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文化研究】
摘 要：当代中国存在大量带有传统色彩的互益性组织，同乡商会就是典型代表。以当代中国同乡商会为例的实证研究显示，此类互益性组织虽以提供俱乐部产品为主，但在合理的制度设计下，也能够参与到范围更广的公共服务领域当中，提供内容丰富的俱乐部产品和公益性产品，包括投融资、合作平台建构与运营、与政府沟通、法律服务与维权、信息供给、调解矛盾和纠纷等，并显示出较高的效能。同乡商会参与上述公共服务供给已发展出供需匹配机制、动力机制和评价反馈机制在内的一系列有效机制。
关键词：互益性组织;同乡商会;公共服务;俱乐部产品;公益产品;动力机制；评价反馈机制
同乡商会是当代中国具有传统色彩的互益性组织，以服务会员企业为主，向它们提供俱乐部产品。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合理的制度设计下，同乡商会组织也提供了大量的公益性服务(1)本文中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致，根据语境，有时候能通用，均包括俱乐部产品、公益性产品以及兼具俱乐部性质及公益性质的兼类产品。如果从私人产品到公益产品被视为一个连续谱，纯私人产品与公益产品处于这一连续谱的两个极端，那么俱乐部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只不过范围仅限于俱乐部的范围之内。，并具有较高的效能。这就提示我们，带有传统色彩的互益性组织也能够参与到范围更广的公共服务领域当中。本文以实证案例为基础，总结同乡商会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丰富内容，揭示其机制，期望对挖掘互益性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潜力提供更多启示。
一、同乡商会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基础
实证研究显示，当代中国的同乡商会参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已具有坚实的组织基础与资源动员能力。
疼痛程度：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定。用一条一面标有刻度的10cm游动标尺，两端分别表示“无痛”（0）和“最剧烈疼痛”（10）。患者面对无刻度的一面，将游标放在当时最能代表疼痛程度的部位，医生面对有刻度的一面，记录疼痛数值。治疗前后各评定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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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同乡商会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具有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组织基础。同乡商会将传统的同乡因素与现代的商会有机融合，是具有传统色彩的互益性组织，其迅速崛起既表明其有经济社会方面的深刻根源，也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因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它契合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既满足了客居异地的企业家共同的利益与情感需要，又为国家的市场经济治理提供支持，符合三方的利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大规模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中国社会正由乡土的熟人社会向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变迁，客居异地的城市人倍感孤独和寂寞，缺乏归属感，而同乡商会恰能以乡情弥补或满足部分情感需求。将利益追求与情感满足合二为一是同乡商会的特别之处，与历史上的会馆颇有类似之处[1]20。另一方面，同乡商会的兴起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反映了中国社会重视乡情的特点。这就是同乡商会兴起的内在动力之一，也是其强大的生命力所在。因此，同乡商会迅速兴起，发展出庞大的组织体系。保守估计，中国大陆的同乡商会组织数量已突破10 000家，已覆盖全国几乎所有的地级(含)以上城市，并开始向一些发达地区的县城扩展。在当代中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中，恐怕只有同乡商会发展出这么庞大的组织体系。