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孩政策的实施，在国家生育制度与政策支持系统还未完善，主要由家庭承担“带娃”责任的情况下，将老人资源升格为战略性资源，嵌入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里，优化配置老人资源，并深度开发“带娃”潜能，以此破解年轻家庭带娃困境及重塑老人价值体系。以国家视野将个体性的带娃行为上升为带娃经济战略，可能是一个突破口，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性老龄化，产生更多的隔辈合作剩余和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在此，除了达成积极老龄化的社会共识外，还需要构建带娃配对市场，打造共情社区与清除体制机制障碍，从而优化带娃经济的内外部环境，将老人规模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 隔代抚养 带娃经济
根据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截至2017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人口超过2.4亿，占总人口比重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近1.6亿，而且呈加速老龄化态势。老年人口绝对规模与人口结构双重变迁，标志着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同时，社会结构的转型已经提前来临，“银龄社会”在挤压社会养老政策调试空间的同时，也在加剧养老资源的负荷。一方面，整个社会的技术、政策与制度的变迁与完善还远未结束，社会结构优化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社会的老化，也在变相减少社会财富的创造力，增加“少子型”家庭的经济压力及公共养老服务与资源的紧张，养老资源的供需缺口越来越大。除了继续挖潜国有闲置养老资源及变相国有资产外，老年人思维也需要一场大的变革，以应对银发危机，转危为机。
遗憾的是，国内外对老龄化的研究，多集中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投资学、语言学等不同视角，以传统的、后现代的维度去阐述老龄化对国家、社会、年轻人的冲击与影响，从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理论诠释与政策主张，建构着当下老龄化的认知体系。但具体到像我国这样的“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大国，人口老龄化的研究视线不能仅仅局限于如何养老及相应的政策调适研究上，需要回到老龄人口的原初形态，正如“老”的标准与界定，随经济扩张、医疗技术进步、健康知识增多，不断在“生命的长度”里向后截取，“老”是最有迷惑性的人为预设，是人想象中的某一时间节点的“知天命”，忽略了“老”本身的个体性差异及其对不同家庭的价值意义。因此，重新定义老年人口的价值与资源属性，退回到哈耶克所主张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自发行为研究上去，可能更能彰显经济学的经世功能。恰如马歇尔所言，“在东方和西方世界中，由立法者、道德家和那些无名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具有远见的智慧已对国民的习惯发生影响——所制订的法规、风俗和礼仪，对于其中的大部分，我们能溯源于人口研究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往往未被承认，有时甚至未被清楚地认识到。但是，人类在数目上，在健康和强壮上，在知识和能力上，以及在性格丰富上的发展，是我们一切研究的目的。”作为家庭、社会“双重痛点”的积极老龄化里最“日常情景”的带娃，研究正当时。
一、对国家积极老龄化的思想回应：老人是一种还未充分得到优化配置的稀缺资源
2015年全国老龄办关于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提出 “把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转变到全面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上来”，但“积极、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共识尚未形成。”［1］过往的老人研究，简单化地将老人作为一种负担，是一种“拖油瓶”式的群体存在，将其描绘成一群“混吃等死、双眼迷离、有气无力、行尸走肉、得过且过”的无意识的社会寄生虫，他们的存在只会拖累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甚至被“比作一枚随时可能拖垮社会保障体系和威胁国家经济发展的‘人口定时炸弹’”［2］。 恰如 2002 年世界第二届老龄大会所指出的那样，“整个社会都感受到老年人口持续增长的冲击及其对经济、社会关系和文化的意义，但是很少有针对关于持续增长中的老龄化人口的认识或对相关政策的调整。”［3］在此，不仅是功利色彩非常浓厚，更在于这种错误思想像瘟疫一样传导到每一个“下一辈”，引发社会不恰当的回应，增添整个社会对老人的外在厌弃与内在憎恶。“老人在变坏”何尝不是老年人常年积郁的怨气与戾气的结果，是破坏性毁灭与暴力式抗争的另一种外倾表征。此种思维在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建设和谐、包容性社会的中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是典型的悲观主义老龄观。
