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家民族主义与现代阿拉伯国家的建立相伴而生，国民国家认同的强化利用是阿拉伯世界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出于国家政权的需要，萨达特时期提出的“埃及第一”的口号是国民国家认同强化的体现。萨达特时期国民国家认同的强化方式有文化整合、领土认同，以及利用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国民国家认同为萨达特时期对外目标的开展和国家民族属性的转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加深了阿拉伯民族间的矛盾。
[关键词]萨达特时期；阿拉伯地区；国家民族主义；国家认同
民族国家的建立是近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国家民族主义与之相伴而生。对于阿拉伯地区的国家民族主义，国内外学界已有研究。在阿拉伯世界，国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体现国家意志以现行政权为效忠对象的意识形态，不同于强调民族认同、民族优越感等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概念，而是指以国家政权为载体的、旨在维护和增加现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威望的意识形态，[1]其中，国家认同是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关键环节。对萨达特时期国家民族主义的研究，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国家民族主义在外交上的体现，而对国家认同层面的研究明显偏弱。本文试就萨达特时期埃及国家认同的缘由、方式及影响予以探讨，以一个侧面展现阿拉伯地区国家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
一、萨达特时期埃及国家认同强化的背景
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大家庭中的成员，其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既彰显着阿拉伯世界区域变化的共性因素，又体现着埃及国家发展所需的特性因素。萨达特时期，埃及国家民族主义正是基于此背景而开展的。
(一)国民心理因素
纳赛尔时期，埃及奉行具有显著阿拉伯民族主义特色的纳赛尔主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运用相关法律政策和媒体宣传把阿拉伯民族主义深深融入到埃及民众的心里。[2]1953年的《解放大宪章》中，把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统一列为最重要的“国际任务”：加强与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联系，在各方面与之进行有效的合作；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发挥它为阿拉伯民族服务和实行共同愿望的作用。[3](P335)1956年的埃及新宪法规定：埃及人民是更大的阿拉伯整体的一部分，埃及在争取阿拉伯民族胜利和荣誉的共同斗争中承担着责任和义务。[4]在媒体宣传上，开罗广播电台最初宣传的“埃及人民”“尼罗河的孩子”“埃及的荣耀和尊严”等口号，逐渐被“阿拉伯团结”“埃及的阿拉伯人民”等富有阿拉伯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所取代。[5](P94)纳赛尔本人也极力鼓吹阿拉伯民族主义，“我们(阿拉伯人)是强大的；唯一的灾难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究竟有多大”。[6](P55)可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是纳赛尔时期埃及的主导意识形态。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实践却给埃及带来了无尽的战火和国民经济的凋敝，特别是“六·五战争”中，以色列的强大和埃及领土主权的丧失带来了整个国家凝聚力的下降。埃及国家凝聚力的加强成为了萨达特政府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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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公布了社保降费率的最新政策：原定实施至明年的现有政策——用人单位和职工失业保险缴费比例总和从3%阶段性降至1%，将在明年4月底到期后继续延续实施。此次会议还决定，对符合条件的努力稳定就业的参保企业，可通过减费方式，返还企业及其职工缴纳的50%失业保险费。而对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其个人应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等费用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领土认同同样是国家认同是关键环节，“公民对领土的认同，是公民与领土的互动中形成的一种复杂情感，这种复杂情感主要表现为公民对领土的依赖感、依附感、归属感。围绕领土展开的冲突、斗争和争端对培养公民的领土情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2]“六·五战争”后，全民性的收复失地斗争有力地强化了埃及国民的国家认同感。
(二)政治目标因素
