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大革命浪潮未进入井冈山之前，井冈山农民依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存，生活环境与外界隔绝，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封建社会秩序维系着当地的社会运转。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进驻井冈山谋求革命发展，他们通过各种革命方式影响并改变井冈山及其周边的社会秩序，用武装斗争推翻封建残余统治，使革命斗争理念成为井冈山及其周边新乡村社会秩序的支撑，进行乡土重建，为土地革命打下了社会基础。
[关键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乡土重建
乡土重建指乡村社会的重新建设，由费孝通先生针对过去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出现问题时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突破中国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局限，根据乡土社会的自身特点和内生机理，改造乡村社会秩序以适应中国乡村社会的新发展，从而达到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目的注费孝通于1948年在《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一书中提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使中国的乡村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费孝通根据中国乡土社会的自身特点和内生机理，巧妙地将工业文明和乡土社会结合起来，提出了发展乡土工业，并希望乡土社会能自力更生的找到适合乡村社会发展的乡土工业，不断改造和重新建立乡土社会的社会秩序，以适应新发展，从而建立乡土社会中的民族工业，促进我国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乡土重建是指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革命队伍来到井冈山以后，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运动，打破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会秩序，重新建立起一套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新乡村社会秩序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土地革命运动。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湘赣边界，“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1]P68。1927年秋收起义受挫后，为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审时度势，放弃“会攻长沙”的原定计划，不断摸索，最终“引兵井冈”。但最初当地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不能为革命斗争服务，其传统的观念必然会与共产主义的革命理念发生碰撞。那么，在未来的革命过程中，如何打破传统社会的桎梏，宣扬共产主义的革命理念，动员群众反抗反动势力的压迫？这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严峻考验。
一、井冈山及其周边原有的乡村社会
井冈山总体地势为西南高，向北、向南逐渐降低。井冈山山岭高耸，群峰交织，山体宽厚，山脊多呈鳍状和刃状，峡谷深切，悬崖密布，并远离武汉、长沙和南昌等大城市，属于我国典型的传统乡村社会。而农民群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坚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形成了山区农民自身独特的性格，以及乡村社会的特殊生活环境，即使农民群体在排除外在干扰的情况下也能独立维持生活空间的运转。
(一)乡村社会的特点
1.井冈山及其周边内部具有很强烈的保守性。“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P1中国经历漫长的农耕时代，农业文明相当发达，因而小农经济方式根深蒂固地一直延续下来。“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 “有些地方的交易还是‘日中而市’的逢圩办法”[3]P248。农民群体大多以村落聚居，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或者说封闭性。在井冈山及其周边“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个姓一个村子，或一个姓几个村子。”[1]P69“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1]P74，并且“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1]P69。
2.井冈山及其周边对于外界的排斥程度极为强烈。“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2]P21祖祖辈辈的生活经验影响着后世子孙，使得后世的人能够凭借这些经验很好的生存下去，“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2]P22世世代代的不断承接，社会结构固定不变，整个乡村社会难以发生变化，也会拒绝外来事物改变乡村社会。例如：井冈山的土籍人和上百年前从闽西、粤北迁移过来的客籍人之间就存在很大的界限，双方仇怨和矛盾非常之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那时土籍和客籍学生不能同进一个学校念书，土籍人把客籍人看作是外来户，低人一等，这些都足以说明其社会对外界的排斥程度很高。
3.井冈山及其周边由地主乡绅统治社会生活。由于土地被地主乡绅所把控，地主掌握着该地区的经济“命脉”，所以，地主乡绅在井冈山及其周边拥有绝对的权威。“边界的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为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湘边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1]P68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地主凭借自己手中的土地，利用放高利贷、收地租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残酷剥削农民。地主收租一般在4成以上，最高达7成。发放高利贷的利率均在4成以上，有的甚至成倍。有许多农民就是因为交不起地主的阎王债，最后遭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局”[4]P105。而农民不得不靠从地主手中租种土地为生，被迫接受地主的巧取豪夺，山区大大小小事务基本靠地主做主，延续着封建社会的生活方式。
