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对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1970~2015年间收入水平与总和生育率两指标的变化态势的分析，揭示不同收入阶段国家的生育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低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不明显，总和生育率保持在4以上。（2）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其中大多数国家总和生育率集中在生育更替水平附近。（3）通过构建交互项发现，高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与家庭政策的强弱有关。据此，本文预设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生育水平变化的三种可能模式。
［关键词］收入水平；总和生育率；低生育率陷阱；家庭政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 研究背景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与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究竟呈现怎样的变化关联？这是当代学界备受关注，却又常议常新的论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人口都呈现生育率不同程度地下降，许多发达国家更是相继落入了“低生育陷阱”而难以自拔①“低生育陷阱”（Low Fertility Trap）是西方学者在关注当代发达国家生育率走势时提出的，指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2.1的生育“更替水平”，研究认为，总和生育率一旦降至1.5以下，就会形成一种低生育的自我强化机制（self-constra） 而很难回升。。美国人口学会主席Philip Morgan曾发问：“低生育率是不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危机？”这一语道出了当代人的疑惑[1]。
经典的西方文献表明，生育率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变化。现实中，发达国家的高收入与低生育之间普遍呈现的负相关变化即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努力促进经济发展成为抑制高生育率的有效举措而广为认同，甚至联合国在面对欠发达国家的高生育时，也明确提出“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但近些年的研究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提出了质疑，Varvarigos(2013)的研究显示总和生育率和人均GDP呈N型关系，即第一阶段随着收入增长，生育孩子数量增加；第二阶段孩子的数量质量替代，收入的进一步增长，生育孩子数量减少；第三阶段随着财富的更进一步增加，可以在满足孩子养育成本的同时生育更多的孩子[2]。王丰 (2010)的研究表明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女性比中等收入家庭的女性更可能多生，生育行为与家庭经济资源之间呈“U”形关系，即在资源拥有分布处在最多和最少的两个极端的家庭的生育水平高于处在分布中间的家庭的生育水平 [3]。MikkoMyrskyla（2009） 运用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分析1975年和2005年的总和生育率与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970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关系，2015年两者之间呈J型关系，即发展仍会促使生育率与人类发展指数呈负相关关系，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关系会反转，且人类发展指数为0.85—0.9是总和生育率反转的过渡期 [4]。Brueckner M（2015）用国际原油价格构建国民收入的工具变量，利用1960-2007年13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探讨人均GDP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人均GDP上升1%，人口增长0.1%，经济增长显著提高生育率，降低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5]。Joshua R.Goldstein，Tomas Sobotka等（2009） 对许多国家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后生育率反弹的原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移民对总和生育率的提高影响较小，主要是本地女性带动生育率提升，经济发展状况不好比如失业率高会导致低生育率，许多国家实行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促进生育率提升，但也有些国家的家庭政策似乎对生育率提升没有影响如日本、新加坡，且家庭政策和经济发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如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总和生育率显著上升前，家庭政策就已经很完善[6]。
但是在垄作坡耕地的样点 7Be含量变化出现减少与增加并存的情况。不同坡位与坡度的耕作垄样品 7Be含量具有一定程度的顺坡变化。耕作垄的不同样点间的含量差异较为显著，与种植垄的微坡形态和坡度变化特征有关。主要是由于增加了垄作措施，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土壤吸收降雨水分的能力，并改变了坡面径流形成的方式和机率。
以往的研究集中在对高收入阶段国家或者部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水平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没有从全球视角出发对各个收入阶段国家的生育水平进行深入探究，且没有考虑家庭政策、妇女平均生育年龄、迁移率等因素在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本文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7月1日按当年美元价格衡量的人均国民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四类国家，分别研究这四类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构建高收入国家与家庭政策的交互项来探究家庭政策在其中的影响，期望为中国生育水平反弹提供政策启示。
2 数据与分析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2017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201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中相应201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生育年龄、净迁移率。家庭政策的数据根据OECD数据库计算而得。按照世界银行的低中高收入阶段划分，201个国家和地区中31个处于低收入阶段，53个处于中等偏低收入阶段，56个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中国在此收入阶段），61个处于高收入阶段。本文主要选用了197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原因在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逐渐下降到生育更替水平，到20世纪80年代末相继降到1.5以下，但从21世纪初开始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国家的生育率开始回升，所以本文对整体的分析主要比较1990年和2015年的生育率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体上生育率从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到反弹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多大联系，对三个收入阶段的分析主要比较1970年、2000年和2015年的生育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观察趋势变化。另本文的实证部分选用的是上述数据2015年的截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2.2 分析方法
