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党中央所在地上海通往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被史学界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陈云在上海主持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发明使用的四种工作方法曾被推广到包括中央红色交通线在内的广大白区。陈云就是沿着中央红色交通线一路考察到达中央苏区的，随后，凭借其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一职，负责领导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工作，到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陈云为中央红色交通线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以保证交通线运转有序；提出加强大埔交通站的建设，使大埔交通站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组建特务营，保护搬运队把重要物质从青溪根据地运回中央苏区等，陈云对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存在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陈云；中央红色交通线；广东大埔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出现了许多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割据区域，这些区域被称为红色苏维埃。当时的中共中央在上海，为了打通中共中央与各个苏区的联系，1930年7月，中央军委交通总站成立，很快便建成了以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为中心的三条交通线，共10条支线。这10条支线打通了上海与北方、长江、南方三个方向的联系，毛泽东曾赞誉这些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1]14而在全国多个红色苏维埃区域里，因闽西、赣南苏区联合组成的中央苏区的面积为最大，所以，在10条交通支线中，由上海通往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其地位显得最为重要，被史学界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即“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虎岗—瑞金”交通线。该交通线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最早，并坚持到最后的交通线，安全畅通达5年之久，被称为“中央苏区的血脉”[1]13，“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2]1933年8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兼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一职，负责分管这条秘密交通线，随后，陈云为这条秘密交通线做了很多工作。
一、陈云负责分管中央红色交通线及打开中央特科工作新局面的措施
各种资料显示，1933年1月中旬，陈云与博古秘密离开上海，“一月下旬，陈云一行历尽艰险，终于由上杭县的才溪乡进入中央苏区。”[3]136“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共中央成立组织局，由李维汉担任主任，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张闻天任宣传部部长，李维汉任组织部部长兼管妇女部，陈云任白区工作部部长。”[3]145白区工作部是专门领导和指挥在苏区附近的白区开展工作的部门，当然还包括负责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工作。可以说从中央局白区工作部设立开始，到红军长征后白区工作部停止工作为止，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陈云一直是白区工作部的部长。29岁的陈云到中央苏区仅半年的时间，中央为何派他负责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系的这条重要的秘密生命线？当然，最为主要的原因是，陈云曾在上海担任过中央特科书记，有着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
“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的简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至上海，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所建立的一个情报和保卫机关。1931年4月，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并直接威胁上海党中央的安全，紧急时刻，陈云协助周恩来迅速转移了顾顺章所知道的中央机关及相关人员，并显示出非凡的应对能力。1931年6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了整顿特科，周恩来提出：“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3]106因陈云完全具备中央特委负责人的条件，随后，重新组成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成员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组成。同年6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因擅自活动而被捕，叛变后供出周恩来的住处。鉴于周恩来已在上海很难继续存身，中央决定周恩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去。正是在危难之际，陈云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对此，陈云事后曾回忆说：“1931年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康生叫‘老板’，潘汉年叫‘小开’，我叫‘先生’。一直到1932年我去搞工会工作，康生接任。康生后来走了，以后就是潘汉年负责。”[3]107
