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长椿寺是北京南城的著名佛寺，明清之际曾有“京师首刹”之誉，在北京历史文化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关于长椿寺的创建时间，碑刻和文献中有“万历二十年”和“万历四十年”两种不同的记载，而学界基本上以“万历二十年说”为定论。详细考察寺内现存的《敕建大祚长椿寺赐紫衣水斋禅师传碑》，再参以其他史料，可以纠正长期以来的流传之误。
[关键词]长椿寺创建时间 “万历二十年说” “万历四十年说”
长椿寺是北京南城的著名佛寺，规模宏大，明清之际曾有“京师首刹”之誉。长椿寺所在的宣武门外下斜街又称槐树斜街、土地庙斜街，为北京最古老、内涵最丰富的传统文化街道之一。此地自元代起即为大都的“卖花”胜地，时人有“小海春如画，斜街晓卖花”的纪事诗。明代敕建长椿寺之后，又为附近增加了新的人文胜景。入清后由于“满汉分城”，宣武门外所在的南城地区更是人文荟萃。长椿寺亦随之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成为京师“宣南士乡”的重要雅集场所，名流穿梭，觞咏不绝。直至晚清时期，长椿寺仍为北京南城四大“吟社”之一，驰名远近。民国年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害后，遗体先
被移往长椿寺，此后在西侧的浙寺停灵六年。长椿寺遂与浙寺一起，成为北京重要的先烈遗迹。历经岁月沧桑，长椿寺基本完整保存下来。2005年，主管部门又在寺内筹建“宣南文化博物馆”，成为展现北京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正是鉴于长椿寺在北京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著述几乎都有详略不一的涉猎。对于相关的史事与文物，学界也续有研究，成果叠见。[1]有关长椿寺的创建时间，则成为前贤论述的前提与基础。对此，碑刻和文献中有万历二十年(1592)和万历四十年(1612)两种迥然不同的记载，而学界基本上以“万历二十年说”为定论，却迄未见专文讨论。以下排比史料，再作详细考辨。
一、“万历二十年说”与“万历四十年说”之歧异与比较
长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年”之说，见于当前有关长椿寺的大多数著作与论述。典型者如《北京百科全书》：“长椿寺，旧京南城巨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长椿街。明万历二十年(1592)，由万历帝之母李太后下令所建。”[2](P41)北京新编方志同样谓万历二十年，“建长椿寺于宣武门外西侧”。[3](P29)《北京文物百科全书》记载：“长椿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宣武区长椿街。明万历二十年(1592)由万历帝之母李太后下令所建”。[4](P63)《中国旅游景区景点大辞典》收录的“宣南文化博物馆”辞条中，称其“位于宣武区长椿街南端长椿寺内。长椿寺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由明神宗为其生母孝定李太后敕建，用以供养水斋禅师。2004年在寺内建宣南文化博物馆”。[5](P21)最新出版的《北京文物建筑大系》，亦称：“长椿寺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孝定皇太后为水斋禅师明阳所建，供其居住，神宗朱翊钧赐名长椿寺。”[6](P132)《北京市革命遗址通览》则谓作为李大钊烈士灵柩存放地的长椿寺，“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由万历帝之母李太后下令所建，万历帝赐额‘长椿’，寓意祝母健康长寿”云云。[7](P48)凡此等等，见于权威辞书与著述上百种，报纸与网络之引用更随处可见，不必枚举。
