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现代国家的发展中，民族主体性常常表现为对政治的诉求，在民族发展的今天，民族主体性的表达趋向于多样化，并更多呈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诉求。基于贵州省荔波县布依族“古文字”再生的田野调查，讨论文字与民族主体性的关系。一方面布依族传统民间信仰与“古文字”有着密切关系，地方政府、民族精英扮演“古文字”推动者的角色，打造地方品牌；另一方面，布依族“古文字”的出现，唤起民族情感，民族性被诉求和呈现，推动民族主体性的表达。
关键词：布依族；古文字；传统；再生；主体性
近2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挖掘成为重要的手段之一。通过推动民族文化发展，从而打造地方品牌，贵州黔东南的苗族芦笙舞、侗族大歌，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德宏地区的目瑙纵歌、丽江的东巴文字等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民族文化品牌。
②高压水泵用于将清水压入孔内，启动压力大于20pa。向缺陷中从顶部到底部喷射水流。喷管提升速度为10cm/min，转速为20r/min。处理长度应为缺陷处上下50cm，高压水流将灌桩的缺陷部分切割成泥浆状。当切开一个孔而另一个孔溢出时，可以确定缺陷处已经被击通。然后换另个一孔直到全部打通位置，在所有钻孔连通后，通过水循环从桩体排出内部废渣。当所有孔中的水流变成清水时，表明完成废渣的清洗工作。
PLC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主要包括四个阶段的内容。通过利用PLC技术可以对机械电气控制装置进行全面性的控制，保障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例如：机械控制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故障，利用PLC技术可以在第一时间将故障的主要原因诊断出来，并将相关数据发送到计算机中，根据所规定的控制指令对设备运行过程中的故障进行及时的解决，以此来保障设备运行的安全性[2]。
受西方建构理论的影响，民族文化复兴、民族文化挖掘的过程，常常会被强调传统的“再创造”以及“再生”的过程[1-3]。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民族文化的“再生”发展过程，这也是少数民族主体性表达的一个部分，是民族发展的渴望，这一点却往往被很多学者所忽视。
荔波县地处贵州南端，位于贵州省与广西省的交界处，杂居着布依族、苗族、瑶族、水族等少数民族，其中布依族人口最多。2008年贵州省荔波县档案局局长参加首届“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上看到“确认的古壮族文字和荔波布依族傩书中的文字似乎很像”，于是就产生了“我们那里(荔波)的东西(傩书)是不是也是‘国宝’级的珍贵古籍呢”的疑惑[4]，之后他向荔波政府领导汇报，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重视。荔波县政协、布依族协会开始对散存于民间的布依族傩书进行了收集、整理。2009—2010年，贵州省荔波县布依族的《献酒备用》《接魂大全》《关煞向书注解》等共计15本布依族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中国政府为建立完善整个古籍档案，由国家文化部拟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的一份名录，主要收藏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至此国务院认定布依族为“有自己文字的18个少数民族之一”。
布依族先生对于当地的民间信仰有着很深的热爱，表现出来的正是民族的传统主义，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他们愿意出谋献策。范可在研究中借用韦伯的传统主义来分析闽南的一个宗族社区时，指出：“传统主义可以考虑为一种维护、稳固和强化传统的一种抱负，强化社会延续性和凝聚力。”[7]可以认为，布依族的传统民间信仰强化着布依族社会的延续性和凝聚力，这一传统主义的惯性与古文字的再生有着密切关系。在调查过程中，当地的布依族老百姓告诉笔者说：“这些仪式，你看到别人做，你也会想做，不然你会觉得不舒服，做了(仪式)我们才是一样的人。”也就是说，传统主义在少数民族生活于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凝聚力，构成族群的认同信念，也是构成“我群”身份的重要特征。
