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人关系是人类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重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管子》无神论从发展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通过对当时各种有神论思想的驳斥，阐释了农时的规律性、人力的自主性、农技的实用性和农业的根本性等问题，从而对后世农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管子》;无神论;农业思想
农业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作为中国古代农业思想极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是管仲在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通观《管子》一书，可以发现其农业思想都是以发挥人的能动性为出发点，抬人抑神是其特殊的路径依赖，无神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莫能损益的农时观
殷周时代，天被奉为支配一切社会生活的最高主宰，天命决定着人类命运。人们认为，只有依从天命，才能在世上平安地生活，农业生产才能得到收获。这种以主宰之天为核心的宗教观，直到春秋时期，才受到先进思想的冲击。《管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打破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祈求上天庇佑的幻想，树立正确的农时观。
榜样是在学习过程中表现突出的一个典范，他能带动其他人一起奋进，影响其他人的学习进程。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充当着学生的榜样，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在无形中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效果。在小学生的心里，教师的语言和行为就是自身语言和行为的指标，他们遵循这个指标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从而完善自身。教师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学生打下良好的榜样，促进学生的发展。教师还可以将优秀的学生树立为班级的榜样，以优秀生带普通生，实现全班的进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优秀生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让学生跟随他们的脚步，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首先，《管子》否认“天”的意志性，把“意志之天”理解为“人莫能损益”的“自然之天”。《形势》篇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1](P22)《乘马》篇强调：“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损益也。”［1](P90)“天常”“地则”不过是阴阳之气变化的结果，不仅不为人的好恶而改变，而且不会随人事兴衰和时间推移而发生任何变化，所谓“古今一也”。由此可见，《管子》在否定“天”的意志性同时，肯定了“天”的自然性和客观性。
《管子》在肯定“天”的客观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天道观。这种天道既不再是天神的意志，也不是人信则有功，弃则遭劫的神秘力量，而是自然的规律性。《形势》篇说：“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之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1](P25)《管子》还着重强调了天道在决定人事中的关键作用。《形势》篇提出：“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於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1](P37)虽然世间万物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却自有其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即天道。《管子》认为，天道是农业生产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顺应天道，农业生产就会顺风顺水，有如天助。一旦违背天道，就会招致自然灾害，且无可挽救。正所谓“成、败、吉、凶”，都是咎由人自取，功由人成。
8.大力推动简政放权。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放管服”改革部署要求，推进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精简审批事项，激发民营企业经营活力和发展动力。会同有关部门在全国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成本。
本研究对象为首都医科大学2017级护理专业二年级第二学期的某两个自然班，每班各51人。两个班英语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一班为实验班，实施基于云班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二班为对照班，实施传统教学方式。两个班均由研究者执教，教材为《实用英语第二册》，研究时间2018年2月—2018年6月，历时1个学期。研究采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问卷、访谈、课堂观察以及对两班的期末成绩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式探究教学效果。
同时，《管子》认为天道虽然藏之无形，不能直接感知，但也不是完全不能被认识和把握。《形势》篇说：“道之用也，贵其重也。毋与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与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1](P29)人们之所以能认识天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天道重复出现，屡试不爽，人们能够从天道的重复性中，归纳总结出规律为农业生产服务。《管子》还认为，既然天道自然无为，又有章可循，人们就应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能动作用，而不是完全依赖于天。《乘马》篇提出：“天地，莫之能损益也。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地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洽，事不治则货不多。是故何以知货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货多。货多事治，则所求于天下者寡矣。为之有道。”［1](P90)这段鼓励人们遵循自然规律，积极搞好农业生产的议论，与殷周之际相信天神是世界的主宰，一切听命于“帝”的旨意，匍匐于“天”的威严之下的宗教世界观，是有根本区别的。
二、事本重民的人力观