国家认同是多维度的，不同维度都可为国家认同提供支撑。有学者认为“政治(制度)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三个基本维度”。[11]亦有学者指出“作为公民对国家归属感和忠诚感的国家认同，具有四个维度：主体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权力维度。”[12]而在现代国家发展历程中，不同时期国内外环境又造就了迥异的国家认同强化方式。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协方差结构分析方法，运用总体或样本的协方差矩阵进行模型估计，用于分析潜在变量间的假设关系，属于多变量统计，整合了因素分析与路径分析，同时检验模型中包含的显性变量、潜在变量、干扰或误差变量间的关系，进而获得自变量对依变量影响的直接效果、间接效果或总效果[8]。
行！老机八，你得活着，你娘还等你尽孝呢。陈大勇收了两块“国父”（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头也不回地往北窜。
(三)领导人因素
历史文化带来的“辉煌记忆”构造了埃及国民强烈的文化认同意识。相较于纳赛尔时期倡行的阿拉伯世界的共性，萨达特时期更加宣扬埃及的独特性。首先，在埃及的民族属性论证上，地中海主义成为文化领域宣传的主流。Fouad Ajami指出：“在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埃及是欧洲一部分的古老理想再次兴起。”[13](P118)Tawfical-Hakim在《意识的回归》(The Return of Consciousness)中也谈到“埃及是时候停止阿拉伯人的战争，回到它的地中海根源上了。”[14](P115)其他一些学者，像Nagib Mahfouz、Anis Mansour以及Hussein Fawzi认为，埃及文明不但比阿拉伯古老，而且与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相比更贴近希腊罗马传统，埃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15](P119)其次，在文化教育和媒体宣传上，更加体现埃及的独特性。萨达特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代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国号，“阿拉伯”一词成为“埃及”的修饰语。[16]同时，埃及的学校教育也适当发生变化，更强调埃及悠久的历史、突出的文化以及独特的个性。[16]再次，媒体也开始强调埃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威望。纳赛尔时期“阿拉伯团结”“阿拉伯埃及”“埃及阿拉伯人民”等宣传标语，被“第一是埃及、最后还是埃及”“埃及是、总是曾经的埃及”等宣传口号所代替。
二、萨达特时期埃及国家认同强化的方式
纳赛尔时期，过于追求阿拉伯统一，强调阿拉伯国家的共性，忽视诸多阿拉伯国家的现实利益，甚至不惜为此诉诸武力。最好的例证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和也门内战中埃及的直接军事介入。一位叙利亚学者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埃及的对阿政策：“就像是一群生活在孤岛上的居民，你承诺不久将会有船来解救他们。他们已经埋葬了他们的用具，整理了他们的行装；但是当船到达的时候，它却是一艘奴隶船”。[7]萨达特在谈及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时表示：“他发现一个并不高度尊重埃及的阿拉伯世界。”[8]同时，纳赛尔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倡行的反新老殖民主义和积极中立主义，造成与美苏大国的关系紧张。相较于纳赛尔时期激进的对外关系，萨达特时期的对外关系则更加带有国家民族主义鲜明特征。Ali Hillal Dessouki认为：“萨达特的对外目标明确体现了埃及的国家民族主义，这些目标表现在：通过协商恢复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由于沉重的经济代价结束与以色列的战争；由于美以的特殊关系加强与美国的关系；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恢复埃及的经济；改善埃及的全球和区域政策，以便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9](P265)萨达特时期这些对外目标的开展，需要加强埃及的国家认同意识以弱化阿拉伯认同意识，赢得埃及国内的支持。
(一)文化整合与国家认同的强化
国家认同是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一环，国家认同的本质就体现在国民对国家的效忠，对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的捍卫。阿拉伯世界存在“一族多国”典型特征，强烈的国民国家认同给阿拉伯各国带来多方面的影响。萨达特时期国家认同的强化为国家政府追求最大化的国家利益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撑，但也加深了阿拉伯民族之间的隔阂。
萨达特不像纳赛尔拥有“奇理斯玛式”的崇高威望，其开放政策的弊端更是降低了民众对其政权的认同，以致于民众抗议运动几乎贯穿整个萨达特时期。其中，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最为突出。左翼分子视自身为纳赛尔主义的坚定捍卫者，极力反对萨达特背离纳赛尔的发展路线，利用工人运动向政府抗议。1974年的工人罢工抗议运动、1976年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工人大规模游行，左翼分子都扮演着组织者的角色。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高涨下，埃及各阶层都表达了对萨达特政权的不满。1997年1月，埃及民众走上街头高呼“学生们和工人们！反对剥削的政府！”“横渡运河的英雄，我们的早餐在何处？”[10](P409)埃及民众的不满带来对萨达特政权政治认同感降低。