对于使用过程中进行焊补、有表面裂纹觉得有必要进行埋藏性缺陷检测的部位，以及使用中出现焊接接头泄露的部位，需要采用超声、衍射时差法或射线等探伤方式进行埋藏性缺陷检测。
陈云是在危难时刻接手中共特科工作的，他是靠什么方法？能以最快的速度打开特科新的工作局面的，主要有以下四点：
1.提出特科基本人员要少而精，而且特科人员要完全同党的其他组织隔离开来。在陈云负责特科工作之前，特科组织里面的工作人员没有单独隔离开来，他们与上海党中央其他人员有来往，有些甚至相互间很熟悉。陈云主持特科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特科人员要做到少而精，并对特科内部组织进行了调整。当时特科的成员中，陈赓、李克农、李强等的身份已暴露，已不能在上海继续搞秘密工作了，陈云就迅速果断地将这些人调离上海。特科原本下设四个科：一科为总务科、二科为情报科、三科为行动科、四科为交通科。陈云根据情况的变化，将四科交通科撤销掉，交通科又称为无线电通讯科，其职责就是建立负责党的地下秘密通讯联系。交通科被撤销后，该科拥有的用于通讯联系的电台等全部移交给中央秘书处，对于其他三个科，陈云也进行了人员上的精简。陈云还亲自兼任一科总务科的科长，二科情报科的科长由潘汉年担任，三科行动科的科长由康生担任。
2.提出所有的特科工作人员必须有一份经得起上海租借巡捕房盘查的社会职业，然后借助这份真实的职业开展社会活动，并搭建起各种社会关系，凭搭建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为掩护，从事其秘密的特科工作。为此，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帮忙，陈云花了几千块钱，办了一二十个小铺子，这些小铺子散布在上海各个街区，特科人员在这些小铺子里做着各自的买卖，以做买卖为幌子，实现相互间传递信息及往来接头。可以说陈云发明的“开铺子做买卖”[4]75的方式开展地下工作，使中央特科在上海有了稳固、可靠的社会根基，开展地下工作更加便利了。共产国际代表们对陈云发明的这一办法给以充分肯定，并说：“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一二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3]108-109当年与陈云主持的中共特科正面交锋的一个国民党特务，对陈云“开铺子”的发明，也在其回忆录中，无限地感叹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5]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开辟出来的，当时随着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壮大，在上海的党中央认识到了与朱毛红军联系的重要性。192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从上海专门给在江西的毛泽东、朱德发出指示：“中央认为必须与闽西红军、朱毛红军共同设立一独立的交通网，这一交通网，可以解决红军与江西或广东的联系问题，可以解决你们与红军及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8]16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在上海召开，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按照苏联内战时期的办法，建立交通线和交通站，联结苏区和白区之间的来往关系”。[8]16随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一条由上海中共中央连接中央苏区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开通了，交通线沿途的主要车站、港口码头都设了地下秘密交通站点，这些站点把这条长约3000公里的交通线贯穿了起来。因为路途遥远，为了应对沿途国民党的封锁与盘查，就又在交通沿线上设立了许多小交通站，以便于彼此间照应与支持，这条交通线就是中央红色交通线。
而到了唐宋时期，中国木雕艺术的表现题材与技艺，更精进了一个层次，创作者对人事物的深刻理解，融化在了勤恳的雕琢过程中。将人间气息与高洁圣域的特点，融化成韵律飞扬的雕塑个体。那个时期，宗教造像的魅力格外突出，令人回味无穷。此外，还有明清时期，笔者认为，那时的木雕艺术，尤其是那些处在世俗化背景之中的作品，它们的立意和手法更趋成熟。此外，创作者对生活美学氛围的营造意识在加强，并将功能与美学的要素，在木雕艺术中巧妙地表现了出来，带有鲜明时代性。这些属于不同年代的作品，流传下创作者因材施艺、因物象形的理念，他们对自然造物的敬畏之心，也通过作品，永远地留给我们这些后继者。
4.提出要做好情报工作，特科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与工作关系，然后借此打入敌人内部来收集情报。顾顺章叛变后，收集情报工作曾一度停顿。为了保护党中央的安全，必须尽快重建情报工作。长期在中共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对此，曾回忆说：“在陈云同志亲自筹划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利用社会关系，终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机构重新建起反间情报关系。这个阶段虽仅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很显著。”[3]109