2.2.1 r阶多项式回归模型
1006-3955 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阶段，3956-1223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从图4中可以看到：（1）这些处在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国家在1970年总和生育率在6左右，2015年有许多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降到5以下，甚至生育更替水平以下，但分布比较分散。（2）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国家，1970年到2015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幅度大于中等偏下收入阶段的国家，并且2015年总和生育率基本在1.5到3之间，分布比较集中。（3） 无论比较1970年或者 2015年这两个收入阶段，还是比较1970年和2015年的任意一个收入阶段，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都是呈负相关关系。（4）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斜率绝对值，比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国家小。
表1 模型汇总和参数估计值
注:因变量为总和生育率;自变量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模型汇总 参数估计值方程 R 方 F df1 df2 Sig. 常数 b1 b2 b3线性 .552 224.332 1 182 .000 8.640 -.684对数 .582 253.896 1 182 .000 15.293 -5.869二次 .619 147.112 2 181 .000 19.832 -3.378 .157三次 .619 147.268 2 181 .000 16.24 -2.062 .000 .006增长 .575 246.153 1 182 .000 2.909 -.233指数 .575 246.153 1 182 .000 18.347 -.233
2.2.2 logistic回归模型
本文在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收入水平、家庭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理论分析结果在统计上是否显著。
本文家庭政策的计算将利用吴帆 (2016)提出的家庭政策综合指数进行分析 [8]。计算公式为：家庭政策综合指数=（工作-家庭平衡指数+儿童发展支持指数+家庭福利指数）/3
3 生育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3.1 整体上：三个阶段
生育率下降带来的老年人口负担加重、劳动力人口减少、积蓄人口负增长惯性等一系列问题，会给经济带来新的挑战。低生育率陷阱是欧洲许多国家以及东亚一些国家正面临的难题，中等收入陷阱是拉美国家和东南亚等国家长期无法跨越的经济阻碍。所以生育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对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还是处在高收入阶段的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对全球201个国家按低中高收入划分后，发现其经济增长与生育率变化的关系在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征，下面先对整体进行分析然后分阶段分别讨论。
图1 经济发展和生育率的关系：1990年和2015年②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17)，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②包括低中高收入201个国家，每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10的价格进行了调整，单位是美元，基于购买力平价，且以下图形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如此。图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取其自然对数。
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绘出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图，图7中B点为人均GDP在1006-12235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总和生育率在1.6以上的国家，如中国；C点为人均GDP在12235-40000美元之间的高收入水平，但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如韩国、意大利；E点为人均GDP在4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水平，且总和生育率在1.6以上的国家，如美国、挪威。
3.2 低收入阶段
对于经济发展程度低、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尽管生育率下降是全球的趋势，但是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基本在4以上。从图2中可以看到1970年的总和生育率基本在6和8之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基本在4和6之间，所以生育率不断下降也是低收入阶段国家的特征；无论1970年还是2015年，从截面数据看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是一条平行于横轴的直线，只是1970年和2000年的截距接近于7，2015年的截距是5.36（略呈负相关关系）；从时间序列数据看从1970年到2015年，尽管很多国家经济没有太大发展，但总和生育率仍呈下降趋势。从图2可以看到1970年和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在2015年又降到1000美元以内,可以看出处在低收入阶段的这些国家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动荡不稳定，年增长率有时是负有时是正，稳定在低收入阶段。
从图4（b）可以看出，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高收入阶段12235-40000美元之间时，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的国家基本稳定不变即2000年有13个国家，2010年有13个国家，2015年有12个国家，2015年拉脱维亚总和生育率上升到1.64。总和生育率低于1.5的国家基本处在这个收入阶段。从图4（c）可以看出，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40000美元，总和生育率基本在1.6以上，只有B区域的七个国家和地区即瑞士、德国、日本、卢森堡、澳门、新加坡和奥地利的总和生育率在1.6以下，下节另作分析，并且这个收入阶段的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长期稳定，并未随着经济增长降到1.5以下再回升，而是从未降到1.5以下。