若追流溯源，“万历二十年说”在民国年间的《旧都文物略》《燕都丛考》等著述中即已出现。再往前溯，则可由光绪《顺天府志》、乾隆朝《日下旧闻考》，一直上溯至康熙年间的《重修长椿寺碑记》，其详情参见表一。现今仍存于该寺之内的《重修长椿寺碑记》，为“万历二十年说”的最初史源。碑中明确记载：“长椿寺在宣武门之右，故明万历二十年为水斋大师敕建，赐金冠紫衣，住寺焚修者也，规模弘敞，为京师首刹。去今未百年，而坛席荒凉，僧徒零落”云云。[8]该碑撰文者为时任兵部尚书的宋德宜(1626-1687)，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其父宋学朱(?-1639)在明代曾任御史，宋德宜本人为清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他先授编修，继迁国子监祭酒、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最后出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在京中任职长达20多年。长椿寺自明代兴建，即为北京南城最重要的佛教寺庙之一。清初京师文坛领袖、曾任礼部尚书的龚鼎孳，又在寺庙西侧为其号称“横波夫人”的宠妾顾媚创建妙光阁，长椿寺更成为京师文人流连忘返的方外胜地。同为江南文士的宋德宜，对于长椿寺的人文历史，或不至于太过陌生。史载宋德宜“风度端重”，“严毅木讷”。[9](卷二百五十,P9699-9701)《重修长椿寺碑记》一文又是他受朝中重臣、时任文华殿大学士的冯溥所请而作，以情以理而言，措辞落笔均当谨慎。主持寺庙修复、并嘱宋德宜作记的冯溥(1609-1691)，清顺治三年(1646)中进士，后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吏部右侍郎，康熙七年(1668)晋左都御史，九年授刑部尚书，十年再拜文华殿大学士。冯溥在京中的寓居地处于宣武门外下斜街的笔管胡同，与长椿寺相距很近。冯溥与长椿寺中的僧人也早有来往，故而在京师大地震之后，“见而悯之，捐资修葺，焕然更新”。[8]因此综合而言，宋德宜《重修长椿寺碑记》中所记“故明万历二十年为水斋大师敕建”之说，似应信而有征。或也正是基于此点，该碑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立石之后，虽然文献中尚有不同记载，但长椿寺敕建于“万历二十年”的说法，遂为后继者转相引用。当代学者在列出两者之异以后，不仅继续维持长椿寺系“万历二十年(1592)李太后建”的既有结论，且特意以按语形式，注出《天府广记》等旧有文献“将该寺新建时间定于万历四十年，误”。[10](P329、P766)
表1 1949年前长椿寺建于“万历二十年说”记载简表
史料出处长椿寺在宣南下斜街。明万历二十年孝慈后建,以居水斋禅师。庄俞《我一游记》(1936年)寺在土地庙下斜街路西。明万历二十年孝慈后所建,以居水斋禅师。马芷庠《北平旅游指南》(1935年)长椿寺,在土地庙斜街,明万历二十年敕建,孝定太后以居水斋禅师。规模宏敞,为京师名刹。汤用彬等《旧都文物略》(1935年)长椿寺,明万历二十年敕建,在土地庙斜街,孝定太后以居水斋禅师,有米万钟《水斋禅师传碑》。陈宗蕃《燕都丛考》引《顺天府志》(1930年)长椿寺,明万历二十年敕建,在土地庙斜街,孝定太后以居水斋禅师,有米万钟《水斋禅师传碑》。光绪《顺天府志》卷十六长椿寺在宣武门之右,故明万历二十年为水斋大师敕建,赐金冠紫衣住寺焚修者也,规模宏敞,为京师首刹。乾隆《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九,录宋德宜《重修长椿寺碑略》宣武门之右有长椿寺,万历二十年为水斋大师敕建,赐金冠紫衫以荣宠之,京师首刹也。浙江钱塘人王嗣槐(1620-?)《重修长椿寺题辞》(《桂山堂诗文选》卷三)长椿寺在宣武门之右,故明万历二十年为水斋大师敕建,赐金冠紫衣,住寺焚修者也,规模弘敞,为京师首刹。宋德宜《重修长椿寺碑记》(康熙二十一年立石)
长椿寺始于“万历二十年说”，虽几为辞书、著述所公认，但严格说来，《重修长椿寺碑记》的记载在史学意义上仍系孤证。论者或谓，明末《帝京景物略》记称“万历中，归空和尚自伏牛入京……孝定皇太后闻而创寺居焉。神宗赐额曰长椿”，若将文中的“万历中”理解为“万历中期”，或不失为“万历二十年说”之旁证。[11](P169)不过《帝京景物略》所记“万历中”，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万历中期”，而应理解为“万历年间”。清人褚人获《坚瓠集》载有《钱若赓断鹅》条，谓“明万历中，钱若赓守临江，有异政”云云。[12](P242)据《明神宗实录》，临江知府钱若赓被逮捕入狱在万历十二年三月。[13](卷一百四十七,P10882)十二月神宗令于当地“处决”，经大学士申时行申救，改为监候。[13](卷一百五十六,P10916-10917)此后钱若赓长系狱中37年，直到天启年间方才释放。可见文献所言钱若赓“明万历中”于临江知府任上“断鹅”一事，必发生在万历十二年之前，而不能凭字面理解为“万历中期”。