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是一个负责破坏中共组织的重要机构，为此，陈云指导特科人员设法打入其内部。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准备接待欧洲一个国家的王子，急需要找一位会讲法语的人当翻译。陈云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鲍文蔚去当法文秘书，并借此结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个录事，并建立了联系，后来就是靠这一关系，才了解到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并被秘密处决这一重要情报的。此外，陈云还直接参与主持了向上海国民党市党部派遣人员的工作。
可以说正是在陈云的正确领导下，在严重白色恐怖的异常艰难环境中，中央特科苦撑危局，保卫着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的安全。而且陈云主持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发明使用的四种工作方法被广泛推广到广大白区，可以说当年开辟中央红色交通线时，因为“沿线各交通站大都设在敌占区 ,进入根据地要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为便于掩护 ,不被敌人发现 ,各交通站多以开店铺的名义来迷惑敌人。如香港的金碧酒楼、汕头的富林旅馆、湖州的交通旅社、大埔的大同饭店、青溪的庆丰客栈等 ,都是交通站的地点。”[7]可以说采用的就是陈云发明的“开铺子做买卖”[4]75的方式。
二、陈云沿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并考察了这一秘密交通线
3.强调特科人员之间要单线联系，并严格限制特科成员间的相互往来。“当时特科同志之间，除相互之间有一二人的联系外，并无其他联系”。[3]107陈云设计的这一联络方式，从根本上避免了像顾顺章被捕叛变投敌给整个党组织带来的危险，即便是特科中的一个人被捕，并投敌变节了，他交待出来的也就是与他有联系的一二个人。后来，曾长期在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说：“当时是单线联系，只知自己的工作情况，连工作单位的名称‘中央特科’，也是1936年到西安后才知道的”。[6]为了掩人耳目，或者出现意外时有较多的回旋余地，陈云还规定特科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使用自己的化名和代号，而且化名和代号要不时的变换，当时陈云就曾以“先生”为代号。
3.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弱质性。目前，重庆市现代农业法人经营主体以农业合作社或中小型农业公司为主，普遍存在规模小、实力弱、专业素质不高、经营管理粗放等问题，现代农业运营低效、创收效益不强。2017年，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5∶1，城乡收入差距高于同期四川省水平。
陈云来到中央苏区后不久，凭借着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即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一职，并负责领导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工作。可以说，中央局白区工作部从1933 年夏秋设立开始，到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停止工作为止，这期间陈云一直是部长，他为中央红色交通线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沟通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规定交通员交接文件时，放在事前指定的地方。当面交接时，交通员要使用联络暗号。交通员携带文件要闯过国民党的重重关卡，所以，携带文件时，一定要隐蔽，不能让国民党盘查的士兵发现，文件塞在交通员随身携带的牙膏里，或者携带的热水瓶胆的夹层里，或者脚上穿的鞋的鞋底内。对于非常机密的文件，交通员要把文件牢记在心里，然后把文件销毁，见到要传递的人后，就以口头的方式传达。还规定发展交通员时，要充分考虑当地可靠的妇女及儿童，因为让妇女儿童做交通员的话，就可以避免敌人的怀疑。
沿途陈云对中央红色交通线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为了保证安全，白天陈云、博古被安排在偏僻的山区隐蔽起来，等到太阳落山后，就会有人在夜幕的掩护下，给他们送来一些吃的，这些吃的都是当地盛产的食物，包括红米、南瓜之类，吃过饭后，“他们就在当地交通员引导下，走荒无人烟的山间小路。带路的交通员之间互不相识，站与站之间也没有横向联系，每人只负责引导一站，再由别人接替。”[3]135即便如此的小心，也差一点出了大事。当卓雄护送陈云进入闽西永定县游击区时，夜里，他安排陈云、博古在一个废弃的小煤窑里休息时，不知何故，突然1000余名国民党士兵包围过来。当时卓雄手下只有10余个青年武装交通队员。情急之中，卓雄带着两名队员绕到另外一个山上打了几枪，把敌军吸引了过去。趁着夜色，剩下的青年武装交通队队员冒着纷纷飞扬的雪花带着陈云、博古突围，并最终化险为夷。多年后，卓雄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看比较机警的还是陈云同志。因为他在下层工作比较多，经验比较丰富，处理解决问题比较好。”[3]135
1933年1月下旬，陈云、博古等一路艰难，终于步入中央苏区区域内，性格上以沉稳著称的陈云竟笑着大声喊道：“总算到家了！”[3]136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穿越中央红色交通线的艰辛。