殷周时代的奴隶制是最为残酷的阶级剥削制度。奴隶只被奴隶主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甚至作为人肉祭品牺牲于殉葬与人祭中。奴隶主实施压迫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以上帝或天命的神圣权威，威吓人们服从统治。人在神面前完全失掉了他的独立存在，也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一切事情都由天帝以及天帝在世上的代表——奴隶主决定。这种神灵主宰一切的世界观，牢牢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管子》通过极力降低“天神”的至高无上性和无所不能性，把原来“神本”“人末”的关系颠倒过来，为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人的能动性、加大人力投入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胸口有一个肿块，已经长了十年啦，近来它里面发生了脓肿，一跳一跳地痛得慌。我一听到你对我说话就难受得要死，精神上失去平衡，你不要轻易对我开口，这对我的神经很不利。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将中间这道门钉死，各自从自己房里的门出进怎么样？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相互打扰，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4]
通观《管子》的天道观，虽然没有从正面对“天”给予无神论的解释，没有绝对否定天神的存在，但它通过对天道规律性的阐释，表达了人们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思想，表现为特别重视依照农时开展农事活动的农时观。《权修》篇讲“地之生财有时”［1](P53)，《牧民》也讲“不务四时则财不生”［1](P2)，“不失其时然后富”［1](P2)。农业生产必须按照农时进行才能有所收获，如果不按时节变化合理安排耕种，就无法获得好的收成并致富。由此可见，《管子》非常重视农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把重农时作为搞好农业生产的重要前提。
《管子》秉持实用主义，在婉转否定神鬼怪力的前提下，提出了一整套依靠农业技术知识发展生产的具体主张。《地员》篇说“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1]（P583），《立政》篇也讲“桑麻不殖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1]（P71）。也就是说，土壤分为很多种，每种土壤都有其特性，所适宜种植的作物也各不相同。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土壤条件选择合适的农作物进行种植，否则将会导致国家贫穷。《立政》篇也提出“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1]（P71）。即通过观察地势高地、土质肥瘦和土地的平整度等因素来合理选择农作物种植。在它看来，发展农业生产不能靠盲目地祈求鬼神的庇佑，而是要根据实际条件，依靠农业知识技术，因地制宜。在当时人间社会还被天神的权威牢牢控制的背景下，《管子》以大无畏的勇气冲击着鬼神对人的能动性的束缚，充分肯定了人力和农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鬼神无碍的农技观
春秋时期，由于人们对自身认识的局限，普遍相信形神分离和灵魂不灭，认为人死后为鬼，鬼神能祸福于人。《管子》一项重要贡献就是对形神关系给予新的解释，澄清人的肉体和灵魂的相互关系，消减了灵魂不灭论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急剧转变，一直被奴隶主贵族视同草芥的民众，逐渐上升为不可轻视的社会力量。与此相应，上层贵族日渐腐败没落，“士”和“庶人”社会地位升高，甚至可以执一国的权柄。在此社会条件下，继西周末年产生对天命怀疑的思想后，这一时期又进一步提出了注重人事的思想。《说苑》载：“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所贵？’对曰：‘贵天。’桓公仰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2](P258)管仲在这里用天指代百姓，目的就是加深齐桓公对“民”的重视，立国兴邦的根本依靠不是“苍苍莽莽”的自然之天，而是本国的百姓。《霸言》篇也说:“争天下者，必先争人”［1](P510)，“霸王之所始，以人为本”［1](P510)。面对当时诸侯群起的复杂局面，只有大力发展人的力量，才是成就霸业的根本，唯有“先争人”，然后才能“争天下”。《五辅》篇解释说：“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1](P212)又说:“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1](P213)，“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所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1](P213)。最后总结道:“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1](P214)
《管子》在肯定人事的基础上，强调了人力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八观》篇讲：“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1](P283)土地再好，如果没有人辛勤耕作，自然也不会有收获。《权修》篇也讲：“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1](P55)合理使用民力是治国的根本，积极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是实现国富民强的重要前提。《度地》篇还详细论述了春耕前投入人力兴修水利，对抗旱防涝，保证粮食产出的重要性，认为春季不仅是一年中的农闲时节，又是天气晴好、河床干枯、土地初醒的时候，因而是进行拦河筑坝、开渠固堤的最佳时期。兴修水利正是人们不靠神佑，凭借自身力量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体现。
四、安身立命的农本观
春秋时期，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大变革时期。尽管当时鬼神论仍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但《管子》已开始对西周以来的鬼神迷信思想进行批判，努力把人事从鬼神怪力中解放出来，突出掌握农业技术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内业》篇讲：“凡物之精，比则为生。”［1](P1029)虽然《管子》并不完全否定鬼神存在，但认为鬼神的属性是次要的，是由精气派生出来的，是精气流之于天地之间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已，与那种有神论者所说的先于天地万物、无生无灭，而又有意志、主宰人间祸福的鬼神截然有别。这一点同样表现在《管子》对当时非常盛行的钻龟占卜的批判上。《心术下》篇记载道：“能专乎，能一乎，能毋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1](P859)《管子》还贬斥了君主执迷于“恃龟筮”“用巫医”等迷信活动，而不把精力放在“务本”“壹民”上的错误做法。