井冈山及其周边因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限制，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和排外性，其社会生活依然被封建秩序主宰着，整个山区的各个方面落后于周围城市的发展。
(二)农民的性格特点
1.经济窘迫导致农民形成封闭、保守的性格特征。井冈山及其周边土地高度集中的社会环境造成了当地农民经济上的窘迫，土地作为生存支柱被地主占有。仅就宁冈县来说，1928年宁冈县开展土地革命前，“茅坪村有233户，土地1540亩，其中的贫农有141户，雇农有26户，中农有57户，一共有224户，占户总数的96.14%，拥有土地570亩，占土地面积的37.01%，每户平均只有2.54亩的田地。而地主4户，富农5户，只占户数的3.86%，却拥有土地970亩，占土地面积的62.99%，每户平均拥有107.78亩”[5]P18。土地种植是农民经济生活的唯一来源，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农民群众还在为生存而奋斗时，自然就难以有闲余精力和能力关注政治发展及其他事务，只能偏安于家屋周围一隅之地，加上社会环境过于封闭、保守，使得各种发展落后于外界，封闭、保守性格逐渐形成。
星星还是那几颗星星，月亮没有出现，大概是月初吧，苏长河嘴上的烟头一红一红的，像两人的心思；柳红终于打破了院子里的沉默，她说：“爸，我穿了石头买的裙子，你看，漂亮不？”苏长河说：“我哪看得见啊。”柳红说：“你就不能说句好啊？爸，你摸摸，摸上去很得体的。”苏长河没有摸，他说：“你喜欢就好。”
2.生活空间狭小，村民世代相传，形成一种“熟人社会”的非理性思维。在中国封建宗法伦理理念影响下，村民产生“讲人情”“重血缘”的思维模式，有时可能会因“人情、血缘”影响自己本身的价值判断，作出非理性的行为。例如在边界经历“八月失败”后，“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1]P75农民为保护“自己人”，竟不分敌我，引敌人杀害群众。不过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国共产党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后，被充分运用于发展当地党员的“熟人”，使得革命前期工作得以开展。中共党员龙超清就是利用自己“江西省参议会参议长儿子”的身份取得袁文才信任，为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打下基础。
现在我国尚处于资产评估人才培养的探索阶段，所以在培养方面经验欠缺，在课程设置方面对每一方向都“雨露均沾”。这种课程设置的初衷是为了能使培养出全面的资产评估人才，但从目前看来，效果却不甚理想。虽然有着资产评估专业背景的人才对金融、会计、审计等方面都有涉猎，但都只是浅尝辄止，远远达不到精通。要想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在课程方面一定要精益求精，并根据培养人员特色去开设一些更加实用的科目。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结合革命形势，把部队引入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受到井冈山社会原状和农民性格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想要在此发展革命根据地，势必障碍重重，如何打开乡土社会的壁垒，对乡土社会重新建构，从而发动人民群众参与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二、革命引发的社会巨变
由上可知，井冈山及其周边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给农民带来独特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外来的观念的传入。保守、排外的社会环境以及农民的性格特点给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的传入带来了相当大的阻碍。
②通过肺炎双球菌小鼠体内培养实验的结果，发现：向小鼠体内注射大量的某亚型R型菌，有时候能获得相应亚型的S型菌，而有时R型菌能够在小鼠皮下组织存活2～3周也不会发生突变。
(一)工农武装和政权的出现
经过大革命时期的洗礼，群众的革命意识被唤醒，革命的种子已经洒向广大农村，边区产生了工农武装和政权的萌芽。湘赣边界，在外求学的一批进步青年欧阳洛、朱亦岳、陈正人、刘寅生、龙超清、谭觉民等先后加入共产党。“他们又分别接受党的派遣，回乡建立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从事革命活动”[6]P51。1926年6月欧阳洛、刘真、刘作述、王怀等相继回到永新积极发展党组织；1926年7月龙超清回到宁冈，与刘辉霄、刘克犹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于9月成立宁冈县农民协会；1926年冬陈正人回到遂川，建立中共遂川县特别支委，并发展近百名党员。虽然后来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边界各县共产党的组织大部坍塌，农会遭破坏，枪支大部分被豪绅缴去。”[3]P1即使如此，边界同志不懈努力下，成功的将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并保留了100多支枪”[3]P1，留存了部分武装力量。
马铃薯品种性能会对马铃薯的产量及品质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在栽培前要进行科学选种，结合种植地的气候环境、土壤条件等选择抗逆性强、适应性强、商品性能好的脱毒马铃薯品种，同时剔除染病、劣质、生命力较低的块茎。种薯处理也是马铃薯栽培中的重要环节，马铃薯切块的刀具要彻底清洁，以免感染病菌，影响马铃薯的正常生长；切块时每个薯块上至少保留1～2个健壮芽眼；切块后马铃薯创面要蘸草木灰，置于阴凉环境中2～3天，伤口组织愈合后再用多菌灵可湿性粉剂进行拌种，注意合理控制用量，现拌现用；拌种完成后将薯种放入无病虫害的沙土中进行催芽，温度保持在15～20摄氏度，湿度保持在85%～90%。
望着颜副院长，鲁冰莹一脸茫然，不知何意。护士长周伟华忍不住笑道：“他说你‘甲醇’。”鲁冰莹一下子脸红到脖子根儿，她狠狠地瞪了颜副院长一眼，怒冲冲地出门而去，留下一串嘚嘚嘚的高跟鞋声。