可以说，同乡商会是具有中国特色、带有传统色彩的有效非营利组织资源，它参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具有坚实的组织基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需要以统一战线的思维，动员方方面面的资源投入其中，而不是将诸多本可利用的资源推向社会主义事业的对立面。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三大领域已经形成的当代中国，需要统合这三大领域的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就社会组织资源来讲，我们面临着如何对待带有传统色彩的组织资源的问题，面临着如何挖掘带此类组织资源的正能量潜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问题。反过来说，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处理这一问题。这是因为，带有传统色彩的组织既有正面功能，又有负面功能，对其运用得当，抑制其负面功能，发挥其正面作用，就是有效资源；运用不当，或者忽略其存在，任由其潜滋暗长，或者简单取缔、打压，就是一种社会包袱，不仅是对社会组织资源的浪费，还可能给社会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二、同乡商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容
第二，声誉机制。声誉机制也是同乡商会领导层企业家积极参与公益性服务供给的动力机制之一。关联利益机制主要是从物质利益层面阐述。其实，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提供公益服务，除关联利益外，还能使企业家和同乡商会在党政部门、会员、同乡及其他社会各界获得较高的声誉，提高领导层企业和同乡商会的知名度、美誉度，受到党政领导的瞩目和尊敬，增强企业和同乡商会的影响力、感召力。尤其是中国人有衣锦还乡的传统，对家乡慈善公益事业的热心，就是一种衣锦还乡的声誉，使得会员企业家获得家乡群众的尊敬，产生荣誉感、满足感。
(一)俱乐部产品供给的内容
同乡商会为会员企业提供内容丰富的俱乐部产品，具有强大的互益性效能[3]。一是提供融资服务，包括提供民间信用体系与信用机制，提供融资担保服务，为会员企业提供与银行合作的平台，提供会员企业相互拆借的机制，设立创投基金帮扶会员企业。二是为会员企业提供合作平台与机制，包括共同投资大型项目，如产业园、产业基地、大型房地产项目，共同组建大型企业、投资公司，共同设立发展基金。同乡商会提供会员企业合作的机制与保障，包括奠定合作的信任基础、降低合作成本、化解合作分歧与矛盾、降低合作项目风险，提供会员合作的制度。三是提供商会间的合作平台与机制，包括为各自会员企业的项目合作和同乡商会间的战略合作提供平台与机制。四是为会员企业提供与政府沟通的渠道，包括利用党政部门召开专门会议、考察的机会以及党政部门领导到商会及会员企业调研的机会，为会员企业提供与党政部门直接交流的机会，反映诉求，也包括由同乡商会汇集归纳会员的诉求后再反映给党政部门。五是法律服务与维权。法律服务包括为会员提供法律法规知识培训、日常法律咨询，当会员企业遇到诉讼或纠纷时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会员维权包括综合利用法律、行政监督平台、商会影响等维护会员权益。六是组织会员企业参加会展、商务考察。会展服务包括专门为会员主办展览、展销会、推介会，联合多家同乡商会共同为其会员举办展览、展销会，在举办其他活动时组织会员企业趁机办展览、展销，让会员组团参与其他主体主办展览、展销、推介会。组织会员企业参加商务考察，包括组织会员参加地方政府安排的或同乡商会自主安排的商务考察、旅游商务考察。七是为会员提供培训服务，包括组织会员参加讲座、研讨会、培训班、会议、论坛，培训内容包括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技术与行业发展趋势、经营与管理能力提升、金融与资本运作、法律法规知识等。八是组织会员集体休闲，包括提供专门的商务会所服务，举办文体活动与休闲聚会等联谊性活动，组织旅游商务考察。九是帮助会员推广产品，帮助会员企业延揽人才以及提供生活帮助。
(二)公益产品供给的内容
同乡商会提供了大量的公益服务，具有良好的公益性效能。一是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牵线搭桥，包括充当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信息平台，为地方政府发布招商引资项目的信息，积极向会员企业宣传推介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筛选、联络有意向的企业，组织、协调企业参加招商考察；协助举办或承办招商引资大会；促进谈判。