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的本质是什么？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是蔡仪美学的核心问题。但从新世纪新时代回顾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可知，关于蔡仪美学的讨论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之争，是关于美本质问题所陷入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的美学圈套，反映的是唯物主义美学与唯心主义美学的根本分歧，而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岔路口。
关键词：蔡仪美学；意识形态；伊格尔顿
蔡仪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奠基人，以《新艺术论》和《新美学》的出版为标志。“新艺术论”和“新美学”的价值在于“新”，在《新美学·序》中，蔡仪说“这是以新的方法建立新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第一，是以对“旧”艺术论和“旧”美学的批判为起点，是“破”。第二，原创性地建构了新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体系，是“立”。而“典型论”是其核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其理论基础和来源。第三，蔡仪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这一理论的构建和道路的选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为前提的情况下，已成为共识，但在现代中国，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蔡仪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构建无疑具有开拓道路的实践功能。
1919-1949年间，涌现出种种艺术理论与美学理论，大多数是舶来品。形成欧美派、苏俄派、日本派几大流派。在几大主要问题上的分歧构成各派论争的焦点，诸如文艺的本质是什么、文艺的社会作用、如何认识美(美感)、文艺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等等。蔡仪的基本观点是：美是典型，典型是客观事物的一般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艺为政治服务，旗帜鲜明地提出美学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美学的转向是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现代的中国，外有异族入侵，内有各种势力和力量进入权力斗争的角斗场，这种权力和制度的角逐，并不仅仅关联着资本分配、道路选择，还同时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是否能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的生死存亡、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等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强大，使我们看到弱小民族对抗强权取得胜利的希望。从政治的实践到思想的塑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体系的构建与合法性的确立，是有其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的，从而蔡仪认为，美感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因此在创作方法上，应该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文艺要反映客观现实，将文艺筑基于坚实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蔡仪美学的内在逻辑和脉络是马克思主义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美学理论。
一、唯名论与唯实论的美学圈套：美的本质之辨
“美学学科确立的初期，学科名称并不固定。我们今天所用的‘美学’一词，是美学之父鲍姆嘉通所使用的拉丁文‘aesthetica’一词的汉译，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应该是‘感性学’，再引申一点可以翻译为‘审美学’，翻译成‘美学’就完全是意译了。黑格尔在《美学》中也提到这个学科有不同的名称，包括‘感性学’(aesthetics)‘美学’(callistics)和‘艺术哲学’(philosophy of art)。”[注]彭锋.美学与艺术的当代博弈[J].文艺研究，2014(11)：13-14.蔡仪也是从清算美学历史上的关键概念和范畴开始，但他不赞同鲍姆嘉登将美学命名为aesthetics，源自拉丁文aesthetica，而是选择callistics来作为关于美、美感和艺术基本原理的学科的名称，“callisitics”系英文，德文为“kallistik”，源于希腊文“kallos”，即“美”。在《新美学》(改写本)第二卷中蔡仪说：“关于美学的范畴和主要概念，从来就是相当混乱的；有关的哲学用语，也是往往各有各的用法而意义也不一致，这也显然表明美学还是没有成为科学的标志。我有意确定各个范畴和基本概念的定义，包括主要的外文名称，如在第一卷中就曾说明，我在本书里的所谓‘美学’的外文名称，不是从来所说的‘Aesthetics’，而是‘Callistics’。因为‘Aesthetics’的原义是感性认识，作为关于美、美感和艺术基本原理的学科的名称，显然是不合适的。又如在本卷里我也曾说到，关于‘Aesthetische’一词，若认为只能译为‘审美’，而‘审美’的意义又是‘既可以指美，也可以指丑’，而且‘说金银有审美属性’，却‘并不是说金银本身就必然是美的’云云。这样理解的‘审美’一词，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一门学科的术语，要求它的意义是确切的，又和其他术语的关系也是协调一致而不矛盾，这是这门学科得以成为科学的一个条件。而如何整理美学中的一些混乱的术语，实在还要作更好的努力。”[注]蔡仪.新美学改写本：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7.
