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近代启蒙政治哲学中的自我保存范畴进行了颠覆性的解释。自我保存从近代哲学中的自然性和理性的标志，被解释为统治性的和非理性的原则。福柯在界定生命政治的定义时，同样也谈及了自我保存原则这一政治哲学基础。自我保存原则的确立使得统治权力在19世纪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福柯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关联，尤其体现于《启蒙辩证法》的主题与生命政治的主题之一致上，即对建立在自我保存原则之上的统治的反思和批判。
[关键词]自我保存；生命政治；福柯；社会批判理论；《启蒙辩证法》
生命政治已经成为当前西方左翼政治哲学中备受关注的主题。如今人们开始尝试在更为深远的近代思想脉络中重审生命政治的深刻内涵，将其回溯到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所开启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中，便是一项全新的尝试。在这种尝试中我们发现，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看，福柯的生命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理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阐述了启蒙是如何走向自身反面的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反复加以强调的一个范畴就是“自我保存”(Selbsterhaltung)。这一源自斯宾诺莎的近代启蒙政治哲学的关键范畴，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行了颠覆性解读。可以说，启蒙将神话的世界祛魅，而自身重新成为新的神话的辩证法，如果离开了对自我保存范畴的阐释便会失去力量。因此，自我保存范畴是启蒙辩证法的重要逻辑环节。(1)关于自我保存原则在《启蒙辩证法》的重要意义，张双利教授曾进行过专门研究。参见张双利《理性何以沦为权力的纯粹工具?——论〈启蒙辩证法〉对自我保存理性的批判》，载《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自我保存范畴所展开的批判，恰恰与此后福柯的生命政治批判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自我保存正是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它塑造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而对这种统治形式的反思和批判则是福柯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共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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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保存：启蒙政治哲学的奠定与自反
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中，给予自我保存原则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斯宾诺莎自然神论的哲学体系中，合乎自然原则即是自然最高的律法与权利，而每个个体按照自然原则去生活，首先就是要保存自身。他认为：“每个个体应竭力以保存其自身，不顾一切，只有自己，这是自然的最高的律法与权利，每个个体都有这样的最高的律法与权利，那就是，按照其天然的条件以生存与活动。”[1](P.212)斯宾诺莎自然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就是认为每个个体的自我保存是合乎自然的。换句话说，每个人维护其个体生命的活动本身是合乎自然理性的。在封建等级制和神学体系下，个体的生命是一种恩赐，生命本身和维持生存的活动都带有一种原罪；而在自我保存原则之下，生命成为完全合乎自然、合乎理性的存在。这其实是启蒙运动对生命的祛魅。世俗的生命活动本身获得了荣光，因为它本身就是神、自然力量的结果。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写还道：“个体事物(人当然也在内)借以保持其存在的力量就是神或自然的力量，不是就此力量是无限的而言，而是就此力量可以通过人的现实本质而言。”[2](PP.173～174)