二是为政府的政治经济战略提供支持，包括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促进政府间经济合作交流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广区域品牌；为政府的精准扶贫、一带一路、边疆社会的政治经济稳定提供有力的政治-经济战略支持。三是提供民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交流机制，包括建立同乡商会间的友好交流机制，推动区域经济民间合作；组建区域商务联盟或协作网络，协调区域经济民间合作；组建同乡商会联合会，协调区域经济民间合作；提供国际经济交流的民间平台。四是为市场经济治理提供有力支持，包括提供企业诚信的民间机制，如推动会员诚信建设、建立民间信用体系；督促会员企业自律自查；组织企业共同应对经济危机；为政府管理民营企业提供平台与协作。五是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包括捐资助学、救灾救难、扶助贫困群体，有些还成立同乡商会的慈善基金，作为长期稳定的慈善救助机制。
(三)兼类产品供给的内容
同乡商会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比如信息服务和调解矛盾和纠纷，既有俱乐部产品的属性，又具有公益性产品的属性。在信息服务中，俱乐部性质的信息服务包括为会员提供商业信息、项目分析、广告服务、管理建议，提供会员间及商会间信息共享平台与机制，向金融机构提供会员企业的诚信状况，为会员向党政部门提出针对性建议；提供的公益性信息服务，包括改善投资环境、克服经济发展困难、区域经济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建议。在调解矛盾与纠纷中，俱乐部性质的产品是调解会员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公益性产品是调解会员与非会员间的矛盾和纠纷，帮助非会员老乡调解矛盾和纠纷，参与官方的司法仲裁、调解活动；协调处理群体性事件，化解群体性事件的肇因，避免群体性事件扩大，协调国际贸易摩擦。
三、同乡商会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机制
同乡商会在参与公共服务的实践中已发展出供需匹配机制、动力机制及评价反馈机制等一系列有效的机制。
(一) 供需匹配机制
对同乡商会提供的公益性服务有正式的评价反馈与非正式的评价反馈。正式的评价反馈机制包括感谢信、表扬信、精神或物质奖励(评奖评先)，加大支持力度，对其反映的诉求积极协调解决，安排重要领导参观考察，提供接触重要领导的机会(比如受领导接见、安排重要会议发言)，给重要领导留下印象，为后续发展积累政界资源，以及给同乡商会的重要领导提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待遇的机会等。非正式的评价反馈机制，主要是商会的声誉积累，获得受助人群的赞扬、媒体的宣传与赞扬，等等。
Western blot检测Piwil2-iCSCs外泌体蛋白标志物，结果显示Piwil2-iCSCs外泌体可稳定表达外泌体特异性标志蛋白CD9、CD63，并且和Piwil2-iCSCs一样，能够稳定表达Piwil2蛋白（图2）。
在公益性产品的供给中，同乡商会与党政职能部门之间、同乡商会之间、同乡商会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的沟通联络机制是供需匹配机制的基础。一是党政职能部门向同乡商会寻求支持，表明需要支持的内容。比如需要同乡商会在经贸活动上提供支持，举办或协办招商引资大会、协办项目推介会、经洽会、贸洽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提供政策建议；在改进经营环境中提供意见建议；在精准扶贫中支持产业扶贫；在公益慈善事业中号召同乡商会积极参与等。这都是党政职能部门主动表明诉求，在与同乡商会的沟通交流中实现供需匹配。二是同乡商会根据会员提供的信息，主动提供公益性服务。比如根据得到的信息，主动捐资助学、建桥修路；根据兄弟商会提供的信息和自身的判断，建议地方政府间进行区域经济交流合作或进行民间的经济交流合作。
(二)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是同乡商会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关键。同乡商会参与公共服务的动力机制是由多重动力联合驱动的机制，有些相对重要，比如关联利益机制、成本分摊机制、合作剩余机制、成本节约机制、财税政策支持机制等；有些相对次要，比如志愿机制、声誉机制、乡情感召机制等。但是，任何一个单独的机制，哪怕是相对重要的机制，都无法使同乡商会产生公共服务供给的足够动力，只有各种机制都发挥作用才能产生足够动力[4]。
