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因其深厚的哲学功底，在分析中国的“三农”问题时采用了其特有的哲学框架。即以矛盾学说去解构“三农”发展的桎梏，并相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反观其“三农”实践的得失，其中所蕴涵的经验启示仍可为今日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关键词：毛泽东；“三农”问题；哲学视域
无论革命时期或者建设时期，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一直是毛泽东的关注重点。而在更深层次的认识中，毛泽东则将矛盾作为切入点去理清“三农”问题的本质，以矛盾学说解构了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并以此作为基本框架去解决问题。这一过程中展现了毛泽东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独到之处，同时也体现了其特有的哲学思维。
1毛泽东探索“三农”问题的思想基础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阐述了哲学规律蕴含在日常生活中，同时哲学也是一种认识事物的逻辑范式，而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毛泽东在早年的求学之路中，接触了许多中华传统思想经典，并且积极参与船山学社等团体活动，汲取了许多中国传统的认知思想，尤其学习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对其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他在求学期间，大量吸收了西方学说思想，并在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上写下了1万多字的学习笔记，认为“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1]”。强调了个人虽然从属自然，但不取决于自然，客观世界是可以被人改造的。然而，这些学说思想过分强调个人意志的力量，而未认真分析客观物质世界的诸多限制条件与人主观活动的关系。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也在此时开始接触唯物辩证哲学与社会主义学说，在批判反思旧哲学的基础上，重塑了其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认知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通过矛盾因素的转化作用向前递进的，因此客观物质的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存在着[2]”。同时马克思认为哲学的意义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并且提出了人的意志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的辩证关系：“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3]。”正是唯物辩证哲学使得毛泽东逐步形成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毛泽东在革命伊始就十分重视哲学理论的应用性，尤其是在处理“三农”问题上更是如此。自大革命爆发以来，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农民运动的积极作用，并对社会中存在的“三农”问题及其矛盾性的根源做出了客观分析，做到透过社会现象去认识其产生的本质原因。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农民阶层众多且社会地位迥异，毛泽东认为造成不同阶层间农民地位差异的主要原因便是社会生产资料的分配矛盾，只有将畜力、土地等生产资料合理分配，才能从本质上解决农村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之后的革命与政权建设中始终能够把握社会矛盾的逻辑主线，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外，毛泽东也强调要从实践中加强认知，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升华自身的哲学认知层次。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他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主张，并陆续写下《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系列文章，在加深他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认识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一套与“三农”息息相关的哲学理论范式，丰富了自身哲学体系。由此，毛泽东形成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意识，并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学习，使得自身的哲学理论水平不断向前发展，逐步建构起具有与中国实践特点相结合的哲学体系与理论框架，奠定了其进行“三农”探索的实践观与理论观的雏形。
2矛盾论：毛泽东分析“三农”问题的认知观
从革命到社会建设时期，毛泽东的关注重心就一直在中国的农村问题上，他在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分析中国“三农”问题，并通过运用其哲学思维认识制约中国“三农”发展的掣肘，并用矛盾的形式将这些问题展现出来。
但是，唯物辩证法指出了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事物具有必然和偶然的辩证关系，必然性总是以大量的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纯粹的必然性。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体现形式和补充，没有纯粹的偶然性，偶然性是总体必然性的特殊表现，但却影响着总体变化发展。就特定的社会矛盾的变化而言，不同矛盾间的更迭交替势必影响着其结果的发展趋势，因此在反观毛泽东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史中，理应正确认识其中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的辩证关系，理清各要素对历史结构形成的影响关系，进而建构起对历史事件认知的哲学框架。习总书记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中强调：“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9]”。因此，对于毛泽东“三农”实践中的得失，更要站在理性的哲学角度去判断，把握发展脉络与历史逻辑，汲取其中的经验总结。
2.1农业生产中的矛盾
毛泽东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积累了深厚的哲学底蕴，在综合百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特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哲学理论，这也成为毛泽东思想付诸于实践的精神基石。尤其是对于“三农”建设的思想与实践过程，其出发点是以其积累的哲学认识论作为切入点，将分析矛盾的类型、主次、性质作为感性认识的重要任务，并依据这些矛盾的一般性规律进行实践，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强调对矛盾变化规律的再认识，并以此完成认识的飞跃，理性认知事物变化的本质,建构起了毛泽东认识与实践的哲学框架，这些思想对当代的社会建设仍有良多启示。
毛泽东在《实践论》阐述认识的飞跃过程，即感性认识——实践——理性认识三个阶段。感性认识作为第一阶段，其主要目的不仅是发现矛盾，更在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实践提供指导。但客观事物总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矛盾也不例外，毛泽东也认识到“天下万事，万变不穷”，就特定的社会矛盾的变化而言“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由大变小，变为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3]”。这就意味着在时空的变化发展中，矛盾的表象与作用不会处于静止状态，更不会自然地消亡，而是需要通过相应的实践，将精神思想转化为物质力量去消除矛盾。