中国共产党壮大工农武装的同时，人民政权也在井冈山及其周边逐渐建立起来。1927年，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成立茶陵县人民委员会。“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撤销人民委员会，发动群众建立了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3]P4。1928年1月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2月，成立宁冈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过后，在边界特委领导下，各县、区、乡党的组织普遍建立”[3]P7。在边界第一次反“会剿”胜利后，“永新、莲花、酃县等县，先后建立了县、区、乡工农兵政府，并于5月在宁冈茅坪苍边村建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3]P7。
工农武装和政权的建立及发展，是共产主义的革命理念传入乡村社会的“钥匙”，它打开了封闭的乡村社会大门，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政治基础，也为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提供保障。
(二)土地革命的开展
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贯彻执行土地革命方针，发动农民暴动，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率部在湘赣边界宁冈茅坪“安家”，广泛开展“打土豪筹款子”的活动，拉开了井冈山土地革命的序幕。此后，毛泽覃在宁冈大陇乔林村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中村、桂东沙田等地进行分田尝试，为土地革命提供了经验。“江西各地的农民已经继续的自动的发生许多零碎的斗争和群众暴动，这即是直接的间接的表示急迫要求土地问题之解决”[3]P52，这就强有力的说明农民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的不可延缓性，土地革命给农民提供了一个打破旧有土地秩序的契机。虽反动势力极力镇压，但根据地不断壮大，最重要的原因是土地革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群众真正发动和组织起来了。”[6]P1891928年5月20日，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提出与制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并将土地革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此后，在政府领导下，边界土地革命开始全面开展。根据已有经验，边界政府以“成立分田机构”“干部指导分田”“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以原耕为原则，好坏搭配”等方式进行分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压迫统治，让农民获得土地，使得土地革命有条不紊地展开和深入。“边界人民经过土地斗争，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自身的利益，有一种当家做主的责任感”[6]P315，激起了农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
其中，Ai表示车组Ti是否可以安排车次，当Ai=0时，代表该车组Ti暂时不能安排车次；当Ai=1时，代表该车组Ti可以安排车次。
“时代”的使用可谓五花八门：有用于社会形态的变迁，有用于技术形态的进步，有用于政治形态的变革；有以社会性质命名，有以标志性生产工具命名，有以社会变革的首领命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时候，对此也有不少论述；而由于问题语境或考察角度的差别，这些论述并不完全一致。为免误解，详加辨析不但必要，且有助于深刻认识划分时代的依据及判断时代的意义。
(三)反动势力与革命势力的此消彼长
革命前妇女深受压迫，其政治权利相较于贫农更少，但革命后就不同以往，因为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妇女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成立妇女委员会、妇女宣传会，举行妇女代表大会，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此后还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必须在劳动妇女中作有系统的、经常的指导，自中央直至支部，必须至少有一人负妇运之责，或视相当情形组织妇女委员会”[9]P267。妇女得以走出家门，参与打土豪运动，宣传革命思想，妇女群众有机会和能力为自己“发声”。“新城土豪龙泮生恶毒攻击妇女解放协会，妇女协会得知后，大家一合计，把龙泮生抓住戴高帽子游街，大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6]P321；“酃县农民自卫军成立时，凌翠贞又领导组织一批妇女成立妇女小队，积极参加打土豪除官绅的斗争”[6]P323。农民妇女积极响应共产党的政策号召，解放自己，获得政治地位。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农民群众在土地革命政策影响下，尝到了“甜头”，却遭到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和报复。在这无奈、痛苦的政权统治交替中，农民群众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共产党的革命目标，“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1]P64，使党和人民更加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同时，在反动势力的步步紧逼之下，“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1]P101，使农民群众更加迅速的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敌人“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1]P60说明在敌人强大的包围、封锁和镇压下，革命根据地的范围越来越广，人民对革命的认识更加清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工农武装力量为依托，切实了解农民群众需求，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利益，在不断与反动势力斗争过程中，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农民群众清晰透彻的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将党和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共产党就在这个过程中，打破了封建乡土社会的保守和排外，满足农民利益，保护农民安全，成功的把共产主义的革命理念传入乡村社会，构建起一套革命需要的新乡村社会秩序，建立起一个新乡村社会。