“南海核心利益说”距其提出已经整整8年。追根溯源，引发该说的是《中国军队寻求拓展海军实力》这篇文章。此后，关于该说的研究及其影响大体都在该文的框架之内。就这篇文章而言，“南海核心利益说”不过是一个具体的论据；但就此后该说的影响而言，该文不过是为该说提供的一个国际趋势分析框架。因此，对该说的思考宜以这篇文章的框架为基础，以前后事实发展为依据，同时就该话题的“政治性”以及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布依族“古文字”的载体：传统民间信仰
对于《红楼梦》中的儿化词，海洋女士曾做过粗略统计，仅《红楼梦》前八十回，儿化词就出现了一千次左右(包括重复使用)，平均每回达十多次，总条目达440条之多；仅第7回、24回、28回等，就各出现过80个以上，《红楼梦》中儿化词数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经书的仪式活动、仪式的来源、民间信仰上地域文化的交流，甚至包括一些官方对这些仪式文化打造，M先生也有着自己的见解：
1.2 入选标准 根据美国甲状腺协会（ATA）指南：①低回声或极低回声的实性结节，且TI-RADS评分在4级或以上；②形态不规则；③边界不清，向周围组织浸润；④结节内部有砂砾样钙化灶；⑤结节纵横比＞1；⑥结节内部血液供应丰富、分布杂乱；⑦周围有肿大淋巴结，恶性可能性较大；⑧良性结节随访过程中结节增大或形态异常；⑨有高危临床病史：甲状腺癌家族史、甲状腺癌手术切除史、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Ⅱ型、头颈辐射暴露史等。需作细胞学检查鉴别结节良恶性［4］。符合以上2条或2条以上者。
荔波当地布依族的民间信仰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地方传统的民间信仰，当地百姓会信仰一些长相比较奇异的大树或是石头，认为它们具有灵性，属于原始宗教，这一类民间信仰的代表人物在布依族地区被称为“过阴”的人，这些人多为女性，也有一些男性，她们被认为是“天赋异禀”而具有异常能力，这种“天赋”通常是通过生一场大病痊愈后，或者说是突然遇到什么事故后而获得，她们被认为可以沟通“阴间”和“阳间”，窥探过去和预知未来，集中在一些民间小仪式上，如“捏蛋”等。她们类似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的“萨满”；另外一类则是布依族的民间宗教，俗称摩教，代表人物是布依族先生以及一些相对专业的宗教人士(如道士等)，布依先生也通常被称为“布摩”，“摩”在布依语言中是“诵读”“念诵”的意思。“布摩”即为会念经的那些人，他们的宗教知识并非生具来，而是通过经书(摩经)习得。集中体现在一些较大型的民间仪式中，如“添粮补寿”“安龙”“做桥”等，布依族“古文字”正是依托着这些古老摩经、傩戏经书而出现。
在科研上，中山医院MDT也激发出许多好的科研项目。“因为有好多科研项目的动议，是从MDT团队讨论当中产生的。”孙湛说。
贵州布依族“古文字”研究专家周国茂教授，将布依族“古文字”定义为：指历史上(100年前)布依族使用文字符号的总称，他指出“布依族的古文字主要用于占卜、记录摩经、傩书以及民间文学等，这些文字在布摩、布依傩戏文化执掌者或部分民间歌手中使用，不同地区不同传承群体使用时各行其事，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没有能同行于全民族之中，同时，由于多数字符是汉字或形似汉字，因此，过去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一种汉字，不是布依族文字”[5]56。另外，他也将布依族的古文字分为了安龙型、威宁型、荔波类型、六盘水波拉字母文字4种，其中荔波类型的布依族古文字目前是在布依族3个土语区中流行范围最广的文字，这种文字多为方块字，“主要成分是汉字，但大多数已和汉字原意毫无关系，纯粹是标音符号；一部分利用汉字偏旁部首按汉字‘六书’造字法创制而成；此外，还有小部分属于比较抽象的符号”。主要是借音、借形义、借偏旁部首重构，如用“拜”(pai)的发音来代表布依语中“去”，“兒”(imk)表示布依语中的“儿”，“那”代表“田”的意思等等[5]56-59。在布依族生活的不同地区，布依族的“古文字”类型也呈现着多样性，同时这类文字更多的是运用在祭祀之中，而非日常生活的场景。
M先生[注]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本文田野调查采访对象均采用化名处理。是荔波当地的文化精英。布依族传统的做桥[6]、[注]做桥，是荔波县当地布依族的一种傩戏仪式，寓意送子、祈福。看风水、择吉日等活动，村里人都会请他去主持，在当地享有盛誉，并且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同。荔波县组织的布依族活动都会邀请他去参加，包括组织申报布依族古籍的项目，全省布依族古文字培训班等，M先生均受邀全程参与。如今保存于荔波县民委和档案局的布依族原版古籍书，相当一部分就是M先生家祖上流传下来的。M先生的姐姐告诉笔者：他们家从迁入的第三代开始做桥，到他们这一辈时，家中只有2女1男，M先生是家中的独儿子。M先生起初并不愿意当布依族先生，他父亲便说：“你要学呢，你不学，我们家的这些书怎么办呢？”后面M先生便开始学习经书，当了布依先生，因为识字，学得还不错。对于布依族的“古文字”，他是很自豪的。
