，而只是把马克思的劳动范畴的物质变换意义理解为一时的思想火花，其他散见于各处的生态学论述也仅仅被看作历史观边缘的轻声旁白。他们抓住的一个重大把柄是这样一句话：“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56-57在他们看来，这句话过分突出了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即财富的创造者的地位，过分突出了劳动在人类生活实现过程中的必要性，从而低估了自然本身的使用价值和意义。比如，卡宾特认为，“马克思认定，当自然的用处通过劳动的转形性力量实现出来之后，自然才具有使用价值”[3]。卡宾特这句话反映了左翼生态学界的顽固的偏见，即马克思缺乏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缺乏自然内在价值论、不能为生态学时代提供真正有益的思想。伯克特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认为，确实，“马克思认为劳动是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4]26，但批评家们忽略了马克思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1]201这一特点，而这一特点反映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范畴对于理解人类历史的基础性意义，或者说反映的是人化自然概念，在理解人类历史中的基础性意义。哲学界关于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关系的辩论已经非常广泛了，简单地说，马克思不是不承认自在自然，只是不抽象地谈论自然。因此，卡宾特上述所谓马克思劳动范畴否定自然本身具有使用价值的断言，就必须予以系统的澄清：“具体来说，生态学批评家们经常忽略马克思关于劳动和财富生产的人类-自然观念的五个相互联系的特征。”[4]26
伯克特的观点是这一批判建立在对马克思的劳动范畴的“部分的去物质化基础上”[4]39。伯克特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是马克思的这一段话：“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这类劳动资料中有的已经经过劳动的改造，例如厂房、运河、道路等等。”[1]205这段话表明，本顿在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工具概念即劳动资料概念时存在着偏差，比如，本顿只引用了劳动资料包括了土地这一层意思，而没有引用劳动过程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这一句话，土地因而也就是包含一切自然力量和自然因素的。“简言之，与把自然条件同化为一个预先决定的生产工具范畴相反，马克思有意识地多样化了工具范畴，以便把没有直接传导劳动的自然条件与直接传导劳动的生产工具区分开来。”[4]39
第一，劳动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物，虽然是一个有意识的自然物，因此，劳动是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是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对自然物质的占有。第二，紧接第一点，自然生产的被原初占有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把它当作人类劳动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1]203正是通过把这种原初占有确认为人类劳动的必要因素，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三，与上一点相关，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和生产概念具有非同一性。马克思通过把生产和劳动区分开来，强调了自然对财富的显著贡献。对马克思来说，“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这种制造需要“占有自然物”[1]208，而这种自然物不是人生产的。换句话来说，马克思坚持认为，“生产着无数的潜在的使用价值的自然的普遍的代谢过程，存在于劳动之外”[4]27。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自然界本身就是一座贮藏库，在这座贮藏库中，人类(也是自然的产物，也已经作为前提存在了)发现了供消费的现成的自然成品，正如人类发现自己身体的器官是占有这种产品的最初的生产资料一样。劳动资料，生产资料，表现为人类生产的最初产品，而人类也是在自然界中发现了这些产品的最初形式，如石头等等”[5]。第四，与非同一性相连，马克思用劳动资料概念囊括了劳动过程必需的所有条件，这既包括天然的劳动对象和经过人工改造的原料，也包括那些只是起传导性作用的条件，还包括使劳动过程得以进行的一切物质条件，甚至包括呼吸的空气，而“呼吸过的空气在自然大工场内经过净化以前，是不能再用于呼吸过程的”[1]529。第五，马克思绝对没有因为坚持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条件而排除了把现有的未占有的自然的使用价值当作财富的组成部分。