三、陈云为中央红色交通线做了大量的工作
开始时，中央红色交通线有两条，一条是水路，一条是陆路。水路也不是全程全部走水路，其中有一段要乘不到20公里火车，还有一段要步行，这一段长达300公里左右，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水路的路线图是：从上海出发到香港，要乘海轮，再由香港到粤东重镇汕头，也有乘海轮，有时是直接从上海乘轮船到汕头，接下来从汕头到潮安，要乘火车，这段路很短，不到20公里。在潮安再登船沿韩江向北逆流而上，经潮州市区到大埔县的三河坝，在三河坝向左转入汀江，船到达汀江航运终点广东大浦县青溪镇的虎头沙，接下来，开始走山路，先进入福建的永定县，再经福建上杭、长汀，最终到达江西的瑞金。陆路也是先由上海乘船经香港到汕头，接下来全部走陆路，几乎都是崎岖的山路，经广东饶平黄冈、广东大埔枫朗和村，再经福建永定、上杭、长汀三县，最后到达终点瑞金。因为陆路路途遥远，沿途有国民党军戒备森严的封锁，而且路上还经常有土匪出入，这条路危险性很大，开通后没有多久就停止使用了。所以，中央红色交通线指的就是水路那条。中央红色交通线沿途有两个地方非常重要：一个是香港，设有总站；一个是广东的大埔，设有交通中站。沿途诸如汕头等地设有联络站。
1.2.1 成立脑卒中社区延续性康复护理服务小组 脑卒中社区延续性康复护理服务小组成员工作人员共15人，包括临床医师2人、护理人员8人、康复治疗师5名。本小组成员均接受延续性康复护理服务培训。
甚至连交通员传递信息时，每天要走的路程里数，在规章制度里面都有规定，交通员传递一般的文件，根据路况一天一般要走20公里至35公里，如果传递的是紧急的机要文件，交通员就要昼夜兼程了，一个昼夜要走50公里。还规定交通员不准向任何人泄漏秘密，甚至包括与他人谈自己从何处而来等信息。还规定交通员间要保持单线联系，交通员回站后应向站长报告工作完成情况以及敌人动态等，以便于改进下一次的活动。此外，就分配给交通站的经费也有特别的规定，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进行私自挪用。
1.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以保证交通线运转有序。陈云负责中央红色交通线后，从抓制度建设入手，结合自己多年白区地下工作的经验，为中央红色交通线运作的方方面面制定严密的规章制度下，一时间，交通线在运转上发生了巨变，不仅高效，而且井然有序。
要求交通线沿途的各个交通站点，必须明确要做的三大任务：第一大任务是接送往来中央苏区的人员，除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外，还要负责安顿他们的食宿，并派人给他们引领。第二大任务是沟通中央苏区与外界党组织间的信息往来，这项任务具体起来包括信件、秘密文件及书报的传送。第三大任务是将从白区采购来的重要物资、药品等，安全快速地运送到中央苏区。陈云还根据承担任务的不同，创设了3条不同的交通线：一条是专门用于信息联络用的；一条是专门用于带部队通过的；还有一条是专门用于首长安全往来的。还规定交通站间联络时，甲乙站两联络与丙站不发生任何关系，还规定交通站之间联络的时间有两种：一种是固定的，固定的联络每月只有一次；一种是临时的，临时的联络要在前一次彼此联络结束后告知对方下一次联络的时间。
各交通站的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危险性极大，随时都有可能被捕，甚至于牺牲，有时还要临时面对各种各样突然出现的困难，这就要求在选择交通员时，被选择的对象在政治上要有共产主义信仰、忠诚于党、立场坚定，作风上要诚实可信、纪律严明、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执行任务时，要胆大心细、机智勇敢，而且果断灵活，以确保万无一失，由于工作性质的需要，交通员一定善于隐蔽。对挑选交通员的途径也有规定：一是直接从部队优秀骨干分子中挑选，二是从可靠的群众中挑选。对交通员外出执行任务也有规定，可以化装成进山收购茶叶、山货、木材的商人，也可以化妆成外出采风做画的画家，也可以装扮成探亲的，或者赶集做买卖的商人。还规定交通员外出执行任务时，要两名交通员结伴而行，两名交通员要一前一后，保持在一二里的距离内，走在前面交通员的任务是望风，身上不携带要传递的东西，要传递的东西由后者的交通员携带。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让后者的交通员在发现前面的交通员出现了意外时，有一个时间上的缓冲，利用这段距离，保护好携带的东西，并立即转移。如果距离敌人很近，紧急时刻，交通员要立即将文件吞到肚子里，也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面。
由于临时中央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在上海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临时中央决定离开上海，迁往中央苏区。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成员博古、陈云，在特科的护送下乘船秘密离开上海，沿着中央红色交通线赶往中央苏区。陈云、博古化妆成商人的模样，1月18日，到达汕头，并与在汕头等待他们的特科人员陈潘年取得联系，他们在“汕头住了一天，坐火车又到邵阳，又坐船到三洋坎，然后坐小船到苏区边界”[3]135的广东大埔。专程到大埔迎接陈云、博古的是中央苏区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卓雄，然后由卓雄率领武装交通队员护送进入国民党封锁区闽西。
3.4 访视者交流增强自我护理信心 通过护理人员组织访视者交流会，护士可以定时、主动、深入与患者沟通，了解其心理动态，建立信任可靠的护患关系，帮助他们正确对待造口带来的生活改变，能给予患者情感方面的支持，消除患者心理障碍，保持稳定的情绪，增强其求生存的能力和信心。患者之间的交流也使患者有了参加工作和社会交往的主动性，消除了患者的孤独感，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获取相关知识的机会，提供了能够相互交流造口护理及生活经验的平台，更好地促进造口患者身心健康。同时鼓励患者参加知识讲座活动，使其逐渐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并能正确对待自己，以乐观的心态对待社会生活和社会工作［10］。