三、新乡村社会的构建
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依托军队武装和人民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不断引导农民群众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在此过程中，赢得农民群众信任与支持，逐步改变了农民的封建观念，打破社会桎梏，重新建立起一个秉持革命信念，打倒反动统治，解放自身，获得自由与幸福的新乡村社会。贫农、妇女以及地主乡绅三个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变化，最能够代表新乡村社会的构建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群众带来的变化。
(一)经济上的“翻身”
各种反动势力对边界农民进行压迫、剥削，使得广大贫苦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导致贫农的生活完全得不到保障。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工农兵政府的领导下，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土地委员会，作为分田的领导机构，讨论分配土地，作调查研究；同时，边界特委抽调大批干部深入乡村，秉持“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以原耕为基础，好坏搭配”的方式发动群众，指导分田。贫农们不仅获得了土地，而且还有机会开展“减租减押减息”运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3]P72；“从前财主手中所存的借字，地方所存的契约一律宣布作废，准许工农平民自由向财主地主手中夺取出来，焚烧灭迹”[3]P73；“取消盐税、田赋厘金、印花烟油税、鸡鸭税、屠宰税、硝磺税、百货捐等一切苛捐杂税。规定适当的土地税和资本税”[3]P73。这些措施保障了农民自己的经济利益。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妇女由于受过去封建体制的压迫，很难得到基本的经济权利。她们受到各种剥削，虽然累断筋骨折断腰，仍然难以维生。毛泽东在制定《井冈山土地法》时，充分考虑到妇女的经济利益，赋予妇女平等的经济权，确定了“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的政策。后来，为了更好地保护妇女的经济权，成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政府组织中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妇女的生活，具体制定改善妇女生活的办法，向人民委员会或各级政府的主席团提议，得到会议通过后发生效力”[8]P151。“特别保护女工，不许女工做夜工，不许做那些剧烈有害健康的工作，女工产前产后须有八星期的休息，休息时间照给工钱”[3]P72。这些举措极大的维护了妇女群众的经济利益，激发了妇女革命斗争决心。
而对地主乡绅而言就不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工农革命军，带领农民向地主乡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分土豪劣绅的粮食，没收土豪劣绅的衣物用品。同时，在《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中的第八条写到：“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烧毁他们的房屋”[3]P72，第九条写到：“凡土豪劣绅、奸商、地主的谷米、衣服、猪肉、油盐、砖瓦、木石、家用器具等准许贫苦工农自由夺取应用”[3]P72。随着红色政权逐渐稳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全面而深入的土地革命，并颁布《井冈山土地法》，用法律的形式将“土地分给人民”。地主乡绅失去了土地，而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两者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后进一步壮大了地区的工农武装。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进行三湾改编，清点部队数量“共700余人”[3]P3。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1万余人陆续到达井冈山。同年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700多人，从湘赣边的平江、浏阳地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7]P256。在逐渐发展过程中，“县、区建立了赤卫队，乡有暴动队，莲花县还建立了独立团”[3]P7。后来到了根据地全盛时期，地方武装发展迅速，“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1]P66。这些部队和农军的不断加入，壮大了井冈山的人民武装。
这说明，土地革命能够真正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刚开始尝试，效果就极为显著，进一步打破了乡土社会的小农观念，瓦解旧有的封建社会关系，反抗与革命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二)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翻身”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之前地方上的政权都由地主乡绅把控，农民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革命之后，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由于贫农是“最革命”的群体，“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1]P21，所以边界各县组织以贫雇农为主体的赤卫队，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发起猛烈的进攻，贫农领导农民协会通过“清算”“罚款”“戴高帽”“关监狱”“驱逐”，甚至“枪毙”等各种手段有力的打击土豪劣绅。1928年2月宁冈县处决国民党反动县长张开阳，农民威势大振，地主乡绅的封建势力和地位被打压下去，而贫农们的政治权力在握，翻身做主人。