(二)领土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强化
11月28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的见证下，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一一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及西雅特在巴塞罗那签署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合作方将基于各自的技术实力和产品储备，共同开发一款电动汽车平台，用于生产江淮大众车型，江淮大众将于2021年前引进西雅特品牌，并共同进行电动化开发，在2018年年底前开工建设江淮大众研发中心，该中心将关注电动化、车联网、自动驾驶等核心领域以及其他以未来为导向的技术。作为三方合作的重大项目，江淮大众新能源乘用车项目研发中心已在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开工仪式。
“六·五战争”中，埃及失去了整个西奈半岛，收复失地的斗争成为整个国家的主旋律。埃及人民视领土丧失为国家的耻辱，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参与到与以色列的斗争中。在与以色列的消耗战中，埃及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消耗战”爆发后有将近50万人直接进入军队，军队人数从“消耗战”爆发前的18万人发展至1970年末的近70万人，更有上百万人参与到军事设施的建设中。[17]到1970年底，埃及建设和加固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堡垒和140万平方公里的其他武装设施，铺设了数万公里的公路。海卡尔在回忆录中谈到“消耗战”对埃及民族情感的影响：“它培养了人民在精神动员状态中的生活，因为平民也遭受到了军人遭受的那种战火。”[18](P50)“消耗战”结束后，埃及人民不满于政府口头上收复失地的保证，强烈要求武力赶走侵略者、收复失地。学生不断集会游行，要求发动解放战争；作家和知识分子也纷纷发表言论进行武装斗争。一些大学毕业后入伍的青年士兵深感虚度年华，希望早日开战。1972年，装甲旅的军官率领7辆装甲车进入开罗市区，要求对以色列“立即开战”。[10](P287)十月战争后，埃及人民热情讴歌战争中取得的胜利，称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
(三)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国家认同的强化
学者殷东水指出：“在政治生活中，任何民族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也都需要在‘文明的冲突中’借助国际社会的‘他者’来确定自身的‘身份’，在政治共同体内部建立起认同感。”[12]阿拉伯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存在巨大差异，各时期国家利益冲突又造成彼此的矛盾冲突。这种相互间的矛盾冲突通过政治宣传上的口诛笔伐有效地动员了各国的国民情感，为各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支撑。萨达特时期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围绕政治目标、经济事务等方面展开了宣传攻击，无疑强化了埃及国民的国家认同。
十月战争后，面对阿拉伯各国的政治谴责、经济制裁，埃及各界对其进行了有力回应。政府官员、各界学者以及新闻媒体等纷纷发表言论谴责阿拉伯各国，同时埃及民众也纷纷表达了对阿拉伯各国的不满。20世纪70年代末，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援助成为非常敏感的话题，一些埃及人颇为讽刺地谈道：“收到海湾国家的援助是不容易的，我们不喜欢收到这些贝都因人的援助。”[19](P187)埃及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工作的劳工也抗议到：阿拉伯产油国缺少对他们的尊重，当他们听到阿拉伯人是相同民族的口吻时，他们感觉受到羞辱。一位在海湾国家工作的劳工这样描述道：“海湾的空气打在我的脸上……心理上的噩梦……它们不再是噩梦，而是我正在经历的现实。”一些中小学生所写的文章也流露出对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在事实上，那些反对和平的人没有战争是无法生存的，因为他们是唯一能从战争中获得好处的人。”“当石油价格飞上天的时候——埃及人享受过水果吗？没有。那些阿拉伯国家在战争中做了什么？只有我们为阿拉伯人在战争中遭受了损失。”[19](P198)
三、萨达特时期埃及国家认同强化的影响
文化是社会成员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只有当社会一体化从成员那里得到文化习惯的支持，而文化习惯又与他们相互交往的方式紧密相关，政治共同体的社会一体化才能取得成功”。[11]阿拉伯各国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因此，如何体现本国文化的独特性成了各国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基本任务。埃及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发掘，唤醒国民的“辉煌记忆”，就是以文化整合来强化国家认同的体现。