斯宾诺莎进一步将自我保存原则作为伦理的基础。理性合乎自然的要求，即每个人都爱自己、寻求自己的利益，那么自我保存就是合乎自然的、理性的，因而也是符合德性的。“德性的基础即在于保持自我存在的努力，而一个人的幸福即在于他能够保持他自己的存在。”[2](P.184)因此，自我保存是善的。斯宾诺莎一再强调自我保存原则的德性意义，他认为“保存自我的努力即是事物自身的本质……保存自我的努力乃是德性的首先的唯一的基础”[2](P.187)。这句话，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视作“蕴含了整个西方文明的真正格言”[3](P.35)。遵循德性的行为，在斯宾诺莎这里就是“在寻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上，以理性为指导，而行动、生活、保持自我的存在(此三者意义相同)”[2](P.187)。斯宾诺莎对自我保存原则的强调蕴含着对个体利益的承认，内涵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自由主义政治诉求。也正因此，与斯宾诺莎处于同一时代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比斯宾诺莎更早强调了自我保存的原则。在霍布斯看来，自然法的第一要义就是自我保存。自然状态下的人首先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自我保全”[4](P.93)，每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活动，人与人之间就会处于战争状态，但同样恰恰出自于一种自我保存的原则，对死的畏惧以及对幸福的欲望，使人们达成了自然律。[4](P.97)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始终都处于自然的驱使下，而所谓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4](P.97)。我们可以看到，在看待个体生命这一问题上，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有着高度的一致。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启蒙哲学所建构出的伦理、法律和政治理论，绕不开的第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承认人的生存的自然性，也就是承认一个按照自我保存原则生活的人的合法性。这样的人就是理性的人，而疯子和英雄都是违背自我保存原则的。因此，自我保存原则可以看作是启蒙政治思想的基石。
在《启蒙辩证法》中，自我保存原则遭到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颠覆性解读。自我保存原则在这里不再是合乎理性的主体行为，而成为一种强制，成为计算理性在主体中的内卷化，它印证了启蒙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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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保存原则是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这一点在对福柯生命政治的研究中可能并不那么直观。因为对福柯而言，他将更多的工作放在了考察这一内在逻辑所表现出的现象上。在指出了这一政治理论的逻辑基础之后，福柯要做的是考察这种政治权力的具体表现。他说：“实际上，我们要在这里跟踪这个转变，但不是在政治理论的层面上，而是在权力的机制、技术、工艺的层面上。”[5](P.185)很明显，权力的机制、技术和工艺才是福柯的落脚点和关注的对象。“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主要围绕着肉体，个人肉体的权力技术……权力的合理化技术和严格的节约同样也以可能的最便宜的方式运转起来，通过监视、等级、审查、诉讼、报告的系统：这整个技术可以称之为工作的纪律/惩戒技术。它从17世纪末开始并在18世纪建立起来。”[5](P.185)福柯的这段陈述可以概括他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全部著作，以及他在法兰西学院所做的系列讲座的主题。他不断从各个维度来揭示生命政治的具体展现，从而揭露出现代社会方方面面是如何渗透了生命政治的统治原则的。但也正是在对具体的生命政治治理技术变迁的考察之中，福柯对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的勾勒也更为清晰。所以，在《必须保卫社会》讲演末尾所做的定义并非是一个偶然。如果仅仅从具体的治理技术维度来理解生命政治的话，并不能将生命政治的核心特征说清楚。但是，在随后的1978至1979年关于《生命政治的诞生》演讲中，他对生命政治内在逻辑的论述却更加深入了。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政治哲学自我保存原则的颠覆性解读，直接与福柯所讨论的生命政治的主体塑造原则衔接起来。
二、生命政治的主体塑造原则
从宏观的意义上看，福柯20世纪70年代后进行的研究都可以用“生命政治学”这一主题加以概括，然而他直接正面阐述生命政治这一对象却进行得相对较晚。在1979年做的讲演《必须保卫社会》的末尾处，福柯对生命政治进行了正面、系统的定义。他说：“我认为，19世纪政治权利的重大变更之一就是，我不说正好是代替，而是补充这个统治权的古老权利(使人死或让人活)，用一种新的权利，它不会取消第一个，但将进入它，穿越它，改变它，它将是一种恰好相反的权利，或毋宁说权力：‘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君主的权利，就是使人死或让人活。然后，新建立起来的权利是：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5](P.184)从这一经典定义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生命政治所指的正是自19世纪以来的全新统治权利。