从蔡仪对美学一词本身的概念阐释来看，倾向于Callistics即认为对于美的基于感性的理性的认识，倾向于aesthetics即认为美学是感性学。从Callistics开始的美学清理，落脚点在于主观和客观，从审美客体角度论美，目的是确立唯物主义美学。在《新美学》中，他通过将美的根源归结为客观现实，是典型，确立美学的客观现实基础，他说的是什么样的对象是美的，是那种具有典型性的反映着本质和真理的事物才是美的。我们从蔡仪《新美学》改写本中他对美学的Callistics命名，可以看出蔡仪的认识论基础是唯物主义反映论。
钩藤灰霉病可用0.5%小檗碱水剂200～500倍，或3亿CFU/克哈茨木霉菌20～50倍，或10亿个/克枯草芽孢杆菌800～1 000倍，或40%嘧霉胺悬浮剂1 000～1 500倍，或50%异菌脲悬浮剂1 000～1 500倍喷雾或烟雾。
蔡仪的《新美学》所批判的对象是旧美学的三大派。第一，形而上学的美的途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认为美的根源在于意识，运用的是思辨哲学的演绎方法，如邦格腾等的感觉的途径、柏拉图等观念的途径、柯思和叔本华的情意的途径，并论述格罗塞对形而上学的美学的批评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第二，心理学的美的途径，也认为美的根源在于意识，运用的是经验现象的归纳方法，如弗徐纳的感觉的途径、里蒲士等的感情的途径以及实验美学派的途径，并分别指出他们的错误。第三，客观的美学的途径，认为美的根源在于客观，但只由艺术去考察，如泰纳等的社会学的途径、格罗塞的人种学的途径和阿林等进化论的途径。蔡仪由此提出新美学的途径，美的根源在于客观现实——现实的美是美感的根源，也是艺术美的根源，由客观现实去把握美的本质，是唯一的正确的途径。
同时，蔡仪做出“美根源于客观事物”的论断，他说：“我们认为美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在于这事物本身，不在于我们的意识作用。但是客观的美是可以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是可以引起我们的美感。而正确的美感的根源正是在于客观事物的美。没有客观的美为根据而发生的美感是不正确的，是虚伪的，乃至是病态的。”[注]蔡仪.新美学[M].上海：上海书店，1944：68.
由此，蔡仪做出第二个论断：美的本质是典型，“美的就是典型的，典型就是美”[注]蔡仪.新美学[M].上海：上海书店，1944：69.。只有典型的事物才具有美的属性条件，这个条件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他说：“我们认为美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一般的东西；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于是美不能如过去许多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主观的东西，而是客观的东西，便很显然可以明白了。”[注]蔡仪.新美学[M].上海：上海书店，1944：68.
这段话包含三个意思：第一，美根源于客观事物。第二，主体认识客观事物借助于意识，但客观存在为第一性，意识为第二性；审美主体欣赏客观事物的美凭借的是主体的意识反映客观的美产生的美感，客观事物的美为第一性的，而美感是第二性的，由此证明美根源于客观事物，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第三，客观事物那么多，不是所有客观事物都具有美的属性条件，所以蔡仪进行了语言性追问：“然而究竟怎样的客观事物才是美的客观事物呢？美的客观事物须具备着怎样的本质的属性条件呢？或者说美的本质是什么呢？”[注]蔡仪.新美学[M].上海：上海书店，1944：68.
