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民学会作为五四时期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长沙最重要的社会团体，其成员大多数来自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它虽然只存在了三年多时间，但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它的前期是一个学术团体，后期是一个革命团体，对湖南建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出了诸多贡献。
关键词：新民学会；团体性质；湖南建党
长沙新民学会自1918年4月14日成立，至今已有100年历史。国内外对它的研究也有80余年，肇始于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然而，斯诺仅记录了毛泽东谈话中对新民学会的回忆，算不上真正意义的研究。国内对它的研究起步略晚，是1943年任弼时在延安嘱咐萧三（即萧子暲，新民学会会员，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写一本毛主席传”。萧三不负所托，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国内学术界对此研究成果众多的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至今仍有论著间或推出。虽然新民学会到1921年3月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其存在的历史只有短短三年多，但它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尤其对创建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做出了诸多贡献。它的成员几乎都是长沙的中专生或中学生（主要来自第一师范，还有来自长郡中学和周南女校），一部分会员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创始人，也有一部分会员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这个团体在中国革命史上地位彰显，功绩不可磨灭。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以为，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新民学会的历史功绩，不可不把它的性质弄清楚。过去的相关出版物，对新民学会的性质有所涉及：建国以后仍然健在的新民学会会员回忆录，谈到该团体属性的也有不少。有的说是它是“著名的革命团体”，如罗章龙说它是“谈政治的”；有的说它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如蔡畅说它是“建党先声”。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更是说“新民学会起过联共党小组的作用”[1]368。学术界一般把它分成两段来判定其性质：前期是一个求学修身的互助团体，或者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空想社会主义团体；后期是一个学术团体兼政治团体，或者说是一个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科学社会主义团体。
那么，新民学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团体呢？因为它素来采取“潜在切实”的态度，以“不标榜、不张扬”为信条，以至在该团体行将解散的时候，“社会上除最少数相知的朋友外，至今还不知有我们学会的名字。”基于此，说它“著名”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要说它“著名”，还不如说它有潜在作用力。新民学会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师范生，根据《礼记》所云“康诰曰：作新民”组织起来的。由于王船山、曾国藩等湘籍大儒的示范作用，湖南青年往往以天下为己任，同时注意自我修养。会员敬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取义于“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故起名“新民学会”。学会最初以第一师范修身课老师杨昌济为学术导师，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学会成立时规定，按照“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的要求吸收会员[1]3。
相对于传统“格式化”的新闻资讯，深圳智搜公司自主研发的AI写作编辑机器人、写作机器人等智能产品可以做到瞬间反应、迅捷生成，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数据，且差错率较低，能够大大提高新闻资讯编写效率。
新民学会的成立会，于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河西岳麓山下溁湾镇刘家台子的“沩痴寄庐”举行，当时蔡和森一家租住这里。这天是一个星期日，风和日丽。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何瞻岵（叔衡）、萧旭东（子升）、萧植藩（子暲）、陈书农（启民）、陈绍休（赞周）、罗璈阶（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芹）、周名弟（晓三）、叶瑞龄（兆桢）13人，还有8位发起人当天未能到会，他们是：李维汉（和笙）、罗学瓒（云熙）、陈昌（章甫）、周世钊（惇之）、熊楚雄（瑾玎）、傅昌钰（海涛）、曾以鲁（星煌）、彭道良（则厚）。会议推选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负责会务。后来，会员发展至78人，包括谢觉哉、夏曦、彭璜、郭亮、易礼容、陈子博、彭平之、李启汉、匡互生以及向警予、蔡畅、杨开慧、陶斯咏、熊淑彬、熊季光、劳君展、李思安、刘清扬等女会员。会刊是后来在文化书社编辑的《新民学会会友通信集》，以此保持了会员之间的沟通联络。1919年冬，蔡和森一家乘坐“央脱莱蓬”号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河西刘家台子的房子已退租，留长沙的会员基本上住在河东，以后会员的活动有时在营盘街楚怡小学（何叔衡、萧子升在此任教），多数时间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如召开1921年新年会议和每周举行的俄罗斯研究会研讨活动）。