传统的政治权力往往对人民的生活是不管不问的，它显示出的正是自身有权“使人死”，于是直观的、残酷的刑罚就代表了这种传统的统治权。然而生命政治是这样一种全新的统治权力，它的运行恰恰体现在对人生命的承认之上，体现在“使人活”之上。生命政治说的就是人的生命、生活成为统治权力的对象。权力，从君主专制时期的绝对的、戏剧性的、阴暗的权力，体现为致人死地的权力，在这一时期转变为针对人口、针对活着的人的权力。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得以产生的原因，就是生命的自然性得到了承认，每个个体为自我的保存所做的斗争得到了承认。在生命政治的逻辑中，也便蕴含了对人生命的自然性的承认。福柯认为这种政治权力的重大转变发生在19世纪，而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7、18世纪这种转变就已经开始发生了。这种转变正被前文所提及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等启蒙政治思想家所把握到，福柯也清楚地论及了这一问题。
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为起点来论述生命政治的逻辑的。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学与国家理由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与生命政治的逻辑其内在是一致的，这首先体现在二者都建立在一种自然性原则之上。“政治经济学所发现的，不是一些先于治理术运转的自然权利，而是治理实践本身所特有的某种自然性。治理行为的对象具有一种其独有的自然。治理行为本身具有一种独有的自然并且这种自然才是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7](P.13)政治经济学和生命政治的一致之处，就在于它们都关注一种自然性。斯宾诺莎告诉人们，自我保存原则正是一种自然性。这种自然性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精髓，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剖析，是福柯分析生命政治内在逻辑的重要部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具体作用在个体生命上，就是制造出了“经济人”。[8]经济人就是“自身的企业家”，“其自身是自己的资本，是自己的生产者，是自己收入的来源”。[7](P.200)每个人都要像一个企业一般生活，这样的人就是经济人，而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理性人。理性人就是把生命和生活变成一桩生意的人，违背这一原则的就是非正常的人、不可知的人。作为经济人的主体才是可知的，因为经济行为本身是可知的。通过经济行为，个体将变得“可被治理”，经济人因此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与主体的接触面[7](P.224)，在它之上充分表现出了生命政治的主体逻辑，即遵从于自我保存的原则进行活动。而按照自我保存原则进行活动，本质上就是主体对自我的一种治理，是统治原则的内化。因为自我保存原则并非是单纯主体性的，它本质上是客观经济逻辑在主体中的内化。在经济的维度中，遵从自我保存原则就是遵从等价交换原则，正因此，“经济人”这一概念就等同于“理性人”。理性人，就是遵从经济原则的人，也就是遵从自然性的人。这样，自我保存原则、经济人、理性人这三个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就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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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自我保存原则是新的统治方式在主体中的内卷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奥德修斯：神话与启蒙》这一附论中探讨了自我献祭这一问题。献祭，从野蛮时代的食人行为，转变为一种代替真正献祭的狡诈和欺骗的形式，这一过程中，如奥德修斯的故事一样，为了自我保存必须放弃自身。[3](P.55)通过将自我献祭即放弃自我来交换自我保存，其本质就是一种交易。[3](P.56)也正是因为自我献祭将献祭内化了，便带来了对自我的统治。将保存的原则用于对自我的统治，也便是一种自我治理。它看似理性，却深藏着非理性的内核。“对自我的统治是自我的基础，然而它在为主体服务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消灭主体，因为被统治、被压抑、被自我保存所瓦解的实体无非是那一生命，但顾名思义，自我保存的努力仅仅是那一生命的功能，要保存的东西仅仅是那一生命。”[3](P.62)也就是说，自我献祭原本是为了保存自我，但当自我献祭这一手段成为目的之后，自我保存原则这一理性原则就变成了一种非理性。看似具有主体性选择的活动带来的是消灭主体，这是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反理性的根源。