文革的时候，这些书(摩经)都要被(要求)拿去烧，我们这个地方偏僻，一些重要的(经书)我就偷偷拿去山洞里面藏，不然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布依族古籍。那个时候也是斗得厉害，我的老父亲都被拿去斗的，我也是爱好这些东西，才做(仪式)的，现在没有几个人喜欢做了，县里面的布依族古文培训班，请一些本地的布依先生去，他们都不去啊，因为不给钱啊，还要自己掏钱，谁愿意去！还耽误自己的活路，就我一个人去了，我不在乎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喜欢。这些古文字是我们的文化，其实应该发扬，但是这个字(古字)有个问题，就是不同的师傅(布依先生)写的(文字)不一样，一个师承的才懂得，所以这个得学习，难呢，不是那么容易的。[注]田野调查访谈资料，M先生，2015年11月。
贵州省荔波县布依族“古文字”[注]荔波布依族“古文字”，也称为布依族古方块字，在2015年-2016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官方对该类文字没有一个统一的称谓，文字名称仍处于商议阶段，文中用布依族“古文字”作为这类文字的指代。的“传统”以及“再生”，正凸显了民族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挖掘与打造，事实上也是民族的主体性诉求的发展。本文以贵州省荔波县布依族的“古文字”为例，探讨布依族传统民间信仰与“古文字”的密切关系，进而分析地方政府、民族精英扮演的“古文字”推动角色，民间文化转变为民族特征及民族文化资本，进一步加强了布依族的民族认同形成，推动民族主体性的表达。
二、布依族“古文字”的区隔与发展
这些(古文字)原来收集的时候，没有根据古籍收集整理好，因为他把这个自创字给提出来了，根据布依族的那个方块布依文，单独从自创字写出来，字数太少了。这个是布依先生写的，就只有布依先生能读，他可以读，我们就看不懂，有时候意思是叫你‘去挖秧挖田’，不懂的人来读，反而读成‘去挖地去了’。……我们这边布依族懂得国际音标的人很少，现在为了我们的这个布依文尽快编译出来能够应用呢，只有和大学院校来合作，然后争取国家的科研课题。我准备研究一个荔波布依文的词语词典，如果能够搞出这一样一个词典来，那么大家就能够很快的认识运用了，编词典最主要就是要懂得国际音标，如果不懂得国际音标就是寸步难行，这些是它自己文字再创出来的。[注]田野调查访谈资料，Q五， 2016年7月。
在贺大卫的方块字文本的研究中，他把方块字放入到了一个更大的区域环境中来对比，涉及到中国贵州布依、云南东部的侬、沙以及越南北部地区的侬、岱等文字抄本，认为这些文字有相当广泛的区域性，同时也有小区域创新的痕迹[8]。荔波布依族的古文字正是此类方块古文字，布依族“古文字”与古壮族文字很相似，源于这两个民族比邻，在历史上有着共同的起源。有一次笔者问及荔波布依族“古文字”与古壮字相似时，一位当地官员这样给笔者解释：“这个没有办法啊，既然国家认定我们是布依族，那我们这个地区发现的古字就应该是布依族古文字啊，不然就不要说我们是布依族，既然说了，那(国家)就得认可这个是布依族古文字。”[注]田野调查访谈资料，M十二，2015年10月。
越来越多的学者秉持韦伯的族群观念，即族群在主观上的认同、信念、共同的记忆超过族群客观上的血缘关系[9]。对于民族而言，构成民族“信念”的因素也有很多，民族文化正是其中之一。巴斯在族群边界研究中，提到“族群边界是通过‘自我归类’(self-ascription)而形成，在这里人们利用一些文化特征”[10]，如同王明珂在分析人类群体认同与“身体”文本中指出“人们对我群和他群‘服饰、饮食’认知和表述，常反映在其身份认同与主观建立之我群和他群“区分”[11]。尽管文字类型相似，但布依族人仍以布依族“古文字”与同源壮族进行文化区分，表达自己的民族身份，进行自我归类。
布依族的“古文字”来源于传统民间信仰中的古籍经书。在布依族村寨里面，传统民间信仰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大小小的民间祭祀仪式，把布依族人和他们信仰的世界联系起来。布依族人相信超自然的力量，以及拥有祖先崇拜，相信今天与过去、今天与未来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做桥’在我们这一片(地区)做得多。最开始是在C村做的，后来才在这一条河边流行起来。(现在)每家每户都做桥，一般做3天3夜，有的会简要的做一天一夜，念关键的(经书)部分就完了，如果要全部的经书都念，要7天7夜的时间。我们的这个经书是有故事情节的，他们好多是没有情节的，比如像一些的布依族先生他们会念，但是他们讲不出来为什么要念这些东西。我们是要纪念圣母娘娘，其实就是像汉族的伏羲一样，它创造了人类，做了这个才保佑我们。我们这个是傩戏的部分，分坛内和坛外两处来弄，在D村那个地方只做坛外的戏。我们这个经书申请文化名录的时候就被人家质疑说是从壮族拿过来的，亲自看到书了以后他们(官方)才说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东西，才承认。布依族和壮族的东西就是很像的。布洛陀[注]布洛陀，是壮语、布依族语的音译，指的是“山里的头人”，“山里的老人”，一些人也把它引申为“始祖公”，是很多壮侗语系民族口头文学中的神话人物。这个东西壮族的信，我们也信，水族也信呢，上次有个泰国的学者来这里，我们对话好多都是讲得通的呢，她就是研究布洛陀的，从广西来到我们这边，在荔波呆了一段时间。[注]田野调查访谈资料，M先生，2015年11月。