随着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队伍进入井冈山，农民群众的革命激情被唤醒，根据地军民打土豪、分田地、建政权。由于总体上还是敌强我弱，在反动势力的进攻下，革命队伍不得不转移，因此，已进行土地革命的红色区域又变成了白色政权统治区域，并且在反动武装的支持下，土豪劣绅变本加厉的迫害和报复农民群众，人民所受的苦难更加沉重。例如边界“三月失败”后，在酃县“中村区委委员周介甫被捕，受尽酷刑，惨遭杀害，敌人也将他的头割下送到酃县县城示众数天。”[6]P141“在遂川，反动地主武装首领萧家璧，怀着对工农革命军的刻骨仇恨，窜入红色区域捕杀共产党员，发现哪家有人参加工农革命军就满门抄斩！”[6]P141边界八月失败后造成“农民分田，地主割禾”的局面，“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3]P256这样的例子在边界各县都有发生，“惨不忍睹，不胜枚举。”[6]P249
张丽清：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首先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需要，其次要看学生自己想要发展成什么样。在这一课程改革方面，特别是高中课程改革，我认为真正严格落实课程计划的高中校并不多，到底是课程设计出了问题，还是校长的教育思想出了问题，我觉得这都不是主要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为课程改变提供配套的体制和机制。现在，我非常高兴地看到高考改革、用人制度改革、评价改革等，也期待高中课改能够解放校长，最终解放学生。
地主乡绅的政治特权被农民群众所取代。随着各地工农兵政府逐渐确立，红色政权日益扩大，农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地主乡绅的政治权利被剥夺。在《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的第一条中写道：“此外，各色人等，如收租的人，重利盘剥的商人、资本家、雇主、土豪、劣绅、反革命政府的官吏、国民党的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清党委员、其他各色反革命分子及和尚、尼姑、斋公斋婆、教徒等一概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3]P71。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抬起头来了。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修改的一幅对联中写的一样：“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加利；看今朝我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6]P114，由此可见，地主乡绅的影响力下滑，政治权利消失殆尽。
(三)文化思想上的“翻身”
贫农由于受到反动压迫，根本没有学习的机会，因而思想长期被束缚。经过共产党带领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贫农意识到共产党是为自己谋求解放的政党，积极主动接受共产党的革命宣传，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凡工农兵平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罢工的绝对自由，但对于剥削工农利益和危害本政府地位的反革命派剥夺此种自由”[3]P71。同时，共产党为农民提供文化学习机会。“由工会开办工人学校，由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学校，由县工农兵政府开办高级的工农学校，以增工农平等的劳动知识和一般文化程度”[3]P73，经过共产党的政治教育，贫农“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1]P64贫农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入地方武装，配合协助部队军事行动，打击反动势力，积极革命。
妇女受文化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影响，身上有太多的束缚。“夫为妻纲”“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沿袭下来。而共产党的到来，唤醒了妇女们沉睡着的反抗命运的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带领妇女改革过去各种陋习，打破封建枷锁，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受到共产党影响的先进妇女分子“倡导男女平等、男女平权，实行放足、剪髻，禁止虐待女孩和抱养童养媳”[6]P323，民主、自由和开放的思想观念传播到乡村之中。这些变化可以在当时宁冈城乡流传的歌谣中看到：“一劝妹子要剪髻，髻子不是好东西，梳头盘髻费时间，大好的人才转不哩！二劝妹子要读书，学到文墨不会输，认得账单和布告，免得别人喊你猪。三劝妹子要自由，自由结婚真幸福，莫要父母来包办，免得把你作马牛……”[10]P153-154。
而地主乡绅却完全不同。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先进科学、文化教育知识，地主乡绅阶级的封建思想被动摇，曾经高高在上的专制地位被取代。根据地内的军民开展运用多种宣传工作方法：“1.群众大会演讲；2.化妆演讲；3.多组织宣传队深入群众中演讲；4.画报；5.壁报；6.歌谣；7.标语；8.浅显语言”[3]P320，都是宣传革命斗争精神的话语，进一步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理念，使得地主乡绅阶级的封建思想难以立足。
随着进步思想的不断传播，农民群众逐渐解放了思想观念，并且用自己的革命热情打破封建思想的禁锢，更加积极的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价值，社会地位逐渐提高，而地主乡绅阶级的反动思想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在该翻译中，如正式的书面文本中经常使用指示词which，照应前者。通过正式和标准的指示词系统之间的切换，译者给读者呈现原文的两种事例。相反，广西翻译要求统计数据的公信力，使用正式指示词，反而使读者感到疏远。