大学文化作为文化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一般文化的基本属性，也具有大学文化自身的特性、要求和内在规律性。因此，对大学文化基本内涵的考察要从文化及大学文化两个层面着手展开。
“人口炸弹”理论只注意到老年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及对下一辈养老财富的提前消耗，将老年人当成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是丛林法则对老年人标签的演绎，也是达尔文进化主义的再现。让人忧虑的是，此种思想，在功利化的发展主义经济世界，以其狭隘的理论视角与单向的数理化统计分析，隐喻老人的增加是对年轻人的赤裸裸的剥夺，在喧嚣的“鄙视老人”生态链条中将老人裹挟进一个个被批判的舆论漩涡中。在现实中演变成对老人的漠视、忽略，从权利到身体，从认同到话语，老人的被剥夺感和边缘化，在技术不断翻新和生活不断创新的当下，更显得有些突兀的存在，违和感十足。学者孙立坤通过对河南省不同年代家庭事务决定情况比重变化的调查，发现从决定家庭重大支出、日产生活开支到子女就业、教育和婚姻，起决定权的老人家庭占比不超过13%，决定生几个小孩几乎没有话语权，只有6.5%。［4］特别是老年人脱离原有的工作单位后，社会关系、人情关系、公共关系还在建构中，恍如一个闯入伊甸园的“陌生人”，无所适从，这种程序性认知或者选择性认知，不同程度加剧了老年人对自我的卑微定位与放逐，甚至不如“一粒尘埃”，引发心灵退缩与闭锁。
其实，由于边际生产力下降规律的影响，老年人确实走到了一个体力、精力与财富创造力开始下降的关口。但从社会经验论角度看，积攒了一辈子生活经历和人世坎坷的老人，其本身所蕴含的财富能量值就是一笔无形资产，可以让后辈免去弯路之忧，帮助后辈更好地规划人生，最大化每个人的价值。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不正是亚当·斯密所提倡的“人人为己，客观为公”吗？起到了资源优化的自然结果。麦吉尔文对此肯定地说，老年人对成年子女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尤其对那些教育水平低、生活状况堪忧的劣势子女而言。［5］只是，在当下知识更替和信息爆炸呈几何倍数递增的时代，弱化了经验积累和技术叠加的作用，也矮化了老年人曾经拥有的知识权威地位，话语权不断被旁落与边缘化，显得“无用”。反过来，社会弥漫的老人无用论也加剧了老人对自身能力和经验的怀疑与自我认同危机，成为叔本华笔下的从“有灵魂的自我”异化为“只有躯壳的自我”，“怀疑人生”论调在老年群体中不断唱起即为明证。不容忽视的是，恰恰是这种不知老的思想，老龄人口资源的错配、低配甚至是不配常态化，且由于缺乏涵盖老年人幸福、健康、发展、教育、传承和参与的整体性老龄人口发展战略，停留于消费型群体认知水平，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资源优势，还任重道远。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过往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以及以住房、教育、医疗为主消费业态引致的家庭存世成本抬升等因素形成的叠加效应，原子化、小型化、双核化、格子化家庭成为主流家庭结构形态，据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家庭平均人口数从1982年的每户4.41人减少到2000年的3.44人，二代3人小家庭渐成主流。［6］尤其是二胎政策的实施，四口家庭开始增多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很多双职工家庭孩子面临 “无人抚养”的窘境，起码在“生育—入托”这一阶段，作为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①根据2017年美国国家统计局对世界各国劳动参与率的统计数据，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全球第一，接近70%，远高于人口数量与我国相当的印度，其女性劳动参与率不到28%。孩子的隔代抚养就是一种刚性需求。从带娃视角看，基于原生家庭的匹配性，老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当然这种少，主要是排除了部分完全失能的老龄人口而言，特别是出身于多子女家庭的70、80后组建的家庭，更可能面临出现兄弟姐妹争抢“二老”的尴尬局面。在国家还不能兜底性地解决婴儿生长过度阶段的“生”与“养”问题时，老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家庭的生物性资源，更是衍变成国家、社会、社区、家庭四个维度的战略性资源与关键性资源。它既是家庭成员劳动参与率提升的结果，也是家庭结构原子化的必然结果。
因此，以构建老龄人口资源开发体系的理论逻辑考量，抑或生成带娃经济的实践逻辑考量，改进现有老年群体的生命质量更多地参与社会财富的间接创造，释放更多的老人资源走向社会、市场，解决带娃与隔代教育的现实困境，都迫在眉睫。