“练时先要对好方位，开始念咒，使自己处于练功所需要的状态。然后掐好手诀，以子午流注运行的时间路线，用手诀住对好自己的一个脏器，进入采气功态。这个功法分上中下三盘。手上的手诀对应着也分上中下三个。”
因此，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美学问题的争论侧重点并不在于美学本身，而是意识形态之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指的是从政治上看，中国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是国家意识形态中“左倾”或者右倾的两个派别之间的论争，不仅仅是意识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美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问题。为了追求政治正确，吕荧认为蔡仪的美是客观的，是唯心主义的；蔡仪认为吕荧的美是观念的，是唯心主义的，同时认为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说是唯心主义的。至此我们可以明白，“唯心主义”这个词在五六十年代本身就是一个贬义词。蔡仪在论美的时候，多次谈到“正确”与“错误”，刘纲纪在《正确评价〈经济学-哲学手稿〉》(《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也使用“正确评价”这样的词汇和用语，从这样的用词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尽管尽力祛除意识形态附加，比较1950-1960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有了思想解放的征兆，但仍然是在二元论框架内谈论美学问题。
“突然间，叫骂的声音戛然而止，又‘扑通’一声，好像有人倒地。我心中不安起来，回到柴垛后偷偷望去，惊恐地发现，小表姐躺在地上，满脸鲜血，她的头上，太阳穴上，有好多血窟窿，血不断流出，她身体抽搐着，却发不出声音，不久后，一动不动了。
现在看来，蔡仪的论述不能说不严谨，对旧美学的批判不能说不谨慎，但是，为什么蔡仪的美学仍然遭到朱光潜、周扬、李泽厚、吕荧等其他美学大家的批判呢？因为对美的定义，对美的本质的追问，属于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由柏拉图所开启，尤其是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中叶，正是“全盘西化”阶段，本体论哲学和本体论思维方式占主流地位的阶段，从唯物史观来看，一个人是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而跳出时代而进行思考的，在整个思想界以同样的思维方式思考时，即使作为美学家，也很难超越思维方式的局限。所以，蔡仪美学“典型论”的缺陷是本体论思维本身的缺陷所导致。
二、唯物主义美学与唯心主义美学的根本分歧
现在看来，20世纪50～60年代关于唯物主义美学与唯心主义美学的争论，实际是一种意识形态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是意识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而唯物主义美学与唯心主义美学的根本分歧在于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基本问题，本不需争论，但是争论各方都将唯心主义的帽子扣到对方身上，而坚持自己的唯物主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概念的定义问题。或者说，蔡仪批判的不是吕荧是美是主观的这个观点，他批判的是吕荧认为美是主观的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
当时，吕荧的观点是“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他的论据是：第一，人们对美的看法因人、因时而异；第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社会生活的内容与形式，而美与法律、政治、宗教、哲学一样属于观念的东西，不能“把美看作是超越人的生活和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蔡仪以此推定吕荧的美学是相对的、主观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由此可见，蔡仪对吕荧的批判并不在于“美是观念说”，而是认为吕荧明明说美是主观的，却偏偏带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帽子，有转变马克思主义美学唯物主义的性质的可能，因此有反动性和危害性。
但是，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呢？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论述美的论断，他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政治与经济的基础上顺带谈了美的问题，并确立了“劳动产生美”这一美的来源说——劳动说，将美学筑基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或者说美学上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而在异化劳动理论中谈及异化劳动导致人的异化时，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家(资本家)把工人的需要压缩为维持最必需、最悲惨的肉体生活的需要，“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克制生活和克制人的一切需要。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去剧院、少赴舞会、少上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积攒的就越多，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偷的财宝，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微不足道，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拥有的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3.。但是，马克思也不无反讽地说，国民经济学确是真正道德的科学，他“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灌输一种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其诡计在于货币可以购买一切，但是“它除了自身以外不愿创造任何东西，除了自身以外不愿购买任何东西”，即货币又是空洞无物的。简言之，资本的逻辑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因为其余一切都是它(货币)的奴仆，而当我占有了主人(货币)，我就占有了奴仆(其余一切)，我也就不需要追求他的奴仆了(其余一切)。”[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4.那么货币是什么呢？第一，货币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货币是中介，货币是抽象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第二，货币是观念和现实、存在与思维的中介物。货币是将观念变成现实的手段和能力。第三，货币的作用是交换的作用，依照货币的逻辑运行的社会必将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使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45.，人也就异化为非人了，所以倡导感性的解放、人的解放等宏大叙事，马克思认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他说：“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之上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6.