(四)社会习俗和伦理道德的转变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习俗发生明显变化。革命之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封建宗法思想充满乡村。”[3]P273农村到处可见诸多封建陋习，“赌博”“吃鸦片烟”“买卖婚姻”，尤其是迷信思想和宗法礼教荼毒最深，受到宗祠和地主的勾结压迫。共产党来到井冈山后，大刀阔斧地破除封建陋习，成立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协会，“没收了宗祠的山林田地，清算了族长们的劣迹，废除了买卖婚姻，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提倡婚嫁简朴、节约等等”[6]P331。同时，“各地农协积极取缔赌博，对赌徒进行教育，对赌棍罚款、游乡，没收烟具，烧毁鸦片，强制戒毒”[6]P330，打击有劣迹的赌徒、赌棍。在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布告中提到：“打倒封建势力，严禁赌博洋烟”[3]P180。县、区、乡苏维埃政府规定：“凡吸鸦片者，自动到苏维埃政府报告，限期戒绝；否则拘留，强制戒毒，阶级异己者则加以重罚”[6]P331。
社会伦理道德也产生极大的改变。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绳索。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破坏了地主政权，所有其他的族权、神权、夫权也全部都跟着动摇起来。在宁冈，“袁文才领导农民自卫军一股脑儿将茅坪象山庵、白云寺里的菩萨打掉，神像烧掉”[6]P330；“在永新，贺子珍、贺怡带领秀水小学的学生，也把城隍庙的菩萨打了”[6]P330。夫权自然在贫农中相对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的发言权就多一些。农民运动一开始，许多地方的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参与革命斗争。妇女们放小脚、剪髻子、参与打土豪运动，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
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种种制约农民发展和影响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封建伦理体系，被共产党人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斗争理论以及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取代，使农民群众有自我认识的机会。在共产党和农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封建伦理关系被打破，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传播，阶级斗争观念深入人心，革命思想蔓延开来，逐渐取代小农思想，而为革命斗争服务的社会新习俗和新伦理道德体系初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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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uralReconstructionoftheJinggangshanRevolutionaryBase
HUANG Jie TANG Guo-ping
(SchoolofMarxism，Nanchang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330000，China)
Abstract：Before the tid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entered Jinggangshan，the peasants in Jinggangshan depended on the self-sufficient small peasant economy for survival，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was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and was closed to some degree，and the running of the local society relied on the feudal social order.Since 1927，the revolutionary force led by the CPC entered to Jinggangshan for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They influenced and changed the social order of this mountainous area by various revolutionary means，overthrew the residual feudalist rule by armed struggle，made the idea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 become the support for the new social order in rural Jinggangshan，and carried out rural reconstruction，thus laying a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Keywords：Jinggangshan；revolutionary base；rural re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1-0054-07
[收稿日期]2018-07-11
[作者简介]黄杰(1994—)，男，湖北宜昌人，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井冈山斗争史；唐国平(1966—)，男，江西南昌人，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井冈山斗争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6年度项目“井冈山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立项批准号：JD161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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