另一方面，与“万历二十年说”歧异的“万历四十年说”，不仅见于多种文献，且至今仍不乏引用。典型者，如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印行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载录：“万历四十年，壬子，公元1612年，建顺天府长椿寺。”[14](P708)今人校注《帝京景物略》时，亦注称“长椿寺：明万历四十年(1612)孝定皇太后建。位于京城西南宣武门外”。[11](P171)相关记载的沿革情况，参见表2。
王述银告诉我，哥哥临走前还惦记我到医院看他的那份人情，委托他将亲手炒制的茶叶送给我，一再说，他的愿望不能实现了。
表2 长椿寺建于“万历四十年说”记载简表
史料出处长椿寺,在土地庙斜街,万历四十年孝定太后为水斋大师建。周广业(1730-1798)《过夏续录》长椿寺,在宛平县西南,明万历四十年孝定太后为僧明阳建,所谓水斋禅师也。本朝乾隆年间,高宗纯皇帝御书扁曰“大觉真源”。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九在宣武门外西南,明万历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以居水斋禅师。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十一长椿寺,万历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在宣武门外斜街。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十八长椿寺,万历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在宣武门外斜街。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六
此外，也有学者在取舍难定之际，干脆采取两说并存的办法，或笼统记作“明万历年”。如《长椿寺铜塔的铸造年代》一文，先引宋德宜《重修长椿寺碑略》所载，再述“而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中都有‘长椿寺，万历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在宣武门外斜街’之说”，最后得出长椿寺始建年代“各书都记载万历朝”的结论。[15]同一作者撰写的辞条也含糊其词，称长椿寺“创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一说是四十年，是神宗生母李太后为归空和尚明阳敕修的”。[16](P965)尤其要提到的，是1936年进行寺庙登记时，长椿寺管理人员已据庙中所存《重修长椿寺碑记》，将原登记档案中的“清康熙年重修”精确到“清康熙二十一年募化重修”，却并未采信“故明万历二十年为水斋大师敕建”的碑刻，仍笼统记作“建于明万历年”。可见即使寺内的管理人员，也对《重修长椿寺碑记》所载“万历二十年说”产生了怀疑。具体情况，参见表3。
究其原因，在于“万历四十年说”源出清初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与《天府广记》，而此两书在时间上都比宋德宜《重修长椿寺碑记》要早。《春明梦余录》大约在顺治十七年(1660)或其稍后定稿，内容丰富，“首以京师建置、形胜、城池、畿甸，次以城防、宫殿、坛庙，次以官署，终以名迹、寺庙、石刻、岩麓、川渠、陵园”。《天府广记》成书于康熙十年(1671)前后，是在《春明梦余录》的基础上，以“志乘体”叙述北京历史文化与机构演变传承的都邑专志。《春明梦余录》与《天府广记》是两部有关北京的重要地方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提要》即指出，《春明梦余录》“于明代旧闻采摭颇悉，一朝掌故，实多赖是书以存。且多取自实录、邸报，与稗官野史据传闻而著书者，究为不同。故考胜国之轶事者，多取资于是编焉”。[17](第868册,P1-2)当代学者在详细考察后，也认为《春明梦余录》具有“亲身闻见,言之有据”的特点。[18](P261)尤其是孙承泽回京后，又历任六科给事中、都给事中等职,“伫身朝堂之上，于国事朝政多所见闻，勤于笔记”。而六科又有调阅、抄录第一手档案原件的便利，是故清人评价孙承泽具“习掌故,精赏鉴”之长，所撰《春明梦余录》诸书“皆考证详明”，“是公允适当的”。[19](P591-593)孙承泽自其祖父起即迁隶顺天上林苑籍，实际上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出生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也在长椿寺兴建前后不远。晚年所居宣武门外“孙公园”，离长椿寺更不过六七里路程。因而对于长椿寺的创建时间，孙承泽显然比宋德宜、冯溥两人更具优势。兼之在《春明梦余录》、[20](下册,P1279-1280)《天府广记》[21](P587-588)两书中，孙承泽又节引了更为原始的《都人米万钟水斋禅师传》碑刻，故其于书中记录的“万历四十年说”，亦当有所依据，不宜轻易否定。