受北京五四运动大潮的推动，尤其是受《新青年》杂志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长沙新民学会的一部分会员与时俱进，将学会的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朝着革命团体的方向演进。学会在长沙的成员如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陈子博等，是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者；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先驱者，而且他的建党理论也比较成熟。然而，我们不能依此推及到整个团体，不能以部分会员后来的知名度作为评价整个团体性质的依据。分析新民学会的性质，应该从该团体本身作为认识问题的依据，更要从它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考察。因此，本文以为：新民学会前期是一个学术团体，其时间范围从1918年4月学会成立至1920年7月留法新民学会会员蒙达尔尼会议之前；后期则是一个革命团体，其时间范围从1920年7月蒙达尔尼会议至1921年3月新民学会停止活动。下面，笔者拟分阶段作简要分析。
二、作为“学术团体”的新民学会
从学会发起的原因来看，纯粹是按学术团体的要求发起的。“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情到十分”。例如，毛泽东就贴出了“征友启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发起诸人”多是杨怀中（昌济）先生的学生，杨昌济的学术和人品影响着他们，使得这一群立志求学、积极向上的青年，产生了结社组团的欲望。这在湖南政局纷乱、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的形势下，无疑是一条通向“洁身自好”的出路。
从新民学会的宗旨来看，学会在成立会上通过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依照这一宗旨，学会要求会员之间在学术上互助，在行为上互勉。凡学术方面的事，是学会成员讨论得比较多的。例如，在1920年5月的上海半淞园会议上，会友都觉得“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有的会员还主张集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毛泽东、蔡和森就在岳麓山下尝试过“新村主义”的生活。
说新民学会前期为什么是一个学术团体，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
生物数学知识体系中的相关定理与概念较为抽象，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混淆其中的知识点结构。设置知识结构图，则是在最大限度上展示知识细节，通过更为直观的表现形式引发学生的关注度与侧重点。诸如在生物数学教学中单侧极限与函数极限的概念，其知识点本身分布于各个章节，学生很难直接找到其中的知识规律。因此，需要借助更为直观的知识结构图呈现其中的细节部分，加强学生的理解与记忆。
在风险管控上，台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探索形成药品生产“四环”工作法、医疗器械生产“ACE”工作法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123”工作法等风险管控机制，先后在全省会议和全国会议上作典型经验介绍。而其实施的检测资源市区一体化改革，县级食品检测资源整合试点经验也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推广，检测资源整合绩效评价体系研究课题成为全国样本，市县综合检测能力居全省前列。
从学会的宗旨来看，学会方针的改变是衡量学会性质变化的显著标志。在蒙达尔尼召开的会议上，15名会员（还有其他进步青年参加，共20多人）一致通过了蔡和森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新的方针，以替代前期的宗旨。对此，在长沙的毛泽东表示接受。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罗章龙：“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集合、感情的集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971921年元旦在长沙文化书社（社址在潮宗街56号湘雅医学专科学校）召开的新年会议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宗旨又得到毛泽东等国内会员的赞同。公开讨论政治问题，展现理想抱负，这在学会前期是不曾具有的。尽管少数会员如毛泽东等早有这种思想主张，但那时还没有成为团体意识。
但是人文技术亦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作为技术载体的人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当人文技术不受制度规制，甚至外在制度具有催化失范性时，人性的自利性、劣根性将会摧毁技术载体。科学技术虽然具有自反性，但科学技术还不会撒谎，亦不容易制造冤假错案。相反，很多冤假错案均是在科学技术面前得以纠正。
从会员之间的通信内容来看，重视交友修身、讨论学问，很少涉及政治问题。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通信颇多，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收录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的那部分。通信集是会员钟国陶保存的，1958年上交浏阳县史志办。我们从通信集第一、二集的40多封通信中可以看出，通信的内容不外乎通报个人的求学情况，商量会务进行，交流治学方法，或讨论会友身心修养等问题。他们彼此以兄弟相称，以感情作纽带，互相劝勉，鼓励上进。正如毛泽东给欧阳泽的信中所写：“在这个时候，宜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
从会员思想所达到的高度来看，他们还没有脱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在谈到学会的缺点时提到了以下几条：第一是“学术根柢浅薄”；第二是“思想及行为幼稚”。推及会员个体，仍然超越不了这个尺度。因为学术根柢浅薄，会员都渴望知识，努力寻找求学机遇；因为思想及行为幼稚，会员都想广泛涉猎，多方探求途径。即使思想最先进的会员，也仍然处于摸索前进之中。蔡和森于1918年7月24日给毛泽东写信，主张大规模地开展自由研究，并赞同毛泽东的设想“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毛泽东于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写信，也谈了自己的研究情况：“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从会员后来的回忆来看，有些评价拔高了，有些却很中肯。中肯的评价例如，李维汉发表的《回忆新民学会》一文写道：“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2]李维汉只是写了学会开始时的状况，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他没有明确写出来。对于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李维汉的这个结论，还是很符合前期新民学会实际的。