因此，处在低收入阶段的国家，总和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是不明显的。尽管经济没有太大发展，但随时间推进，总和生育率仍呈下降趋势，且总和生育率仍基本稳定在4以上的较高水平。另外，低收入阶段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以下，可以波动的幅度不大，并且经济增长率时正时负，所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稳定在低收入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些国家稳定在较高的总和生育率水平。
图2 经济发展和生育率的关系：低收入水平国家③
数据来源：同图1。
③包括低收入31个国家，有部分个国家的数据不是每年都齐全。
3.3 中等收入阶段
本文测量201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为了拟合程度达到最好，其拟合曲线采用多项式拟合。如表1所示，2015年多项式回归模型的R方值达0.60以上。但对于分阶段即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三个阶段，因为国家样本量少，对两者关系的拟合曲线采用线性拟合即可观察其趋势变化。
因此，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基本在1.5以上，且总和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中等偏低收入阶段的国家，总和生育率随经济发展的变化幅度大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国家，即在较低收入时经济的发展对生育率变化的作用比在相对较高收入时大，且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国家的曲线斜率绝对值变小，也似乎为高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为正相关关系做铺垫。
图3 经济发展和生育率的关系：中等收入水平国家
数据来源：同图1。
3.4 高收入阶段
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在2010年人均GDP达到456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但是近些年GDP年均增长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基本是在人口更替水平附近，墨西哥、阿根廷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还在人口更替水平以上，但是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自21世纪初徘徊于1.5附近，我国的人口问题远比其他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复杂，生育率更低，面临的老年人口负担更重。
观察组和对照组总有效率依次为96.97%和72.73%，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因此，处在高收入阶段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由负相关关系转为正相关关系，斜率的绝对值由大变小。但本文并不是说明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总和生育率必定能提高到1.5以上甚至生育更替水平，这些国家生育水平的提高除了经济发展以外还需要其他条件，暂时不作探讨。本文发现的是一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生育率仍维持在生育更替水平附近的发展模式，如英国、法国、冰岛、瑞典、美国等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40000美元以上，总和生育率在2左右，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并不是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又回升的，而是比较稳定地保持在生育更替水平附近。所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育政策，对于我国以及很多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育水平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品牌”一词起源于古挪威的那维亚语“brandr”，本意是燃烧，意指生产者燃烧印章并将其烙印在产品上。在营销学理论中，品牌是能够为企业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一种无形的资产，品牌可以提升企业的资产价值，企业可以利用品牌优势减少价格弹性，稳定市场价格，同时获取同质产品的支付溢价，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对于消费者，品牌意味着高品质的产品和企业对消费者的服务承诺，以及产品所被赋予的文化等。
以哲学、教育学或心理学中的论点支撑数学史与融入数学教学的实践及理论研究，例如和列维纳斯一起思考数学史和数学教育，以巴什拉的现象技术为指导在几何教学中使用古老工具，借鉴人类学家对于文化的定义来定义数学文化并编制教科书中的数学文化的分析框架．
低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基本在4以上；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负相关关系，中等偏下收入阶段的国家斜率较大，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国家斜率较小；高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关系，斜率较小。所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国家也似乎为高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为正相关关系做了铺垫。那么从负相关关系转变为正相关关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转折点？
3.4.1 社会经济发展与生育水平的相互作用
图4 经济发展和生育率的关系：高收入水平国家
数据来源：同图1。
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使生育率经历从减少孩子的数量增加孩子的质量，到同时满足孩子质量数量的需求，越过成本约束为主导的低生育率阶段[7]。但社会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同时满足孩子质量数量需求？通过前面的分析，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000美元以上时，可以同时满足孩子的质量数量需求，且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从未降到1.6以下，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促进生育水平稳定在1.6以上或者更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2235-40000美元之间的国家，总和生育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下降到1.5甚至以下，且若生育水平常年处于低生育率陷阱会带来人力资本的较少、创新能力的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减慢，进而生育率继续维持在低水平甚至更低，形成循环。所以高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负相关关系变为正相关关系，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那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不下降或者相对下降缓慢而产生的。
