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柯以独特的人生体验与话语方式，书写了新颖而独特的后现代政治哲学。他试图以小写的个性自由与历史超越马克思大写的人类解放与历史科学，并因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发生了一种紧张、异质性的关系。福柯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微妙，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与马克思的对话与交流，其中既有隐性的继承，也有明显的拒绝。最终，其后现代政治哲学在总体上远离了马克思，走向对微观权力领域进行不断的批判与斗争，试图在生存美学的观照下把政治技术升华为“织工的艺术”，以和谐与友谊把所有人结成一个整体。
关键词：福柯；后现代政治哲学；独特视域；马克思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以独特的人生体验与话语方式，机敏而深刻地书写了地道的法兰西民族特色的后现代政治哲学，成为世界后现代政治哲学思潮的重要弄潮者。与他追求惊险感性刺激和离奇别样人生相似，福柯后现代政治哲学也似一座构造奇妙的迷宫，发人深省。与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政治解放思维方式相比，福柯试图实现超越的后现代政治哲学极富新颖性、独创性与启发性。进而，他也试图超越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并因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发生了一种紧张、异质性的关系。
一、福柯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独特视域
较为稳妥和合理地阐释福柯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独特视域，首先就要把其安放在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中来加以考察，而不要把其封闭在“精英的围城之中，并以玩弄特殊的隐语来满足他们的优越感”［1] 19。众所周知，近代法国以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文化对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18世纪成为法国人的世纪。然而，这个曾经引领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先进国度，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逐渐丧失先进性。更令其不堪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沦为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占领国。二战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不仅在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发展上遇到危机，而且在政治文化观念上也遇到了危机，其试图领跑现代政治文化发展的梦想逐渐幻灭。再者，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1968年 “五月风暴”的巨大冲击，使法兰西左翼思想界的解放梦想也幻灭了，其先进思想者不得不另辟蹊径。这些都为其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萌发提供了独特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土壤与契机，进而催生了以福柯等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政治哲学思潮的独特言说，使之有别于近现代政治解放的言说、异质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想，并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哲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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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福柯独特的个人学术成长背景与环境来说，他在大学读书时，法国哲学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和现象学，法国学者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之间联系的研究。福柯对此是熟知的，因为“主持这项工作的，便是高师福柯最著名的老师梅洛-庞蒂”［2] 61。 福柯还对心理学、生理学与精神分析有着独特的偏好。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他最初受到的是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然后受到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影响。1950年，青年福柯在阿尔都塞影响下，加入了法国第一大党共产党，成为一个至少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段学术经历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他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抽象的接受与赞同，也对现代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理想有些抽象认同，尤其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好的理解。这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另外，结构主义也为福柯提供了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重要理论工具：结构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相对主义的评价方法与“主体的死亡”（“作者的死亡”）的解释方法。