民族古籍文字档案的出土、整理和确认，是国家民族政策的体现，同时也是国家的民族与边疆的治理体现。荔波县布依族协会的一位干事讲述了布依族古籍以及布依“古文字”的发展由来。
一直到解放后，国务院推行了一个拉丁布依文，在没有发现我们布依文(古文字)的情况下，它已经推行了。后来2007年，我们在抢救民间国籍当中，把它(古文字)收集上来了，上报到国务院，国务院才承认这个布依族是一个有文字的民族。现在我们荔波就有，国务院明文规定承认的。现在全国就有16本布依古籍，16本当中其中荔波就有15册，三都有1册，就是布依文。前几年呢，中央比较重视对布依文字的研究，现在我们布依族(人士)，贵州省原来的副省长将我们荔波作为中国布依族古文字研究基地，去年就在这里召开了全省、全国布依族文的培训班。万事开头难，刚刚弄，起步。现在我们正在整理布依文，也希望我们各大院校来帮我们作为研究，我们初步列入了一些表一表二，布依文中形容词在后面，人在前面，现在整理还不完善呢，这个也不是完整的。[注]田野调查访谈资料，Q一， 2016年7月。
毫无疑问，从民族的主体性表达中，布依族“古文字”被地方以及民族精英发现、推动，并取得了文化“合法性”地位，表达了民族主体性的诉求。但同时另外的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这种“古文字”在民间以及学术群体中，也有一些争议，一位曾经教授布依族文(布依族拉丁文字)的民族工作人员，强烈的否认了这种布依文，他认为这种布依文并不是布依族的古文字，而是布依先生搞的“牛鬼蛇神”的东西，他将“摩经”称为“鬼书”，关于“鬼书”他认为“这些都是瞎搞”；[注]田野调查访谈资料，C一，2016年3月。贵州民族大学的一位老师，也参加了荔波布依族第一届的古文字的培训会议，她认为所谓的布依族古文字，实际上就是布依族先生做宗教活动过程中，因为读音的问题，由布依族先生自己造出来一些字出来，她说“如果这些字是布依族古文字的话，那我们侗族也有自己的古文字了，这些都是那些布依先生用汉字拼写然后用布依族语解读出现的字”。[注]田野调查访谈资料，O老师， 2016年12月。 尽管争议不断，布依族“古文字”的合法性已经成立，以布依族“古文字”的品牌“再生”成为地方精英打造的重点。
三、布依族“古文字”的再生
2015年7月荔波县民委召开《方块布依字研究基地交流座谈会》，请来很多专家学者，在民委的一楼会议室里召开。参加活动的人员中有省民委的领导，有贵州民族大学的老师，有省布依族协会的成员，有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的老师等，他们对布依族的布依族“古文字”的保护、抢救和宣传，以及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等献谋献策。其中包括布依文名称规范使用、古籍文献的征集、收藏保管单位的经费、加强对布依古文的整理、翻译工作等问题进行研商，以及对布依先生为研究群体，保护传统文化，如何扩大宣传、翻译研究“古文字”等问题进行讨论。
已经被国家法定认可为布依族的“古文字”，虽然在民间和学术界具有一定争议，但它确实是出现在今天布依族地区的一些古老书籍中的文字，在今天的诵读过程中，也是用的布依语来读音。另外的一方面，这些古文字并不是一种普通文字，大部分程度上，它应该是属于一种宗教文字，属于区域性的宗教文字。这种文字作为一种造字，不同的布依先生写法不一样，只有他传承的弟子才能识别他们师傅经书上的古文字，所以布依先生对该类文字的认识程度也不一样。同时区域同源民族共享的宗教文化大体类似，所以也就出现上面所说的“古壮字也类似”“侗族也有古文字喽”这样的异议，民族文化与区域性的民间宗教文化实际上是有重叠的部分在一起的。而这种重叠在一起的文化，因为民族的不同，民族主体性的表达不同，也就成为了一种民族文化资本的竞争。当地一位村民这样和笔者解释这种民族文化之间的竞争。
与中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布依族一直被认为是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帮助一批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以拉丁文字为其创立了民族文字，布依族也在其中。当下布依族“古文字”的“发现”，逐渐改变了布依族“无文字”的形象，同时地方精英们也在不断地形塑这种文字。
在这之后，2015年底和2016年底，荔波县民委又组织了几次布依族古籍文字的培训班，聘请了相关专业的老师和人员，召集县里的相关干部和布依先生等学习布依族文字，希望布依族古文字能成为一种民族特征标签，转为民族文化资本。在人类学的研究中，马雪峰从白族的语言文字来解读近代白族历史构建的问题时借用了泰勒的“差异的政治”概念，强调追求某种独特性，并要求对这种独特性的承认，对独特性的追求往往是民族国家人群分类的结果[12]。张劲夫也提出：“‘创制新文字’和书写实践对于‘无文字民族’而言具有重获失去的文化财产的政治隐喻。”[13]布依族的“古文字”也正是政府和民族精英们追求和呈现的民族独特性，布依族“古文字”取得文化合法性，加强了布依族政治上的合法性以及族性的表达。在布依族协会，一位工作人员和笔者说道，他们在研究布依族“古文字”过程中的一些困惑和未来期望。