采用冲击波电压发生器(标准波)对装置的测量电极输入冲击波激励，同时记录装置的输出电压，如表2所示。输入、输出电压数据经拟合后呈线性关系，且与在工频激励条件下的输出电压误差不超过0.5 V。
表3 1949年以前笼统称长椿寺建于“万历年间”记载简表
史料出处长椿寺坐落外四区下斜街二十九号,建于明万历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募化重修,属募建。1936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档号J2-8-465)长椿寺坐落外四区下斜街二十九号,建于明万历年,清康熙年重修,属募建。1928年北平市寺庙登记(档号J181-15-89)长椿寺,慈孝皇后建,以居水斋禅师……万历中,归空和尚自伏牛入京……孝定皇太后闻而创寺居焉,赐额曰明祚长椿寺。朱彝尊《日下旧闻》卷十七,系节略《帝京景物略》明万历中建此寺,以居归空和尚也。康熙《宛平县志》卷一,长椿寺出过长椿寺,以王文宣移寓焉,万历时孝定皇太后为归空和尚建,殿庑雄丽。谈迁《北游录》,纪游下万历中,归空和尚自伏牛入京……至北京时,誉者众,孝定皇太后闻而创寺居焉。神宗赐额曰长椿。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三,长椿寺
4.制定标准的审批程序，对于科研项目费用支出发生变化等问题一定要严格按照流程审批，科研项目费用支出变化原因一定要清楚合理，经过领导签字方可批准，避免以各种不正当理由挪用科研经费用在其他项目上。
由此可见，在全球经济疲软，世界经济发展式微的现在，湾区极强的产业带动能力、财富聚焦功能以及资源配置手段，必将成为催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超强动力，其极强的辐射功能，也让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成为可能。
二、长椿寺创建时间再考辨
详察其事，其实在孙承泽节引的《都人米万钟水斋禅师传》碑刻中，已经含有关于长椿寺创建时间的内容，但前人迄未注意。该碑现仍存于长椿寺内，高195厘米，宽97厘米，全称《敕建大祚长椿寺赐紫衣水斋禅师传碑》(以下简称《传碑》)，为明末著名书画家米万钟的书法真迹，历代传为长椿寺“镇寺之宝”。细绎《传碑》碑文，再参以其他史料，或可检验“万历二十年说”与“万历四十年说”孰正孰误。
首先从水斋禅师的出家经历来看。《传碑》载其“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十有一日生。泡质虽蒙，识田无染，见僧而悦，闻佛而称。镇星甫周，即从剃落，嗣法本郡慈氏寺太和座下”。[22]此处描述水斋禅师出家年龄的“镇星”，即古人常见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中的土星,“因其运动缓慢，约二十九年在恒星背景上绕行一周，古人认为其每年处于二十八宿中的一宿，犹如镇宿之星，故名(镇星)。或也名填星，其意近似”。[23](P739)在中国传统天象中，土星具有兆示灾疫、荒乱的特殊意义，因而格外引人关注。宋代文献载称：“以五星论命者，大率以火、土为恶，故有‘昼忌火星夜忌土’之语。土，镇星也，行迟，每至一宫，则二岁四月乃去，以故为灾最久。”[24](P289)明代的星宿命相专著谓：“土德镇星，土之精也……色青黑，主疫疾之患；色赤白，有兵将荒乱。其行宫度，一宫住二十九个月，二十八年行一周天。行有伏顺留逆，入留段为暗星，逆段为破家星，伏段为瘟星。”[25](下册,P437)而早在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注解《天官书》时即引晋灼之言，称镇星“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岁镇一宿，二十八岁而周天”。[26](第一册,P336)可见镇星“二十八年行一周天”的运行规律，当为古人熟知。故米万钟《传碑》中所说“镇星甫周”，即谓其经历28年之意。也就是说，水斋禅师“剃落”，是在他刚满28周岁的万历十五年(1587)前后。以此推算，至万历二十年时，水斋禅师出家尚不过短短五年，年龄也仅有34岁。而碑刻记称水斋禅师出家后，“三十余年间”遍观浙江普陀、四川峨眉、河南少林诸大道场，又游方山西五台、陕西终南、河南伏牛等名山，并在五台、普陀、峨眉焚烧三指礼佛。然后方至京师，惊动当朝太后、皇帝。[22]文献也载称，水斋禅师于慈氏寺出家后，“三十年行脚，不袜不席”，先在五台、普陀、峨眉各燃一指“供佛”，后至北京，而“誉者众”。[11](P170-171)若将水斋禅师赴京定在万历二十年前后，与其曾“行脚”三十余年的个人经历显然有着相当的距离。明瞭此点，便可知长椿寺敕建于“万历二十年说”是存有很大疑问的。
