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峥杨辉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1-0217-01
摘要：60年代初以来，韩国政府抓住西方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由国家主导积极地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力扶持加工工业，增加出口创汇,迅速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局面，加快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各国，金融危机对上述国家的发展模式提出挑战，在韩国政府面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及其政府转型的经验，对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政府改革、职能转变等方面有借鉴。
关键词：金融危机；发展模式；市民社会；政府转型
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席卷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等国，金融危机对上述国家的发展模式提出挑战。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一、国际资本巨大；二、外债高筑；三、危机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它涉及政治领域和地区安全。
一、韩国的负增长模式与经济危机
韩国经济采取负增长方式，这种严重依赖外资的增长模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德国银行集团卡西苏主任对韩国危机作出了如下分析：韩国的经济破绽，在危机前1年已经暴露；其一，设备投资过剩；其二，日元贬值的汇率风险。
政府产业政策失误是设备投资过剩的主要原因。当时韩国政府认为日元升值会长期持续，日本企业将会失去价格的竞争力。为了与日本企业竞争，韩国政府以及企业大量筹措外资，在家电、造船、半导体等领域大量投资。可是，日元升值很快结束，上述投资领域陷入生产过剩。1996年以后，韩国政府采取货币贬值政策去增强价格的竞争力，但没有想到日元贬值的速度远远超过韩元。1997年，企业利润为零。企业入不敷出，只能去借国际短期资金，结果，韩国每月必须通过借金来归还欠款，这一资金额达100亿美元。但这时亚洲金融危机已经爆发，贷款方更为谨慎，韩国的借款还债无法运作。1997年11月以前，韩国的外债累计达380亿美元。有350亿美元储备的韩国，到了1997年年末只剩下150亿美元，韩国的出口优势已经失去，开始出现2.6%的负增长率，进口负增长率为1.6%，工业生产和消费衰退达10%，设备利用率已低至七成以下，中小企业倒闭数剧增。于是，韩国不得不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然而，与此交换的是，韩国必须进行金融和经济改革，市场要进一步对西方世界开放。在IMF信托统治下的韩国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和大批工人失业的局面。
二、经济危机迫使政府转型
韩国的转型时期开始于1987年现行宪法的颁布及卢泰愚总统的当选。1987年6月29日，当时韩国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卢泰愚发表了著名的八点民主化宣言。该宣言的核心是承诺修改总统选举法，由间接选举总统制改为直接选举总统制。民主化宣言是韩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韩国政治的重大转型，从此，韩国从权威体制转向民主政治体制。在经济变动的同时，出现了把开放、合法的活动空间积极运用起来的市民运动。1987年，在于在野运动和民众运动区分开来的市民运动成立了经济正义实践联合委员会。在多元化、民主化的条件下，1992年，韩国进入了文民政权时代。
在韩国，金融危机的结果诞生了金大中总统，这是韩国政治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在野党和执政党的政权交替，如果没有金融危机，金大中的当选是不可能的。以往的总统选举，保守的“浮动票”最后总是投向执政党的候选人，然而，这次就不同了，被金融危机激怒的过敏，高呼“改变一次政治”的口号，把选票投向了金大中。经济改变了政治。
1.政府与企业关系剥离。
根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协议，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必须剥离，迫切要解决的是改变企业的国家保护政策，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企业终身雇佣制。根据IMF条件，韩国的劳动市场必须开放，也就是说，企业有解雇工人的自由，如果这一点得不到确认，外资企业很难进入韩国。
企业终身雇佣制是受国家保护的，韩国的《劳动基本法》剥夺了企业解雇工人的权利。在1996年的国会上曾经通过了企业解雇职工权利的相关规定，可是这一规定引发了1997年1月的大罢工，政府被迫承诺延缓2年实行。然而，金融危机与IMF的介入，金大中必须面对改革雇佣制的问题。由金大中主持制定了政府、企业和职工三方的“劳企政协议书”得到了工会组织的支持，致使解雇制度得以实施。与此同时，政府认同工会政治活动的合法性，另外，教师工会和公务员部门协议会也得以确认。
2.整顿财阀。
在韩国，财阀有“罪阀”之称。由外债引发的金融危机，企业是外债的罪人，而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韩国正式引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在1894年，一百多年来的对外开放，大商人几乎都是买办资本家。韩国的企业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企业靠政治抚育成长。1962年是第一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通过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政府把经济发展作为稳固其政权的重要战略之一。朴正熙把“出口立国”作为国策，为了推进出口贸易，政府向制造业、金融等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待遇。所谓特别优惠待遇，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政治的关联。韩国企业就是这样通过“利权”积蓄财产，靠“特惠”打造财阀，韩国国民把塔门称之为“罪阀”。
韩国政府把倒闭的企业改为国有企业，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韩国在市场开放的时代，却实施了国有化。美国通过IMF向韩国提出了开放金融和汽车市场的要求。所以，IMF对韩国的援助，实际上在美国协议的基础上，制定了支援韩国的条件。支持率高达90%的金大中面临IMF开放市场的条件，与此交换的是IMF的资金支援。金大中首先面临的是对财阀的改革。
金大中在当选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新政府将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合作，国会将通过各种法案来配合国际金融组织。金大中当政后，一些官商勾结的大企业失去了依靠。金大中向现代、LG、三星等财阀总裁提出了改革方案，方案明确了经营责任，提高企业经营的透明度，取消政府与企业相互支付保证，改善财务结构等5项要求。1998年2月，金大中再次召集39家企业总裁会议，在更大的范围内着手进行财阀改革。
3.市民社会。
韩国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经历，所以，接受一种赶超式增长模式，形成自上而下的开发体制，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在现代化进程中，韩国采用国家主导型的开发体制。可是，缺乏透明度的统制注意是产生腐败和金融秩序混乱的土壤。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这一体制引发的经济危机最终改变了政治。
韩国的政府转型，市民社会成为推动政府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市民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建制，市民社会的形成当然需要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不应当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政府简单地对立起来，事实上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是互动的。市民社会不是脱离国家的一个社会空间，恰恰是与国家交叠的一个公共空间，政府转型实际上是鼓励这种空间的生成，这是一种制度供给。
韩国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具有以下特点：市民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提高；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直接沟通增加，市民社会对政府的参与扩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政党政治的权力和地位相对削弱。
外发式发展的经济模式对亚洲各国在金融危机中的教训是惨重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东南亚的重债国有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而这些国家恰好是受金融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亚洲国家的外发式发展模式确实有其成功的一面，但由此带来的风险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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