二、嵌入二胎政策：基于“跟独随迁—隔代养育”互惠模式的带娃经济
根据2012年诺奖得主埃尔文·E·罗斯配对理论，区别于商品市场中每一种商品对应的是整个市场的状况，除了给自家孩子带娃不需要搜寻、信息成本外，如择业、寻偶、婚姻一样，因为市场交易的时间、地点都是分离的，交易双方都需要花费搜寻、信息成本，带娃市场也“是带有人的复杂情感、个性、偏好及相互取悦的匹配市场”。［21］带娃市场中“每一个交易都需要单独考虑”，而且是“要相互寻求和取悦的双向配对市场，在这个配对市场中，价格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交易的主客体交易的凭借不是冷冰冰的一堆数据，而是情感的参杂，可以说，一次成功的带娃配对成功，必须在同一地域、时空，来一次完美的邂逅，雇主搜寻并一下钟情于某位老人，而老人也恰好在寻找此类工作和满足自己带娃的家庭要求，要做到“双重巧合”。所以，为“保持市场的稠密度，避免堵塞，保证安全，还需要简单方便应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政府可以建立公益性或半市场化的信息登记中心，帮助交易双方克服实物交换的障碍，输入供求双方的需求与偏好，提供交易双方安全保障，降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推动带娃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22］
合作剩余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双方交易的同一资源具有交易的可能性，也即有交换价值，且双方都认知到同一资源的稀缺性及价值的重要性。有带娃意愿、带娃能力和带娃知识的老人是典型的“文化老人”与“育娃圣手”的合体，相对于庞大的带娃需求，且由于信息不充分与交易成本的高昂，显得有效供给不足。即便如此，无论是带自家娃还是邻里互助式的看娃，抑或市场化的带娃行为，许多家庭也没有因为老人的稀缺性付出相对应的等价回报给老人，通常情况，反而是老人的全情投入与付出，请托方付出的交易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时零成本。即使是市场化的带娃，也大多因为老人与小孩的长期相处而产生胜于亲情的不舍之情，产生自愿性的情感捆绑而降低要价。因此，对于大多从传统伦理道德约束下走过来的老人，从来不是“按照“尽到义务”为标准进行自我规范”，也“从来不会在照顾子女时对自己说：好了，根据一般意义上的伦理规定，我做到这一步为止，我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不能再做更多的了。”而是按“绝对责任”进行伦理决断的。［16］合作双方（理性的父母与非完全理性的老人）借助合作带来的纯收益要高于所付出的成本 （带娃的辛劳与痛苦）与不合作带给请托方的损失，产生合作剩余。
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就是施工技术管理，在公路工程施工技术管理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因为我国国内工程竞争的激烈性，通常都是处于一哄而上的尴尬局面，使得我国市场竞争模式没有秩序性，而施工企业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只有强化我国公路工程施工技术管理的工作，才能够让企业处于不败的地位。
本研究结果显示，HBO联合DDP处理后，食管鳞癌裸鼠的肿瘤细胞凋亡明显增加，肿瘤组织Fas/FasL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应用前景提示HBO联合DDP治疗食管鳞癌具有应用前景。
（一）带娃经济是间接性的生产性老龄化
生产性老龄化概念的提出，是积极老龄化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政策框架要求，积极老龄化的核心思想是强调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公共事务，而不仅仅是文体活动的能力或参加劳动队伍，在工作中退休下来的老年人和那些患病或残疾的人，仍能成为他们亲属、亲友、社区和国家的积极贡献者。”［10］
美国思想家巴特勒（Judith Bulter）在解释广泛社会—政治—伦理结构不断解体与重构所涉及的“责任化”（Responsibilization）时，认为“我们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形式中看到，随着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崩坏，个体 ‘责任’的观念越来越被强加。”即“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目前的生活处境负责”。在年轻人全部承担起对小孩的绝对抚养责任时，总有一方或女方或男方束缚在家庭事务而自我隔绝在职场之外，这既是个体损失及相伴的财富缩水，也是国家损失及因企业用工不足降低了潜在经济增长率而造成的财政萎缩。实际上，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度化，已经逐渐在抬升劳动力资源的稀缺性，且因带娃的内在需要，进一步降低了劳动的参与率，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都面临空前的人力短缺问题，而“老龄化人口给经济全局还带来其他好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国家可以吸收有从业经验的老年人，推动产业发展”。