此点在《传碑》文中，可以得到进一步佐证。碑文又载，水斋禅师到达京师后，因“功行既圆，高深允恪”，李太后、明神宗“实与嘉之，赐金冠紫衣，钦命焚修，敕建大华严寺于永乐店，再建大祚长椿寺于今所”。[22]可见长椿寺的修建，是在永乐店大华严寺之后。大华严寺，为万历年间著名“发祥工程”之附属寺庙。而“发祥工程”系明神宗为生母李太后在永乐店(今通州区永乐店镇)敕建的皇家宫殿，规模宏大。《明实录》载有“发祥工程”护敕，略谓“顺天府漷县永乐店地方，我圣母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熹皇太后实诞生于此，本源之地，慈念所属。乃于万历三十五年鼎建慈圣景命殿，以标表里闾，显扬灵瑞，祝我圣母慈寿于万万年。殿五间，后阁五间，廊庑阶墀，规制咸备。大门之外，建中、左、右石牌坊三座。又于殿东西两旁，盖保国慈孝华严寺一座、护国崇宁至德真君庙一座，各有室宇，以居僧众、便焚修”。[13](卷四百五十,P12341-12342)此“保国慈孝华严寺”，即《传碑》中所说永乐店“大华严寺”。明神宗又作有御制纪事碑，略称“朕以眇躬御极，已三十五年……惟顺天府通州漷县永乐店，乃(圣母皇太后)诞育之地，淑气所钟……中创慈圣景命殿，前门后阁，缭以周垣，树三坊于门外。左为保国慈孝华严寺，右为护国崇宁至德真君庙”。其《敕建保国慈孝华严寺碑文》则谓：“朕惟象教之设，虽起自后世，然用以鬯泽导慈，延禧昭贶，历代以来不能废之。故宇内名区，梵宇相望。夫宁内典是崇，亦于福田善果良有助焉。近漷县永乐店，乃我圣母皇太后诞育之区……朕即其地创慈圣景命殿，又为保国慈孝华严寺于左方，凡若干楹，规制宏壮，足与殿相护翼”云云。[13](卷四百五十,P12341-12342)可知永乐店“发祥工程”肇始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越一年主体建筑基本告成。此又有出土墓志铭可资证明。天启元年(1621)由武清侯李诚铭篆额的《皇明乾清宫牌子尚衣监太监慧庵张公墓志铭》载称：太监张升于万历六年(1578)任慈宁宫司房近侍，成为李太后跟前“忠勤并懋”的随身侍从，“甲辰(万历三十二年，1604)，膺太监，赐蟒服。丁未(万历三十五年，1607)，修漷邑永乐店慈圣皇太后发祥工程，小心翼翼，内外咸钦。庚戌(万历三十八年，1610)，工程告竣奏绩，神宗升牌子，赐束玉，加禄食，以励其功也”。[27](第59册,P128)为张升《墓志铭》篆碑的武清侯李诚铭，乃李太后之父李伟的孙子，亦即李太后的娘家侄子、明神宗的表兄弟，实际上就是当日“发祥工程”的主要当事人。墓志铭中所记张升监修永乐店“发祥工程”的经过，自然准确可信。据此，永乐店大华严寺不可能早于“发祥工程”兴工的时间，大华严寺之后“再建”的长椿寺，自然更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以后，甚至可能晚于太监张升“告竣奏绩”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于此足证“万历二十年说”，是不能成立的。
《传碑》又记载，李太后创建长椿寺后，寻令水斋禅师“赍内帑，普赐南海诸净刹及钦建八十八佛道场”。[22]明人《謏闻续笔》亦载，“长椿寺，慈孝皇(太)后建以居水斋禅师。其大弟子为神庙替僧，赐千佛衣及姑绒衣八百件,米、麦等物动千石。有二库,监以二中官,专贮三宫布施金钱”。[28](第六册,P7)说明长椿寺在李太后生前就已经竣工，并投入使用。李太后逝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故长椿寺的创建，必界于万历三十五年至四十二年之间。《传碑》撰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立秋日，时距长椿寺修建下限仅有4年，距其最大上限也不过11年。再从撰碑人情况来看，米万钟(1570-1628)原籍陕西安化(今甘肃庆阳)锦衣卫，后来徙居北京。他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中进士，次年任永宁(今北京延庆县境内)令尹，一年后丁父忧回京。万历三十一年(1603)，米万钟外放四川铜梁(今重庆铜梁区)县令，三十六年迁江南六合县(今江苏六合)。