对自我保存的片面追求最终会葬送自我保存的自然性。自我保存会带来自我献祭、对自我的统治，是主体维度的异化。从客体维度来说，对自我保存的纯粹追求也会陷入一种客观的非理性之中。关于这一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这样表述的：“随着经济体系的发展，被理性视为同一性的‘自我保存’变成了每个资产阶级个体的物化的冲动，最终变成一种毁灭性的自然力量，无异于自我毁灭。两大原理彼此暗通款曲。”[3](PP.97～98)自我保存这种纯粹理性，最终会颠倒为一种无理性。这个思辨性很强的句子，实质上描述的就是历史的现实，这就是纳粹主义产生的过程。当人人都停留于自我保存原则时，反而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上层阶级而言，狡诈的自我保存就是法西斯主义夺取权力的奋斗，而对个体来说，它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也得适应和服从不义。”[3](P.98)自我保存会带来自我的毁灭，就是这样的过程。(2)作为一个旁证，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在他的《七武士》中所探讨的主题就是自我保存原则的胜利。农民“活下去”的简单信条使农民保存下来，而武士们的侠肝义胆则葬送了自身。在自我保存这一原则之下，人之上的荣光在历史中也便暗淡了。
福柯谈到：“你们看到，在17世纪以及特别是18世纪的法学家那里，已经提出了关于生与死的权利问题。”[5](P.184)那么，17、18世纪的法学家是如何论述生与死的权利呢？在这里，恰恰涉及到斯宾诺莎和霍布斯论述过的自我保存原则。福柯指出：“当法学家说：当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时候，也就是说集合起来任命一个君主，赋予君主以针对他们的绝对权力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受到危险或生活需求的逼迫。因此，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正是为了生存，他们才任命一个君主。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实际上是否能够进入君主的权利呢？生命难道不就是君主权利的基石吗？……这一切都是政治哲学的讨论……指出生命的问题怎样在政治思想、政治权力的分析领域中开始问题化了。”[5](PP.184～185)在这段论述之中，清晰无比地揭示出了生命政治这种政治权力产生的逻辑，它就是社会契约论所建构的权力。人们订立社会契约，让渡权力来任命一个新的君主，之所以这么做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为了生存。而新的君主其权力的基石正是生命。这种全新的统治权力代替了传统的统治权力，以至于传统统治权力的典型代表——国王，首先被视作不正常的人而被推上断头台，因为他是根本破坏社会契约的人。[6](P.75)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权力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为了生存”，这正是自我保存的原则。斯宾诺莎将自我保存的原则视作最高的德性，而霍布斯则在自我保存原则之上论述社会契约的建立。“怕死”在近代政治思想家里不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人为保存自己的生命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也正是为了自我保存，人们让渡出权力，建立起新的“君主”。从自我保存的理性出发，规范化的权力诞生了，“新经济原则”取代了“残酷原则”。[6](P.71)这样我们便可以首先得出一个结论，即生命政治这一权力类型建立在自我保存的原则之上。自我保存原则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伦理学的核心原则，正是生命政治的一个内在逻辑。生命政治的产生以及在19世纪带来的政治权力的重大变革，实质上与近代启蒙政治哲学的发展是同步的。
在《启蒙辩证法》中，在近乎完全相同的意义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对经济人进行了论述。奥德修斯这个资产阶级的原型，正是在自我保存原则的驱使下用狡诈欺骗了塞壬和独眼巨人，这种狡诈正是一种理性。“那个狡诈的孤独者(即奥德修斯)已经是个‘经济人’了，所有理性的思考者都曾经是‘经济人’。”[3](PP.68～69)此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更为明确地论述了经济人与自我保存的关系。他们认为：“如果是无产阶级，就会在劳动力市场出卖他的劳动力，并不断适应新的技术条件；如果是企业主，就会努力实现‘经济人’的理想类型。精神分析把内在的心理小企业描绘为无意识和意识——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复杂动力学。作为社会控制机制在个体内的代理，自我在和超我协商时会把本能的驱力限制在自我保存的范围内。”[3](PP.212～21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经明确揭示了经济人的意义，它是“社会控制机制”在资产阶级个体之上的“代理”，而它所遵循的正是自我保存这一原则，从而实现自我治理。这里的表达甚至和30多年后福柯对生命政治内在逻辑的探讨惊人的相似。所不同的是，福柯认为这一转变是自17、18世纪发生，在19世纪得以完成的；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在一种彻底的悲观立场上，将启蒙所塑造的全面管理的世界的根源，放置在整个西方文明之中来进行讨论。抛开这一区别不谈，令我们更感兴趣的则是福柯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主题之间的一致性。