1966年3月，父亲与十几万南京军区的官兵复员来到新疆兵团支边。一来就分配在农一师运输公司汽车二连，单位驻地在阿拉尔，父亲他们的任务就是拉运各种开发建设塔里木的物资，常年累月奔波往返于乌鲁木齐、叶鲁番、大河沿和阿拉尔这条运输线上。那时都是简易土公路，路况极差，从乌鲁木齐往返阿拉尔一趟需要十一、二天的时间，车在路上颠簸，人在车里颠簸。出一趟车，不知遭多少罪。可父亲从不抱怨，他们那代人心里装着祖国，装着大家，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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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英国学者莱姆克说，《规训与惩罚》是福柯与马克思“相互影响的最有力的见证”。英国学者勒格朗在《被福柯忽略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也指认《规训与惩罚》一书所阐发的新观点，是在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概念基础上才得出的。由此，福柯试图揭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监控社会，个体的自由普遍面临着权力的“全景敞视主义”监视与规训的巨大威胁与风险。因为，权力的“全景敞视主义”不仅在工厂、监狱存在，而且在医院、学校乃至个人的性生活等私人生命活动领域都普遍性地存在。总之，它已侵入所有微观生活领域，甚至监控与规训“婚帐何时开启”，演变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强制政治技术，并在专业知识、科学真理的同谋下蜕变为新的强权，严重威胁个性自由。就是说，近代启蒙运动所确立的形式自由、平等与政治制度体制形式，在现代社会微观领域的权力强制技术普遍中介下，在具体微观的运行中，会走向启蒙政治价值目标的反面。在对近代启蒙运动一般意义的政治批判上，福柯对马克思是表示赞同的。
对于福柯政治哲学，学者尚杰把它理解为“异托邦”，华裔法国学者高宣扬则把它理解为“逾越界限的自由”“追求自身的审美生存方式”［6] 522-523。德国学者克拉达等也认为，福柯哲学中有“弥赛亚主义的微光”，“一眼望去，在福柯那里似乎缺乏这种救世主义。但如果人们循着这一方向读过他的几篇文章之后，完全可以观察到他那尽管含糊但仍然有踪可循的对解放的承诺”［7] 240。 因此，绝不能简单地说，福柯的后现代政治哲学专事破坏，而要尊重其激烈的抗议：“我什么也不想破坏！”
总之，福柯后现代政治哲学视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小写的哲学、小写的历史对现代性社会政治生活中不被人们关注的微观领域进行了考古学批判与谱系学分析，提醒人们注意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有政治权力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管制；要不断而且永远地同权力进行斗争，进而实现个性自由；不要寄希望于现代启蒙政治解放与马克思人类解放的大写乌托邦，而要寄希望于个性生存自由的小写自由，并传递着希望的微光。
1951—1953年，福柯先后受到海德格尔、尼采哲学的重大影响。他在1984年说，自己“在哲学方面的整个发展变化都是由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决定的。 但是，我认为尼采胜过了他”［3] 522。尼采对福柯走出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等有很大的影响，成为他逐渐由启蒙理性解放思维走向非理性权力意志思维的重要转折点。1954年，福柯脱离法兰西共产党，理由是1952年苏联逮捕涉嫌暗杀日丹诺夫、红军元帅们的9名医生的阴谋事件，而阿尔都塞则说是因为福柯的同性恋。这些表明，他已逐渐远离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理想，并开始形成后现代政治哲学思想的萌芽。学者尚杰指出，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使法国倾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者如福柯等发生了思想立场的转变，“在福柯眼里，不仅苏联革命，而且发生在18世纪那场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法国思想启蒙运动都有重新评价的必要”［4] 171。
二、福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隐性继承
虽然不能从福柯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就简单断言他对马克思政治哲学遗产有所继承，但是，从他1961年开始的系列著作和讲话中透露的思想来看，他确实对马克思政治哲学遗产有所继承。这种继承虽然有时是直接的明显的言说，但更多是隐性的不带标签、不加引号的继承。1975年福柯说：“我引用马克思的时候并不指名道姓，也不加引号。由于一般人辨认不出马克思的原文，我于是就成了从不援引马克思的人。”［3] 2811983年他在谈话中说：“我可以再找到——不过没什么意义——我写作时曾参考过的马克思的不少段落。马克思对当时的法国文化有很大影响，而我在政治重压下本可引用他，但我没有这么做。”［3] 513福柯自称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隐性继承的陈述，也得到了国外学者的认证。英国学者莱姆克等认为，福柯思想属于“不带引号的马克思”，“福柯的思想中一直活跃着一种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继承下来的隐性遗产”。［8] 3
福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遗产首要的核心的继承，是方法论的继承。美国学者赛德曼指出，注重社会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是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方法论的体现。福柯坦承马克思在其方法论尤其是历史分析方法中发挥了作用，他直言：“我相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5] 211由此，福柯正确地发现，不同于近代西方启蒙形而上学对理性与自由、社会政治问题的抽象思考，马克思实践哲学采取了对社会政治问题具体而历史的分析，如对生产关系、社会形态、阶级斗争等都采取了历史分析方法。最使福柯受益的是，马克思对近代法国历史、政治文化，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事件的典型具体历史分析。这些都被福柯借用来具体而微地历史分析微观社会政治问题，进而，福柯把分析考察政治的历史主义方法绝对化，“要颂扬并讲述其历史的正是这个政治历史主义的话语”［9] 99。
比方说，在教学《隐函数的导数》这一节内容的时候，教师就可以提前做好相关的视频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学习，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将自己存在疑问的地方记录下来，在课堂上向教师询问，从而加深理解，提高教学效果。