从图5可以看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2235-40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如希腊、西班牙、韩国和意大利的总和生育率在1970年还是和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国一样在生育更替水平2.1以上，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就相继降到1.5以下，至今仍未逃离低生育率陷阱，这个收入阶段的国家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似乎有一种吸引力。
《美国聋人新闻》是由美国聋人肯恩·戴维斯(Ken Davis)自编自导自主持新闻报道，在新闻里面，他用手语介绍美国聋人主要活动的内容和地点，公告聋人的体育比赛项目，讣告哪位聋人去世等等，没有一点政治口号和说大空话，作风自然，简洁，平均每周一次，在周二播出,如图2所示。
1970年所有高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降低的，但都在1.5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率先达到4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不但不再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而且还保持平稳波动在1.6以上，并且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从未到1.5以下，很多国家还一直在生育更替水平左右，从图4（a）和图5可以看到。所以这个阶段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带动生育率处在生育更替水平附近，给经济提供更多人力资本和财富积累，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发展与生育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又会使经济高度发达和人口保持稳态。
3.4.2 家庭政策支持力度
高收入阶段国家出现转折点与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不下降或者相对下降缓慢有关系，但我们在图4(c)也看到了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40000美元时，B区域的瑞士、德国、日本、卢森堡、澳门、新加坡和奥地利7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在1.6以下，所以并不是经济的发展就一定会带来生育水平的提高从而出现转折点。这7个国家和地区相比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40000美元的其他国家，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支持力度弱或者政策颁布时间晚，特别是新加坡、日本在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十几年后才改变人口政策来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所以总和生育率比瑞士、德国、卢森堡等国的下降幅度大。从图6可以看出欧洲处于高收入阶段的一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家庭政策之间的关联，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关系；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的国家，家庭政策的支持力度越大；家庭政策支持力度大的国家，总和生育率也越高。因此本节主要探讨家庭政策对生育率提高的作用。
图5 高收入水平国家的总和生育率④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Division(2017)
④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2235-40000美元4个国家和40000美元以上4个国家，这8个国家是所处阶段的典型代表国家。
家庭政策支持力度大能有效地减少经济快速发展下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和促进性别平等，政策主要包括工作和家庭和谐的政策，即法定带薪孕产假、丈夫陪产假、父母育儿假以及提供儿童照料服务；儿童发展支持政策，政府对儿童教育的投入以及儿童补贴等；家庭福利政策包括政府对抚养孩子的家庭照料现金补贴、服务及减免税额[8]。低收入水平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无家庭政策，因为总和生育率尽管总体呈下降趋势，很多国家仍然保持在更替水平及以上，至少在1.5以上。高收入水平阶段的国家中，美国没有完整的家庭政策体系，但其在19世纪末就有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实施。欧洲国家都有不同力度的家庭政策对生育率提高给予支持，家庭政策对生育率提高支持力度较小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基本在1.6以下，如德国、奥地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40000美元以上，家庭政策对提高生育率的支持力度较小，总和生育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在1.5以下，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特别是德国从1975年陷入低生育率陷阱，长达42年；家庭政策对生育率提高支持力度较大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基本在1.6以上，如英国、法国、美国和北欧国家等的家庭政策对提高生育率的支持力度较大，总和生育率比较稳定，历年都在1.7以上，法国在2左右。这也说明家庭政策需要一定的强度才能发挥作用，并非有家庭政策的支持就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1.5以上。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0几年后开始有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及儿童福利政策等支持生育率提高，但现在长期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类似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都有这种时滞性，即生育率降到生育更替水平或者很低生育率水平以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有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9]。这些国家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政策以图扭转生育率低迷的局面，但迄今收效甚微。因此，尽管家庭政策可以阻止生育率的继续下降，但并不能挽救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因而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欧洲家庭政策力度小的意大利、德国等国一样，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并且其鼓励生育的具体家庭政策，同大多数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相比，提供的现金补贴、税收减免的鼓励非常少。
图6 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家庭政策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关系⑤