［17］所以，老人替代性地参与带娃，对老人、年轻人、企业、社会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改善了每一个与老人带娃相关的个体、群体性组织的境况，增进了大多数人的集体福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其次，老年人对小孩的物质强投入，围绕小孩形成的教育品、耐用消费品、婴儿用品和旅游需求，产生了对老人消费的替代与升级。中国老人一直以来有节约的美德，即使退休，也是退而不休，属于净储蓄率群体。300年前，来自荷兰的曼德维尔鲜明指出“克服私欲比放纵私欲给每一个人带来更多的利益”传统伪政治观点的荒谬性，一个节俭成性的国度，很可能是社会生产、消费陷入无止境的通缩，反而是人性的灾难。［12］老人的隔代消费，具有很强的替代效应，恰好避免了因老人，特别是大量有单位、高退休金的老人群体，因过度节俭而过度的储蓄偏好，引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带来的市场萧条。却因“隔辈亲”或“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心理恐慌缘故愿意在小孩身上慷慨解囊，这对提振消费、加快资金流通都是有利的。
区别于传统模式，有学者提出，老年期社会角色的转变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由工作性角色向闲暇性角色转换，由主体性角色向依赖性角色转换，由配偶角色向鳏寡角色转换。［9］但此种“退而旅游”、“退而休闲”、“退而文体”、“退而田园”的“真退”状态，伴随着农民工子女、城市子女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引发的随迁老人的候鸟性迁徙与流动，逐渐让位于跟独随迁-隔代养育的后现代互惠模式，转而“退而不休”。老人在孙辈抚养的角色也发生了应景式的变迁，从主体性地位向辅助性地位转变，从生存性养育向发展性养育转变，从身体、情感为主的投入方式向金钱、身体为主、感情为辅投入方式转变。此种转变既是“祖-父”辈地理区隔下的“亲亲”需求，也是有效弥补70、80、90后家庭因深陷残酷竞争，挣扎在丛林社会而导致的精力、体力不足带来的陪护困境的需要。由此，带娃，更有一种经济学的意蕴。
从根本上说，“人类身体中并不存在着什么变化需要用年龄、老龄化或衰减的概念来描述；人类本质上没有老龄化的过程；老龄化的话语产生于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文化环境下对 ‘老龄化’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18］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老人通过二次就业或参与家庭性或社会性带娃工作，发挥了独特作用。而且“在世界各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支持那些老年人，他们可以无论在正规工作或非正规工作，在家里或以志愿者身份从事各种无报酬工作，并在其中做出积极和有成效的贡献。”［19］在此种社会共识的基础上，需要着手消除阻碍老人走向带娃市场或家庭的不利因素，构建亲老人的友好型市场与社区。
最后，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并解除年轻人的职场羁绊，可以更有效地追逐个人职业发展，提升自我价值。数据显示，就全国而言，在有18岁以下孙子女的60-79岁老年人中，承担着孙子女照料责任的老年人比例为56.77%，高强度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比例为26.64%，相当于在每两个照料孙子女的老人中，就有一个属于高强度照料。［13］应该说，中国老人承担了大量的带娃事务。玛蒂尔达等（Matilda et al）提出了“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增长为国家提供了重新分配日益增加的所有年龄的人休闲时间的机会”的观点。［14］随着产出和休闲的增加，老年人在家庭里的无报酬带娃，可以缓解年轻人面对的劳动和家庭角色双重压力，从事更多的收入性工作。在此，老年人的价值得以在年轻人身上延伸。年轻人通过全身心的职场投入，获得更好的职位、更高的薪酬待遇，从而更有效地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也意味着更多的教育投资积累。有学者基于天津市青年群体的微观调查数据，发现住房稳定性与青年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倾向值匹配法（PSM）检验，住房稳定性对青年收入提升有 9.5～12.5%的作用。［15］作为资本品的老人与年轻人职业发展体现出很强的互补性。
（二）带娃经济具有很强的合作剩余