第二，合作剩余机制。这个机制的基本含义是说，同乡商会将会员集合起来，实施集体行动或互相合作，能产生合作剩余，通俗地讲就是合作比不合作能产生更大的利益由会员分享。以同乡商会会员共同投资于大项目来说，单个企业难以完成，少数企业(即便是大中型企业)也难以完成，必须要数十家企业合作才能完成。单个企业即便看到明显有利可图，但受资金门槛阻隔，也只能望洋兴叹。因此，在不合作的情况下，各自的所能享受的利益为零。而企业之间合作后分担成本、分享利益，各自所能享受的纯利益大于零。这是一种产生合作剩余的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即单个企业从事某项事业，也能获取利润，但是，多个企业合作从事该项事业后，能分享比单独进行时更大的利润。以同乡商会的会员企业家购买保险为例。如果是会员企业家单独购买，通过讨价还价，能够获得一个优惠价格。但如果是会员企业家集体购买，则往往能获得比单独购买时更优惠的价格。这个价格差就是合作剩余。这是另一种产生合作剩余的情形。合作剩余使会员企业家有了经常合作的动力，为同乡商会的俱乐部产品供给提供了一定的动力。
一般认为，互益性组织以互益为目的，为会员供给俱乐部产品。但实证研究发现，同乡商会属于互益性组织，不仅提供了大量的俱乐部产品，还提供了大量的公益性产品。这就是说，同乡商会这种互益性组织不仅具有强大互益性效能，还具有强大的公益效能，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供给效能。尽管同乡商会在参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改进，但综合来看，作为互益性组织的同乡商会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类似的情况，不仅在行业协会、商会类组织中发生，在其他互益性组织中也可能发生。这就提示我们，政府在考虑公共服务供给合作伙伴的时候，互益性组织也是重要的合作对象，需要大力挖掘互益性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潜力。
会员参与同乡商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和公益性活动)的激励机制对于同乡商会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机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处于不同地位的会员(普通会员、核心会员)参与同乡商会组织活动的目的不尽相同，有学者用“物资性激励、团结性激励、目的性激励”来区分其不同的利益关注点。普通会员参与商会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分享组织行动的物质性利益。此外,由于商会的会员企业共处一个网络性的开放结构之中,这就增加了会员企业之间交流接触的机会,为企业的发展积累了难得的社会资本。因此,团结性激励因素对于普通会员来说也有一定的吸引力。至于目的性激励因素(如增加行业利益)对普通会员来说是最弱的。对于核心会员(主要指商会的各理事单位、正副会长等)来说,目的性激励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团结性激励影响也很大,而物质性激励则往往内化在目的性激励之中[5]。
第三，成本节约机制。成本节约机制的基本含义是，同乡商会提供某项俱乐部服务的总成本，同会员企业在市场交易机制下单独交易的总成本相比要小，因此，分摊到各个会员的成本也比市场交易的成本要小。以法律服务而言，中小企业难以聘请专门的法律顾问，只能是遇到事情时临时聘请，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遴选、甄别，才能聘请到合适的律师，甚至未能聘请到合适的律师，只能将就，其原因在于缺乏彼此打交道的历史信息，并且，律师服务的水平只有在法律服务的过程中才能感知和鉴别。假设每家中小企业都需要聘请律师，那么都有一次遴选和甄别的成本。如果这些企业合作，就只需要遴选和甄别一次，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而同乡商会恰恰能使孤立的企业合作，节约交易成本。现实中，由于同乡商会有众多的企业，综合到同乡商会就会产生大量的法律服务需求，并且同乡商会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律师服务的历史信息，可以省去多次遴选、甄别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基于长期合作(交易)而不是单次合作(交易)的考量，费用上也要更少。即便从这两个因素来看，由同乡商会提供或推荐法律服务就比市场交易服务的成本要低很多。类似地，还有不少俱乐部服务也存在这种机制。这就是同乡商会俱乐部服务供给的成本节约机制。成本节约实际上也是合作剩余的一种情形。