⑤包括欧洲17个具有代表性的高收入水平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7），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来自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Division (2017)；家庭政策的数据来自OECD数据率。
另外如果处在生育年龄的年青人的失业率高或者无稳定的工作的话，很多有利于父母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家庭政策将不能发挥作用，同样如果儿童的直接和间接养育成本太高，或者整体上社会环境对儿童不友好，意愿生育水平会进一步降低，那么政策将会更难以发挥作用。所以有利于家庭政策实行的环境也是高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出现转折点的重要原因。
3.5 logistic回归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总和生育率1.6为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临界点，所以本文对收入水平、家庭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因变量为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大于等于1.6为1，小于1.6为0。自变量为收入水平，分为高收入阶段（HGDP）、中等收入阶段（MGDP）和低收入阶段（LGDP），均为二分类变量，控制变量为家庭政策、家庭政策与高收入阶段的交互项（HGFamily）、平均生育年龄和净迁移率。
表3给出了主要的回归结果，模型1给出了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的多元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高收入阶段的系数为正，即收入水平在4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1.6以上的比率比低收入阶段大，但结果并不显著；中等收入阶段的系数为负，即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1.6以上的比率比低收入阶段小；由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般无家庭政策，所以家庭政策与总和生育率呈负相关关系。但在模型2和模型3中构建高收入阶段与家庭政策的交互项时，高收入阶段的系数由正变为负，即高收入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1.6以上的比率比低收入阶段小，结果显著；交互项HGFamily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收入水平与家庭政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高收入阶段国家的家庭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高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之间显现的正相关关系，与家庭政策的强弱有关；净迁移率与平均生育年龄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表2 变量赋值与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及解释总和生育率 1.6及以上=1,1.6以下=0 HGDP 40000美元及以上=1,40000美元以下=0 MGDP 1006美元-40000美元=1,其它=0 LGDP 1006美元及以下=1,其它=0家庭政策 取值范围0-1 HGFamily 家庭政策与高收入阶段的交互项平均生育年龄 连续变量净迁移率 连续变量
表3 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的Iogistic回归模型
注： （1）括号内为标准误； （2）*p＜0.1,**p＜0.05,***p＜ 0.01。
⑥因为2015年的数据有部分国家缺失，所以选取160个国家进行回归分析。
模型(1) 模型(2) 模型(3)变量 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家庭政策 -4.051 -4.459 -5.742(1.128) (1.207) (1.601)HGDP 1.207 -24.295 -23.140(11.537)-1.640(0.721)0(omitted)32.758(15.518)0.319(0.250)0.029(0.053)常数 3.2453.245 -5.833 MGDP LGDP HGFamily平均生育年龄净迁移率(1.214)-1.894(0.688)0(omitted)(11.579)-1.837(0.691)0(omitted)33.8157(15.592)(7.129)160 R-squared 0.278 0.333 0.348 N(0.588)160(0.588)160
图1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1990年和2015两年的数据绘制，从图中可以看到：（1） 总和生育率下降是全球所有国家的共同特征。（2）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及高收入阶段的国家中。（3）2015年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国家比1990年增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总和生育率的拟合程度也比1990年更好，异常值更少。（4）从拟合的多项式回归函数的图形可以看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的国家，总和生育率高，且斜率的绝对值较小；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总和生育率与之呈负相关关系愈加明显；但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更高阶段时，出现转折点，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关系，斜率较小。那么，具体每个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出现转折点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有多大？为什么高收入阶段的国家的生育率水平走向并不一样，一些国家有所回升，另一些国家仍然于低生育率陷阱？这是本研究试图进一步探讨的。
在完成各种纳米粒子的合成之后，通过XRD、SEM(EDX)、TEM、FT-IR、EA等方法对它们的结构进行了表征。因为所有纳米粒子的起始原料均为气相纳米二氧化硅，所以它们的晶型一致，均为无定型态二氧化硅。所有纳米粒子的XRD均显示在2θ=22°处有一个微弱的峰，这正是无定型态二氧化硅的特征吸收。为了进一步明确纳米粒子的微观结构，本文通过SEM和TEM得到了各纳米粒子的微观结构图(图4)。
80年代后，信奉印度教的新中产阶级也成为素食市场的主力。一方面，这些新中产阶级受惠于经济增长、工商业与城镇化，赞成并支持发展主义；另一方面，新中产阶级在道德上又是相对保守的，由于食素与社会地位高低的关联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新中产阶级往往会维护和坚持食素以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
图7 经济发展和生育率的关系：我国的选择⑦
⑦为了让图形更为直观地体现出三个阶段的变化，每个点的数值间距没有严格地按照比例尺差距绘制。
4 中国的选择
4.1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育水平现状