福柯在写作时还参考过马克思著作的不少段落，借用了大量马克思的概念与话语。他在1969年的《知识考古学》中发现，19世纪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实证性的新类型与认识论的新形式，“马克思又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推出一种全新的话语实践”［11] 210。在1975 年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他借用了《资本论》的大量概念与话语来展开对权力的批判，说明现代社会在劳动和军事领域中以纪律、效率机制等对人及其肉体约束与驯服的机制是如何产生的。《规训与惩罚》对马克思《神圣家族》中一段精彩描写、评论的模仿最形象、最逼真。福柯说，监狱体制的最终形成日期是1840年1月22日，这是梅特莱农场正式开始使用的日子，梅特莱的一个孩子垂死之际说：“我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农场，太可惜了！”这标志着第一个教养所圣徒的死亡。［12] 337梅特莱农场这个小孩可悲的结局与被教养后临终的话语，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评论《巴黎的秘密》小说里一位不幸的小女孩玛丽花垂死之际的话语惊人地相似，而且，玛丽花也是被她虚伪的父亲——神父（玛丽花不知道自己是这位神父的私生子）驯化后不幸去世的。
就福柯独特的个人生活体验来说，他后现代政治哲学是对自我个性自由的思想素描。一个光头的、神经质的、开着时尚小汽车在街道上飞驰的、喜欢到美国同性恋俱乐部寻求自由感性刺激的法兰西学院教授，从自我个性自由视角出发，张扬着个体多样性的自主性自由，而不是现代主体理性的自由。他说他每一本书都是一部自传，理论研究的基础是自我体验的某些元素，对政治权力的批判“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我知道那是错误的）， 而是从个人的经验体会来的”［5] 12。 由此观之，这个不符合现代社会政治伦理规范的“不正常的人”，对疯癫史、临床医学、知识考古、监狱、性史等社会政治“乡野胡同”的微观分析，既为宏大理想幻灭的个性生命体验辩护，又为每一个自我的个性自由而宣扬，让“正常的人”尊重和理解“不正常的人”的生活，时刻警惕并批判任何性质的权力对自由的限制与宰制。可以说，这是他为什么要对知识进行考古并发明谱系学的重要社会政治缘由。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辩证历史发展的未来充满希望，要通过革命与阶级斗争来消灭私有制、阶级与政治国家，实现以劳动解放为核心的人类解放的科学而崇高理想。虽说福柯后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定的“弥赛亚性”，但明显缺乏甚至批判马克思对人类解放未来明确而乐观的希望与信心，反而在《词与物》中颂扬尼采对辩证法和人类学之混杂希望的摧毁。他所讨论的哲学谱系学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一切元叙事都已抛弃的后现代时期，乌托邦的概念也必须被抛弃；或者说是这样一种相关的信念，即解放这个概念自身即使不是糟糕的乌托邦式的，那也是不足取的”［16] 92。 这虽不能表明福柯对未来社会政治理想的彻底幻灭，却能充分说明他对包括政治解放在内的人类解放持有整体性拒绝、否定与远离的态度和观念。
由此，福柯拒绝、远离并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理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近代启蒙运动成了法国学界关注的中心，而启蒙哲学问题的支柱是科学史，科学史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之一便是革命史。这是福柯反思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社会政治理论问题进展的一个“知识考古学”的正确发现。对此，后现代思想的弄潮者福柯也要应答自己对革命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态度与立场。他除了对革命的游移之外，更多的是对革命的拒绝。首先，要充分、慎重考虑革命的不良代价，防止因自由探险而使自由丧失；对压制人自由的权力进行拒绝的理想方案是，不以获取权力为目标的反对日常权力的斗争。这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某一社会微观生活领域的专业知识分子应采取的参与、从事政治时要采取的策略，知识分子可以参与理论探险与“造反”运动；不要像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做普遍型知识分子的宏大理想；更不要像马克思那样的知识分子，去直接鼓动、直接参与革命运动、改造世界。
三、福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整体性的远离
在福柯后现代政治哲学中，也有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拒绝与远离。20世纪60年代末期，当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等在讨论超越马克思时，福柯却宣称要与超越论者保持距离，而且要同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距离。最终，他政治哲学在总体上远离了马克思，走向要永远不断地对微观权力领域进行批判与斗争的后现代政治哲学，试图在生存美学的观照下把治理技术、社会政治技术升华为“织工的艺术”，以国家治理术破解现代性社会政治问题，以和谐与友谊把所有人结成一个整体，希望人们被引向至上的幸福，并以此成为一个理想政治国家。
基于上述批判，福柯又走入马克思的现代性政治批判，也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展开批判。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福柯从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的角度出发，抨击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疯狂的禁锢和压制。他说：“探讨疯狂问题的观点，不再是理性或秩序，而是自由个体的权利；任何强制，甚至任何施舍，都不能损害个人的自由权。”［13] 617在《性经验史》中，他批判自 19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对身体与性的非法强制，这种非法强制技术又以知识理性权威的面目形成了对人自由的无形微观宰制。他说：“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有着明显性倒错的社会，至今，我们的社会仍然如此。……这里关键的是社会用来对身体和性发挥作用的权力形式。”“权力与知识就是在话语中相互联结起来的。 ”［14] 35、75在《何为启蒙》一文中，他质疑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观，指出了近代启蒙运动的不当之处：把“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叠”［3] 532，为形成现代个性自由的理性主义框架奠定了规范基础。进而，福柯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主流政治价值观——自由主义也采取了反思批判的策略，审视现代民主社会给小写的人——自主的主体的目的性自由所带来的新的束缚形式，即扼制自我创造和个人规划空间的各种方式，揭露并批判民主社会的种种弊端。因此说，“福柯始终不曾远离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15] 60。