其一，为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对外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一位美国学者曾对在西北大学学习的阿拉伯学生做过一份问卷调查，埃及学生的政治团体选择分别为：阿拉伯民族主义27.8%、宗教共同体33.3%、国家民族主义38.9%。国家民族主义政治团体的选择是埃及学生选择的最高项，同时也是所有阿拉伯国家学生选择中的最高项。[1]可见，相较于其他阿拉伯国家而言，埃及民众具有更强的国家认同感。萨达特时期以追求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耶路撒冷之行、戴维营协议以及埃以和约的签订，离不开埃及国民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提供的支撑。萨达特耶路撒冷之行归来后，上百万埃及人齐聚总统府前的广场，支持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欢呼萨达特是和平的英雄。对于戴维营协议，大多数埃及人也持支持立场。萨达特回到开罗时，受到上百万人凯旋式的欢迎。埃以和约签订后，埃及群众以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回到开罗的萨达特，将他称为“和平的英雄”。[10](P319)在1979年4月的公民投票中，99.5%的投票者赞成《埃以和约》的签订。[20]
其二，促进了埃及国家民族属性的转变。无论是民族认同、族群认同，还是国家认同、文化认同，都应该属于一个同心圆的重要组成部分。[21]国内学者杨灏城在分析埃及的民族属性中谈到，“世上不乏具有多种属性的民族，埃及便有两种属性：阿拉伯属性和埃及属性，二者构成复合民族的关系，即埃及民族是阿拉伯民族之下较低层次的民族，它俩之间有着广泛的物质和精神联系。”[22]近代埃及对自身阿拉伯身份的认同颇为有限，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始终围绕着“埃及人”的口号进行。到了20世纪30年代，很少有埃及人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也不把埃及人视为阿拉伯人。[7]埃及大文豪塔哈·侯赛因极力反对埃及的阿拉伯身份，他认为，“埃及虽然在地理上是东方的，但在文化上是欧洲的。宗教和语言上的联系不能充当主要的社会角色。”[23](P187)革命政府建立后，纳赛尔通过政策法律的调整、媒体的宣传逐渐实现了埃及的阿拉伯化，埃及得以重新回到阿拉伯民族中，阿拉伯属性也成为埃及的首要属性，但民众对自身埃及属性的身份认同依然存在。萨达特时期国民国家认同的强化成为埃及阿拉伯属性向埃及属性转变的驱动力。1977年，埃及媒体刊载了一篇辨析埃及身份的报道“谁能想象在领导超过二十五年的阿拉伯民族运动后，埃及人民开始再一次考虑是否他们是阿拉伯人或者仅仅是埃及人。如果他们是阿拉伯人，为什么其他阿拉伯人威胁着他们；如果他们是埃及人，为什么要接受阿拉伯人的责任呢？……为什么埃及人不能仅仅承认他们埃及人的角色呢？”[19](P167)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下，埃及身份的重新回归，让埃及属性成为了萨达特时期国家的首要属性。
其三，加深了阿拉伯民族之间的隔阂。阿拉伯世界在大的共性之下，又体现着各国的个性。埃及独特的历史文化，造就了埃及独特的民族个性。早在1923年国王福阿德一世颁布的埃及第一部宪法中就明确谈及“使我的人民进阶最高级，以符合他们的辉煌历史和勤劳智慧，找回其在文明世界应有之位。”[24]埃及人对东部阿拉伯人“东方人”[25]的称呼，更彰显着埃及的民族自豪感下高姿态的话语。萨达特时期国民国家认同的强化揭开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浪潮下隐匿的民族自豪感。民族情感的鼓动、文化的渲染以及与阿拉伯国家的相互指责让埃及人滋生了对其他国家阿拉伯人的厌恶，埃及的民族自豪感也演变成对其他阿拉伯人充满仇恨和居高临下姿态的话语。萨达特时期“贝都因人”“贝都因侏儒”等描述其他国家阿拉伯人用语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虽然这些充满敌视的话语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但它留在埃及人心中的负面情感却未消亡。一位埃及学者在分析埃及人的民族主义时谈到：“埃及民族主义的伊斯兰特点可以调动起对西方的宗教文化的对立，教派主义则可用于对抗伊朗。殖民时代的创伤可以成为反对西方，甚至土耳其的根源，因为埃及人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也是殖民主义。而埃及民族主义对其他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怨恨则显得更加盛气凌人。”[24]这里的怨恨指的就是萨达特时期埃及人与其他阿拉伯人产生的隔阂。
四、结语