人均国民收入在12235美元之上为高收入阶段，从图4（a） 可以看出总和生育率低于1.5的国家在1970年0个，2000年16个，2015年15个；且1970年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负相关关系，斜率绝对值较大；2015年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关系，斜率较小。2015年斜率比1970年小，说明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逐渐上升的难度比之前不断下降的难度大，也能进一步解释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后要逃脱并回到生育更替水平难度特别大。斜率由负转正，说明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入更高阶段，生育率由之前的降低转变为升高，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来都在下降，但有些国家如冰岛、挪威等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尽管生育率和韩国、意大利等国一样在下降，但是没有降到低生育率陷阱以下，并且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一步上升到更高收入水平40000美元以上，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6以上，有些国家甚至开始回升，因此整体上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斜率由负转正。
河道周边的绿化，要做到层次化和空间化,种植密度不宜过大，树木种类要较为丰富些，不同的流域要有不同的景观。通常会以高达的乔木作为背景，将亚乔木、灌木、草花及地被作为组团。水生植物和湿地植物要注重色彩的搭配，要体现出水体的美感。设计人员在设计城市河道道路景观时，要坚持自然、淳朴的思想理念，做好将城区运输道路与休闲道路分隔开，将河道周围的道路与植物区域、小区公园等相融合在一起，设计出丰富多变的景观区域，让前来休闲放松的人们能够享受到更加舒适的自然美。本项目市政道路改造措施为，新建8条市政道路，总里程约5km；新建5座景观桥梁。
前面通过分析，在低收入水平阶段，政府若实施出生控制政策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在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整体提升的阶段，即使没有生育控制，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也不能改变；当经济发展到高收入水平阶段，即使有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也不能改变一直以来的低生育水平。同时与欧洲国家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不同，中国目前支持家庭的政策以及儿童照料服务还很薄弱，更没有鼓励生育的政策，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我国各种社会政策和就业环境不利于青年人兼顾事业和家庭，生育意愿受到抑制[10]。可以推断如果没有支持家庭和育儿的家庭政策和相应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尽管在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的生育率也不大可能回到人口更替水平上来。况且通过家庭政策提高生育率需要一定的强度，需要及时实施，时滞性会削弱家庭政策的效用。那么，现在我国通过家庭政策激励生育率回升的作用会有多大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评估的。
4.2 中国的三种发展模式
根据前面的分析，韩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高收入水平阶段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2235-40000美元之间，但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拉丁美洲等国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在人口更替水平附近；美国、挪威等国在高收入水平阶段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40000美元以上，家庭政策力度较大，总和生育率较高，在1.8以上；日本、新加坡、德国等在高收入水平阶段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40000美元以上，但家庭政策薄弱，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该如何选择呢？本文预设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生育水平变化的三种可能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从图7的B点到C点，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又没有及时出台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来鼓励生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经济转型、生产方式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但是随着老年人口负担越来越重，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创新能力达到一定阶段后难以提升甚至会降低，经济水平向更高收入阶段跨越会较为困难。
第二种模式是在B点附近徘徊，上下稍有波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总和生育率都小幅波动。由于长期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从模仿转为创新型经济，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巴西、墨西哥等国。尽管我国现在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由于生育的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以及在现有的生育率基础上，总和生育率也难以回到生育更替水平，所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会比巴西、墨西哥等国低，随着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会进一步给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一方面加强理论培训。通过培训让组织者进一步掌握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提高宣传、团结、发动群众和组织基层宣传的能力。另一方面对组织者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提升理论素养、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有计划分批次选派人员到机关跟班学习。
第三种模式是从B点到E点，通过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资以及财富积累进入更高收入水平阶段。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准许育龄妇女生育，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平衡育龄妇女的工作和家庭，给儿童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并且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在满足当代年青人自己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能满足其对孩子的数量和质量需求，从而成功跨越低生育率陷阱。
冯一余顾不得听他们废话，拿了钥匙就发动汽车，那女的正冲着楼上嚷呢，一听到发动声，立刻噤了声，一回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车头上一扑，喊，你开，你开！也不怕车头上的灰尘脏了她的睡衣。