2.公益性产品的供给机制第一，财税政策支持机制。同乡商会属于非营利组织，其性质以互益性为主，但在现实中又确实提供了诸多的公益性服务。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制度设计上都对非营利组织提供财税政策支持机制。一是对商会组织本身免税，可以说免税待遇是对非营利组织提供公益服务最重要的激励机制；二是政府购买商会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也是一种重要的财政政策支持机制；三是对同乡商会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给予专项补贴或奖励。例如，四川省招商局对四川异地商会的招商引资工作给予一定幅度的奖励，给予商会引入资金总额3%的提成，商会可将这笔收入作为运行经费[6]213。广东省政府对异地广东商会、浙江省政府对异地浙江商会协助其进行招商引资工作也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2)据笔者2017年5月3日对湖南省广东商会副秘书长、5月9日对湖南省浙江商会副秘书长访谈内容整理而来。。在我国，对同乡商会的免税待遇是普遍的。但政府向同乡商会购买服务或给予专项奖励(补贴)的支持机制还不普遍，还比较弱。以某市为例，2005年3月，该市温州商会协助市政府到温州招商，促成签约项目16项、投资金额16亿元，商会支出近10万元。事后该政府没有任何补贴。诸如此类事项，在很多商会中都发生过[7]。政府对同乡商会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还亟须完善。比如，尽管有些地方政府对其异地商会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但法律的依据不足，比如四川省招商局的奖励政策。因此，缺乏稳定性、合法性，容易被诟病。笔者认为，还是应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主线，完善体系。
人性，顾名思义，指人的本性，英文是humanity,含义是指作为人应有的正面、积极的品性。所谓“人性化”就是在提供服务之前，考虑到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其使用者是人，而人性化服务，就是在服务中把“以人为本”作为服务指导思想，服务活动中体现人性、给予人情味，人的尊严受到重视，人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与发挥，追求的目标达到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文关怀，创造完美与和谐的社会作为服务活动的最终目的。
同乡商会参与公共服务的内容按产品性质大体可分为俱乐部产品和公益性产品两类[2]。但在实践中，有些服务内容兼具俱乐部性质和公益性质，为论述方便，专设“兼类产品”部分。
第三，乡情感召机制。乡情的感召突出体现在同乡商会动员会员企业回家乡投资创业、产业开发扶贫、参与家乡的慈善公益事业，以及调节同乡间的矛盾纠纷等方面。乡情对中国人而言尤其突出。乡情感召机制与物质利益的激励不在同一个范畴。在决定人们行动的因素中，物质利益因素也往往掺杂情感因素。以同乡商会调解涉及同乡的矛盾和纠纷来说，乡情就能起很重要的作用，正如义乌丽水商会会长肖红所说：“商会调解能在‘法’的‘硬杠杆’基础上发挥‘情’的‘软实力’，预防化解矛盾和纠纷具有‘绵掌化骨’的作用，商会调解以老乡身份出面，用乡情化解矛盾，往往能取得预想不到的效果”[8-9]。
此外，无论是俱乐部产品的供给还是公益性产品的供给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以下两个机制。一是关联利益机制[10]。有的学者将“关联利益机制”描述为“关联性补偿”，即在商会中多作出的贡献，得不到直接的报酬，而是在另一个领域或方面得到补偿[11]。对于俱乐部产品供给的关联利益机制而言，同乡商会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会员企业，其利益的关注点不尽相同，所能获取的利益种类也有差别，但需要彼此的合作才能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普通会员企业更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而领导层会员除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外，眼光更长远，还关注声誉和政治待遇。比如，希望得到会员和业界的拥护，在圈子中拥有良好的声誉，在业界威望很高，希望得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顾问等职位，以便有更多平台和渠道与政府打交道，虽然其最终的目的仍然是获取物质利益。因此，对领导层企业来说，宁愿在同乡商会的运行成本上多分摊一些，在物质利益上多照顾普通会员企业，而普通会员企业则愿意推举商会的领导层企业竞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职位(3)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职位比较有限，既分界别，又分阶层。对于工商企业界而言，即便是大型企业的企业家也不是必然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因为大型企业的数量远比分配给工商企业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数量要多。