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财富概念不仅包括不直接起作用的工具或对象，也包括可以被劳动占有的潜在的因素。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两类富源及其在不同文化时期所起的作用的论断，包含了这么一个逻辑，即自然中潜在的且人类还没有认识到的使用价值，也是使用价值即财富的组成部分。还有一个例证是，马克思经常谈到资本对自然条件的无偿占有这个问题，他认为“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1]423-424。这里又呈现了同样的逻辑，即自然物的潜在的使用价值， 一旦由于生产工具的发明和科学的发现而被无偿占有，就变成现实的使用价值了。因此，伯克特认为，“马克思所预示的是，未占有的自然财富作为潜在使用价值的重要性依赖于它最终与人类劳动的结合，即使这只是原始的占有劳动”[4]27。因此，自然界的有用性是历史地呈现的，人们不能因为一定历史阶段的自然界的非有用性而贬低其意义，作为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人类，应该时刻对自然保持敬畏之心。
四、生态调节劳动范畴不能取代劳动范畴的地位
本顿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抽象概念把所有的劳动过程同化为一个生产性的模式，没有充分地包容如农业中的生态调节的进程。在这里，人类劳动或转化性劳动过程是次要的，而生态调节的进程才占据主导地位。本顿认为，在这样的进程中，人类不能通过劳动来直接使原料产生一种意向性的转化，而应首先通过劳动来维持或调节种子或家畜的生长和发展的环境条件。在这一进程中虽然存在着转化性的时刻，但不是由人类劳动带来的，而是由自然给定的有机系统决定的。本顿认为，耕作和其他生态调节的劳动过程有一种特别的意向性结构，这与生产性的转化性的劳动过程截然不同。在后一过程中，劳动的对象的进程与人类劳动对这些对象的直接操作有更直接的联系，而生态调节劳动主要是一种维持、调节和再生产的劳动，这种劳动首先用来优化转化的条件，而转化则是有机过程的自身的行动，相对来说不受人的意向性变动的影响。劳动的对象因此不是将转变为产品主要实体的原料，而是产品将在其中生长和发展的条件。本顿特别指出，“生态调节过程明显的特点是劳动活动的空间的和时间的分布，在很高的程度上是由劳动过程的背景性条件构成的，是由有机的发展过程的节奏规定的”[4]41。本顿认为，这些条件和进程是劳动要素三分法不能吸收的。
伯克特一方面采纳了格伦德曼的观点来回应本顿。他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格伦德曼的观点，即人类对本顿所谓的自然进程的介入也是转化性劳动的观点，因为，为了使用价值的生产而对自然条件和进程的利用总是时刻在与人类劳动相连，即使这种劳动仅仅是原始的占有。伯克特认为，人类劳动在上述使用价值生产中的必要性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能根据劳动过程的各种生产要素相应于这个过程试图达到的结果中的位置来对它们分类，因此生产的条件和进程由自然提供并不改变对这些条件和进程的占有与使用从属于人的目的。
另一方面，伯克特不同意格伦德曼完全否定转化性劳动与生态调节劳动过程之间的任何重要区别。[10]108他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分析了生态调节生产中自然条件和进程的极为丰富的角色，没有这些分析，就无法摆脱本顿的批判。伯克特反问道，如果马克思的劳动过程分析不充分地包含了生态调节，为什么马克思能够用生态调节实践，如农业、养殖业等来当作人类劳动的例子？ “这个表面上的难题的部分答案是，马克思运用范畴的差别性来把生态调节过程与其它生产形式区别开来。”[4]42在对生态调节进程的分析中，范畴的运用不是固定的，而是灵活机动的。比如，同一个自然物，在一种场合可以当作劳动资料，在另一种场合又可当作劳动对象，这就是马克思运用范畴的差别性艺术的表现。这在马克思对农业、森林业、畜牧业的分析中随处可见。在这里，显然转化性劳动和生态调节过程是可以相互渗透的。同时，为了区分工业的生态调节的过程，马克思区分了作为产品主要原材料和作为辅助的原材料的几种情况，煤被蒸汽机所消费与煤加在铁上导致铁发生物质变化这两个过程中，煤作为原材料的主次作用是不同的。伯克特强调，“还有一个被本顿和格伦德曼忽略的区别是劳动和生产之间的区别。本顿的‘生态调节’的批评预设马克思把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等同起来。”[4]43
干磨试验和邦德功指数均采用标准邦德功球磨机(长×直径：305 mm×305 mm)。传统加热预处理采用电阻炉作为传统加热的设备(功率为12 kW)。