显然第三种模式是最佳的发展模式，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甚至更高收入阶段都离不开产业的升级、技术的创新以及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而生育率的提升又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生育意愿的提高，离不开家庭政策对提高生育率的支持，特别是对儿童照料和发展的补贴。但通过上面三个阶段的分析，我国目前在第二种模式即在B点附近徘徊的可能性极大，上下稍有波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总和生育率都小幅波动。因为我国经济处在转型期，发展速度减缓，没有家庭政策支持生育率提升，从而生育水平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上升到更替水平，反而更有可能继续下行，但经济在寻找新的增长点，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生育水平下行缓慢。
5 结论与讨论
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低生育率陷阱是我国面临的两大难题。本文通过对全世界201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生育率变化的关系的分析，发现从1970年到2015年，不论是低收入水平的国家、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还是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总和生育率都是呈下降趋势。
这些国家整体上呈现出三个阶段：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下波动，年增长率有时为负有时为正，但稳定在低收入阶段。总和生育率高，基本都在4以上，不论1970年还是2015年，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无明显关系；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在1.5-3.5之间，但大多数国家集中在更替水平附近，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负相关关系；高收入水平国家本文以总和生育率1.6为界限，分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235-40000美元之间和4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高收入水平12235-40000美元之间时，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但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更高收入阶段4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基本在1.6以上，从未降到1.5以下，但家庭政策对生育支持力度相对较小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在1.6以下。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支持生育率回升的家庭政策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低生育率陷阱非常重要的条件。我国需要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准许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生育的同时，出台家庭政策支持生育，平衡育龄妇女的工作和家庭，给儿童提供有力的社会环境，同时通过推进产业升级，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这两者的结合缓解了生育孩子的成本压力，也能让年青人兼顾家庭和工作，保持甚至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得到自我的发展和满足。
审计的过程不能只是走马观花或者单纯地走个过场，而是要有针对性、有重点、有价值地对重要内容进行审计。一般来说，审计的内容包括总部各项重大决策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决策落实的过程中执行是否到位，日常的经营政策是否合理，还要对现存制度进行基于当前时代的考量，挑出已经落后过时的条例条规。且经济社会的瞬息万变要求审计机构不能将审计工作仅仅停留在事后审查的程度上，还要通过现行的制度、政策、状况看到目前甚至将来潜藏的风险，以做出及时的防范与规避。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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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Level,Family Policy and Fertility Change:The Tendency of the West and the Challenge Facing China
PENG Jiao1,BI Zhongpeng2
1.Development Institute,Yunnan University,Yunnan Kunming,650091 2.School of society and population,Renmin University,Beijing,100872
Abstract：This paper,based on the changes in the income and total fertility rate of 201 countries and regions 1970-2015,demonstr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ertility leve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ifferent income stages.The findings show that:1.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GDP per capita is not obvious in low income countries with total fertility rate above 4;2.Total fertility rat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r capita GDP in the middle-income countries with total fertility rate concentrated around the level of fertility replacement for most of the countries;3.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per capita GDP in high income countries is related to the family policy by building the interactive variable.The three modes of the world can be the reference for the social policies invol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ertility in China.
Key words：Income Level,Total Fertility Rate,Low Fertility Trap,Family Policy,GDP per capita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13（2019）061-0044-12
［收稿日期］2018-09-10
［作者简介］1、彭姣，女，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口与发展。2、毕忠鹏，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口与发展。
标签：生育率论文; 总和论文; 国家论文; 阶段论文; 政策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南方人口》2019年第1期论文; 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