“国际汽车技术年会”由德国弗戈汽车媒体集团、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由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协办，自2008年至今，已在中国连续成功举办十一届，一直备受业界专业人士关注和好评。
2.提出加强大埔交通站的建设，使大埔交通站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大埔交通站创设于1931年，设在大埔县青溪镇汀江河畔的余氏宗祠内，青溪镇离大埔县城湖寮镇5公里左右，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封锁的边界线。当时，国民党在大埔县城内驻扎了1个团的兵力，而青溪镇驻扎有国民党部队100余人，专门对过往青溪镇的行人进行严密的盘查，所以，大埔交通站在整条中央红色交通线上被称为“虎口”交通站。就是因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大埔交通站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交通局领导。为了运输货物的需要，大埔交通站还专门购置了几条大木船，还固定使用几名可靠的船工。
陈云担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之后，他深知大埔交通站的重要性，在巡视福建省委时，百忙中的陈云，专门找时间与福建省委负责人，商讨关于加强大埔交通站建设的一些事情。随后，中共福建省委依照陈云的指示，开始关注大埔交通站的建设，他们精挑细选后，给大埔交通站派去了一批干部，并在派去的这群干部中，挑选曾昌明为站长。当时交通站内共有30名工作人员，他们个个都配发一支驳壳枪、两颗手榴弹，还有一把匕首，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谓是装备精良。一时间，大埔交通站在陈云的关心下，进入其发展的全盛时期。另外，大埔交通站还配备有3条大木船，2条小木船。可以说大埔交通站成为“敌人侦不破、切不断、锁不住、摧不跨、打不掉的地下交通站。”[9]这其中也凝聚了陈云大量的心血。
3.组建特务营，保护搬运队把重要物质从青溪根据地运回中央苏区。当时大埔县属于白区，而在大埔县青溪镇境内却有一小块共产党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面积十分狭小，四周被群山包围，山上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使这块根据地几乎与世隔绝。可以说这块根据地四周都是国民党统治的白区，但国民党又察觉不了它的存在。根据地共有十几个不大的村子组成，总人口有2000余人，各村都建有红色政权和赤卫队，因为这块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好，加上没有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所以，中华苏维埃政府来白区采购物资的工作人员，为了安全起见，都是住在这里面。他们到厦门、漳州等城市采购各种物资，然后运进这块根据地，囤积起来，最后等待中央苏区派人来，再运到中央苏区去，所以，这块根据地对当时的中央苏区来说显得非常的重要。
为了把囤积在青溪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物资运回中央苏区，陈云决定组成一个特务营，专门负责保护搬运队搬运物资，受红军总部的委托后，陈云从中央红军战士中，精挑细选出300余名青壮年，这些人个个身经百战。为了保证这个特务营能顺利完成任务，陈云给每个士兵都提供了充足的装备，每人一支步枪、几十发子弹，另外还配发一把马刀。特务营组建后的第3天，陈云就亲临特务营驻地，传达了保护搬运队武装押运的命令，并亲自作了出发前的动员工作。陈云反复告诫年轻的战士们，这次武装押运的重要性，要求战士们把困难估计足，还叮嘱战士们，如果万一遇到敌人，要想办法脱身，千万不要恋战。最后，陈云说：“搬这些重要物资回来，比在战场上消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还要重要。等你们完成了任务，我一定为你们请功！”[10]特务营的战士在陈云的鼓励下，多次往返穿越在闽粤赣交界的崇山峻岭中，沿途虽然没有国民党正规军，但地主民团及土匪多如牛毛。搬运途中，他们经常遇到土匪的袭击，偶尔还会遭遇到冷枪，多名特务营的战士长眠在了闽粤赣边崎岖的山路上。但经过特务营战士及搬运队的共同努力，存放在青溪的重要物资，被全部运到中央苏区，这些物资都是当时中央苏区最急缺的，包括西药、电缆、无线电设备等，可以说既解决了当时苏区的困难，也支援了苏区的“反围剿”战争。
综上所述，陈云早年在上海从事过工人运动，凭其非凡的应对能力，升任中央特科书记。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后，又是依靠其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担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并负责领导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工作，任职一年左右时间里，陈云为中央红色交通线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历史贡献是巨大的。