萨达特时期国民国家认同的强化是阿拉伯世界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缩影。“六·五战争”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逐渐退却，国家民族主义成为了阿拉伯地区的主导理念，阿拉伯各国都采取了促进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措施。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最为浓厚的伊拉克，也通过考古发掘、复兴民俗文化以及加强历史文化教育来突出伊拉克辉煌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培植伊拉克人在阿拉伯世界中独一无二的意识。萨达姆·侯赛因在告诫伊拉克的教育者中，谈及“我们不能把自己淹没在泛阿拉伯的理念之中，而忽视我们的爱国主义”。[26](P20)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在研究中东学者的著作中也有所印证。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阿拉伯各国国家的形成、民族个性的探讨以及民族主义演变的探究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Lisa Anderson研究了突尼斯和利比亚民族主义的演变。Mary Wilson考究了约旦王国的形成。Israel Gershoni和James Jankowski分析了埃及鲜明的民族特性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对立关系等。[27]这无疑印证了国家民族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发展。
学者丁大力指出，“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相互促进，谁也离不开谁。现代化促进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现代化的深入使中东国家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放到超越整个阿拉伯民族利益的高度。”[28](P258)国家认同作为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一环，窥视萨达特时期国家认同的强化，笔者认为，国家认同在阿拉伯世界“一族多国”的现实境遇下，对现代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具有双重性作用：一方面，国民对自我国家身份的肯定，培植了现代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国民国族观；另一方面，强调国家高于民族，为阿拉伯民族间的团结埋下了隐患。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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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NationalIdentityinArabRegionFromthePerspectiveofNationalNationalism——An Example of Egypt in Sadat Period
WANG Xiao-fei，CHANG Wen-ze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
Abstract：State nationalism has accompanie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Arab states. The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nationalism in the Arab world. Out of the need of state power，Sadat put forward the slogan “Egypt Firs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ways of strengthen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Sadat period included cultural integration，territorial identity and contradictions among Arab countries. National identit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goal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attributes in Sadat Period，but it also deepened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Arab nations.
Keywords：Sadat Period；Arab region；national nationalism；national identity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9.11.017
[收稿日期]2018-09-07
[作者简介]王小飞(1993-)，男，河南焦作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史研究；常文泽(1994-)，男，黑龙江黑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犹太—中东史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9)11—0076—05
责任编辑：魏乐娇
标签：埃及论文; 阿拉伯论文; 国家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民族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与民族论文; 国家与人民论文; 《哈尔滨学院学报》2019年第11期论文;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