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蔡仪的艺术论和美学理论之“新”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构建上，那么20世纪50～60年代，蔡仪美学观点的阐发和论述主要任务是辨别清楚什么样的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比如，唯物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唯心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唯物主义美学与唯心主义美学的根本分歧在于：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客观的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观的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主客观统一的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成为20世纪50～60年代美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衡量标准。这是由“十七年”时期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是在二元论框架下的展开的意识形态之争。每一位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无不受限于时代背景与特征，因为理论的建构、文学的评论无不是针对现实问题和现实实践而进行的。
纵观余华的创作历程，集中发表于1988、1989年的《河边的错误》（《钟山》1988年第1期）、《古典爱情》（《北京文学》1988年第12期）、《鲜血梅花》（《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这三个短篇小说以其鲜明的实验色彩在其众多的作品中独树一帜。余华在这三个短篇小说内分别以传统文体即侦探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作实验，使它们在后来的流传中成为文学史上的难以被忽视的经典之作。
但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的典型有可能是美的典型，也可能是丑的典型，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典型，所以需要对“个别中的一般”再做一个限定，蔡仪更进一步地说：“美的事物就是典型的事物，就是种类的普遍性、必然性的呈现者。在典型的事物中更显著地表现着客观现实的本质、真理，因此我们说美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真理的一种形态，对原理、原则那样抽象的东西来说，它是具体的。”[注]蔡仪.新美学[M].上海：上海书店，1944：68.这时我们看到，蔡仪进一步规定：美是什么样的典型？美的典型是“表现着客观现实的本质和真理”的典型，简言之，美是真理。这样，蔡仪通过层层追问，从美的根源是客观事物——美的客观事物要具有美的属性条件即有典型性的客观事物——典型性的客观事物是个别之中显现这种类的一般——这个种类的一般必须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真理的一种形态。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岔路口
由1956年到1957年，蔡仪的三篇论文《论美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批判吕荧的美是观念说的反动性和危害性》《吕荧对“新美学”美是典型之说是怎样批评的？——我的美学思想和我的批评者之二》和《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为什么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我的美学思想和我的批评者之三》来看，蔡仪所展开的对旧美学的批判就是对以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康德等的哲学美学传统的批判，其落脚点在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因为他所运用的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一般研究者认为，蔡仪美学的辉煌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其后在重复着“美是典型”的老路子，但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蔡仪做了更深一层的思考，他所要确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标准，他要区分出唯物主义美学和唯心主义美学的根本分歧：继续解决意识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问题 ，但他对吕荧和朱光潜的批判，焦点并不是集中于“美是观念的”和“美是主客观统一说”，而是集中于这两种关于美的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
“文革”浩劫对于中国人而言，既是文化浩劫，也是政治灾难，集体创伤记忆使得我们中国人陷入了集体反思。文学上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出路文学的探讨就是国人面对历史大事件的精神生态和心理特征，而这思想和哲学认知上，则是人文精神大讨论和第二轮的美学大讨论。这次讨论，不同于“十七年”文学的主要特征在于落脚点并不在意识形态之争，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而是回归到人、人性等一系列更为本质的问题。无论是“十七年”还是新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立场并没有改变，而只是开始质疑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存在偏差，马克思到底说了什么？我们的态度是既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观念化，又不能脱离马克思空谈主义，于是，学界开始重新阅读马克思，返回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手稿》阅读与讨论热。
但如果我们跳出当时的时代语境，从“他者”视野进行比较研究，则会有新的发现。英国左派文论家、美学家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从审视鲍姆嘉登的aesthetics开始，清理西方美学传统中理性对感性的殖民，从而恢复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合法地位，并将美学的历史越过康德、黑格尔、笛卡尔、柏拉图，直接推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将美学定位为感性学，认为身体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中具有关键性的核心地位——身体是审美活动的物质基础，从而高扬一种唯物主义美学。伊格尔顿是从审美主体的角度而言，从人的感性和理性角度而言，伊格尔顿的认识论基础是英国经验主义认识论，这是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伊格尔顿是基于马克思的激情本体论，从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的角度，“感性的观点”，通过马克思的理论武器清算的哲学传统是身体与意识的颠倒，马克思是通过在哲学上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上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确立了马克思的哲学体系。感性与理性、身体与意识是西方传统美学和20世纪美学传统的分歧的起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宗教背景是意识压制身体、理性对感性殖民的原因，而尼采从解构柏拉图——基督教传统的角度宣布“上帝死了”颠覆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从清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的逻辑的角度让人看清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现实，而感性中蕴含着这样反抗的因素，因为只有感性、情感是人的无法异化的领域，就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性感性领域”，而弗洛伊德则从心理学——精神分析的角度以科学的姿态去探究人的大脑或身体的模糊地带，存在而说不清的人自身的奥秘，如本能、无意识、梦等。马克思说：“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因此，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自然界，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存在着。”[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7.