因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竞争是激烈的。除了企业实力外，企业家的声望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按照要求，企业家必须要能够团结本界别的相当多企业家，有影响力、感召力才有可能当选，否则，仅仅是企业的经济实力而不能服众，不能团结、代表相当多的企业也是不能当选的。因此，商会领导层企业通过商会的运作获得会员企业的拥戴是获取声望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普通会员企业来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职位是不敢奢望的。对于领导层企业家而言，单纯的经济实力并不能使其获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待遇，必须将经济资源转化为声誉、威望等非经济资源，使其在业界的代表性更丰满，才能实现政治待遇。商会领导层企业通过政治地位的提升获得更多发展后，又能带动商会更好地发展，从而惠及一般的会员企业。通俗地讲，就是各取所需，但需要各方合作才能实现各取所需[5]。对于公益性产品供给的关联利益机制而言，任何企业都会想办法与政府搞好关系，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因此，同乡商会提供的很多公益性服务，表面上看，党政部门未支付相应的费用，但实际上存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关联利益机制。比如，同乡商会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牵线搭桥，协办或承办招商引资大会，积极参与地方经济治理，为政府的政治经济战略提供了大力支持，党政部门并未支付对等的费用。但是，党政部门很可能在其他方面给予支持，比如在公共工程招标采购中，同等条件下优先中标；或为其经营发展提供最大便利；或对其领导层的企业家参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力支持。这种关联利益是一些同乡商会领导层企业积极提供某些公共服务的重要动力机制。二是志愿机制[12]40。志愿机制本于人类的大爱精神，人们愿意无偿将属于“自己的”财富、精力、时间、知识等贡献给他人[13]。在笔者进行的访谈中，不少同乡商会的秘书长都表示很钦佩会长，尤其是创会会长，认为这些会长不仅有能力，更重要的有奉献精神，是热心人，人品好。这就是说，商会中有些会员企业，尤其是领导层企业愿意为了会员共同的事业和商会的发展，不计较个人和本企业得失，而是讲奉献。再比如，同乡商会参与的许多与自己家乡无关的慈善公益事业就是志愿精神的良好体现，即便参与家乡的慈善公益事业，与乡情有关，有对家乡人民的关爱，实际上也是一种志愿精神。如果说，关联利益机制还存在物质上的贡献期望得到非物资利益的情形，那么志愿机制甚至连非物质利益都不计较，而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一些同乡商会中确实存在这种利他精神的志愿机制。
(三)评价反馈机制
会员对同乡商会提供的俱乐部产品至少存在两种评价反馈机制，一是用手投票，二是“用脚投票”。前者，通过同乡商会职能部门的诸多询问或者后续走访，均能获得会员的评价反馈信息，或者在每年的会员(代表)大会和工作总结大会上反馈。后者，会员如果被服务感不强，持续对服务不满意，同乡商会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和凝聚力，要么不缴纳会费，不参加活动，不配合商会的工作，要么直接退会，同乡商会失去众多会员的认可，要么在换届选举中更换领导层，要么同乡商会就办不下去。在组织架构中，有些同乡商会建立了监事会，是监督机制，也构成评价反馈机制的一部分。
在俱乐部产品的供给中，同乡商会与会员的沟通交流机制是供需匹配机制的基础。同乡商会搜集会员诉求的方式有多种。一是同乡商会领导、职能部门对会员的定期走访、座谈，了解会员的需求。二是会员主动向商会职能部门反映诉求。三是组织会员参与研讨、考察等，会员获得新的理念、信息后产生共识，向商会提出建议、诉求。同乡商会的职能部门将搜集到的会员需求信息汇总、梳理，再交给决策层分析、讨论，最后决策，确定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内容。按照决策内容的重要性程度，一般事项由会长办公会决策，重要的事项由理事会决策，特别重大的事情由会员(代表)大会决策。决策形成后再由秘书处牵头各职能部门执行或实施。至此，同乡商会俱乐部产品的供需匹配完成。
在互益性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机制中，动力机制是核心。动力机制总体上分两类，一类是物质利益驱动机制，包括关联利益机制、合作剩余机制、财税政策支持机制等；另一类是非物质利益驱动机制，包括志愿机制、声誉机制、情感机制。实践中，物质利益驱动机制仍然是关键，但非物质利益驱动机制也很重要，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两者共同驱动互益性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