由于在国外留学或做工，一些中国青年打开了眼界。1920年7月上旬，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由蔡和森主持，在蒙达尔尼公学召开了5天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团体的性质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一个学术性的团体变成了一个革命团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A：香港的地方小、人工成本高、厂房租金高，对于想要扩大规模的企业来说，可谓进退两难。改革开放为众多香港企业提供的最大助力是，发展空间。在内地，地租便宜，人工成本也相对较低。如果不来内地，我们不可能发展如此快。相辅相成，我们这些首批进入东莞的香港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这也为内地印刷业培养了很多人才。大家一起默默耕耘，为行业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三、作为“革命团体”的新民学会
（1）钻孔放样。在确定帷幕灌浆轴线的过程中，严格按施工图纸进行测量放样。应用木桩对孔的位置进行标识，合理控制桩距，相邻桩距之间的距离控制在20m，在正式开钻前，为了保证孔位和设计位置之间的距离≤50mm，应用米尺再次进行复核。
从会员对团体的要求和态度来看，多数人希望学会成为“强固的学术团体”。1920年5月23日，留学南洋的张国基给毛泽东写信：“我们这个会，即是叫做学会，是专门为我们研究学问和交换知识的一个新村”。萧子升1920年夏给毛泽东写信：“以前学会状态，不过少数读书人一种读书团体，虽有远大计划，然不甚明了，以后须定具体的计划。”由新民学会会员带头，带动了湖南346名青年学子（如蔡和森、李立三、罗学瓒）赴法国勤工俭学，此外还有赴日本（如罗章龙、周佛海、周名弟）、赴南洋（如张国基、陶斯咏、李思安）求学的。它之所以致力于出省甚至出国求学或勤工俭学，也是从会员对学会的要求而实施的。这一群处在“修学储能”时期的失学青年，求学就是他们对抱团成立学会的最大渴求。
总之，从整个团体的角度分析，在“开始”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新民学会的会员陆续分赴外省甚至出国，会务活动几乎处于半停顿的状态。会员之间缺乏联系，正像毛泽东所描述：“虽然有些计划和意见，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里，或几个人相会出之于个人的口里，或彼此通函见之于个人的信里，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已。”从上述几个方面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新民学会前期只是一个学术性的团体，而且比较松散。不可否认，新民学会不少会员参加了革命活动，如长沙的五四反帝爱国斗争、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湘的斗争，等等。然而，它与团体的宗旨是不一致的，以上斗争均属于个人行为。对此情况的解释：在1920年5月的半淞园会议上，毛泽东就主张学会本身不多做事，而由会友各人去做。
从学会的发展方向来看，改造方法的提出使学会性质发生了质的飞跃。许多会员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思想接受了洗礼。加上五四运动的实践锻炼，对民主与科学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一切努力寻找革命真理的志士仁人有了新的方向。在新形势下受新思想的激励，一些会员开始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由主义等幻想中醒悟过来，初步认识到要使中国强盛非进行彻底的改造不可。改造良策惟有仿效苏俄，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出路。在蒙达尔尼会议上，蔡和森就提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写信给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现世界唯一制胜的方法。”毛泽东回信：“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在新民学会1921年新年会议上，与会会员20人，赞成布尔什维主义者达12人，占与会人数的60%。由于会员有了政治分野，学会便出现了分道扬镳。
从学会后期的活动来看，开始注重革命实践。从1920年夏天起，许多会员参与了湖南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包括开办工人夜校，对长沙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长沙文化书社的筹办和平江、浏阳、宁乡、溆浦、邵阳、武冈、衡阳等地分社的设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长沙最初的工人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及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等，许多会员在其中起到了核心和骨干的作用。这与学会前期的活动相比较，有了很大的进步。学会前期主张“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会员多从事“自由研究”，以至“会务停顿至一年之久”。因为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以主要精力主办《湘江评论》《新湖南》，还有一些会员忙于出国，致使“会务停顿”。1920年7月，毛泽东以文化书社为纽带，重新联络长沙的进步人士，所开展的政治性活动逐渐增加。据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回忆：“应该说，文化书社是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的革命精神的继续……当时参加发起的学会会员，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何叔衡、彭璜、熊瑾玎、陈章甫、陶斯咏、方维夏、罗宗翰等不少人。在文化书社成立以前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如蔡和森、罗学瓒、蔡畅、李维汉、向警予、熊季光等，也赞成文化书社的宗旨。可以说，新民学会的得力人物，就是文化书社的得力人物。”[3]