由此可见，伊格尔顿从aesthetics开始的美学清理，落脚点在于感性和理性，是从审美主体角度论美。而反观蔡仪从aesthetics开始的美学清理，落脚点在于主观和客观，从审美客体角度论美，结论是确立唯物主义美学。蔡仪在《新美学》中，也是从清算美学历史上的关键概念和范畴开始，但他不赞同鲍姆嘉登将美学命名为aesthetics，认为美学不应该是感性学，而应该是callistics，他通过将美的根源归结为客观现实，是典型，确立美学的现实基础，从而确立一种唯物主义美学。蔡仪是从审美对象(客体)角度立论，侧重点与伊格尔顿不同，他说的是什么样的对象是美的，是那种具有典型性的反映着本质和真理的事物才是美的，他的认识论基础是唯物主义反映论。
蔡仪和伊格尔顿都倡导一种唯物主义美学，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来源，并且得出似乎相同的结论，但是说到底，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都以美学实践或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所面对的实践对象不同，因此在具体的美学基本问题论述中，所关注的焦点也不一样。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政治实践、文学现实，都与伊格尔顿所面对的爱尔兰民族传统和英国经验主义立场非常不同，也就是说，伊格尔顿的美学理论是建立在英国的经验事实之上，而蔡仪的美学理论是建立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上，美学理论与艺术理论的形成是在对美与艺术的现象的归纳、概括、提炼的基础上进行规律性的探索，因此理论离不开实践，而艺术与美学理论离不开艺术现象，在对艺术的种类的划分上，蔡仪的美学观的确立以艺术实践为经验事实，伊格尔顿的美学观的确立以文学实践为经验事实，伊格尔顿思想中不可忽视的是他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与传统以及爱尔兰民族文化传统，蔡仪思想中不可忽视的是他留学日本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和影响，从小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以及参加中国革命的经历。蔡仪要确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所以要理清这些关键概念。伊格尔顿要确立的观点是美学意识形态，美学这一学科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意识形态的法则如何通过美学作用于人的情感结构，人的情感结构又如何蕴含这反抗的力量。至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走到了岔路口。
当降低预应力度降低为0.5时，跨中截面的剪力滞系数的峰值变大，对于结构来说是不利的。这也说明了，全预应力混凝土箱梁的剪力滞系数要小于部分预应力混凝土箱梁，可以降低剪力滞对于截面受力的影响。
第四步是补偿，吸收已经打破了原语结构，没有补偿，阐释运作过程是危险和不完整的。译者包围和进攻，当满载而归时，系统再一次失去了平衡。翻译必须补偿，恢复均势。这是翻译的职业道德，也是翻译的难处。斯坦纳认为凡是不能补偿，凡是不能重新取得“完全平衡”的，便不是成功的译文。译作之所以能对原文进行补偿，是因为它能使原作在新的地方和新的文化里继续生存下去。用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写成的作品；一旦翻译成世界上通用的语言，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有些作品可能被人们忽视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价值，通过翻译可以显示出潜在的文学价值。例如福克纳的作品在美国受到重视，是因为被翻译成法语后，在法国受到极大的称赞。
TheideologicaldiscussionofCaiYi’saesthetictheory
Li Shuai
(LiteratureInstitute,LiaoningAcademyofSocialSciences,Shenyang110031,China)
Abstract:What is the essence of beauty? Is beauty something that can be felt inside or something existing outside？This is the core issue of Cai Yi’s aesthetics. However,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esth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a new era perspectiv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discussion about Cai Yi’s aesthetics is an ideological dispute, such as an aesthetic trap of nominalism and realism;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materialistic aesthetics and idealism aesthetics;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Marxist aesthetics and Western Marxist aesthetics.
Keywords:Cai Yi’s aesthetics; ideology； Terry Eagleton
中图分类号：B86，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19)04-0083-06
DOI：10.16216/j.cnki.lsxbwk.201904083
收稿日期：2018-06-20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伊格尔顿身体理论反思研究”(L15Bww013)
作者简介：李 帅(1977- )，女，辽宁葫芦岛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
〔责任编辑：都 媛〕
标签：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论文; 客观论文; 唯物主义论文;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伊格尔顿身体理论反思研究”(L15Bww013)论文; 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