女人的鼻子几乎贴到了我的鼻子。这时，我感觉自己必须下车了。司机听到争吵后，大声说，“小姐，要不要在派出所门前停一下？”女人好像很喜欢这样的威胁，没有立即回答司机的问话。汽车停进车站。我推开上车的人，慌忙从前门下车。
四、结语
1.俱乐部产品供给的动力机制第一，会员受益与成本分摊匹配机制。同乡商会的会员需要缴纳一定的会费，同时享受同乡商会提供的一些俱乐部服务，这是会员受益与成本分摊匹配机制最基本的含义。但是，会员缴纳会费的数额是有差别的，一般而言，会长企业、副会长企业、理事企业以及一般会员企业，缴纳的会费是由高到低的。会长、副会长企业还经常向同乡商会提供捐赠、赞助，补充会费或活动的专项经费。这意味着，在同乡商会中居于不同地位的会员企业从同乡商会享受的利益与承担的责任是相匹配的。这是会员受益与成本分摊匹配的第二个含义。但是，仅仅是这一机制并不能保证同乡商会正常运作，也不能完全解释同乡商会俱乐部产品的供给机制。因为一般的市场交易机制也是收益与成本匹配机制，那么同乡商会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同乡商会所提供的服务就由市场交易替代。所以，同乡商会的俱乐部服务供给还有其他的机制。
同乡商会参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践活动显示出较高的效能。实践中，同乡商会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时，政府只投入了相当有限的资源，并且主要是政策资源，只耗费政府很少的财力、物力，但却表现出强大的服务效能。在俱乐部服务供给中，同乡商会几乎是自发发展出内容丰富的俱乐部产品供给，基本是基于同乡商会所能动员的资源，偶尔动员政府资源。在公益性服务供给中，如招商引资、调解矛盾与纠纷、配合政府战略、公益性捐赠等等，政府主要是引导与规制，同时给予有限的财力、物力支持，以相当有限的政府资源撬动同乡商会参与大量的公益性服务供给，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就是同乡商会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效能。
同乡商会具有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同乡商会的领导层是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家)，普通会员也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家)，其资源动员能力是其他民间非营利组织所不能比的。以每家商会300家的会员企业数量计算，上万家同乡商会联系的会员企业数量已达300万家。以这些企业为基础，同乡商会能动员广泛、海量的资源。其他任何一种民间非营利组织，无论是组织体系、组织数量、组织规模，以及动员资源的能力，都差得太远，还难当大任。可见，同乡商会具有参与公共服务的资源动员能力。
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存在大量带有传统色彩的组织资源，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某些传统因素与现代组织形式融合而成的，如同乡商会就是将同乡因素与现代商会的组织形式融合，或者说由传统的商帮演进而成。其根源在于，有些传统的组织资源表面上消逝了，但某些基因却遗传了下来，与其他社会组织形式融合，演变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类型，现代性因素更强一些，但带有传统因素。另一类则传统色彩更强一些，组织形式的变化不明显，但也融入了一些现代因素，如同乡会、宗族组织，其传统性更强一些。这两类组织都带有传统色彩，区别只是在于传统色彩的强弱。
进一步挖掘带有传统色彩的互益性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潜力，首先要挖掘那些已受到较多关注的组织资源的潜力。以同乡商会为例，正如本研究所显示，同乡商会在参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中已发挥较大作用，提供了内容丰富的俱乐部产品和公益性产品。但是，并非所有的同乡商会均提供了如此丰富的公共服务。相反，大部分同乡商会未能如此，正如大部分的同乡商会发展并不令人满意一样[14]224。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例都是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做得不错的同乡商会。但这部分案例恰恰证明了一种可能性：既然已有同乡商会提供了内容丰富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在各级政府改善政策环境的情况下，其他的同乡商会经过努力也是能够做到的。这就是说，在挖掘同乡商会的正能量潜力方面还有较大空间，不仅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在其他方面都能挖掘其正能量潜力。