我们念这个话跟广西壮话一样的，我们祖先去下面搞生意，见人家搞闹热了就和人家买(经书)，老祖宗还说，和人家买，人家还讲，(如果)你(有)能够买一块半亩田(的钱)，你就来买，我们祖先说，买得起买得起，有！有！后来就去买了，就传过来了。比如像M先生他们的‘做桥’，都是广西那边传过来的，后来他们搞布依族文化研究，去开会，有两个领导讲‘不要讲是从广西传过来的哦，讲了就是人家的了，布依族就没得了’，实际上的情况，我也是晓得一点，布依族和壮族，血缘关系的嘛，年代久远了，各坐一个地方了，就另立山头了，算起来，我们布依族没比壮族强大。[注]田野访谈资料，W三，2016年11月。
对数据进行处理，统计学软件则使用SPPSS25.0，其中计数资料运用（%）进行表示，以卡方检验进行检验；计量数据运用（±s）的方式进行表示，以t检验进行检验，若所得出的P值小于0.05，视为研究具有统计学意义，反之则代表无统计学意义。
布依族的“古文字”大部分从民间信仰中衍生出来，通过当地人的创造形成了一种传播性的文字，而这种文字在新的形势下形成了文化资本，也变成了民族文化的标签，不仅仅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资本的竞争，同时也形成了民族内部竞争的资源。荔波当地布依族先生就这样说道。
管理类沙盘实训课程以其知识性、挑战性、趣味性受到高校的青睐，越来越多的院校开设了各类沙盘实训课程，且很多此类课程均有省级或国家级的技能竞赛为背景。但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由于其复杂性、团队协作等特点，导致部分学生难以全身心投入，因此如何激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课程顺利实施的关键。
那个时候三都县也想去申报布依族古文字，但是他们那边的经书不多嘛，而且那边的布依族先生也不得力，好多也解读不出来，所以还是要我们来做，我们这边的经书多，而且布依族先生也多，三都那边是水书多，他们的水书也很有名，我们得赶紧做起来呢，不然就不在我们这边了嘞，这边牌子就没有了。[注]田野调查访谈资料，M十三， 2015年11月。
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荔波布依族古文字很快地被再生起来，中国的民族政策在56个民族的框架下所实施，而民族文化的合法性也是要建立在国家政策之下，在《国家古籍珍贵名录》的吸引下，既然古壮字可以成为壮族的少数民族古文字，为何布依族古经书上的文字不能成为布依族的“古文字”？促成一种合法性的布依族“古文字”就成为荔波地方精英们心愿，只有成为合法性的民族文化，围绕其发展出来的一系列文化，才能变成布依族的文化资本。正如今天民族旅游热火朝天的丽江古东巴文字一样，不仅仅能变成民族文化，同时也能成为文化资本，转变为经济，还能促进民族的文化认同，推动民族的主体性表达。在2016年荔波地方的六月六布依族歌节，布依族文字的书写就已经开始变成了一个节目进行展演，吸引着游客，同时也加强着布依族人的文化认同，一些老百姓也会在下面议论到“喏，现在讲，我们布依族也是有文字的喽，县里面就在搞这个东西呢”。布依族拥有“古文字”，由精英开始不断地向布依族民间扩散。
再生文化并不是说无中生有，荔波地方布依族的地方精英们在洞察了国家政策的条件下，寻找出布依族的文化特色，并将其再生出来成为民族文化资本，成为自己的民族品牌和文化资本并进行推广，既能获得国家在民族政策以及经济上的支持，也能成为一种民族旅游的文化，吸引游客获得经济利益，同时传播布依族文化，加深布依族的民族认同，促进了民族主体性的表达。
四、小结
ethnogenesis强调族群形成的过程(process of ethnic group formation)[14-15]，族群形成是诸多因素影响缠绕着发展，民族文字的生成，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促成民族主体性的表达。文字作为文献档案、文献作为政治、文字作为民族认同，文字作为记忆载体，促进着民族记忆的阐释生成与再生。
民间信仰在荔波布依族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掌握着这些文化知识的布依族先生们，在学习的经验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以布依语为发音，用类似于汉字书写的方块文字来记录经书唱本的经验。这些文字大多与民间宗教有关，而掌握这些文字的人大部分都为布依族先生，并且有一些文字在他们之间的理解也存在着差异的。由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出现，为争取民族文化的合法性，荔波地方精英有意识的再生了布依族的“古文字”，并且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形成一种“合法”的文化，布依族的“古文字”不仅仅成为布依族文化记忆中重要的一部分，更进一步也可以在民族发展中作为布依族的民族文化资本，获得国家民族政策的支持，同时这种被强化出来的文化也促进了布依族的民族认同。