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以劳动和生产的区别为基础上的分析非常擅长解决生态调节的过程的问题”[4]44。伯克特认为，由于马克思在抽象过程中运用范畴的灵活性，所以，必须把握劳动范畴的不同的语境。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设定劳动与生产的区别，这时的劳动范畴完全抽象了后来的劳动与生产之间的区别，并把生产归结为劳动。但在第一卷第七章之后，马克思开始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背景中谈论生态调节过程，原因在于生产资料同时起工具和原料作用的情境、与次要的和主要的原料的特殊连接相关联的生产过程以及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彼此偏离的实际状况，这些复杂情况只有在生产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展开，也就是说，原初意义上的劳动范畴已难以把握具体的情势了，这就提出了区分劳动和生产的理论需求。“本顿甚至忘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中对劳动过程的分类不能把生态调节作为一个固有的因素吸收进来，这仅仅是因为，生态调节劳动不是人类-社会劳动中的一个超历史的因素。”[4]44也就是说，生态调节劳动在人类历史中只能从属于转化性劳动，因为甚至采集狩猎等简单活动作为原始的占有的活动，如果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也就已经是劳动范畴意义下的活动了。因此，伯克特坚决认为，生态调节不能成为对马克思的超历史的人类劳动的具体化的批判和重建的基础。但是，在具体的历史的考察中，生态调节劳动又绝对不可忽略。
《资本论》第二卷开始正式处理资本主义的生态调节劳动所涉及的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之间的历史的具体的区别和联系。《资本论》第一卷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的阶级剥削本性，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过程，只是在其为资本主义剥削和积累的历史具体性具有绝对必要性的意义上才被考虑。但是，第一卷不顾及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这卷忽视生态调节过程。第一卷把资本主义当作生产的具体的阶级形式来处理，包括了对作为积累的必要条件的自然条件的资本占有的分析。比如对土壤的纯粹机械运作能够产生资本提供的生产资料之外的产品数量的论断，就已经指向了生态调节过程了。[1]622更突出的是这卷已经从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造成生产者与他们的自然环境的对抗性特点的角度来对待生态调节问题了。“生态调节的过程在第二卷里被放入一种更强大的显微镜底下，在那里，由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但不处在劳动过程中’而产生的生产时间对劳动时间的剩余，成了资本流通过程的主要关心的问题。”[11]139马克思还在第二卷十三章分析了很多案例[11]266，这些分析表明了马克思对生态调节的生产中背景性条件和有机发展过程的特别作用的周密的研究。“生态调节的资本循环的独特条件，事实上，是第二卷的中心论题”[4]46-47，因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后者的显而易见的条件，会阐明前者的条件，并且会排除只是由流通幻影引起的思想混乱”[11]398-399。当然，第二卷的生态调节分析也仅仅是在第二卷的范围内进行抽象的，也就是说，没有考虑地产、租金、价格变动等与市场竞争相连的因素。在第三卷里，马克思分析了作为再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因素之一的价格剧烈变动现象。马克思在这一背景下分析了竞争性的资本积累和理性的可持续的农业实践活动之间的矛盾，还扩展了资本主义城乡分离的分析，强调了多样性的自然条件在影响不同形式的生态调节生产和相应的地租中的作用。在这一卷里，马克思对土地和地租的性质与特点的分析，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生态调节的篇章。
总之，马克思的劳动范畴不仅没有忽略自然条件，而且还从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相区别的角度把生态调节劳动融为一体，从而辩证地表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态学的内在关系。
当吹遍凌州的风一场冷似一场时，六个月的期限到了，许沁未能履约。杨律师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许沁虽然动用了方方面面的关系，重重包围了法官，但这些力量的力道不足，有的微弱，有的要钱，有的慑于事实而无奈。杨律师据理力争，坚决要求法院强制执行。法官们对杨律师也是有所敬畏，杨律师有个特别身份，他是凌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在凌州的律师及法律界有一定的名望。这身份小虫和玉敏当然不知道，但小虫姑父是知道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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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3-10
[作者简介]彭学农(1965-)，男，江西宜丰人，副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6-0040-09
〔责任编辑：杜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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