《权修》篇说：“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壹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祟。”［1](P54)也就是说，人只要能坚持不懈地精思熟虑，精诚求索，什么事理都可以靠自己求得解释，既不用求诸卜筮，寻问鬼神灵示，也不用去向别人问询，自己就可以知道吉凶祸福。那种幻想通过开展巫术迷信活动祈求鬼神庇佑的做法，除了招致鬼神经常作怪之外，对人们不会有任何益处。在此基础上，《牧民》篇提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1]（P6），“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 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1]（P17）。由此可见，《管子》鬼神观与那种虔诚崇奉鬼神，唯巫祝是听的有神论者的态度是判然有别的。它之所以对“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等持保留态度，只是为了顺应当时人们普遍相信鬼神存在的社会潮流，将其作为治国安民的辅助手段，通过祭祀鬼神达到教化“陋民”，令其就范纳轨，维护统治秩序。
第一，起诉主体制度。起诉主体制度是关于确定哪些人具有原告资格的制度，解决的是当发生侵害水资源公共利益的行为时，谁可以担任原告的问题。在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主体制度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包括：一是原告范围，即《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具体包括哪些主体；二是各主体的职责权限；三是各起诉主体行使起诉权的先后顺序。
《管子》首先将气看作是万物的本原。《内业》篇讲“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1]（P1044），肯定人的存在是由气构成，其中天出精气构成人的精神，地出粗气形成人的形体，而二者“和乃生，不和不生”［1]（P1044）。也就是说，精神与形体相互结合才能产生生命现象，如果二者相分离，生命现象也将随之消亡。对人的身体形成，《内业》篇也有很精辟的表述：“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源，浩然和平，以气为渊。”［1]（P1045）这把形神关系阐述得既朴素又形象。气聚而成形，有形才有生命，有生命才能生智慧，形坏气散则死。这就否定了当时未有形先有神，形体坏而神不灭的有神论观点，唯物地阐明了形神关系。
《管子》精气说在古代无神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第一次明确了人的形体与灵魂相互依存的关系，否定有超物质的鬼神存在。认为鬼神只不过是气在天地间流行变化的现象，并不能干涉人事。《内业》篇讲人的聪明智慧，并非鬼神之力，乃是由于“精气之极也”［1]（P1045），即精气专一至极点的结果。这为《管子》深入探讨农本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因为人的生命现象是一个自然过程，维持人类生存的农业生产在社会延续发展中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国蓄》篇说：“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1]（P1390）；《治国》篇也讲：“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1]（P1021）；《牧民》篇进一步强调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P6）。这些论述说明了搞好农业生产不仅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是维护王权统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此后，《管子》无神论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农业思想的发展。《吕氏春秋》讲：“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3]（P514）把农业生产看作是天、地、人和农作物诸要素共同作用的过程，体现出一种朴素的自然观。《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农书更是系统总结了各地作物种植方面的成功经验，把农技知识作为决定农业收成的重要因素，农作物被看成是生物有机体和外界环境条件相结合的结果，鬼神怪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被进一步消减。
综上所述，《管子》无神论为其农业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即强调人的主体性是第一性的，发挥人的作用是农业生产的关键，天道不过是应该加以遵循和利用的自然规律，鬼神也不能祸福于人，只有依靠农业技术，大力发展生产才能实现国富民强。
［参考文献]
［1]黎翔凤等.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战国)吕不韦编著,（汉)高诱注,(清)毕沅校.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On Influence of Atheism in Guanzi on the Agricultural Thought
Lei Huojian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a common concern of human society,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e is a fine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needs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efuting various theistic ideas at that time,atheism in Guanzi explained the regularity of agricultural time,the autonomy of human resources,the practicability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the fundamentality of agriculture,which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ater agricultural thought.
Key words：Guanzi;atheism;agricultural thought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9）04-0110-04
雷火剑，男，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南宁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宗教思想史。
责任编辑：郭玉芳
标签：鬼神论文; 农业生产论文; 天道论文; 思想论文; 农时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对宗教的分析和研究论文; 《农业考古》2019年第4期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论文; 中共南宁市委党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