像当年的马克思一样，福柯也展开了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福柯生活的时代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等僵化教条地理解马克思，政治上庸俗利用马克思，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之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作为对马克思哲学有着较好理解和一定程度认同的福柯，从自己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域出发，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窒息，希望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继续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福柯在临终时的一个愿望是：把马克思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
福柯还继承了马克思对社会政治的事件式或问题式思维方法。首先，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全部理论的主要或绝大部分，是围绕现实历史中出现的真实事件与迫切问题而阐发的，这一方法也为福柯借用来分析现代社会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事件与迫切问题。当然，福柯关注的重要事件与迫切问题并非社会政治历史发展中的宏大问题，而是常人所认为的小、偏、怪问题与事件。像马克思一样，福柯不喜欢形而上学无谓的思辨，而喜欢研究现实问题，这体现在他每一时期的不同作品中。1966年他在《词与物》中提出现代“形而上学的终结”：“劳动哲学把形而上学揭示为异己的思想和观念学。 ”［10] 4131969年他在《知识考古学》中这样阐述知识历史考古所要解决的问题：“历史而今趋向于考古学——对历史重大遗迹作本质的描述。 ”［11] 7他还提出，所有的考古学分析迄今都是以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为中心的。1977年在《言与文》中，他强调自己所从事的是当下面临的哲学问题的研究，经常被遇到的不能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当下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急迫问题所驱动。1984年他在去世前接受采访时说：“我试图提出三大类问题，即真理问题、权力问题和个人行为问题。这三个经验领域只有彼此关联才能理解，若相互割断便不能理解。 ”［3] 515
其次，福柯认为，革命与政治终结似康德的二律背反，就是说，马克思试图以无产阶级社会政治革命这场最后的大决战终结、消灭政治的理性企图是无法确证的。反过来说，政治也许永远不会终结，不能寄希望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学说，只能在政治国家中与权力进行不断的、永远的斗争。因为这样获取的可能是政治国家范围内并非理性主体的、个性的自由与权利，而试图砸碎旧锁链而彻底挣脱所有锁链的阶级“斗争”是不可取的、应被“忽略了”。［5] 47因为，“人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失去的仅仅是旧锁链，获取的不是整个世界而是新锁链。因此，福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概念。从中隐约还可见，福柯这些对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及无产阶级概念的拒绝、反讽与批判话语，很可能是在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共产党宣言》中的相关话语进行着辩论，采取一种“以马克思之矛攻马克思之盾”的方式批驳马克思。
混合数量和分裂策略。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HDecode和Julius的最佳高斯混合数量为32和24。在第一次测试运行中，使用了分裂为两次幂的混合物。基于使用较小的步骤以提高性能的考虑，因此稍后的测试运行中使用了增加高斯数量的预定义步骤（1-2-4-6-8-12-16-24-32-48-64）。
福柯以微观的自主斗争替代马克思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理论模式的背后，隐藏着对马克思以经济分析权力理论思维模式的拒绝与批判。他反思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社会政治理论的进展，尤其是反思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 “知识考古学”，发现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他批判马克思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权力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政治哲学。他认为，“从19世纪以来，对社会的批判基本上是从其经济的本质出发的，经济有着决定的作用。这当然是一种有效的对‘政治’的还原，但这种倾向同时也忽视构成经济关系的基本的权力关系”［5] 43。 对马克思来说，物质生产劳动、生产力是其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石，它最重要的是生产功能，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当然也可以有象征功能，还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对人的驯服与惩戒功能。而对福柯来说，权力是其政治哲学的基石，“权力形态的变化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它最重要的功能是象征功能与惩戒功能，“生产功能几乎为零”。在此，福柯与鲍德里亚在 《消费社会》《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反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观念走到了一起，只不过福柯的思想更具一些弥赛亚性，与马克思的关系若即若离。思想敏锐的法国哲学家萨特早就发现福柯对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并于1966年回击福柯。