带娃经济的出现，是老人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的最佳路径，促进全社会规模报酬的递增。费孝通在讲到乡土社会时，整个传统社会都是乡土的，其实，乡土的两个面：生活与生存，永远是真实存在的。而生存的最主要存在形式即为代际抚养，表现为儿孙满堂，或绕膝而走。“祖辈把刚出生的孙儿抱在怀里，除了他们往日的生活外，他们想不出孙儿们还会有什么别的未来。成年人的过去就是每个新生一代的未来，他们早已为新生一代的生活定下基调，孩子们的祖先度过童年期后的生活，就是孩子们长大后要体验的生活，孩子的未来就是如此造就的。”［7］在这里，老人不仅扮演家长、族长、决策者的权威性角色，也扮演抚养、教育孙辈的慈父性角色，孙辈既是一种精神源泉，也是价值源泉。不过，这种建构在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基础上的传统代际抚养模式，老人的功能性作用明显，即带娃，乃至带更多的娃，看着长大。不可忽视的是，根据交换理论，传统社会的带娃是与未来养老捆绑的，要现收现付，是消费与投资的合一，因为预防性养老储蓄效应，对年轻人的当期消费特别是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甚至拉低整个社会资本品的预估价值。学者耿志祥等就认为，当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对资产价格的下降影响超过了预防性储蓄效应时，资产价格进入下降通道，如果下降具有长期性，还可能产生资产价格的通缩效应，极端情况下，还会引发经济滞涨。［8］但其忽略了老人的流动性带来的资本流动性影响，如老年人帮助年轻人改善人居环境和带娃资本的强投入，此种消费升级带来的是资本的加速流转，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强的乘数效应，避免了在静态社会中老人资产的储蓄粘性带来的增值停滞。
当然，合作剩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计算。更高形式的合作剩余，表现为年轻人获得更多的工作与闲暇时间，减轻了自身的带娃压力，而老人获得精神愉悦，从“老了不中用了”到“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价值评判的高阶化，老人资源得以有效使用和价值得以彰显。其实，老年人跟随独生子女从一个熟人社会迁移到一个陌生人社会，其价值定位、年龄崇拜、文化依赖走向失序的过程，也是他们找回尊严和价值的过程。带娃就给了老年人良好的尊严和价值回归的契机，与年轻人成为共同强势群体，促进老年人的逆向社会化。20世纪50年代流行起来的活动理论认为，活动水平高的老年人比活动水平低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生活满意和更好的社会适应。带娃可以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充实，降低老年人因城市化带来的“匿名化”、“陌生化”和“非人格化”对自身所处环境的过分关注，增进无组织的老人因带娃成为具有共同语言、共同意识的心理群体，拓宽了老人交际的边界，也在无形中深化老人的思想与认知，走出原有的认知窠臼，接纳自己，也接纳身边的世界。
（三）带娃经济是帕累托改进
首先，带娃拉动大户型房屋的刚性购买，加速老人储蓄由预防性向投资性转变，提振地产经济。面对新一波二胎“婴儿潮”的来临，作为生育主力军的80后家庭，在国家优生优抚政策出台前，因为增加的家庭人口将挤压本就格子化的居住空间，将有一段无处安放的抚育阵痛期。而阵痛期的长短，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经济能力，也取决于财富的二代传递能力。非常有意思的是，有学者基于随机参数模型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造所有个体均付出最高努力时的“反事实”收入分布，测算努力提高对改善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发现相对于60、70后这两大改革开放最大得利群体，50后（带娃主力军）和80后（生娃主力军）偏偏是努力降低机会不平等程度最低的两个群体，分别是4.68%和22%。［11］这意味着，要想实现在“优生+高质量陪护”育人目标下的，起码可以容纳带娃二老的人居改善需要，相比70、90后，80后要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需要50后老人群体更多的扮演房屋资助者，甚至是购买者角色，合力购买或共同举债购买。通过改善型大户型房屋的购买，也释放了大量的老年人储蓄资金，增加了社会资金的流动性，避免了消费低迷和经济内生动力因高储蓄率的经济增长“最坏结果”的产生。②在这里，高储蓄特指因老年人消费意愿的低下和年轻人因教育投资而降低的消费能力带来的预防性高储蓄。据2012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的姜伟新所述，正是有了老年人的资金帮助，中国居民平均住房消费水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居于消费可能性曲线之外的高点，人均居住面积达31.6m2，与捷克、波兰、克罗地亚等中高收入国家相仿，仅次于德国（53m2）、法国（53m2）、瑞典（58m2）等高收入国家。
多变的网络拓扑结构是VANETs网络最大的特点，这也使得利用传统的基于拓扑的路由算法很难找出一条从源节点到目的节点的可靠路由路径.为了保证从源节点到达目的节点的路径的可靠性，必须保证每一跳节点间链路的可靠性.Reliably Greedy Perimeter Stateless Routing Algorithm（R-GPSR）路由协议利用链路状态ls这个指标来评估节点间的链路状态.链路状态ls由链路的稳定性以及传输的质量这两个指标来评估.