说起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关系，人们常常会想到福柯的一段自述。1978年，福柯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杜齐奥·特隆巴多利的采访时说道：“当我认识到法兰克福学派所具有的所有这些优点之后，我真的是懊悔不已，想自己本应该更早地了解他们，研究他们……如果我年轻时就接触到法兰克福学派，就会被深深吸引住，此后的一生就不再做别的事情，就一门心思做他们的评注者。”[9](PP.119～120)可见，福柯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相识恨晚的遗憾和高度的推崇。那么，是何原因让福柯做出如此的判断呢？原因就在于，福柯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开辟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研究主题上有着深刻的契合。对启蒙以来的统治形式的批判，就是二者共同的主题。
一方面，自我保存成为了一种强制，也成为了一种新的统治方式的基础。启蒙的世界，在世俗中建立起新的神话，彻底祛魅的世界建立在一种纯粹的自然性之上，这种纯粹的自然性反而“拥有史前原属于魔鬼的超自然性(神秘神圣性)”[3](P.34)。自我保存在启蒙思想中恰恰是纯粹自然的，因而同样也反过来拥有了超自然的神圣性。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我保存的原则生活，也就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按照计算理性的方式来生活。“在启蒙的世界里，神话潜入了世俗性当中……个体仅仅把自身定义为物，定义为统计元素，定义为success or failure(成功或失败)。个体的衡量标准是自我保存，即是否成功适应他的功能的客观性及其模范。”[3](PP.34～35)自我保存成为了衡量个体的绝对标准，它必将作为一种强制，排斥一切违背自我保存原则的人和行动。衡量人的标准，要么是成功，要么就是失败，没有其他选择，因为“逻辑法则里的排中律来自于对功能的这种执着，而其最终的源头就是自我保存的强制性”[3](P.37)。在这种强制下，个体的、存在的、一切多样的可能性都被抹平了。自我保存成为强制，同时也成为一种统治。只是这种启蒙之下的统治并非直观地以等级制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在维系个体的存在、给予个体以选择的基础上实现的。统治在社会中确立，使社会总体具有更高的凝聚性和力量，其中一个重要的中介就是分工。“统治在社会中发展着分工，分工有助于全体被统治者的自我保存。”[3](P.28)正是在分工之上，个体保存自我，统治得以实现。进一步看，正因为自我保存成为了强制，所以每一个个体只有在成功或失败的给定的选择中做出选择，个体只能在选择中接受、服从。“通过让整个生命都臣服于自我保存的要求，发号施令的少数人确保了总体的永续存在。”[3](P.38)然而这种统治的狡猾之处就是仿佛承认了人的自然性，仿佛给予了人以选择。“启蒙的本质就是给你有得选择，但选择本身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就是统治的必然性。人总是必须二选一：究竟是他臣服于自然，还是自然臣服于自我。”[3](P.37)自我保存的自然性，在自我保存之上的必然的选择却内涵了统治的必然性。
三、对统治的批判反思：福柯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共同主题
(2)连续时间建模方法[22] 该方法能够较为精确地表达各项任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大大减少变量、约束的个数。
一直以来，我们常常将《启蒙辩证法》的主题归纳为一种文化批判和理性批判，但是如果从政治哲学的维度来看，贯穿《启蒙辩证法》的一个重要主题正是对统治的批判。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笔下，对理性的批判本身就是对统治的批判。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总结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自我保存原则的颠覆性解读中，最重要的就是它构成了新的统治形式的基础，并且构成了新的统治形式在被统治者自身中的内卷化。神话是一种少数人垄断的知识权力，而在启蒙了的世界里，真理依然被少数人借助于对知识的掌握所垄断。在启蒙了的世界里，知识就是权力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清楚地表现出来。启蒙并没有实现它所允诺的祛魅，而是制造了新的愚昧，愚昧就是统治的一部分。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揭示了启蒙建立的双重的统治，即人对自然的统治和计算理性对人的统治。仅仅道出了启蒙是一种统治当然还是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原本允诺解放和自由的启蒙为何会成为统治。所谓统治就是一种等级制。启蒙并没有消灭等级制，而是借助于分工的等级在社会中确立起更为精致的统治，这种统治也使社会总体有了更高的凝聚性和力量。奥德修斯与水手之间的分工，恰恰是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分工。为了实现统治，必须在社会中发展出分工。分工的出现借助于被统治者的自我保存，又实现了统治者的自我保存。