虽然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是在农村点燃的，但同时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城市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有在城市工业文明的带动下，阶级对立的情况才能随着城乡差异的消灭而消灭。因此，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应该转向城市，做到城乡间与工农业间的相互促进发展。而毛泽东在认真分析苏联与东欧国家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虽然重工业是社会发展的重点，但是在国家的发展中不能忽视农业的发展，推进工农并举的发展战略才能使工业获得更多的支持，也使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在一化三改的方针路线初步取得成功之后，工农业的统筹发展使城乡经济矛盾趋于平缓。而在此时，毛泽东提出要在农业集体化之后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促进乡村发展，从而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然而，在充分发展城市工业潜力之后，为尽早实现工业化，毛泽东将工业发展重点转向了乡村，并认为“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6]”。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农村工业的发展受到“左”的路线影响。而建国以来，由于城乡二元剪刀差的缘由，社会资源的积累资本向着城市倾斜，农业是提供工业资源的落脚点，而当工业重心移向农村后，反而加剧了国家对于农业资源的剥夺，将城乡间发展矛盾凸显出来。此外，尽早工业化的目的本就是为农业机械化提供支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通过工农并举的战略来消除城乡发展的矛盾，而在实践过程中却本末倒置，农业机械化的初衷却导致工业反而取得了社会发展的最高优先级，消耗了农业发展的资源基础，背离了城乡平衡的发展路线。
2.2农民收入分配的矛盾
实践是一种探索与改造世界的社会性活动。毛泽东将人民群众作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理想主体。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7]”。在毛泽东看来，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根基，所以要特别强调人的思想觉悟的作用和群众的思想，应当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希望通过群众的主观意志弥补物质与科技方面的不足，并且相信会出现“多面手”的“新人”去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再加之群众运动在之前的社会革命与建设中的都发挥了积极的意义，因此毛泽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对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形式抱有极高的期望。恰在此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成为扩大群众运动影响的“扩音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仅仅是简单的社会经济组织，更具有行政决策权，它可以将群众运动的主张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展现出来，就使得群众主观意志对全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对“三农”问题的改造能力也不断提升。但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群体性运动或许并非一种理性的实践方式，因为“所有的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控制作用……群体不仅冲动而且多变[8]”。这就导致主观意志积极意义增长的同时，其中的消极因素随之增长，而这些非理性的社会情绪又通过各类组织不断地传播，其导致的最终结果便是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被过分放大，使全社会陷入了激进与盲动的泥潭。
2.3城乡发展重心的矛盾
而随着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社会矛盾已经发生了转移，并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因为此时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完成，毛泽东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模式的矛盾上面，认为我国的小农模式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需要，从而提出了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路线，首当其冲的便是通过建立互助组、合作社去提高农业产值，并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5]。”从而将生产关系的矛盾附加了政治意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合作社的过渡迅速完成。然而，虽然毛泽东正确认识到生产矛盾已经发生转移，但是这种为提高生产力而去改变生产关系的做法，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三农”的改造实践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3意志论：毛泽东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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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农民经济分配的矛盾问题。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开头指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便是认清阶级间的敌我关系，而在中国农村中，阶级矛盾集中体现在地主和广大的农民群众之间。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消除了农民中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也调动起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而拥护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随着农村经济制度改造的基本完成，农民群体内的收入矛盾已经基本消弭。然而，因为50年代开始城乡二元体制结构逐渐形成，城市居民与农民收入差异凸显，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中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指出，要使农民群众收入更进一步，以此巩固工农联盟。毛泽东采取了平均分配的原则，把收入上的大体相等视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体现，因而在城乡普遍建立了“大锅饭”的形式。就表面现状而言，这样的做法确实消除了农民内部以及与其他群体间收入分配矛盾。但就其实质而言，收入分配的绝对平均忽视了人的劳动价值、劳动量的差异，挫伤了农民的主观积极性，造成了社会生产力与农民收入的下滑。
在群众运动中逐步弥漫左倾意识后，受这股思想狂潮影响最大的便是“三农”问题的改造实践。在这之前，许多关于“三农”问题分析与认识是毛泽东站在理性的角度，用哲学思维去审视其矛盾所在，并提出相应措施。而在此时，大量社会个体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失去了意志与物质之间主次关系的理智判断，进而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这种由社会基层弥漫的情绪最终由下而上逐级反馈，最终导致在毛泽东对“三农”实践探索的后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失，也与最初的价值目的相向而行。
4）置换柴油性质较好。循环清洗所用柴油为催化柴油，催柴各项性质控制较好，这是循环清洗效果较好的有力保障。催柴初馏点控制大于185℃，在循环清洗期间，系统温度有效控制在150～180℃，从而确保了清洗效果，且减少了塔顶含油污水量的产生，效果较好。表1列出了停工柴油循环清洗前和清洗过程中柴油分析。
4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当代启示