万历三十八年(1610)，米万钟再次回京，任户部主事，四十六年(1618)晋工部郎中。[29]米万钟在京交游广泛，以集奇石、好园林著称。他与水斋禅师也很熟悉，作有《长椿寺礼多宝塔偈》长诗，称“长椿水上座，受莂神宗朝”，“感召首山铜，斤百千万亿”，又谓“我来观塔时，亲闻塔说法”云云，可见他多次至长椿寺中参拜礼法。[11](P170-171)《传碑》中，米万钟又交待“儿子(寿)都得师事为弟子，悉师行”。[22]说明米万钟在长子米孟骐夭折以后，[30]还将自己年幼的次子米寿都舍与水斋禅师为徒。米万钟与水斋禅师关系之密切，自非寻常可比。长椿寺兴建与米万钟回京任职的时间又相当接近，故其所撰《传碑》就成为以当时之人记录当时之事的专文，所述自当确切。
[14](民国)单士元,王璧文.明代建筑大事年表[M].北平:中国营造学社,1937.
[21](清)孙承泽.天府广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
三、结 语
综上所述，“万历四十年说”为既有机会身临其境、又有查档之便的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与《天府广记》两书中明确记出，又可得到寺内最早碑刻《水斋禅师传碑》的双重印证。万历四十三年在其西侧重修的都土地庙，亦不失为长椿寺建于“万历四十年”之旁证。至于康熙年间出现的“万历二十年说”，虽亦立碑寺内，但其文成于已经朝代鼎革且历经动荡的数十年之后，主事的宋德宜、冯溥等人由于时过境迁，一时失察，或所难免。如碑文中即将京师大地震时间的“康熙己未”(康熙十八年)误记为“康熙乙未”(康熙五十四年)，[33](第三卷,上册,P293)因此也不排除或是在宋德宜撰文之时，或是刻工在后来上石时，将“故明万历四十年”误为“故明万历二十年”的可能。而后人径以存世碑刻在史料价值上胜过辗转抄印的文献，简单采用“万历二十年说”，则属未行考辨的以讹传讹，应予厘正。对于长椿寺创建时间的详细考辨，不仅可以纠正学界历久相传的讹误，而且在激发广大群众探索热情、进一步弘扬北京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方面，亦不乏积极意义。
注释：
由上可见，“万历二十年说”与“万历四十年说”的原始依据，一系康熙年间的宋德宜《重修长椿寺碑记》，一系更早的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与《天府广记》。两说史据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相持难下。但一事两说，必有一误，甚或两者皆误。有关长椿寺创建的“万历二十年说”与“万历四十年说”，实存“有异必考”、重新审视之必要。
老巴说：“请个送货的，三五天帮忙进一次，每次多进点。给他付点工钱。四强哥哥已经帮我找了人，把工钱谈定，就没有事了。你赶紧回你的学校，丢了几天课，也不是个事。”
[1]相关研究成果如王世仁.“雪泥鸿爪话宣南”之古寺森森[J],北京规划建设,1998(6);汪建民.北京古塔考略(二)——长椿寺渗金多宝佛塔[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2(2);魏泉.康熙年间“宣南”的士人交游[J],北京社会科学,2004(4);霍海峻.明代渗金多宝塔铸造工艺及年代考[C]//.博物馆藏品保管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吴承忠,宋军.明代北京游览型寺庙分布特征[J],城市问题,2008(2);李晓庵.《水斋禅师像》轴及相关资料考释[J],美术大观,2011(10);吴美凤.明代宫廷绘画史外一章——从慈圣皇太后的“绘造”谈起[J],故宫学刊,2013(2);刘晓艳.中共创建者李大钊身后事[J],党的文献,2016(4).资料汇编如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长椿寺[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
[19]王剑英.明中都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3]编纂委员会.北京市宣武区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6]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建筑大系[M].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1.