1.2.5 冷冻面团面包内部纹理结构分析根据王沛[15]等的方法，在面包中心位置切出厚度为1 cm的面包片，利用图像扫描仪获取图像，并用
启蒙所制造出的统治一定伴随着理性的形式，并给予人以虚假的自由。启蒙给予人以选择的权利，但却没有给人以不做选择的权利，而后者正显示出了启蒙的统治本质。人必须在其给出的选项中做出选择——或者是人臣服于自然，或者是自然臣服于人；或者成功，或者失败。必须做出选择，就是统治；而这种统治的隐蔽就在于它给人以选择。若没有选择可言，那么启蒙也便不是启蒙，就与之前的统治形式没有任何区别。启蒙正是以一种自由的形式所实现的统治，一种自我对自我所完成的统治。自由的形式，也就是承认自我保存的原则，启蒙的统治是建立在自我保存之上的。“启蒙沾染了自由主义的色彩。如果所有情感都是等值的，那么总是统治着体系形式的‘自我保存’似乎为行动提供了最可信的格言。”[3](P.97)然而，抛开启蒙所塑造的形式性的外表，其内里却是更为深刻的统治。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指出的，“无论披上怎样的合法性外衣，社会的等级制最终还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对自然的统治也在人类内部复制了自身”[3](PP.117～118)。启蒙的统治是由商品原则所决定的计算理性和技术来实现的，“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扩展，计算理性的太阳照亮了神话的黑暗地平线，在其冰冷的阳光下，新的野蛮种子正在成长。在统治的强制下，人的劳动脱离了神话，而在同样的统治下，劳动却又一再落到神话的魔咒里”[3](P.38)。另外，“技术对社会拥有的权力是以掌握社会经济命脉的那些权力为基础的。今天，技术的合理性正是统治的合理性本身。这种合理性是自我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3](P.129)。其结果是，计算理性成为了新的神话，它彻底地统治了劳动。
如果说揭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统治”这一主题还需要做一番工作的话，那么在福柯的生命政治中，统治作为主题就应当是自明的了。然而这里我们依然需要做一些澄清。一些人往往将福柯的讨论主题视作“治理”，而非统治。按照通常的理解，治理区别于直观的、以等级制为基础的统治，治理是一种以自由人为对象，以“使人活”为目的的技术。然而，联系福柯的生命政治批判我们就会知道，治理本质上就是一种统治，只不过是一种更为精致的、隐蔽的、内卷化的统治，或者说是一种作为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统治。福柯本人对这一点做出了清晰的确证。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论及了统治和治理的一致性。他说：“市场自身的机理、魁奈的科学图表、法学的契约概念都不能定义出和限定出占据君权领域的经济主体们是在何种方面以及如何是可以被统治的。”[7](P.260)随后福柯又做出了一个补充：“我要说治理……是的可以被统治的。”[7](P.260)在福柯的手稿中书写的是“治理”，然而他口误成了统治，但是他随后意识到这并不妨碍。从这个有趣的片段可以看出，在福柯这里治理和统治本质上是一致的。福柯也明确讲道：“作为既是占据君权空间的权利主体，又是君权空间范围内的经济人，这些个体们的可统治性(gouvernabilité)或者它们的可治理性(gouvernementabilité)——请原谅我的这些不规范用语——只能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保证：出现一种作为治理技艺的相关项的新对象、新领域、新场所，而在此时，治理技艺正在按照权利主体—经济主体之问题要求而建立起来。”[7](PP.260～261)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晚期的福柯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生命政治之下的治理在本质上和统治并无区别。当然，更关键的是说明治理是一种怎样的统治，这和说明启蒙是一种怎样的统治有着同样的意趣。
福柯所关心的治理技术，就是生命政治。在1974至1975年关于《不正常的人》讲演中，福柯就阐明了这一研究对象，在那时福柯还将其称作一种“规范化的权力”，这种规范化的权力“在我们的社会中扩展了它的统治权”[6](PP.19～20)。而规范化的权力之所以规范，恰恰在于它是合乎理性的。所谓合乎理性，就是将活着的人当作对象，也就是以承认自我保存原则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生命政治的那种“针对活着的人的生命权力”“连续的、有学问的权力”“‘使人活’的权力”[5](P.188)才会出现。