三、超越积极老龄化：带娃经济实践到制度的改进
3/胡萝卜素不仅能抗氧化，还可以免疫调节。人体衰老的进程与抗氧化和免疫调节能力息息相关，而胡萝卜素恰好这两项都在行，所以在抗衰老这条路上，它是必不可少的。
（一）构建配对市场，将低龄有能力、有意愿和有知识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推向带娃市场。
根据拉斯勒在《生命的新图谱：第三年龄的出现》提出的“第三年龄”理论，要意识到老年群体这一巨大群体的潜力，最大化其时间和能力的使用，使之成为国家社会结构良性转换的重要力量。［20］二胎政策全面放开造就了新一波生育高潮，带娃服务市场的劳动力缺口日益增大。作为原有家政服务市场主力军的保姆和月嫂，由于全社会的信用危机、信任难题及层出不穷的虐童伤害事件，加之月嫂市场良莠不齐、信息不对称和劣币驱逐良币的缘故，带娃面临很多不确定的伤害危险。而同一社区、同一楼栋，甚至同一楼层的老人，由于知根知底，反而不存在上述问题。且因为走动互动频繁可以有效增进邻里和谐关系。俗语说“远亲不如近邻”，其更深层次的意思在于，再亲的血缘关系，如果没有时间的发酵、生活经历的长期共振、日常相处的长期共情以及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相伴相守，也会走向冷淡，邻里之间基于带娃的互动有效避免了城市社会中的相互隔绝的“一户一世界”现象。二是提升了空巢老人的生命价值和精神归属感，通过带娃获得劳动所得来改善生活，并由于带娃拉近了与年轻人的心灵距离和赋予了某种精神寄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当然，通过政策的规范，形成企业、民间组织、社会非赢利机构、社区等多中心主体，多方合力组织老人从事带娃服务，成为解决空巢难题和带娃老人不足的基本出路。
以孝道为核心建构的传统社会，其三大思想支柱尊卑、男女、长幼，框定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治理逻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生存法则，对个体权利、平等、自由的追逐从来都是偶发性和个体性行为，从来不是一个族群的集体行动。但例外的是，以法定性权力、专长性权力和参照性权力构成的传统社会权力图谱，却隐晦地被描绘了一笔生育权的权利张力，如“母凭子贵”现象，赋予能生的女人以特别的权力与地位。作为国家、社会、族群延续和发展的最重要基础的人口资源，生育权及伴随而来的人口养育无疑是处于国家优先地位的，特别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前现代社会，这种以传宗接代为唯一目的的人口繁衍，不仅是个体性使命，也是文化性和社会性使命，具有超越历史和时空的独特意义。
采用面积灰关联决策的高斯过程回归概率短期负荷预测//黄南天,齐斌,刘座铭,蔡国伟,邢恩恺//(23):64
（二）打造共情社区，帮扶性消除老龄人口在“陌生人社会”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区隔。
中国爸妈尹亚楠和吴永和结合在德、法等4个不同国家幼儿园、小学担任主班教师的经验，以及3年亲身带娃经历，紧紧抓住蒙氏教育两大精髓，设计了一套适合中国家庭的在家蒙氏方案。从蒙氏家庭观察到环境布置，为父母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南。
众多跟独随迁老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老人，面对陌生城市的不同的生活形态与消费情景，在将新社群的话语翻译成自我熟悉的原生族群话语时，理解上的偏差难以避免，总要经历一个漫长的 “文化震荡—心理自闭—谨小慎微—适应性差—痛苦调适—理解重构—自我接纳”的过程。因此，要打破老人与社会的区隔，破除横亘在老人面前那堵无形的篱笆墙，满足老年人“在老年期，只要在生理和心理上有足够的能力就应该积极参与社会，通过新的角色与互动来弥补和改善老年人因社会角色中断所引发的消极情绪，从而使自身与社会的距离缩小到最低限度。”协助老年人实现补偿性角色，替代不适的失落角色。 ［23］
加强森林公园资源、环境动态监测系统建设和旅游经济效益分析，建立森林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研究与环保技术支撑体系。