[4]编辑部.北京文物百科全书[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7.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景区景点大辞典[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
有次全族搬家，过河时，河神派了三个波浪神来抢文字，保管文字的贝玛(巫师)情急之中把字书吞到肚子里，波浪神灌了他一肚子水，想强迫他把字吐出来，不想把字书泡化了，哈尼族就没有文字。世世代代受人欺压，只怪你(贝玛)打失了先祖的文字，哈尼成了只会说不会写的可怜人。[注]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哈尼阿培聪坡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44-45页。
[7]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革命遗址通览[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8](清)宋德宜.重修长椿寺碑记.康熙二十一年八月立石,现存长椿寺,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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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0]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11](明)刘侗、(明)于奕正著，孙小力校注.帝京景物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2]薛克翘.中印文学比较研究[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
[13]黄健彰校勘.明神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缩印本,1984.
由此再来考察孙承泽提出的“万历四十年说”。据前考述，长椿寺建于万历三十五年至四十二年之间，其时的孙承泽处于15—22岁的求学之年。若按其所记“万历四十年说”计，则孙承泽恰在精力旺盛、记忆清晰的20岁前后。孙承泽出生于京城上林苑之采育(今大兴采育镇)，其地距长椿寺不到百里。其父、祖任职的上林苑，又与明宫内廷有着十分密切的日常联系。上林苑又称南苑，俗称南海子，永乐年间设置，到明代中后期逐渐成为特供菜蔬瓜果与獐鹿雉兔诸物的皇家禁苑。史料记称，上林苑收选，“内官于礼部大堂同钦差司礼监监官选中时，由部之后门到此厂过一宿，次日早晨点入东安门，赴内官监，又细选无违碍者，方给乌木牌，候收毕请旨，定日差司礼监掌印或秉笔，于万寿山前拨散之”。[31](卷十六,P55)上林苑与明宫内廷联系频繁，孙承泽很容易得知长椿寺这座皇家大庙在北京南城兴工的消息，甚至不排除他闻讯后曾经亲赴现场考察的可能。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孙承泽又出任六科给事中、都给事中。六科职掌，“凡章奏出入，咸必经由。有所遗失、抵牾，更易紊乱，皆得封驳；事有关系，抄发过部，略用参语，谓之抄参。部覆录入疏中。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贤佞，皆许联署以闻，实兼前代谏议、补阙、拾遗之职也”。[20](上册,P388)担任工科左、右给事中期间，孙承泽更有查阅、核校工部当日营建长椿寺之档案的便利。故他在《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书中两次明确记出的“万历四十年说”，应非辗转流传的耳食之言，而很可能系其亲身经历，或依据有更原始的档案。这种说法，与其节引的《传碑》恰好又构成前后呼应的互证关系，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15]赵迅.长椿寺铜塔的铸造年代[J].北京文物报,1994(12).
[16]陈桥驿.中国都城辞典[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由传播学的理论可知：任何一个理论不会自发地传播，只有在具备了一定的传播环境、传播媒介，理论之间具备某种契合性才能得以传播。“五四”时期，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客观需求的国内环境，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风诡云谲的时代语境促成、加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地兴办各类书社，研究会、研究团体，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大量传播媒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内在契合性，则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条件。
[17](清)纪昀.提要[C]//.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在实际工作中，除加强口岸检疫外，还须制定相应的防除措施和跟踪监测体系且落实到实处[17-18]，把此类入侵性、高危害性的杂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做到早发现、早防除，保护我国的农业和生态环境。
[18]王灿炽.燕都古籍考[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5.
[2]编辑委员会.北京百科全书(宣武卷)[M].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2002.