从理论出发，生产关系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制度、社会意识的发展与消亡都是由生产力所引起的，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矛盾最初集中体现在土地的占有与使用上面，毛泽东在早年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就指出中国农村土地主要被地主与宗庙所掌握，土地因而成为食利群体的剥削工具，而真正的耕农的土地占有量却很少。这种土地矛盾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也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就不断进行相应的政策实践，直到1950年《土地改革法》的实施，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解决了因土地矛盾而导致的社会问题。
4.1建立系统性的矛盾认知框架
纵观毛泽东运用其哲学思维认识“三农”问题的过程，他十分注重系统化的认识矛盾。在社会系统的构成中，各类事物是依照各自功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并在此基础上构成功能相关的有机整体，矛盾作为事物问题的表现形式也是如此。因此在认识社会矛盾时，不仅只关注矛盾的表象，更要梳理各矛盾间层级结构关系，把握社会矛盾的整体性，从而有利于认清矛盾产生的根源性与其解决方案。毛泽东在“三农”问题的矛盾探索中，最初是以农民收入不平等作为切入点，但是他也并没有机械地增长农民收入去改变矛盾，而是进一步系统分析了生产资料分配、城乡二元体制等多元矛盾的影响，理清了“三农”发展中的病结所在及其结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改造方案。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做出了社会发展矛盾发生变化的重大判断，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过程，这其中的矛盾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0]”。因此，正确认识各矛盾间的关联性、根源性，进而建立矛盾的认知系统，把握矛盾的演变规律，理应成为党的“三农”工作的应有之义。
4.2秉承实事求是的实践态度
实事求是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所在，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全党在工作实践中应该要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中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才能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出发，实践才是经验认知真理性的评判标准。毛泽东在对“三农”问题的探索中，并没有生搬硬套国外的发展框架，而是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矛盾采用了与之相应的政策措施，而当“三农”问题的实践出现偏失时，毛泽东也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问题和总结经验，提出要“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11]”。并及时调整社会发展路线，使得“三农”问题探索重回正轨。因此，实事求的态度理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基本原则，“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采取符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党和人民事业才能走上正确轨道，才能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12]”。
阀门出厂前的开关时间均能达到小于10 s的要求，是厂家在受限条件下得到的数据。若在现场模拟厂家的受限条件，令L1=5 m，L2=10 m，Z=2 m，按2.1节的计算方法，阀门开关时间为9.6 s。因此，在与厂家签技术协议时，务必要求厂家按阀门的实际布置以及环境温度的变化调整相关参数，并出具阀门开关时间计算书，以确保出厂的产品能在一个很宽的范围内满足开关时间的要求。
吴耕却是浑浑噩噩地立着，只知来到万花谷，一时欢喜，又为自己听不见说不出而着急，双眼里又急又惧。黑衣人走上前，伸出手掌贴在他丹田上，运力替他烘干衣服，收手搭在吴耕的手腕间探看他的脉息，也不由得微微叹气，右手戟指急点，厥阴指、少阳指、少明指、商阳指、太阴指、阳明指诸式兔起骰落，又挥手将在一边探头探脑的鲲招过来。
4.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毛泽东开展“三农”认识及其实践的最初动机便是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进而快速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如何坚持在社会发展事业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毛泽东认为首先应该积极践行群众路线，在他看来社会事业的发展中应该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相信人民将开创出一个崭新的社会。此外，在党的日常工作中应注意联系群众，将群众的意见作为工作的重要依据，开展整风运动以来逐步改正工作中的不当行为，从而确保社会建设工作的价值导向。时至今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也明确指出：“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11]。”一方面，这是对于党优良作风的继承与发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延续性；另一方面，这也是新时期提升党的政治基础的时代要求与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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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dictionandVolition:TheAnalysisofMAOZedong'sExplorationofthe"ThreeRural"inthePhilosophicalPerspective
WANG Tun
(Marx's College of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hi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MAO Zedong adopted his unique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in the analysis of the "three rural" problems in China. That is, to deconstruct the shackles of the "three rural" development with the theory of contradiction, and believe that the subjective and dynamic role of human beings is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ree rur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three rural" practice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philosophical logic of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contingency and inevitability. Although the world is different from time to time, the experience implied in it can still be an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society.
Keywords: MAO Zedong; the "three rural" problem; the philosophical horizon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7-12-15
基金项目：江西省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YC2017-S267)
作者简介： 王 暾(1993-)，男,甘肃武威人,硕士生.
文章编号：1009-2269(2019)01-0104-05
(责任编辑：朱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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