从学会对建党的贡献来看，它“起了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已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湖南一师毕业生李中，经常与毛泽东联系，告诉了上海建党和成立机器工人工会的消息，还寄来了《共产党月刊》。1920年8月，蔡和森就提出了建党的思想和原则。他在通信中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毛泽东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未来准备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在1920年夏天，“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4]在赴法国勤工俭学的346名湖南籍学生中，后来有51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占领里昂大学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的104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其中属于湖南籍的有44人（包括蔡和森、罗学瓒、李立三等），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了共产党人。当年，新民学会作为一个团体来讨论建党问题，则是在1921年元旦的新年会议上，许多会员都肯定了在中国建党的必要性，赞成布尔什维主义。尤其是在党的创建时期，不少会员后来成了党的重要骨干。其中毛泽东、何叔衡由于参加了中共一大，长沙被列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六个地方之一。因此，它虽然本身还不是湖南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但确实“起了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新民学会对湖南建党的一个突出贡献。
从学会分化解体的原因来看，起于学术与政治的分野。新民学会存在的第三个年头，特别是在1921年新年会议之后，会员间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会员个体行为与团体宗旨的不一致越来越明显。我们从1921年新年会议上通过的一则启事上，即可看出团体已经分化。启事写道：“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的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友满意者。”“为保全学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在这种情势之下，一部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会员，觉得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在这个团体中难以实现，而参加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类的组织则是他们施展抱负的最好去所。那些信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想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道路的人，另有个别想着自己如何升官发财的人，更觉得在这个团体中不适应了。于是，学会的分化解体便成了必然趋势。
总之，新民学会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在它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却做了许多事情，更有一些会员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其功绩不可磨灭。在涉及评价学会性质的时候，有些人喜欢笼统地讲“著名的革命团体”，而忽略了阶段的差别。还有些人把新民学会和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混为一谈，似乎学会一成立就很革命，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四、结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蔡和森团结和凝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友，以新民学会为联络平台，共同探讨中国的出路。此后，许多会员走出湖南，到北京、上海，甚至远涉重洋，到法国、南洋，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亲身参加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投入了建党建团、工农运动的实践，经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大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新民学会的最大成果，是提出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而且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蔡和森、毛泽东之间的通信，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建党文献。根据长沙新民学会纪念馆的史料，会员前后有78人（其中女会员20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者37人（其中毛泽东、何叔衡为中共一大代表），为中国革命牺牲者14人（著名烈士为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郭亮、陈昌、夏曦和张昆弟）。其成员大多数来自第一师范，据不完全统计有47人。这些第一师范学生分别是：毛泽东（今韶山市人）、蔡和森（今双峰县人）、何叔衡（今宁乡市人）、李维汉（长沙县人）、罗学瓒（湘潭县人）、郭亮（今望城区人）、陈昌（今浏阳市人）、夏曦（桃江县人）、张昆弟（桃江县人）、周世钊（今宁乡市人）、熊瑾玎（长沙县人）、张国基（今资阳区人）、李中（今双峰县人）、贺果（邵东县人）、萧子升（今湘乡市人）、萧子暲（今湘乡市人）、萧青野（今湘乡市人）、罗宗翰（安化县人）、刘明俨（安化县人）、陈书农（长沙县人）、陈绍休（今浏阳市人）、彭道良（今浏阳市人）、邹彝鼎（湘阴县人）、邹蕴真（汉寿县人）、周名弟（湘潭县人）、叶兆桢（益阳县人）、傅昌钰（今浏阳市人）、欧阳泽（益阳县人）、谢南岭（今宁乡市人）、夏石泉（武冈县人）、曾以鲁（武冈县人）、熊光楚（今湘乡市人）、蒋竹如（湘潭县人）、张怀（长沙县人）、刘修秩（湘潭县人）、萧道五（湘潭县人）、张超（今湘乡市人）、钟秀（湘阴县人）、喻恒（平江县人）、姜慧宇（今宁乡市人）、易克嶷（长沙县人）、许文萱（衡山县人）。此外，谢觉哉（今宁乡市人）、方维夏（平江县人）、钟国陶（今浏阳市人）、李云杭（湘阴县人）、熊梦非（湘阴县人）在五四时期皆为第一师范或一师附小的教员。