第二，互联网+视域下企业现代化发展要求管理会计实现数据化发展。在互联网+视域下企业的研发部门、销售部门等都实现了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而原油的管理会计的数据发展远远不能够满足企业的现代化发展需求，因而其对于管理会计提出了数据化发展的需求。如要求能够实现数据采集的广泛性、数据分析的有效性以及数据甄别应用的科学性发展。
[20](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26]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ailand,“Policy Statement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http://www.mfa.go.th/main/contents/files/policy-20150205-103332-009818.pdf, 2014年9月12日。
顺便指出，长椿寺的创建时间，还可从其毗邻的都土地庙重建上略做推测。都土地庙在下斜街以西，遗址即今宣武医院之所在，其东与长椿寺紧邻，仅隔一街。都土地庙始建于金元时期，原称老君堂，明代李太后临终前“钦传”重修。但未及动工，李太后因病去世。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神宗代生母完愿，下令重修。竣工后所立《老君堂都土地庙御制碑》，略称“朕为圣母御世时圣目弗安，钦传重修宣武门外斜街古迹老君堂都土地庙。未尝开工，圣性归天。朕感圣母慈恩，代完前愿。今差奉御阎鸾重修新整，俱已完备”云云。[32](卷五十九,P959)都土地庙与长椿寺近在咫尺，僧寺、道观东西并立，且均由李太后传命修建。这种布局并非偶然巧合，而有其内在的信仰寓意。通州景命殿两旁分别兴建有华严寺、真君庙，可见李太后在永乐店“发祥工程”中，即实行释、道并崇的方针。明神宗御制碑文，也再三强调“既营崇殿，乃启双林(指佛寺)”，“景命殿隅，新庙(指道观)聿起”云云。[13](卷四百五十,P12342-12343)长椿寺位东、都土地庙在西的分布，与永乐店景命殿之左为华严寺、其右为真君庙的方位恰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长椿寺为永乐店华严寺在京城的替代佛寺，其西侧重修的都土地庙，则可视为永乐店真君庙在京城的替代道观。以此观之，两者间当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其创建时间或亦不至相差太远。揆以情理，大概在长椿寺竣工后不久，年届六十八九岁的李太后，以自己即将迎来“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大庆盛典，而京师南城释、道双祈之意尚未妥洽，于是复借自己眼睛“弗安”的名义，“钦传”于长椿寺之西重修都土地庙，以便形成与永乐店“发祥工程”相同的左寺、右庙并崇格局。不过庙工未动，而李太后已逝，因此都土地庙竣工后，未再举行为李太后祈福祈寿的活动。其中所含与长椿寺相关的信息，遂不再为人关注。这或也是后人放弃文献原有的“万历四十年说”，而误采晚出碑刻之“万历二十年说”的原因之一。
[22](明)米万钟.敕建大祚长椿寺赐紫衣水斋禅师传碑.万历戊午立秋日,现存长椿寺,1618.
[23]编撰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科技史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24](宋)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
[25](明)万民英.星学大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在小说语言中，“士”字出现11次，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个特殊用法：太子丹以“勇士”指称所奉养的门客；田光褒扬太子有“仁爱之风”故以“天下之士”而誉之；荆轲与太子说起“烈士之节”，又在易水送别时唱起“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作品中，所谓“勇士”“天下之士”“烈士”“壮士”，均非一般的士，更非普通门客，而是那种具有为信义和公理而把生命置之度外的精神气概的特殊的士。这些特殊的士，除了太子丹、田光、荆轲之外，还应包括“当车前刎颈以送”的夏扶、为除“积忿之怒”而自刭的樊于期。若以“士志于道”来衡定，概之以“志士”可也。
[2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7]皇明乾清宫牌子尚衣监太监慧庵张公墓志铭[C]//.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实际分析中，恩泽集团出台《项目可视化管理和积分管理办法》，对运营结果和年度重点项目进展采用“红黄绿卡”色彩管理，使医院全员对医院运行结果一目了然。
[28](清)朱彝尊.日下旧闻[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据六峰阁刻本影印,2017.
[29]王磊.米万钟生平考略[J].陇东学院学报,2012(6).
[30]卜永坚.从墓志铭看明代米氏锦衣卫家族的形成及演变[C]//.明清论丛.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
[31](明)刘若愚.明宫史[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32](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33]谢毓寿,蔡美彪.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ATextualResearchontheBuiltTimeofChang-chunTemple
ZHENG Yong-hua
(Institute of History,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Chang-chun Temple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Beijing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the honorable name of first capital temple. There were two records concerning its built tim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either the twentieth Year Wanli(1592 A.D.) or the fortieth Year Wanli(1612 A.D.). Mainly making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to the inscription of Chan master Shuizhai which well preserved in the temple, we can redress the error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Keywords:the built time of Chang-chun Temple; the twentieth Year Wanli; the fortieth Year Wanli
[收稿日期]2019-02-27
[作者简介]郑永华(1968-)，男，湖南隆回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章编号]1002- 3054(2019)10-0026-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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