其次，由于老人与雇主家庭是一种“既远又近”的关系，消除带娃老人的心理区隔，建构双方认同的信任基础，就特别重要。交易双方要让交易成功，避免因为过多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引发的交易成本产生，要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包括建立邻里熟知与信任环境、构建情感共同体、公私领域的介入准则及陷入纠纷时达成共识的可能等，来共建交易双方的带娃心理，特别是通过长期直接接触和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人格的自我同一性，达到交易双方、小孩的三方互认，愿意向对方投资信任并承担这笔投资所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保障交易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最后，要超越简单化的以文化作为区分老年人的检验标准，打破人为的文化坚冰，不能以后现代视角的高视角，“礼貌性的疏忽”老人原有的异域或“他者”文化，或为了不让老人产生畏缩心态，而采取过分的“超然的关怀”，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双方存在大量的生活、情感、交流与文化上的不一致，那么将极大增加交易失败的风险。因此，要消除文化区隔，需要双方尊重各自的差异，寻求共同的文化认同，甚至可以通过老年大学或让老人与小孩一起学兴趣班的形式，增进老人的后现代文化。既不能忽视，也不要过分关注，否则都会适得其反。
（三）构建带娃安全岛，增加与老人相关的制度与政策适应性，消除体制机制障碍，维护带娃老人的正当权益。
为应对“没有质量的长寿”陷阱，世界卫生组织人口老龄化与保健署署长卡拉什提出了他的政策主张：绝对有必要制定政策，让这些较年长者能成为家庭中、社区中、社会中以至经济中的资源。［24］考虑到劳动力稀缺与刚性发放的退休金缺口双重风险，国家推出延迟退休，是带有长远性的战略举措。但在考虑政策的刚性情况下，可以增加政策执行的弹性，不是每一个老人都愿意延迟退休，很多急需老人带娃的家庭包括老人延迟退休的意愿就很弱，即使在岗，也是半隐半退、得过且过的状态，从实际效果看，让这些有强烈带娃需求与想二次就业带娃的老人正常退休，反而是一件好事。且由于制度性退休与功能性退休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市场经济作为知识—能力为基础的经济也为那些健康的、积极的、有能力的、有意愿的老年人开辟了发展的空间。［25］所以，不应让“夕阳红”异化为“夕阳慌”，进一步优化延迟退休政策与带娃经济的契合度，是有很大改进空间的。
清除那些过时的、明显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合时宜的老年人再就业、续就业歧视性政策与制度，让老年人可以平等地参与“带娃”服务，拓展带娃的服务面。可以参照美国的 “祖父辈照料儿童计划”（grandparental child care program），借鉴其成功的经验，让健康、有能力、有意愿、有文化的老年人成为自愿者，结合“时间银行”（time-bank ）计划，采取无偿或低报酬形式，为小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儿童照料服务，满足老人实现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自我实现需要与成就需要，让生命更有质量，而不因“庸常的老年”而失落、独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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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323（2019）01-0077-10
［作者简介］周宇，宜春政治学院讲师。
［收稿日期］2018-12-10
责任编辑：曹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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