海外中华商会也属于此类。它是中国人在外国建立的同乡商会，目的一方面是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抱团发展”。一百多年来，海外中华商会在团结华人、维护华人的权益、传播中华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在国家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今天，海外中华商会为国家的全球战略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民间战略支点，能为中国的开放崛起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营盘河大桥左、右线1#桥墩均采用双肢薄壁墩，墩高33.5m,单肢截面尺寸 6.25m×1.5m，肢间净距3m（见图1）。由于肢间间距较小，为避免在提升过程中左、右幅模板发生碰撞，把肢间间距内侧的三角架设计成整体横撑平台整体提升。取消模板主背楞及斜撑，利用对拉杆进行模板固定，既避免了左右幅相互的干扰，同时增加了操作的安全性。
冯一余一气之下，又重新开车了。至于停车的问题，他已经有了办法，向领导提出申请，换了一个工作岗位，不需要每天晚上应酬，一下班就可以准时回家，可以保证停车万无一失了。
细读法的使用：细读法也是英美新批评对文本解读的一种方法，抛开与文本相关的时代背景、作者生平、政治等因素，只是就文本本身进行解读。细读法并非适合所有的文本，主要是去分析文本中的悖论、词语的内涵和外延所产生的那种张力、反对意图谬见和感觉谬见。细读实际上就是深入阅读、充分阅读、深入思考，主要是去分析那些反讽、隐喻、象征、含混等修辞手法进行分析，从而更深的理解文本的意义。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特别的适合对诗的研究，由于诗歌一般较为简短，很多意思作者无法全部表达出来，特别是中国传统诗多喜欢使用大量的意象、隐喻、用典等修辞手法，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能更深入的解读诗文本。
进一步挖掘带有传统色彩互益性组织资源的正能量潜力，还要进一步挖掘较少受到关注的组织资源的潜力，如同乡会、宗族组织。以同乡会为例，从正面功能来讲，同乡会能够为客居异地的人们提供情感支持，使他们在脱离原有的社会关系的客居地获得情感归属，得到情感支持，当他们遇到挫折与创伤的时候，抚平他们的挫折和创伤感。同乡会有时候也能发挥互帮互助的功能，一些群体性事件因同乡会的引导而平息。从负面功能来讲，同乡会容易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搞小宗派，有时甚至扰乱某个单位或集体的正常秩序。比如，一些群体性事件就与同乡会的支持密不可分。不过，这些负面功能与明显的社会危害还不能相提并论，还没到明显危害社会秩序的程度。宗族组织也与此类似。从其正面功能来讲，对其引导、规制得当，就能发挥其稳定社会族群的作用，也能为公共服务供给提供有力支持，比如调解矛盾纠纷、提供族群内的慈善公益、稳定族群内的秩序。从负面功能来讲，也容易结成小群体，甚至为了族群利益与基层政府对抗，引发群体性事件。
总之，必须看到，这些带有传统色彩的组织能够生存下来，肯定是因为其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求，有其存在的基础，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对于这类组织不能一味地取缔、打压，而是要厘清其存在的原因、正负功能，进行恰当规制、监管、引导，尽量抑制其负面功能，发挥其正面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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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4-28
作者简介：
吴志国(1978—)，男，河北任丘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商会史研究。
E-mail:baiyoung@163.com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86/j.cnki.1673-2618.2019.03.013
(责任编辑：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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