一是开展项目准备阶段的宣传。通过发宣传单、树宣传牌、刷宣传标语、院坝会等向群众全面深入宣传项目背景、目的、意义，及目标、措施、融资还贷方案、项目资金政策、农户贷款条件和要求等内容。二是开展项目设计阶段的宣传。设计人员在进行现场规划设计过程中既要做好技术员，又要当好宣传员。通过问卷调查、走访农户、开村民大会等形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科学设计治理措施。三是开展项目实施阶段的宣传。通过发明白卡、树公示牌、签协议书等形式，告知群众具体的实施方案，引导群众积极参与项目建设。通过广泛的宣传，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理解、支持，激发了农民参与项目建设和管护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1]刘传标.保护红色交通线遗存 弘扬忠诚与担当精神[J].学术评论,2018(2).
[2]余敏,罗乃裕.红色交通线的秘密护送[J].保密工作,2011(7):5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开铺子做买卖”的中央特科书记—陈云[J].百年潮,2013(11).
[5]王思诚.国共特务战[M].香港:香港宇宙出版社,1968：47.
[6]游国立.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201.
[7]席杰.红色地下交通线的建立与使用[J].军事历史,1998(3):45.
[8]蓝松英,吴锡超.周恩来与中央红色交通线[J].福建党史月刊,2016(3).
[9]赖晨.陈云与苏区地下交通线[J].党史文苑,2013(9):23.
[10]陈云纪念馆.上海陈云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290.
Chen Yun and the Central Red Communication Line
MIAO Ti-Jun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The red communication line from Shanghai in which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as located to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s called the Central Red Communication Line by historians.During Chen Yun's taking charge of the work of the Central Special Operations Agency in Shanghai, the four working methods that were invented and used were extended to the vast White Areas which included the Central Red Communication Line.Chen Yun investigated and arrived at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long the Central Red Communication Line.Then, relying on his rich experience in the White Areas, Chen Yun had been as the Minister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White Area Work Department of Central Bureau and been in charge of leading the work of the Central Red Communication Line.Chen Yun did a lot of work for the Central Red Communication Line till the leaving resulted from Red Army’s Long March, including establishing various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Line.He put forwar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Dapu Communication Sit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so the development of Dapu Communication Site entered its vigorous period.The special agent group had been set up for protecting transport team to carry important goods and materials from the Qingxi Base Areas back to the Central Soviet Area.Chen Yun had made grea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Red Communication Line.
Key words: Chen Yun; Central Red Communication Line; Guangdong Dapu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2X(2019)02-0032-06
收稿日期：2019-02-19
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共‘三大’代表研究”（15YJA770014）。
作者简介：苗体君（1969-），男，河南鹿邑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陈火祥
标签：交通线论文; 中央论文; 苏区论文; 交通员论文; 大埔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嘉应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共‘三大’代表研究”(15YJA770014)论文; 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