布依族历史上作为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语言是其身份的重要象征，在民族政策的框架下，国家为其创立的布依族拉丁文，进一步的确定了其政治身份的合法性，今天布依族精英透过布依族古文字的确立，确立布依族文字的主体性，以此进一步诉求自己的民族主体性和话语权，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大部分中国无文字古老民族共同面临的历史发展中的共同问题。
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布依族民族文化的发展，不仅仅受到地方精英“刻意”发展的影响，在社会变迁以及民族旅游的过程也受到了地方政府以及大众文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影响。在这些影响过程中，同时也刺激了布依族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自觉，寻找“文化”并发展，这种在不断被“再生”并且发生演变的文化，促进着布依族人民族认同，表达布依族民族主体性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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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ndRegenerationofWrittenLanguage
WEI Wei
(CollegeofMedia,GuizhouMinzuUniversity,Guiyang550025,Guizhou)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untries, national subjectivity often manifests itself in political appeal, diversification of expression, and more in the appeal of national culture.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n the regeneration of Bouyei’s “ancient written language” in Libo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ten language and national subjectivity is discussed. On the one hand, the traditional folk beliefs of Bouyei peopl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ncient written language”. Local governments and national elites play the role of “ancient written language” promoters to create local brand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mergence of “ancient written language” of Bouyei people arouses national emotion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appealed and presented to promote the expression of national subjectivity.
Keywords: Bouyei; ancient writing; tradition; regeneration; subjectivity
收稿日期：2019-04-01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项目“珠市彝族生育意愿及当代变迁”(JD2013034)。
作者简介：韦玮(1986-)，女，布依族，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讲师，人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视觉人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05：H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4-0133-07
[责任编辑：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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