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共产主义者，它的主要成员组织了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也号召响应五四运动、开展驱张（敬尧）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还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以及在1921年新年会议上讨论建党。当然，湖南建党的时间和地点至今还是一个“谜”，本文认为应该确定为：1921年元旦在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文化书社租了“湘雅”旧校区的三间房子[5]，传达室用于营业售书，两间教室分别做库房和住房。书社经理易礼容、营业员陈子博（他们都是湖南最早的党员）就住在这里，自己做饭吃。毛泽东也经常来此处甚至住这里，《毛泽东书信选集》中《致杨钟健》的信1921年9月写道：“以后赐示，请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6]，说明文化书社是毛泽东的联络点。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每逢周末，也在文化书社召开时事研讨会。1921元旦头三天新民学会在此处讨论了建党问题，多数会员主张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并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可以说是起了建党的作用。有关湖南建党的直接史料，目前仍未找到。也就是说，湖南建党的具体时间和地址，除了笔者所持的“1921年元旦”在“潮宗街56号”一说之外，已查不到其他证据。只能推测：湖南建党在1921年元旦之后，毛泽东、何叔衡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之前，地点的最大可能性在文化书社。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长沙“新民学会”是湖南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它又是五四时期中国的一个进步学生团体，并从学术团体逐步演进为革命团体。它的主要会员来自湖南一师，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了老一辈革命家或著名革命先烈。这是湖南的骄傲，也是第一师范的光荣。正如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中写道：“新民学会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转变的年代里，逐渐由民主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2]李维汉对长沙新民学会的这个评价，笔者认为是很客观公允的。
开水冲服，每日2次。1岁以内每次6克（半袋），1～3岁每次6～12克（半袋至1袋），4～7岁每次12～18克（1～1.5袋），8～12岁每次24克（2袋）。
参考文献：
[1]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J].历史研究，1979（3）.
[3]易礼容.毛泽东创办长沙文化书社[M]//五四运动在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7：193.
[4]吴黎平.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9.
[5]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N].湖南通俗报，1920-11-06.
[6]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0.
An Analysis of the Group Nature of Changsha Xinmin Society
ZENG Chang-qiu
(School of Marxism,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3)
Abstract：A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group in Changsha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Xinmin Society members were mostly from Hunan First Normal School. Although it only exi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it hasmade a useful exploration of the roads and method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t was is an academic group at the early stage, and a revolutionary group at the latler stage, making many contributions to the party building of Hunan in terms of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Key words：Xinmin Society;group nature;Hunan Party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31X（2019）02-0001-05
收稿日期：2018-10-04
作者简介：曾长秋（1950-），男，湖南浏阳人，湖南省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罗 昂]
标签：新民论文; 会员论文; 湖南论文; 长沙论文; 团体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