萨特认为，《词与物》东拼西凑的杂烩是一种精神错乱与意识形态虚构，在撰写历史时是很不严肃的，没有把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生产关系、实践放在首位，是资产阶级尚有能力构筑起来对抗马克思的最后一道防线。萨特确实点出了福柯背离马克思之处，但若说福柯在为资产阶级构筑防线也确实有些夸张，至少福柯在主观上并不想这么干，而且明确表示抗议。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在马克思主义者眼里是毫无争议的原则性问题。福柯却在不同著作中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为这一命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权力，等于说“科学=权力”，还等于说“科学=权力=真理”、“科学+权力+真理”。这是福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认识论领域中真理是一元的，而政治权力领域中的真理是多元的。其政治哲学一直致力于批判 “科学+权力+真理”这种知识权力效应，因其会导致对自由极其严重的危害，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都是其恶果。因此，其谱系学是反对被认为是科学话语自身的权力，“很多人询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门科学。……你是在授予马克思主义话语以及对它们的支持以权力的效应”［5] 220，“如果说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那正是因为它实际上可能成为一门科学”［9] 9。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福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由于它是科学；加上它还属于历史的哲学、实践的哲学、自省的哲学，与人文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成为了福柯所要批判的总体理性主体范畴。因而，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也就成为了福柯直接攻击的对象。
PTA（Primary Trait Analysis，简写PTA）即基本要素分析，是一种用于学生作业，尤其是开放性作业的评分工具。PTA量表的理论假设是：任何一种行为表现，包括行为的和认知的，都会有一系列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构成学生学习某些知识、技能或行为表现的基本单元。教师只要将学生在这些基本单元的行为表现进行评定，则学生在完成这些具体任务时的总体特征就可以得到适当的评定。
总之，福柯反思国家治理的技术，它不依靠政治的、权力的、经济学的与法学的原则，而是要依靠成本小、效果好的社会原则，最终要看其是否有利于个体主动性的自由，这是可能性与正当性的标准。因此，必须保卫社会，反对对社会的不合理和过多的控制，这是生命政治的知性前提，以此确立逾越自由主义和乌托邦的界限。最终，他在与马克思的批判性“辩论”中，确立了异质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后现代政治哲学观念。他说：“我们并不是要使国家－市民社会的区分成为一种历史的和政治的普遍，该普遍能够使人们审问所有的具体系统，而是要从中看到一种特殊的治理技术学自身所特有的一种图式化样式。”［17] 282这种“图式化样式”，即是我们在前文中所理解的福柯的作为社会的终极目的的“织工的艺术”，试图把政治艺术化，走向政治审美与生存美学的虚幻异托邦。
参考文献：
［1] 樱井哲夫.福柯［M] .姜忠连，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 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 .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 杜小真，编选.福柯集［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4] 尚杰.法国当代哲学论纲［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5] 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 .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 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 克拉达，登博夫斯基.福柯的迷宫［M] .朱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 莱姆克，等.马克思与福柯［M] .陈元，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9]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 .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0] 福柯.词与物［M] .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
［11] 福柯.知识考古学［M] .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2] 福柯.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3] 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M] .林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4] 福柯.性经验史［M] .畲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5] 张立波.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16] 福柯，等.激进的美学光芒［M] .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7]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M] .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3-0110-00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资本论》的政治哲学研究”（L18AZX001）
作者简介：李福岩（1968—），辽宁辽阳人，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书记、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社会政治哲学。
（责任编辑 吴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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