启蒙和治理所实现的统治都是建立在自我保存原则之上的。启蒙的统治借助于知识，借助于计算理性，从而塑造了遵从于经济原则来活动的人。启蒙和治理都承认生命的自然性，承认人为保存自身所做的一切努力，然而二者同时又将这些努力容纳于自身之中。启蒙用计算理性所塑造的世界建立起新的等级制，建立起对自然和对人的统治；而生命政治之下的治理，同样在承认人自我保存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人整个生命的操控。自我保存原则之上的统治，是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共同主题。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批判的自我保存原则，和福柯的生命政治批判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结语
自我保存原则是近代启蒙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它是对人生命的自然性的确证。从自我保存原则出发，近代的伦理学、法理学和政治学获得了一个坚实的起点。“活下去”，这个最日常、最直接的要求，塑造了启蒙之后的现代世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通过对自我保存原则的批判和颠覆性的解释，从而也解构了启蒙理性的基础。福柯对生命政治的批判，更多揭示的是它的具体的治理技艺，但福柯并非没有探讨过生命政治内在的政治理论逻辑，它同样源自于近代启蒙政治哲学中的自我保存原则。正是在批判主题上的一致性，使得福柯与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有着很强的亲缘关系。他们都在试图探讨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以及这种统治形式背后的支配性力量。
在福柯之后，奈格里和哈特、阿甘本等人都对生命政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生命政治已经成为当代左翼政治哲学中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主题。因为福柯在生命政治分析上的特征，使得后来的研究者也更多关注的是具体的治理技术层面的问题，从而也使得生命政治的分析泛滥化，甚至丢掉了其本意。揭示出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恰恰是要为这种讨论找到一个坚实的逻辑和思想起点。而在这个问题上所发现的福柯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深刻思想关联，更让我们确信了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社会批判维度，它绝非是一种实证社会科学。(3)澳大利亚学者米古埃尔·法特同样也从对生命政治的解析，探究了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关联。参见Miguel Vatter，TheRepublicoftheLiving:BiopoliticsandtheCritiqueofCivilSociety，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4.这正是我们揭示出两个研究对象内在一致性的原因。这种一致性，毋宁说源自于伟大思想家在对时代的理解和把握上的殊途同归。
[参考文献]
[1]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M].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3]Horkheimer M.,Adorno T.W.Dialektikder Aufklrung[M].Frankfurt a.M.:S.Fischer Verlag,1988.
[4]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7]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M].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李乾坤.生命政治与犬儒主义：福柯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批判[J].国外理论动态，2018，(4).
[9] Michel Foucult.Remarks on Marx[M].New York:Semiotext(e),1991.
[收稿日期]2018-11-09
[作者简介]李乾坤，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9.03.013
[中图分类号]B5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9)03-0088-07
(责任编辑 冯军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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